一、2002年度10个典型解决方案(论文文献综述)
曹勇[1](2021)在《高校通识教育中的设计课程研究:概念、内容与课题方法》文中研究表明伴随我国高校新时代本科人才培养模式转型,美育、双创教育、跨学科教育逐步成为重要内容。它使设计教育从专业领域进入通识领域,面向高校非专业学生的通识设计教育快速发展,但对它的系统研究还很缺乏。因此,以其发展历史与现状为依据,以概念剖析与设计研究为方法,对其概念内涵、课程内容建构、课题设计方法进行了系统理论研究,并形成以下结论:设计通识是以设计学科为内容载体,以通识美育为育人目的的设计教育形态。它揭示了设计教育作为一种跨学科探索活动在职业教育与人文通识之间的往复运动。回归美育育人不仅是其应用功能,也揭示了设计创造力培养的主体内在根源和设计作为人文学科的价值本源。在育人与学科双重视野下,设计通识课程内容可分为设计语言、设计返身、设计自由3个层次,其知识形态特征应该是学科内的破界与贯通、学科外的跨界与交叉,其核心能力是设计形式生成的思维能力。通过“知觉-媒介-抽象”、“意义-符号-叙事”、“技术-结构-系统”、“观念-重构-生成”4种设计形式生成思维的训练,建立全人发展与身体、文化、技术与观念的广泛联系,它既是设计育人的特点,也是设计学科自身拓展的动力。通识设计的课题设计方法对应于课程的核心内容和内容层次,表现为微观的基于具体内容的设计方法、中观基于应用情境的设计方法,但宏观层面上讲通识课题设计的本质不仅是“关于设计教育的研究”,更是一种“设计的研究”。课题作为人文性的教学设计“形式”,在抽象层面也具有媒介、意义、结构、观念4方面特征,由此打开课题设计更为丰富的可能。
刘琨[2](2021)在《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研究》文中指出基础设施建设作为经济发展的基石,为社会生产和居民生活提供物质工程设施及相关公共服务,对其投资可以带来几倍于投资额的“乘数效应”,有着举足轻重的“先行地位”。随着全球基础设施短缺及老化现象日益严重,给各国政府带来了持续性的挑战。由于传统采购模式引起的公共部门财政支出与债务压力,以及资产交付与服务质量的低效率问题,基础设施正由公共供给转向私营供给,这一趋势因思维方式转变和良好实践效果受到支持,因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得以加强。上世纪90年代,随着英美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兼顾效益、效率、公平的公私合作PPP模式应运而生。目前,全球已有135个国家开展了基础设施公私合作,但各国PPP运行效率差异较大,在PPP模式风靡全球之际,加拿大发展为最具PPP市场热度和成熟度的国家之一。本篇论文针对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展现了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全貌:以PPP模式相关理论为基础,通过对加拿大PPP模式发展进程中,全生命周期采购管理,风险管理,多元化投融资市场,法律制度与政府监管体系建设四个方面的探究,挖掘加拿大PPP模式跻身领先地位的深层驱动力。目前我国基础设施PPP模式正经历由高增长到高质量的规范化发展阶段,面临着诸多困难与挑战。通过研究,吸取加拿大PPP模式发展进程中的经验与教训,中西交流和鉴往知来,对我国PPP模式的行稳致远与深化基础设施领域的国际合作均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首先,本研究从四个方面对PPP模式相关理论和制度优势进行了探讨。第一,阐述了PPP模式概念,众多参与主体、伙伴关系、风险分担、利益共享、服务绩效五个主要特征,以及价值驱动因素。第二,分析了PPP模式应用对象,即公共产品与准公共产品特征,基础设施属性与市场失灵,以及PPP模式在基础设施方面的应用行业领域。第三,以公共选择与政府失灵、新公共管理与实践、公共事业民营化等公共管理理论为依据,探究了PPP模式的制度优势。最后,以不完全契约下的交易费用理论、产权理论、以及委托代理理论为基础,分析了PPP模式缔约机制,有助于深入了解物有所值、投融资结构、风险与利益分配、合同管理、绩效监管与激励机制等一系列关键问题。第二,分别从基础设施的需求侧与供给侧两个角度,阐释了加拿大基础设施建设引入公私合作PPP模式的动因。总结了近30年加拿大PPP模式发展的两次浪潮及特征,宏观展现了项目在各基础设施领域、管辖层级及地域分布的基本情况。在1991-2003年的第一波浪潮中,加拿大PPP模式经历了由理论转向实践的艰难过程,伴随着部分项目失败,在质疑声中积累经验和教训。第二次浪潮是2004年至今,加拿大省级政府作为PPP主要开拓者,打造了更具活力的基础设施PPP市场,公共部门拥有更专业的评估技术与监管能力,制定了更明晰的法律制度体系,不断深化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伙伴关系。在项目实践中,转变对私营资本需求方式,优化交易结构与回报机制,采用有限的需求与市场风险转移,极大提升了PPP项目产出效率及复杂程度。第三,加拿大PPP模式展现了公私双方从咨询伙伴、运营伙伴、协作伙伴、到贡献伙伴权利逐渐下放过程,根据私营部门参与度和风险转移程度,形成连续的包含设计、建设、融资、维护、运营等责任的组合体。在探讨加拿大PPP模式全流程运行机制和采购管理中发现,加拿大主要PPP应用省份虽然较其他国家和地区,在项目审批与采购管理上更为复杂且周密,但实际上加拿大PPP项目采购效率极高,表现为较短的招投标时间以及较低的招投标成本。这种高效性得益于,采购前期项目评审与决策管理、招投标评估与竞合谈判、合同体系建立三方面的运行监管与结构设计。首先,加拿大PPP项目采用了以物有所值为核心,细致且繁复的前期规划和评估工作;其次,加拿大省级PPP专业机构借助发达的咨询服务,实施评标以及竞争性对话,能够确保透明度和竞争性,权衡技术创新与财务方案;最后,分析了加拿大PPP合同协议在绩效产出规范以及回报机制两个关键边界条件的特征。第四,基础设施发展的先决条件是能够获得足额、长期、稳定的资金,PPP模式核心价值驱动因素之一是发挥民间资本优势,缓解政府财政支出与债务压力。加拿大PPP模式迅速发展,也得益于其成熟且深厚的PPP项目投融资市场。论文回答了关于加拿大PPP项目投融资结构的相关问题,并着重阐述了包括PPP项目债券、绿色债券、社会效益债券在内的债券类融资,政策性与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以养老金为代表的机构投资者,以及加拿大PPP基金与联邦基础设施基金,以上四类重要且极具特色的多元化投融资工具,对加拿大PPP模式支持方式和投融资特征。第五,加拿大PPP模式风险管理较为完善。以加拿大风险管理制度、风险管理原则以及风险管理工具为依据,探讨了加拿大在PPP项目风险管理七个要素,分别为风险全流程沟通,建立风险管理范围和标准,风险识别,风险分析,风险评估,风险处置,以及风险动态监管。并根据安大略省交通类PPP风险矩阵,探讨加拿大PPP项目风险识别中的风险触发机制与影响结果,以及风险评估方案。最后,归总加拿大主要省份交通项目的风险分配方式,探究加拿大PPP项目风险分配特征。第六,加拿大PPP模式拥有较为健全的法律制度体系,宏观治理能力仍有待提升。首先,探讨PPP制度建设的意义,以及普通法系与大陆法系下PPP立法特征,总结了加拿大联邦及主要省份PPP法律制度体系。其次,将治理能力、人力资源、协调能力归纳为加拿大PPP专业机构三大核心能力要素,体现了联邦PPP机构的战略引导作用,以及省级PPP机构的运营与执行能力。最后,从绩效监管、财政监管、审计监管三个方面,探析加拿大PPP广泛的宏观治理体系。最后,对加拿大PPP模式进行了评价及启示。重点分析了加拿大PPP模式按预算与准时交付效率,社会公众与主要参与者认可度,以及项目经济系统性影响。探讨加拿大在PPP模式发展中面临的挑战,包括市级PPP市场发展的制约因素,降低对长期私营资本需求及有限需求风险转移所带来的影响,以及部分地区和项目未实现真正的物有所值的原因。并且对本篇论文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研究进行了总结。篇末部分,阐述了我国PPP模式发展现状和问题,并通过对加拿大的研究得到对我国PPP模式发展的启示。
寇文亮[3](2021)在《民国时期幼儿教师教育实验研究》文中指出中国幼儿教师教育始于清末,女子师范学校附设保姆科是清末留给幼儿教师教育的一份特别遗产。民初女子师范学校和女子中学在培养幼儿教师方面的职能并存,在“1922年新学制”颁布后逐渐发展为以女子中学为主。从学习日本到学习欧美,甚至达到移植照搬程度,是清末民初幼儿教师教育的突出特征。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的民主科学理念激荡了幼儿教师教育独立举办热情;幼儿教育中国化、平民化及科学化追求,直接导致了幼儿教师教育改革方向的确立;平民教育、乡村教育、实用主义教育等思潮流入与传播,形成了中国化、本土化的生活教育、教学做合一、活教育、儿童中心论、行为主义幼儿教育和幼儿教师教育指导理论,为幼儿教师教育独立化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各个领域的综合性和单相性教育实验为幼儿教师教育实验提供了借鉴与方法助力;更为重要的是,民国初期幼儿教育和幼儿教师教育发展困境,需要幼儿教师教育实验为其指明路径与方法。这就是幼儿教师教育实验肇始之成因和依凭。“1922年新学制”的颁布,幼儿教师教育在学制系统中获得了独立的合法地位,但是其办学体制、招生起点、修业年限、课程教学等内容并未配套公布,这就强化了幼儿教师教育实验的迫切性,也给专家学者们留下了较大的实验探索空间。于是,一场旨在摆脱传统女学影响和外国幼儿教师教育影响,探索中国化、科学化、平民化独立的现代幼儿教师教育之路的教育实验就此展开。陶行知、陈鹤琴、张雪门及张宗麟等相互启发,各自独立地主持了不同的幼儿教师教育实验,包括综合性实验和单项实验,探索发现了幼儿教师教育全领域全方位规律,几乎覆盖了幼儿教师教育的各个要素和环节,对于促进民国时期符合中国国情的幼儿教师培养体系建构,起到了根本性、关键性及不可替代的促进作用。本研究采用历史研究法、文献研究法、实验研究法等,并采取定性定量相结合的方式,梳理了民国时期幼儿教师教育实验图景和内在规律;梳理了这些实验对于幼儿教师教育发展进程的推动作用;丰富了民国时期教师教育和教育实验研究视域和内容;分析了提升幼儿教师现代化、专业化水平实现路径;探索挖掘了民国时期幼儿教师教育实验对于新时代我国幼儿教师教育的规模扩大与质量提高所具有的现实意义和参考价值。本研究以民国时期幼儿教师教育实验为研究对象,绪论部分阐述了研究缘起、研究意义,界定了相关概念,综述了国内外研究及史料,介绍归纳了研究理论及方法、研究思路及结构设计、研究的创新点和局限。正文部分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发生学方法为理论指导,以耗散结构理论作为论文设计支持,以实验教育学作为论文分析学科依据,分为三个部分进行了梳理与阐释。第一部分含第一章和第二章,是对民国时期幼儿教师教育实验促发因素的梳理,分析了经济社会文化教育发展,尤其是民主科学理念对于教育实验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促进作用;分析了清末民初幼儿教育和幼儿教师教育转型发展对于幼儿教师教育实验的呼唤与促进;分析了民国时期幼儿教师教育实验主体对于外国幼儿教师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吸收和批判以促进实验理性形成的过程;分析了民国时期综合性和单项性教育实验对于幼儿教师教育实验的激荡促进过程,以及在目标内容和方法技术等方面的引领示范作用。第二部分含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和第六章,是民国时期幼儿教师教育实验的主体内容。本研究根据史实、典型性及其重要程度,筛选了偏于综合的幼儿教师教育体制和学制实验,以及偏于单项的幼儿教师教育课程、教学组织形式以及教学方法实验,并进行了研究与阐释。体制和学制实验包括“中心幼稚园”体制实验、平民幼儿教师教育体制实验、高级中等教育层次的幼儿教师教育机构的学制实验,分析了民国时期幼儿教师教育体制和学制实验问题的发现、梳理及确立过程;分析了中国化、平民化幼儿教师教育体制和学制建构的实验过程及其理论成果;分析了平民化幼儿教师教育实验对中国化、科学化的乡村幼儿教师培养体系建设以及乡村建设实验的创新性推动作用;深描了民国时期幼儿教师教育的双轨之路体制实验过程。课程实验筛选了“生活教育”课程实验、“行为课程”组织实验、“活教育”课程实验,分析了民国时期幼儿教师教育课程实验的起因和确立过程,梳理了民国时期生活教育、行为主义和活教育理论指导下的幼儿教师教育课程实验的目标确立、内容选择、分类和结构化、组织实施过程;分析了民国时期幼儿教师教育课程实验对于幼儿教师教育典型课程理论建构、课程体系建立与完善的促进过程,以及对于幼儿教师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影响。教学组织形式实验筛选了“艺友制”教学组织形式实验、“半道尔顿制”教学组织形式实验。分析了民国时期幼儿教师教育教学组织形式实验问题发现的出发点、坐标和聚焦过程;梳理了教学组织形式实验的理论依据;分别梳理归纳了各个教学组织形式实验的目标、内容、实施过程,分析了其对中国化、平民化、科学化及规范化的幼儿教师教育教学质量提升的促进作用,以及对幼儿教师教育理论独立性建构所起到的关键性促进作用。由于教学方法实验与教学组织形式实验在民国时期区分困难,且内容较少,实验特征不明显,因此,以张雪门实习教学方法实验为例,分析和梳理了幼儿教师教育教学方法的缘起、表现形式以及实习教学实验问题的确立过程;梳理了张雪门幼儿教师教育实习教学方法实验的理论依据、实验的目标、实验的内容及结果与影响。第三部分主要是第七章,阐释了民国时期幼儿教师教育实验的评价以及时代启示,总结了民国时期幼儿教师教育实验对推动中国现代幼儿教师教育理论体系构建、推动幼儿教师教育规模扩大与质量提高、推动幼儿教师教育中国化、规范化制度建立、推动幼儿教师教育课程教学体系科学化、专业化提升所起到的促进作用。调查分析了当前乡村幼儿园园长教师队伍专业化、保教过程科学化建设缺陷和提升需求,阐释了目前幼儿教师教育对幼儿教育发展的回应不足之处;分析了民国时期幼儿教师教育实验对新时代幼儿教师队伍专业化建设、幼儿教师教育升格中的内核独特性坚守及幼儿教师教育实验精神方法技术弘扬借鉴的启示作用。
李珍珍[4](2020)在《公众线上诉求模式与影响因素 ——基于多源数据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随着互联网对公共生活的渗透和数字政府建设的快速推进,我国各地方政府为公众开通了多种在线平台,公众可以登录这些平台对政府提出投诉、建议、咨询和求助。2016年以来,“通过网络走群众路线”成为国家对各级机关和领导干部的新要求,在这项“上网令”之后,各地方政府部门迅速建立和完善在线诉求平台的工作机制,平台答复率明显提高,引发了当前公众线上诉求繁荣的现象。人民网领导留言板网民留言规模在2015年不足15万件,而在2020年仅上半年度就超过30万件;青岛市政府信箱来信规模在2015年约为4万件,而在2019年超过9万件。公众线上诉求是政民互动的突出表现形式,可用来理解当代国家—社会关系。已有文献对公众诉求的研究基本停留在描述性阶段,本项研究旨在探究当前公众线上诉求模式及其解释因素。公众线上诉求包含多个维度,本文重点研究该现象的四个维度,分别是发生规模、渠道使用、公开留言以及对政府回应的评价。发生规模指地区公众线上诉求总量;渠道使用指公众进入诉求平台所用的渠道;公开留言指公众在平台上选择将自身诉求内容对其他网民可见;回应评价指公众对政府答复其诉求的满意度评价。这些维度涉及到政治信任、国家信息收集、个体信息披露以及政治支持,是解读当代国家—社会关系的重要角度。为了解释这四个维度,本项研究从政治、技术和议题三个方面探究理论线索。政治因素指政府和官员的意愿、动机和工作能力;技术因素指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与应用;议题因素指公众诉求的具体客观内容。三种因素作用于四个维度,构成公众线上诉求的政治逻辑、技术逻辑和议题逻辑。为检验公众线上诉求的四个维度与三种逻辑,本项研究收集人民网领导留言板和青岛市政府信箱的线上诉求痕迹大数据,并结合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百度检索指数、政府热线评估等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和结构主题建模,研究发现如下。(1)地级市的公众线上诉求规模受到政治、技术和议题因素三重影响:在政治因素上,公众对地方政府的回应性感知越高,地级市线上诉求规模越大;在技术因素上,互联网扩散和规模没有显着的相关关系,但是互联网扩散和回应性感知之间存在正向交互效应;在议题因素上,地方环境污染程度越高,环境保护议题越突出,因此线上诉求发生规模越大。(2)渠道使用受到技术因素的影响:手机硬件和软件的广泛应用使得公众逐渐转向使用基于移动互联网的渠道,对移动互联网渠道的使用甚至超过了对PC互联网渠道的使用;此外,由于农村居民更有可能是仅以手机为上网设备的网民群体,对移动互联网渠道的依赖性更高。(3)公开留言受到议题因素的影响:议题类型、议题领域、议题抱怨对象的公共性越强,留言就越有可能被公开。在议题类型上,建议和投诉比咨询和求助的公共性更强,因此这些议题类型的留言更有可能被公开;在议题领域上,交通运输、公共事业、城市管理等领域比人事管理、计划生育、劳动保证等领域的公共性更强,因此这些议题领域的留言更有可能被公开;在议题抱怨对象上,政府机构比单个政府官员的受众范围更广,因此抱怨对象为政府机构的留言更有可能被公开。(4)回应评价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政府回应速度越快,公众越有可能满意;政府回应模式出现行动时,公众更有可能满意。公众线上诉求具备制度内参与和互联网络参与的双重特征,国家设置线上诉求平台的出发点是维护社会稳定和政治稳定,这种参与形式在理论脉络上衔接着四个核心内容:公众输入制度建设、网络国家能力、国家信息收集以及回应型政治。本项研究的意义是拓展了这四个核心讨论。第一,有助于把握我国在互联网时代政治稳定的深层次制度逻辑。国家常常通过成立制度以促进稳定,我国线上诉求平台就是面向广泛公众的意见输入制度。第二,有助于理解我国在互联网时代国家治理与信息技术演进的关系。以互联网络为代表的信息通信技术,最初被视为“解放技术”,但是互联网也能被国家利用用来发动“有序的”政治参与以促进政治稳定,因此互联网络也可能是“巩固技术”。国家日益有能力控制、使用互联网络,发展出强大的网络国家能力,基于互联网络的有序参与就是国家实施网络国家能力的日常政治过程。第三,有助于了解我国国家信息收集的条件和过程。国家治理需要收集大量真实、可靠的信息,公众源源不断地向政府输送的反馈是国家最重要的治理信息来源,常被用于政策制定、监督下级政府、评估社情民意。第四,有助于深刻把握我国国家治理中的抗争性政治到回应性政治的历史转型。抗争性政治表明,公众需求若无法通过制度内途径得到满足,势必以抗争的形式爆发,化解抗争性政治困境的方法是向回应型政治转型。本项研究结合了政府回应性来考察公众线上诉求,顺应了从抗争性政治到回应型政治的转型趋势,为回应型政府建设提供了重要参考。本研究在以下三个方面进行了创新性探索:一是提出了一个包含政治、技术和议题的整合性理论框架,将公众诉求放置到“国家—社会”关系视角下研究,填补了该主题研究分散、缺乏分析框架的不足;二是在实践层面上,助力国家信息治理能力建设、为打造回应性政府提供建设性意见;三是创新性地结合多源数据进行分析,全面把握我国当前公众线上诉求的特点、趋势与影响因素,为今后政治学与公共管理领域的量化研究方法提供了借鉴。
崔梦豪[5](2020)在《行政复议决定体系的重构》文中研究指明行政复议决定是行政复议制度的核心问题之一,行政复议制度目的的实现和功能的发挥最终都是通过行政复议决定来完成的。行政复议决定的精细化是行政复议制度走向成熟的标志,要求有完整体系的行政复议决定类型,并且每种复议决定都有其界限分明的适用情形,实现行政复议决定的可预测性和一致性。行政复议决定体系的不断发展变化,是中国行政救济体系不断发展变化和中国法治化进程的一个缩影。新中国成立以后行政复议制度起源于1950年11月15日经政务院批准,财政部公布的《财政部设置财政检查机构办法》,至此以后关于行政复议的法规范逐渐增多,但是并没有形成统一的行政复议制度,因此并没有完整的行政复议决定体系。1991年1月1日《行政复议条例》开始实施标志着我国统一的行政复议制度的建立,首次建构了行政复议决定体系。199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开始实施标志着我国以法律形式确认的行政复议制度正式的建立,其中对于行政复议决定体系进行了重构。2007年8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开始实施,其中针对行政复议决定的相关问题进行细化。当前还有一百四十多部规范行政复议制度的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以及部门规章,其中有些法规范对行政复议决定的相关问题有了更为精细化的规定。所有的这些法规范共同构成了行政复议决定体系的法律基础,通过对这些法规范的分析有助于理清行政复议决定体系在规范层面的概况,并且有助于厘定其在规范层面变革的理论基础。从2010年开始,国务院法制办公室行政复议司开始编写行政复议典型案例,在2018年国家机构改革以后,司法部行政复议司承继了这项工作,到目前为止一共公布了238个行政复议的典型案例。以这238个典型案例为基础,结合部分行政复议机关实行行政复议决定书网上公开的一些案例,对行政复议决定在实践中的应用进行全面的实证分析。最终结合行政复议制度的相关理论,如何在将要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中重构行政复议决定体系。本文从三个层面来分析和解决当前行政复议决定体系存在的问题:第一层面为论文的总论部分,厘定行政复议决定的基础性概念。首先,本文研究的行政复议决定是狭义上的概念,是指复议机关实质利用复议审查权,以审查对象的各种形态为事实依据,适用行政复议法规范作出的权利义务内容明确的法律行为。其范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五章“行政复议决定”部分第二十八条规定的针对案件实体问题所作的正式的结论性的行政复议决定类型以及其它法规范在此基础上新增的复议决定类型。在此基础之上对行政复议决定的特征、作出期限、法律效力进行了讨论。其次,针对争议较大的行政复议决定的法律属性进行探讨。回顾了行政复议决定法律属性争议的概况,并分析形成争议的原因。以此为基础,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及相关法律层面论证争议较大的复议决定构成要件中的目的、复议权的权力属性和复议程序。同时具体分析行政诉讼中关于行政复议决定的审查制度,得出复议决定是行政行为的结论。再次,从当前的法规范来看,从法律、行政法规到规章形成了对行政复议决定都有设定权这一实践,给实践带来了极大的困境。从我国当前的法治体系来看仅有法律和行政法规才有设定权,但是把行政复议决定纳入法律的专属立法事项,更加符合行政复议制度的发展方向。最后针对行政复议决定的类型化进行探讨,分析了其类型化的意义以及决定其类型的影响因素,并对当前理论上和法规范中的复议决定类型进行论述。第二层面为行政复议决定具体类型的研究,整体上可以分为肯定性、否定性和混合型行政复议决定。肯定性行政复议决定是指复议机关在审理过程中认为审查对象并不违法且合理,从而对其予以肯定和支持。从当前的法规范来看,肯定性行政复议决定包括维持决定、确认合法决定和驳回复议申请决定三种。行政诉讼中已经用驳回诉讼请求决判决面取代了维持判决、确认合法判决、确认有效判决等,这与行政诉讼制度整体的改革是分不开的。在行政复议中依旧还是要坚持维持决定在肯定性行政复议决定的中心地位,这是行政复议制度本质属性的体现。一些低位阶的法规范中增加确认合法决定作为维持决定的例外,不管是从理论还是从实践中来看,确认合法决定完全是没有必要的。对于维持决定来说,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复议机关并没有恪守全面审查原则,有时缺少对行政行为合理性的论证说理;同时相较于法规范中的适用范围呈现扩大化的趋势,导致维持决定的适用率一直居高不下。理论和实践中针对维持决定的批判也都是针对复议机关在实践中滥用复议权导致维持决定适用率过高的,并不是针对维持决定本身的批判。因此需要从复议机关本身和外部监督两方面完善维持决定,使维持决定能够按照法规范本身的要求适用。驳回决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新增的一种复议决定类型,通过对其立法背景的探究可知其是有充足的理论基础和现实之需的,但是其并没有严格区分驳回复议申请决定和驳回复议请求决定,因此在制度设置上和实践中关于其具体适用情形、监督权和法律效力等方面还存在诸多矛盾之处。在驳回决定重新建构的过程中,应该区分驳回复议申请求决定和驳回复议申请决定,这两者的本质性区别是复议机关针对相关问题是否拥有复议职权。驳回复议申请决定只能适用于被申请人形式上的不作为不构成不履行职责这一情形,对于被申请人在受理前已经履行职责的情况下,根据全面审查原则,复议机关的审查对象已经转换为对行政行为的审查。驳回复议申请决定的适用范围应该区分是否满足实质性标准,不符合实质性受理标准的直接适用驳回复议申请决定;不符合形式性受理标准的应当给予申请人补正的机会,然后再判断是否适用驳回复议申请决定。否定性行政复议决定是复议机关针对审查对象进行否定,从而作出权利义务明确的复议决定,以纠正违法或者不当的行政行为。从当前的法规范来看,否定性行政复议决定具体包括:撤销决定、变更决定、责令重作决定、责令履行决定和确认无效决定五种。《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中对责令履行决定的规定比较简单,在其它一百四十多部法规范中进行了很多细化的规定,但是并没有遵循统一的标准。通过对责令履行决定的法规范和典型案例的分析可知,当前关于其适用范围、审查对象、裁决方式的选择和履行期限的确定是比较混乱的。责令履行决定的适用情形应该仅限于被申请人的形式不作为,被申请人作为义务的判断标准除了法规范明确规定的职责外,还应包括其它众多方面引起的作为义务。审查内容应该分别从被申请人是否存在形式上的行政不作为,是否存在一定的履行义务,是否存在不作为的理由,是否还有履行必要四方面进行递进式的审查。责令履行决定应该确立以实体性裁决为主,以程序性裁决为辅的基本原则,同时确立一个较短的履行期限,特殊情况之下适用单行法规范中确定的期限,并且被申请人应该向复议机关汇报履行情况。对变更决定的法规范分析和典型案例的考察可知,正是立法逻辑之悖离和实践之异化,导致变更决定的适用率呈现出逐年下降的趋势。为了体现变更决定在否定性决定中的优先适用权,从立法上来说,变更决定和撤销决定在否定性决定的兜底条款中不应该分离,但是应该明确“应当”变更的三种具体情形:其一,行政行为仅存在不合理的情形时;其二,行政行为仅存在法律适用错误的违法情形时;其三,在依申请的行政行为中,被申请人的行为存在事实认定不清的违法情形时。其它违法情形需要赋予复议机关在选择适用变更决定的裁量权,同时应该明确禁止不利变更的例外情形。责令重作决定不仅是撤销决定法律效力的体现,同时还有迫切的现实需求,其本身应该是变更决定的例外情形。责令重作决定只能附带于撤销决定之后,并且在被申请人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行为合法性时依旧可以适用。在很多领域责令重作决定并没有可以裁量的空间,如果被申请复议的行政行为是为了让申请人履行其本应该履行的法定义务、确定申请人的不确定法律关系和增加申请人的权利,此时撤销决定必须附带责令重作决定。当被复议的行为对于申请人来说纯粹是制裁性质的,这时需要复议机关具体案件具体裁量。在责令重作决定中也应该引入禁止不利变更原则,同时被申请人重新作出的行为属于履行复议机关的行政复议决定,复议机关有权也有义务去主动审查重作行为合法与否。确认无效决定当前仅规定在较低位阶的法规范中,随着无效行政行为理论的发展,需要在法律上增加完善的确认无效决定制度。在其具体制度构建过程中,很多内容可以参照行政诉讼中的确认无效判决。对于举证责任来说,在不同的复议期限内其举证责任的分配原则是不一样的,但本质上都由申请人证明重大且明显瑕疵的存在。当前的行政复议制度确立了撤销决定在否定性行政复议决定中的中心地位,对于其适用中的很多问题并没有达成共识,导致撤销决定在适用中并没有遵循统一的全面审查原则,同时对于其效力也没有统一的观点。应该说随着福利国家的兴起,单独的撤销决定的中心定位应该作出本质性的改变,撤销决定在否定性决定中处于补充性的地位。撤销决定在适用中必须贯彻全面审查原则,其适用范围自然需要进行限缩。总体上来看,在否定性行政复议决定中,责令履行决定针对的是形式不作为,而变更决定、责令重作决定、确认无效决定和撤销决定针对的是行政行为。同时变更决定和责令重作决定应该优先适用于单独的撤销决定,在责令履行决定和责令重作决定中,复议机关应该尽可能的作出内容详实的实体性裁决。混合型行政复议决定把审查对象的合法与否与其法律效力进行分离审查,只对其违法性进行判断,并不对其法律效力进行任何评价。对于复议申请人和被申请人来说,都有肯定的一面和否定的一面。法律上对于确认违法决定规定的比较简单,在低位阶的法规范对其进行细化的过程中并没有遵循统一的标准,导致其呈现出扩大化适用的趋势。实践中确认违法决定形成了两种不同类型:确认违法决定是对其它复议决定的替代,也即情况决定和与其它复议决定处于同一维度。因此法律上应该重构确认违法决定,首先从分类标准上应该其是由不同的两种类型构成的,一种是作为情况决定的确认违法决定,一种是作为正常复议决定的确认违法决定,其理论基础和适用情形是完全不同的。作为情况决定的确认违法决定并没有统一明确的适用对象,因为其是对其它复议决定的替代,考虑更多的是案外的因素,需要复议机关在具体案件中具体分析。作为正常复议决定的确认违法决定与撤销决定、变更决定等复议决定区分适用的关键不是行政行为有何种违法情形,而是行政行为在类型和效力上的区分,从条文上应该分别规定,其具体适用情形包括形式不作为、行政行为已经不存在和不具有撤销内容的行政行为等。总之,行政复议机关在选择适用行政复议决定过程中必须贯彻全面审查原则,也即对审查对象的各种情形要有清晰的认定,才能选择适用更为合理的复议决定。第三层面为行政复议决定的替代性结案方式的研究,具体来说包括撤回复议申请制度、调解制度和和解制度。这三项制度和行政复议决定共同构成了复议制度的终结方式,但是这三项制度的目的为了发挥行政复议解决行政纠纷的功能,进而在制度设置上忽视了行政复议制度的根本目的和其他两项功能的指引作用。在行政复议制度法治化进程中,应该尽可能的以行政复议决定的形式来结案,减少替代性结案方式的适用。从撤回复议申请的法规范和典型案例来看,始终坚持的一项基本理念就是:不限制申请人的撤回权。在法治化进程中,申请人的撤回权应该受到实质性的限制,申请人的撤回权除了受到形式条件的限制外,实质性的限制要件可以分为两方面:适用范围的明确和严格的批准权。撤回复议申请的适用情形具体可以分为四种:第一,原行政行为本身是合法的,申请人误认为其不合法而提起复议;第二,原行政行为违法,而被申请人已经改变其违法的行政行为;第三,原行政行为轻微违法对申请人的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第四,申请人误认为被申请人没有履行法定职责或者在复议受理前或者复议过程中已经履行其法定职责。复议机关对申请人的撤回复议申请进行实质性审查的标准应该区分为两种情况:申请人认可原行政行为而撤回复议申请的审查标准和申请人认可改变后的行政行为而撤回复议申请的审查标准。调解制度在法规范中经历了禁止调解、置之不理和肯定调解三个阶段。当前的法规范中关于调解的适用范围、期限和调解协议的效力依然没有统一明确的规定。在实践中就形成了形式调解和实质调解两种模式,完全架空了关于调解适用范围的规定。重新审视调解制度的内涵,应该说行政复议中应该构建以调解程序为基础,以行政复议决定为最终结果的调解程序制度。通过对和解制度立法背景的考察可以发现,和解制度本质上是从撤回复议申请制度中分离出来的具体制度。通过和解制度的法规范分析可知,其内涵是被申请人承诺改变原行政行为,申请人认可了其承诺而不再争议原行政行为,复议机关在此条件下不再审查原行政行为是否合法合理而终止复议程序。在典型案例考察中可知,并没有单纯的和解案例,其最终都是和撤回复议申请制度及调解制度混同适用。不管是从理论还是从实践中来看,行政复议和解制度完全没有存在的必要性。最终的代替性结案方式应该仅剩撤回复议申请制度一种,并且有明确适用范围的限制,从而使得行政复议制度中基本都以复议决定的形式来终结。行政复议决定作为一种补救性的行政行为,其最根本的目的是纠正违法或者不当的行政行为,保障法律、法规的正确实施,从而充分发挥其解决行政争议、监督权力和救济权利的功能。因此行政复议机关必须恪守全面审查原则,查清审查对象的各种情形,从而作出权利义务明确的行政复议决定,尽量减少替代性结案方式的适用。此时,通过法律设定一个更加完善的行政复议决定体系显得尤为重要。
谢安民[6](2020)在《精英能动、双轨治理与新乡贤交往空间生产 ——浙江省乡村礼堂建设案例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世纪以来,农村文化礼堂的兴起是乡村社会公共生活的最为显眼的变化。它起初是浙江北部新农村建设中的自发行为,十八大前后被浙江、河南、湖北等省在属地农村推广,2019年被写入中央一号文件,成为一项乡村治理国家政策。在此过程中,礼堂建设主体事实上一直是新乡贤。近年来,学术界普遍认可,文化礼堂乃是当下最重要的乡村公共空间或公共领域。但是,就其形成机制而言,已有研究往往与政府宣传策略一致强调普通村民的行为意义,而无视或者低估了乡村精英的参与作用。它们也未看到乡村精英内部互动关系对礼堂公共空间的直接影响,也即后者产生于既定的乡村治理格局之下。基于浙江省新乡贤参与礼堂建设案例,本文的研究问题是,本世纪以来的乡村精英角色、乡村治理格局的变迁如何影响了乡村公共空间的生产?乡村公共空间或公共领域构建,是乡村治理研究的一个热门话题。多数学者使用广义公共空间概念,它的主体是抽象的人。有关研究因为过于空泛,不太具有现实分析力。少数学者使用了狭义公共空间概念,它的主体是各种乡村行动者。但是,这些研究对于乡村精英作为公共领域行动者的动机及意义分析都不太明确。从历史和现实来看,乡村公共空间总是直接形成于一定的乡村治理格局之中。在大多数研究中,本世纪乡村治理格局总体上仍被归为改革后的乡政村治模式。其结果是,忽略了乡村两级多种治理主体之间的交错关系。有少数学者试图避免这种简化倾向,转而认为近二十年时期形成了新双轨政治模式。然而,实际上仍未根本摆脱乡政村治论的影响。当然,这些文献包含的乡村精英角色分析,正是探讨乡村治理格局之于乡村公共空间的影响关系的核心内容。乡村精英研究一般存在三种视角:国家附属论、国家与社会中介论和地方精英能动论。对于新乡贤这一新兴乡村精英研究的主流视角相当于中介论。实际上,能动论更为符合近年来新乡贤的去国家化的命名及其实际的治理主导者形象。本研究运用“地方精英能动论”、“双轨治理”和“交往型公共领域”框架,分析本世纪以来新乡贤动员地方文化和社会、经济和政治资源建设农村文化礼堂,确认其在乡村治理格局中的公共权威,主导构建新型乡村公共空间的过程。在乡村礼堂建设过程中,新乡贤总体上相对于基层政府官员属于交往行动者,但是相对于普通村民较多扮演了策略行动者的角色。在新乡贤群体内部,村两委干部相当于策略行动者,乡村文化人、老党员、老干部和经济能人等相当于交往行动者,他们之间是一种策略合作的关系。这种合作对于乡村治理格局,进而对乡村公共空间的起承转落有决定性的影响。本研究的主要资料为浙江政府官方评选的省市两级、两届“最美文化礼堂人”共126人的事迹介绍材料,他们包括村干部、乡村文化人、退休或在职教师、退休干部、经济能人、志愿者等。本研究还使用了笔者在浙江文化礼堂发源地A县的4个村庄的田野调研资料,以及二手收集的浙东南H县的6个村庄资料。本研究认为,新乡贤乃是与传统士绅相似的非正式的能动性的乡村精英,他们构成了乡村治理的“复合双轨”中的公共权威。在政府规划乡村礼堂建设机遇下,新乡贤主要出于个人自身文化需求、村庄治理诉求和宗族吸引等,全面参与了乡村礼堂的规划、筹资和设计的各个过程,并将其构建为自身群体的文化交往的公共空间,为其文化权威的建树奠定了物质性和组织性基础。这种公共空间具有泛文化的特征,可称之为“新乡贤交往空间”。它是指处于基层政府与普通村民之间的相对独立的社会空间。在其中,新乡贤占据了事实上的主导地位,并从基层政府和普通村民两边获取象征性或实质性的文化认同。这种公共空间形式上表现为政府和村民的中介领域,但是在根本上仅代表新乡贤自身。目前,“新乡贤交往空间”发展还不充分,它既受基层政府外部支持,又受其控制,更主要的是,它为新乡贤群体内部权力关系所限制。然而,它有可能丰富未来乡村社会的非正式治理制度。本研究的理论价值主要是阐明了“新乡贤交往空间”兴起的社会本质,论证了其赖以形成的“双轨治理”的直接条件和“精英能动”的根本条件,为在乡村社会中调适经典公共领域理论提供了个案。本文的“新乡贤交往空间”明显不同于国内农村研究中的以普通村民为主体的“公共空间”,而与海外中国研究中的“文化网络”、“士绅社会”有所相似。不过,新乡贤交往空间并不拥有“士绅社会”的特权功能,而更多地是文化性公共空间,它是当代乡村“文化网络”的组成部分,存在一定的乡村社会有效治理潜力。“新乡贤交往空间”有别于西方社会实际存在的“宰制型公共领域”,也不是规范意义上的“自由型公共领域”,而是“教化型公共领域”。这些发现,使得本研究同时具有为实现乡村治理振兴提供借鉴的现实意义。
王平[7](2020)在《基于高质量发展的新疆棉花技术集成研究》文中研究指明2018年新疆棉花面积264.4万公顷,占全国棉花面积的74.3%,棉花总产量511.1万吨,占全国棉花产量的83.8%,新疆已经成为全国最大的优质棉花生产基地。但与新疆棉花产业迅速发展的态势不匹配的是,新疆棉花质量在国际市场仍处于劣势。特别是机采棉迅速发展后,仍沿用手采棉时期以高产为目标的技术集成体系,适宜机采的棉花技术集成体系没有配套建立,表现在适宜机采的棉花品种未大面积推广应用,种植模式仍然以“矮密早丰”模式为主,水肥一体化技术精准程度较低,残膜对棉花质量的影响难题尚未解决。在采收环节由于田间堆放原因导致的棉花二次污染问题始终没有解决,在加工环节由于机采棉杂质、异性纤维较多,导致籽棉和皮棉的清理次数偏多、棉花纤维长度减短、强度降低、短纤维含量增加和棉结数量比率偏高。以上技术环节的问题是导致新疆棉花质量下降的主要原因,制约着新疆棉花实现高质量发展目标的实现。同时由于机采棉化学脱叶工序的需要,导新疆棉花生长期缩短、棉花自然吐絮率降低,棉花生产条件劣势更加突出。因此,新疆棉花在生产技术和生产条件上存在的问题,必然要依靠构建和推广配套的技术集成体系来解决。本研究的目的是针对新疆棉花要实现高质量发展目标,探索建立适宜新疆棉花产业现状的配套技术集成体系,发挥技术进步推动经济增长的有力作用,解决技术集成过程中的评价体系构建、技术集成评价、技术集成体系的优化、技术集成的影响因素分析、技术集成体系的推广路径等一系列问题。本研究通过发放专家意见征询表、发放调查问卷、访谈、查阅资料等方式收集数据和资料,采取理论研究与调查研究、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来进行系统研究。本文提出了技术集成体系的不配套是制约新疆棉花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影响因素这个假设,并运用技术进步、技术集成、快乐植棉和技术变迁等相关理论,对假设进行科学、系统论证。首先对新疆棉花质量和技术集成现状进行分析,并与美国、澳大利亚等国进行对比,找出了新疆棉花在质量和技术集成方面存在的差距,分析提出了新疆棉花要走“高质量、高效益”的高质量发展道路的观点。通过组织国内棉花领域的权威专家参与,运用德尔菲法与层次分析法相结合的方法,从定性与定量两个角度来进行构建棉花技术集成评价体系。在此基础上对新疆棉区的南北疆、六个流域棉区的64个县团单位进行棉花的技术集成和质量评价,对比找出不同棉区间的技术集成和质量差异,并检验技术集成和质量的相关性。通过评价结果筛选技术集成体系的指标值,并结合美国、澳大利亚和兵团技术集成的经验,对新疆棉花技术集成体系进行优化。通过分析政府宏观层面的产业定位和产业政策对技术集成影响作用,采用TAM框架及理论设计了棉农技术集成采纳意愿分析方案,运用二元Probit模型对棉农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从而找出这两个层面的影响因素对技术集成的影响程度。最后研究提出技术集成推广路径、对策建议。通过研究,可能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1.从经济学研究视角,首次在新疆棉花实现高质量发展视角下,对新疆棉花技术集成问题进行全面系统研究,包含技术集成现状和差距分析、技术集成评价体系构建、典型棉区技术集成评价、技术集成体系优化、技术集成宏观和微观层面的影响因素分析、技术集成体系的推广路径和对策建议,以此形成了高质量发展战略下的新疆棉花技术集成的系统理论体系。2.在全国范围组织权威专家,构建了以质量为核心的棉花技术集成评价体系,并在此基础上对新疆典型棉区进行了全面评价,实证了新疆典型棉区技术集成和质量水平,并创新性的对棉花技术集成水平与质量水平进行相关性检验,论证两者之间的相关关系,优化了技术集成的体系,提出了技术集成的影响因素、推广路径和对策建议,为新疆棉花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目标提供了解决方案。本研究得出以下结论:结论一,新疆棉花要走高质量发展道路。新疆棉花要发挥自身的优势,走“高质量、高效益”的高质量发展道路,通过生产高质量的棉花产品实现高价格和高效益,弥补生产高成本高、生产效率低的劣势,并以此占领世界棉花中高端市场,从而带来棉花产业的转型升级。结论二,技术集成体系不配套是新疆棉花高质量发展的制约因素。新疆棉花目前处于机采棉的成长阶段,但仍依赖以手采棉的“矮密早丰”、追求产量为目标的技术集成体系,适宜机采棉的技术集成体系尚未建成,从而导致机采棉整体质量较低。技术集成严重制约着新疆棉花质量的提升。结论三,构建技术集成评价体系奠定评价基础。本研究采用德尔菲法与层次分析法相结合的方法,从定性与定量两个角度来进行构建棉花技术集成评价体系,最终确定了包括了品种、种植技术、采收技术、加工技术4个一级指标和14个二级指标的综合评价体系,并运用层次分析法来确定各个指标的权重。结论四,对新疆典型棉区的技术集成和质量实证评价,实证了不同棉区的技术集成和质量水平。通过对新疆南北疆六个流域棉区的64个县团级单位发放调查问卷,运用技术集成评价体系对样点棉区组织实施技术集成和质量评价,并验证了技术集成和质量两个变量呈显着正相关关系,实证了技术集成水平是影响棉花质量的关键因素。结论五、优化新疆棉花技术集成体系是新疆棉花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点。本研究最终优化构建了包含品种、种植技术、采收技术和加工技术4个一级技术指标,包含优质棉品种、主栽品种、种植技术等14项二级技术指标,并对二级技术指标内容分别进行了详细的赋值。结论六,政府和棉农行为是影响技术集成的关键因素。研究得出政府在产业定位和产业政策两个方面对技术集成产生影响,棉农对技术集成体系的采纳意愿行为受到年龄、家庭人均纯收入等诸多因素的影响。结论七,确定了技术集成推广路径和提出了对策建议。一是确定以“政府主导型”的推广路径,以政府牵头组织农业部门、科研院所、推广机构、加工企业、合作社、社会化服务组织和棉农开展技术集成体系的推广应用。二是提出了对策建议。新疆棉花产业要建立“高质量高效益”高质量的发展观和产业定位,产品定位于国内高端棉花产品,并建议在目前国家棉花目标价格补贴政策的基础上,制定质量为先的产业政策和配套措施。
杜丹[8](2020)在《新能源发电与电网协调发展综合评价研究》文中指出当前,新一轮能源结构调整和能源技术变革正在进行,以化石能源特别是煤炭为主体的能源消费结构,对环境产生了严重影响,推进能源绿色低碳发展已形成共识。新能源发电并网容量的增加和多类型储能等辅助服务的接入,对电网发展各方面的要求越来越高,对新能源发电与电网的协调发展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为了保证我国新能源发展目标的实现,通过对新能源发电与电网协调发展综合评价研究,能够为科学合理的评价新能源发电与电网协调发展的程度提供依据,也能为我国新能源发电与电网协调发展战略的制定提供参照,从而对促进新能源发电的消纳和推进能源绿色低碳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首先,本文总结归纳了国内外关于新能源发电与电网协调发展的研究成果,对其研究现状进行了概述;其次,阐述了新能源发电与电网协调发展综合评价相关的理论,为后文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和模型的建立奠定了理论基础;第三,分析了我国新能源发电与电网协调发展现状,阐述了协调发展的内涵以及当前协调发展存在的问题,研究了新能源发电与电网协调发展的影响因素和构建指标体系应遵循的原则,从技术、管理、经济、政策四个方面建立了新能源发电与电网协调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且分别说明了这四个方面所包含的二级指标的定义及其计算方法;第四,应用主客观集成赋权法即德尔菲改进的AHP主观赋权法和熵权法客观赋权法的组合,以及物元可拓法构建了新能源发电与电网协调发展的综合评价模型;最后,选取了三个典型地区的实际数据,进行了算例分析,并结合算例分析结果,针对我国新能源发电与电网协调发展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若干建议。本文主要的创新点在于,第一,从技术、管理、经济和政策四个方面构建了新能源发电与电网协调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第二,构建了应用物元可拓法的新能源发电与电网协调发展综合评价模型,其中应用主客观集成赋权法即德尔菲改进AHP法和熵权法的组合,构建了指标权重计算模型。本论文的研究成果是对新能源发电与电网协调发展研究领域的一次尝试,为新能源发电与电网协调发展程度的判断提供了科学合理的综合评价体系、模型以及判断依据,也为新能源发电企业与电网企业的相关设计、管理和运行人员提供了关于新能源与电网建设的研发设计和管理规划等方面的辅助决策信息,对促进新能源发电与电网的协调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蔡霁霖[9](2019)在《考虑间歇式能源容量价值的储能规划关键技术研究》文中指出发输电系统规划阶段需要评估风电资源对系统供电可靠性的贡献程度,以避免发电侧资源的过度投资。置信容量这一概念正是用于承担这一评估工作。同时,为了降低风电资源不确定性对其贡献程度的不利影响,可以考虑配置储能系统,提升其置信容量,促进能源结构向环境友好型逐步转变。本文以此作为研究对象,针对当前风电资源置信容量的快速准确计算以及储能提升风电容量价值的运行策略方面还存在的各种不足,开展了一系列相关研究。具体工作包括:(1)提出一种基于偏移正态分布混合模型和藤结构copulas函数的广域区间多风电出力随机场景生成方法。采用藤结构copulas函数作为各风电出力边际分布之间的连接函数,实现了边际分布和相关性结构的解耦,规避了直接拟合高维联合分布的困难,并提升了相关性结构建模的灵活性。边际分布建模部分则采用能够计及高阶统计量信息的偏移正态分布混合模型,实现了精度与复杂度的良好平衡。该模型对不同具有不同统计特征的联合分布函数的适应性更强,能够产生大量贴合原始经验分布的多风速高维样本,为后续风电置信容量评估提供场景和数据方面的支撑。(2)提出一种考虑风电负荷相关性的改进交叉熵重要性采样法,用于发输电系统可靠性加速评估。该方法首先通过提出同质机组概念以及与之配合的多项分布重要性采样参数更新方法,从而将多项分布融入到可靠性计算的重要性采样过程中,最终实现了机组状态变量的降维。然后提出利用联合正态变换法将风电负荷历史数据中的相关性结构融入到重要性采样样本中,从而降低无效样本在用于计算可靠性指标的所有系统状态样本中所占比例,提升计算效率,为后续风电置信容量评估过程提供有力的算法支撑。(3)详细分析了弦截法与可靠性指标计算的模拟法结合时存在的精度不足和收敛困难等问题,并提出采用基于光滑样条插值思想的非迭代式算法降低计算结果的波动性。该方法不仅规避了传统插值法必须经过插值点的而造成的对插值点处计算精度过于依赖的不利情况,而且不需要预先确定拟合函数的参数形式,因此可用于方便灵活地计算风电资源的置信容量。(4)提出一种基于加速时序蒙特卡洛法的风电置信容量算法,用于考虑风电和负荷自身的时间自相关特性。尝试利用重要性采样思想修正常规机组的可靠性参数,实现时序蒙特卡洛法计算可靠性指标速度的提升,并提出与时序算法相匹配的光滑样条插值法进行风电置信容量的计算。(5)提出了一种以提升风电场置信容量为目标的电池储能配置方法,针对储能配置过程中需要预先确定储能运行策略的问题,在分析电池储能自身特性以及在优化问题中的模型及约束后,采用风储系统联合出力日内峰谷差最小和风储联合系统出力与负荷曲线相关性最高这两种不同的储能出力控制方法求解其对应的运行策略。采用随机场景生成和削减的方法构建多个典型年场景来考虑负荷和风电出力的随机性,保证求解得到的储能配置方案的普适性。最后通过后验式置信容量重新评估,对不同容量的储能接入后风储联合系统的置信容量的提升效果进行灵敏度分析,从而给决策者提供确定配置方案的依据。本文所提出的风电置信容量评估和提升方法可为含风电电力系统的规划工作提供理论支撑,促进风电渗透率的提高和能源结构的改善。
邵随拓[10](2019)在《考虑水库月间协调的年度电力电量平衡方法研究》文中提出电力电量平衡对于未来一定时间周期的电力系统规划和电网经济调度具有重大作用。年度电力电量平衡的时间跨度相对较长,不仅可以充分发挥水电站对水资源的长期调节性能,而且能够比较完整的考虑电力系统长期运行的经济性能。电力电量平衡计算是在电力以及电量供需平衡的基础之上计算得到机组或电站合理的出力和发电量。在我国传统的年度电力电量平衡模型中,往往根据给定的水电各月发电量进行逐月电力电量平衡,且月度负荷是以单个典型日负荷代表的。为了适应国家节能减排战略与国家电网公司绿色供电的战略,有必要进一步研究能够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以及更加精细化的年度电力电量平衡模型。针对年度电力电量平衡是一个混合整数非线性规划问题,其求解效率比较差,本文将其转换为混合整数线性规划模型。围绕着年度电力电量平衡方法建模,本文具体研究内容如下:(1)针对逐月电力电量平衡的年度电力电量平衡模型割裂了水库在月间对水能资源的协调作用,进而导致未能充分的发挥水能资源利用价值的问题,本文构建了考虑水库月间协调的年度电力电量平衡模型。该模型为一个全年整体优化模型,统一优化水电站水库的全年的运行方案以及在各月典型日上水火机组的出力。模型目标为系统全年发电费用最小,模型约束中计及了水库月末库容、火电机组最小开机时间和最小停机时间等约束。通过算例仿真验证了模型的可行性、有效性以及实用性。(2)现有年度电力电量平衡模型中月度负荷以单个典型日代表,存在着对实际负荷刻画相当粗糙的问题。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因子分析和修正K-means聚类算法的多典型日负荷曲线生成方法,并基于此构建了一种考虑水库月间协调与月内多典型日的年度电力电量平衡模型。基于因子分析和修正K-means聚类算法的典型日负荷曲线生成方法首先对标准化后的负荷数据进行因子分析得到公共因子,之后对得到的公共因子使用修正K-means聚类算法进行聚类,最后根据聚类的分类结果对原始负荷数据分类,对各类负荷求平均值得到各典型日负荷曲线。考虑水库月间协调与月内多典型日的年度电力电量平衡的模型中月度负荷以多个具有代表性的典型日负荷代表,目标函数为系统年度发电费用最小,并且考虑了机组爬坡、最小开机时间和最小停机时间等约束以及火电机组运行约束在日间的延续,统一优化水电站水库的全年的运行方案以及在各月各典型日上水火机组的出力。最后利用实际负荷数据对基于因子分析和修正K-means聚类算法的多典型日负荷曲线生成方法进行了有效的验证。算例仿真验证了考虑水库月间协调与月内多单典型日的年度电力电量平衡模型更加精确。
二、2002年度10个典型解决方案(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2002年度10个典型解决方案(论文提纲范文)
(1)高校通识教育中的设计课程研究:概念、内容与课题方法(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英文摘要 |
绪论 从设计为人到设计育人——通识设计课程研究 |
一、背景:设计育人 |
(一)在人人设计的时代:数字时代的技术、设计与人 |
(二)学科之显隐:包豪斯百周年纪念中缺席的设计通识 |
(三)设计亦育人:当代高校美育发展视野下的通识设计教育 |
二、概念:何谓设计通识 |
(一)“高校”:高等教育层面 |
(二)“通识”:面向通识教育和“通识”中西比较差异 |
(三)设计——以设计学科为内容载体的课程 |
(四)设计通识与设计美育 |
(五)通识与“专业通识” |
三、综述:研究史与问题 |
(一)文献综述:从知识、理论、思维到课程实践 |
(二)总体特征与突出问题 |
四、研究内容与方法 |
(一)目的:从“概念”到“形式” |
(二)内容框架:“为什么—有什么—是什么—教什么—怎么教” |
(三)方法:从解决问题到基于“概念设计”的研究 |
五、研究意义与目标 |
(一)意义:育人与学科的不可分性 |
(二)目标:学术材料、理论建构、研究方法 |
第一章 为什么:历史语境与当代使命 |
第一节 设计成为通识——学科发展中的历史渊源 |
一、设计通识与 19 世纪欧美大学艺术学科初创—诺顿美术课程中的设计教育 |
二、设计通识与 20 世纪初期专业设计教育变革—早期包豪斯教育中的通识渊源及美国新包豪斯的通识设计思想 |
三、设计通识作为战后设计研究的目的与结果—欧洲“设计思维”研究与“设计”成为英国中小学国家课程 |
四、设计通识成为当代设计学科拓展动力——当代斯坦福设计思维引发的设计学科变革 |
五、我国传统设计教育史“专业”与“通识”关系——传统造物中工匠职业教育与文人艺术的交互 |
第二节 设计作为美育——新时代高校美育的形式 |
一、我国传统美育思想与设计美育的表现形式 |
二、近现代我国高校“美育”理解变迁与设计美育特点 |
三、当代我国高校“美育”发展历史机遇与困局并存 |
四、设计教育成为当代高校美育载体的优点 |
五、“设计美育”的当代中外美学理论基础 |
第二章 有什么:发展现状与比较思考 |
第一节 贯通或是悬置?——中小学设计课程标准比较 |
一、设计引领艺术、技术:英国国家课程中的设计课程 |
二、设计作为视觉艺术素养:美国国家艺术标准 |
三、我国中小学设计教育的“标准悬置”与“裂隙修复” |
第二节 从基础到前瞻——高校通识设计课程比较 |
一、美国大学通识教育演化与课程制度形成 |
二、美国大学通识课程中的设计课程 |
三、美国通识设计课程的主要类型与学科内容-功能特征 |
四、高校通识设计课程:从“专业科普”迈向“育人联结与学科前瞻” |
第三章 是什么:研究核心——概念、内容、课题方法 |
第一节 课程概念思考 |
一、概念回溯:“设计通识”与“设计美育”内外两种视野 |
二、内涵思考:比较视野下的课程内涵特征解析 |
第二节 课程内容辨析 |
一、学科内外:今天“设计”概念何为? |
二、育人对接:从核心素养视野到设计通识的核心素养 |
三、设计实践/实验:“通过设计实践进行的教育” |
第三节 课题设计价值 |
一、通识设计课程教学设计的特殊性 |
二、过去教训:教学自身缺乏“设计” |
三、课题设计:使教学与课程成为一种“艺术”的核心 |
第四章 教什么:课程内容建构理论 |
第一节 课程学视野:课程内容建构的学理基础 |
一、当代课程理论中的课程内容 |
二、通识设计课程内容建构的理论框架 |
第二节 通识与美育视野:通识设计课程内容的三层次理论 |
一、通识与美育的目标指向与层次性 |
二、通识设计课程内容三层次理论 |
第三节 学科视野:课程内容的知识与能力形态 |
一、通识设计课程内容的知识形态:学科“破界”与“跨界” |
二、通识设计课程内容的核心能力:设计思维中的“形式思维” |
第四节 设计通识的核心能力——设计形式生成思维的培养 |
一、从设计形式4 属性看设计形式生成思维的基本类型 |
二、基于知觉-媒介-抽象的设计形式生成思维 |
三、基于意义-符号-叙事思维的设计形式生成 |
四、基于技术-结构-系统思维的设计形式生成 |
五、基于观念-重构-生成思维的设计形式生成 |
第五章 怎么教:课题设计方法研究 |
第一节 课题的本质与设计方法研究——作为教学设计的“形式生成” |
一、课题的本质及其设计方法:作为教学设计的“形式生成” |
二、设计通识典型课题分析 |
三、通识设计课题设计方法:差异与应对策略 |
第二节 微观:设计形式生成思维 4 种类型的课题设计研究 |
一、基于“知觉-媒介-抽象”思维的通识设计课题研究 |
二、基于“意义-符号-叙事”思维的通识设计课题研究 |
三、基于“技术-结构-系统”思维的通识设计课题研究 |
四、基于“观念-重构-生成”思维的通识设计课题 |
第三节 中观:通识设计内容3 层次的课题设计研究 |
一、“设计语言”的课题设计方法研究 |
二、“设计返身”的课题设计研究 |
三、“设计自由”的课题设计——在设计中自由 |
第四节 课题设计方法总结与作为教学设计形式的展望 |
一、微观和中观层面的课题设计方法总结 |
二、宏观、抽象层面的课题设计方法展望 |
结论 “造物亦育人”——面向未来的高校通识设计课程 |
一、异化与回应:设计作为一种通识性人文实践 |
二、通识设计课程内容的再思考 ——设计学科核心素养与设计思维中的形式思维 |
三、课题设计作为育人体验设计和课程推广关键 |
附录一:本文专业案例分析与通识课题设计目录 |
附录二 西南交通大学通识课《设计美育Ⅰ:从艺术到设计》课程教学(2020-2021 秋季学期)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介 |
致谢 |
(2)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1.2 文献综述 |
1.2.1 国内对加拿大PPP模式的研究 |
1.2.2 国外对加拿大PPP模式的研究 |
1.3 研究方法与结构安排 |
1.3.1 研究方法 |
1.3.2 结构安排 |
1.4 研究创新与不足 |
1.4.1 研究创新 |
1.4.2 研究不足 |
第2章 基础设施PPP模式及其理论基础 |
2.1 PPP模式一般性分析 |
2.1.1 PPP模式概念 |
2.1.2 PPP模式特征 |
2.1.3 PPP模式价值驱动因素 |
2.2 公共产品与基础设施相关理论 |
2.2.1 公共产品与准公共产品 |
2.2.2 基础设施性质与市场失灵 |
2.2.3 基础设施分类与PPP项目选择 |
2.3 PPP模式与公共管理相关理论 |
2.3.1 公共选择与政府失灵理论 |
2.3.2 新公共管理理论与PPP实践 |
2.3.3 公共事业民营化组织形式 |
2.4 PPP模式缔约机制相关理论 |
2.4.1 交易费用理论与PPP模式 |
2.4.2 产权理论与PPP模式 |
2.4.3 委托代理理论与PPP模式 |
第3章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发展动因及现状分析 |
3.1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需求角度动因 |
3.1.1 经济发展对基础设施需求 |
3.1.2 基础设施老化与投资缺口 |
3.2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供给角度动因 |
3.2.1 基础设施投资呈下降趋势 |
3.2.2 基础设施政府供给管理能力不足 |
3.2.3 基础设施战略与PPP政策导向 |
3.3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发展历程、现状与运作机制 |
3.3.1 基础设施PPP模式发展历程与特征 |
3.3.2 基础设施PPP模式发展现状与国际地位 |
3.3.3 基础设施PPP模式主要运作机制 |
3.4 本章小结 |
第4章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采购管理分析 |
4.1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采购管理框架与管理原则 |
4.1.1 PPP模式全流程采购框架 |
4.1.2 PPP模式采购管理原则 |
4.2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项目评估与采购决策体系 |
4.2.1 PPP全项目筛选及物有所值动态评估 |
4.2.2 PPP物有所值定性评估计分法 |
4.2.3 PPP物有所值定量评估方案 |
4.2.4 PPP物有所值创新因子与量化 |
4.3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项目采购管理的竞争性与效率性 |
4.3.1 PPP项目竞合对话的充分竞争性 |
4.3.2 PPP项目非招标提案的竞争性优化 |
4.3.3 PPP项目技术与财务评标的权衡 |
4.3.4 PPP项目采购时间与成本的效率性 |
4.4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项目采购主合同边界条件 |
4.4.1 PPP项目合同标准化 |
4.4.2 PPP项目合同绩效产出边界 |
4.4.3 PPP项目合同回报机制边界 |
4.5 本章小结 |
第5章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投融资管理分析 |
5.1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投融资结构 |
5.1.1 PPP项目投融资一般性分析 |
5.1.2 加拿大PPP项目投融资结构 |
5.2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债券类融资构成及创新 |
5.2.1 PPP项目债券融资现状 |
5.2.2 PPP项目债券构成要素 |
5.2.3 绿色债券与PPP绿色项目协同创新 |
5.2.4 社会效益债券与公共服务融资创新 |
5.3 加拿大PPP项目政策性及商业银行金融支持与变革 |
5.3.1 加拿大基础设施银行对PPP政策性金融支持 |
5.3.2 省属金融管理局对基础设施建设支持 |
5.3.3 金融危机后商业银行PPP投融资变化与变革 |
5.4 加拿大养老金对基础设施及PPP项目投资与绩效 |
5.4.1 养老金资产配置与基础设施投资规模 |
5.4.2 养老金基础设施投资领域与风险偏好 |
5.4.3 养老金基础设施投资方式与投资业绩 |
5.5 加拿大PPP产业投资基金与基础设施基金作用与机制 |
5.5.1 PPP产业投资基金类型及主要作用 |
5.5.2 PPP产业投资基金运作机制 |
5.5.3 联邦基础设施基金运作机制 |
5.6 本章小结 |
第6章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风险管理分析 |
6.1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风险特征及风险管理制度 |
6.1.1 基础设施PPP项目风险及特征 |
6.1.2 PPP模式风险管理原则与工具 |
6.1.3 PPP模式风险管理要素 |
6.2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风险管理核心内容与管理实践 |
6.2.1 PPP项目风险识别 |
6.2.2 PPP项目风险分配 |
6.2.3 PPP项目风险评估 |
6.2.4 PPP项目风险救济 |
6.3 本章小结 |
第7章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监管保障分析 |
7.1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法律构成要素与制度框架 |
7.1.1 PPP模式法律构成要素 |
7.1.2 普通法系与大陆法系下PPP立法特征 |
7.1.3 联邦与省级PPP法律制度框架 |
7.2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专业机构与治理能力 |
7.2.1 PPP专业机构核心能力要素 |
7.2.2 联邦级PPP机构战略引导作用 |
7.2.3 省级PPP机构运营与执行能力 |
7.3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监管机制 |
7.3.1 PPP模式绩效监管 |
7.3.2 PPP模式财政监管 |
7.3.3 PPP模式审计监管 |
7.4 本章小结 |
第8章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评价 |
8.1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效率评价 |
8.1.1 加拿大PPP项目交付效率分析 |
8.1.2 社会认可度与市场参与度分析 |
8.1.3 PPP模式经济系统性效益分析 |
8.2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面临挑战 |
8.2.1 加拿大市级PPP模式发展受到制约 |
8.2.2 弱化对长期私营资本的需求及其影响 |
8.2.3 部分地区或项目未能真正实现物有所值 |
8.3 本章小结 |
第9章 加拿大经验对我国基础设施PPP模式发展的启示 |
9.1 我国基础设施PPP模式发展历程与现状 |
9.1.1 我国基础设施PPP模式发展历程 |
9.1.2 我国基础设施PPP项目发展现状 |
9.2 我国基础实施PPP模式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
9.2.1 政府与社会资本PPP模式理念认识不清,双方合作地位不平等 |
9.2.2 PPP模式全生命周期监管、财政隐性风险、绩效管理存在不足 |
9.2.3 PPP项目融资属性欠缺,项目回报渠狭窄,存在短期投资倾向 |
9.3 加拿大经验对我国基础设施PPP模式发展的启示 |
9.3.1 协调财政与发改部门轴心作用,建立省和市级PPP专业团队 |
9.3.2 提升PPP项目全生命周期绩效、财政及审计综合治理能力 |
9.3.3 加强PPP项目规划与筛选,完善物有所值定性与定量分析 |
9.3.4 优化PPP项目风险分担、回报方式与激励机制 |
9.3.5 拓展PPP多元化投融资市场,逐步向项目融资模式转变 |
参考文献 |
附件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3)民国时期幼儿教师教育实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缘起 |
(一)研究背景:民国教育实验开展为本研究提供了丰富素材 |
(二)现实体认:探寻幼儿教师教育发展中存在问题的解决方案 |
(三)研究基础:“设计-实验”模型为本研究提供了实践支撑 |
二、研究意义 |
(一)理论意义 |
(二)实践意义 |
三、相关概念的界定 |
(一)实验、试验和教育实验 |
(二)民国时期和幼儿教师教育 |
(三)幼儿教育实验 |
(四)民国时期幼儿教师教育实验 |
四、国内外研究综述 |
(一)民国时期教师教育和幼儿教师教育的相关研究 |
(二)民国时期教育家对于幼儿教师教育实验的相关研究 |
(三)民国时期幼儿教师教育实验研究的内容与视角 |
五、研究理论及方法 |
(一)研究理论 |
(二)研究方法 |
六、研究思路及结构设计 |
(一)研究思路 |
(二)结构设计 |
七、课题研究的创新点及局限 |
(一)创新点 |
(二)局限性 |
第一章 民国时期幼儿教师教育实验的促发因素 |
第一节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教育实验 |
一、五四新文化运动为教育实验提供了合理依据 |
二、以科学和民主为核心的西方现代教育传播诱发教育实验 |
三、教育实验开展是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转型的重要标识 |
第二节 清末民初幼儿教师教育转型的实验背景 |
一、清末民初幼儿教育发展状况及特点 |
二、清末民初幼儿教师教育转型的实验诉求 |
第三节 民国时期幼儿教师教育实验的理性准备 |
一、日式和教会幼儿教师教育机构的客观评价 |
二、国外幼儿教师教育理论的引入 |
三、初步展开中国化幼儿教师教育实验的理性思考 |
第二章 民国时期多领域教育实验对幼儿教师教育实验的推动 |
第一节 民国时期综合性教育实验的探索导向 |
一、综合性教育实验促进社会改造的价值指向 |
二、综合性教育实验探索教育平民化的思想内容 |
三、综合性教育实验凸显实用与科学特征 |
四、综合性教育实验实施和成效提升的促进策略 |
第二节 民国时期幼儿教师教育实验方法技术思想的生成 |
一、实验主体对教育实验内容有较为清晰的体认 |
二、实验主体追求实验过程的实证性和严密性 |
三、实验主体注重调查法和统计法的应用 |
四、实验主体合理选择实验区域和学校的研究对象 |
五、实验主体运用教育心理学的专业和技术 |
六、实验主体注重获得实验效果 |
第三章 民国时期幼儿教师教育体制和学制实验 |
第一节 民国时期幼儿教师教育体制和学制实验的缘由 |
一、实验问题发现:对当时幼儿教师教育体制的研究与批判 |
二、实验问题梳理:幼儿教师教育体制和学制建立的双轨之路 |
三、实验问题确立:幼儿教师教育体制与学制实验的内容 |
第二节 民国时期幼儿教师教育体制实验 |
一、“中心幼稚园”体制实验:陶行知乡村幼儿教师教育体制创新 |
二、平民化幼儿教师教育体制实验:乡村建设实验的组成部分 |
三、结果与影响:中国化平民化幼儿教师教育方向确立 |
第三节 民国时期幼儿教师教育学制实验 |
一、实验发端:增补幼儿教师教育学制内容空缺 |
二、探索推进:高中层次幼儿教师教育实验方向确立 |
三、实验内容广泛:幼儿教师培养体系的中国化、科学化建构 |
四、学制创新:晓庄“中心幼稚园”模式下幼儿教师教育的学制实验 |
五、结果与影响:幼儿教师教育学制理论与实践的双重价值 |
第四章 民国时期幼儿教师教育课程实验 |
第一节 民国时期幼儿教师教育课程实验的缘起 |
一、实验问题起点:清末民初幼儿教师教育课程外国化弊病严重 |
二、实验问题梳理:中国化幼儿教师教育课程专业性诉求 |
三、实验问题归纳:在理论借鉴和实践经验中寻找课程改革方向 |
第二节 “生活教育”课程实验 |
一、实验的依据:生活即教育 |
二、实验的目标:建构“生活力”模型 |
三、实验的内容:实施三类课程 |
四、结果与影响:“生活教育”课程理论与实践体系形成 |
第三节 “行为课程”组织实验 |
一、实验的依据:引导儿童在劳力上劳心 |
二、实验的目标:围绕中心活动组织活动课程 |
三、实验的内容:五次“行为课程”组织尝试 |
四、结果与影响:“行为课程”组织理论和实践体系的构建 |
第四节 “活教育”课程实验 |
一、实验的依据:“活教育”思想 |
二、实验的目标:培养活的幼儿教师 |
三、实验的内容:“工作单元制”和“五指活动”课程组织 |
四、结果与影响:民国时期幼儿教师教育课程改革集大成者 |
第五章 民国时期幼儿教师教育教学组织形式实验 |
第一节 民国时期幼儿教师教育教学组织形式实验的缘起 |
一、实验问题起点:教学组织形式是幼儿教师教育改革的盲区 |
二、实验问题坐标:中国化幼儿教师教育教学组织形式改革浮出水面 |
三、实验问题聚焦:探寻中国化幼儿教师教育教学组织形式路向 |
第二节 “艺友制”教学组织形式实验 |
一、实验的依据:“教学做合一” |
二、实验的目标:普及乡村幼儿教育 |
三、实验的内容:提升培养效率和适应性 |
四、结果与影响:幼儿教师教育教学理论和实践突破性价值 |
第三节 “半道尔顿制”教学组织形式实验 |
一、实验的依据:道尔顿制的改造 |
二、实验的目标:知识和技能并重的教学模式构建 |
三、实验的内容:“半道尔顿制”教学组织形式实验落地 |
四、结果与影响:提升了幼儿教师教育质量 |
第六章 民国时期幼儿教师教育教学方法实验——以张雪门实习教学方法为例 |
第一节 民国时期幼儿教师教育教学法实验的缘起 |
一、实验问题起点:幼儿教师教育教学方法改革的觉醒 |
二、实验问题梳理:按照课程类别进行的教学方法改革 |
三、实验问题聚焦:实习教学方法实验 |
第二节 张雪门实习教学方法实验 |
一、实验的依据:“行为主义”理念 |
二、实验的目标:实习教学应确保全领域、有计划、有组织 |
三、实验的内容:从参观、参与到支配的全程性实习 |
四、结果与影响:为幼师实习教学方法探索可行路径 |
第七章 民国时期幼儿教师教育实验的评价 |
第一节 推动中国幼儿教师教育现代转型 |
一、推动中国化幼儿教师教育理论体系形成 |
二、促进民国时期幼儿教师教育规模与质量保障 |
三、拉动幼儿教师教育制度中国化、规范化 |
四、构建幼儿教师教育初步的课程教学科学化体系 |
第二节 民国时期幼儿教师教育实验的现实启示 |
一、重视对民国时期幼儿教师实验经验的借鉴 |
二、幼儿教师队伍专业化建设需要实验研究 |
三、幼儿教师升格教育中的内核独特性坚守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4)公众线上诉求模式与影响因素 ——基于多源数据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引言:研究背景、问题和意义 |
1.1 研究背景 |
1.1.1 现实背景: 网络时代的公众与政府互动 |
1.1.2 理论背景: 网络空间的公众诉求研究不足 |
1.2 研究问题: 公众线上诉求的影响因素 |
1.3 研究意义 |
1.4 研究思路、数据和技术 |
1.5 研究创新 |
1.6 论文结构 |
第2章 文献综述 |
2.1 公众诉求、线上诉求以及相关概念 |
2.2 公众诉求的发展:从线下到线上 |
2.2.1 信访制度与群众信访 |
2.2.2 电子政务建设与线上诉求 |
2.2.3 网络群众路线及其践行 |
2.3 公众诉求的特征、功能与后果 |
2.3.1 公众诉求的特征 |
2.3.2 公众诉求的政治功能 |
2.3.3 公众诉求的政治后果 |
2.4 制度、技术与参与空间 |
2.4.1 参与空间划分 |
2.4.2 制度内参与 |
2.4.3 互联网络内参与 |
2.4.4 制度内线上空间 |
2.5 公众线上诉求研究的方法论 |
2.5.1 问卷调查数据与传统定量分析 |
2.5.2 线上诉求大数据与传统定量分析 |
2.5.3 线上诉求大数据与文本分析 |
2.6 文献评价 |
2.7 本章小结 |
第3章 理论框架 |
3.1 公众线上诉求: 维度及具体问题 |
3.1.1 发生规模 |
3.1.2 渠道使用 |
3.1.3 公开留言 |
3.1.4 对政府回应的评价 |
3.2 公众线上诉求的模式与影响因素: 整合的分析框架 |
3.2.1 政治的逻辑: 政府回应性 |
3.2.2 技术的逻辑: 互联网扩散 |
3.2.3 议题的逻辑: 环境问题和公共性 |
3.3 本章小结 |
第4章 研究设计 |
4.1 数据 |
4.1.1 线上诉求的痕迹数据介绍 |
4.1.2 领导留言板数据 |
4.1.3 青岛市政府信箱数据 |
4.1.4 其他数据 |
4.2 变量与模型设定 |
4.2.1 发生规模: 变量与模型设定 |
4.2.2 渠道使用: 结构主题模型 |
4.2.3 公开留言: 变量与模型设定 |
4.2.4 评价回应: 变量与模型设定 |
4.3 本章小结 |
第5章 研究发现与主要结果 |
5.1 公众线上诉求的模型结果 |
5.1.1 模型1: 诉求规模的地域差异与影响因素 |
5.1.2 模型2: 诉求渠道的使用模式与影响因素 |
5.1.3 模型3: 公开留言的策略选择与影响因素 |
5.1.4 模型4: 对政府回应的评价与影响因素 |
5.2 实证结果的三种解释逻辑 |
5.2.1 政治的逻辑 |
5.2.2 技术的逻辑 |
5.2.3 议题的逻辑 |
5.2.4 三种逻辑之间的关系 |
5.3 本章小结 |
第6章 结论 |
6.1 发现与反思 |
6.2 对政府治理的启示 |
6.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附录 |
附录1 领导留言板部分爬虫程序 |
附录2 青岛市政府信箱部分爬虫程序 |
附录3 山东省网民投诉类留言的主题关键词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学术论文目录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5)行政复议决定体系的重构(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言 |
一、问题的提出 |
二、研究价值及意义 |
三、文献综述 |
四、主要研究方法 |
五、论文的结构 |
六、论文的主要创新及不足 |
第一章 行政复议决定概述 |
第一节 行政复议决定的内涵 |
一、何为行政复议决定 |
二、行政复议决定的作出期限 |
三、行政复议决定的法律效力 |
第二节 行政复议决定的法律属性分析 |
一、行政复议决定法律属性之争议回顾 |
二、行政复议决定构成要件之规范分析 |
三、行政复议决定在司法层面的法律属性分析 |
第三节 行政复议决定设定权的重构 |
一、行政复议决设定权的实践考察 |
二、当前行政复议决定设定权的困境 |
三、行政复议决定设定权之定位 |
第四节 行政复议决定的类型 |
一、行政复议决定类型化的意义 |
二、行政复议决定类型的影响因素 |
三、行政复议决定类型的不同分类标准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肯定性行政复议决定 |
第一节 维持决定之坚持 |
一、法规范中维持决定的历史脉络 |
二、维持决定的实践观察 |
三、维持决定的坚持与完善 |
第二节 驳回决定的重构 |
一、《实施条例》增加驳回决定的缘由 |
二、驳回决定的法规范及理论争议 |
三、驳回决定之典型案例考察 |
四、驳回决定本质属性的回归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否定性行政复议决定 |
第一节 责令履行决定的重构 |
一、责令履行决定的法规范及理论争议 |
二、实践中的责令履行决定 |
三、责令履行决定的重构标准 |
第二节 变更决定本质属性的回归 |
一、行政复议机关变更权的基础 |
二、变更决定的法规范及理论争议 |
三、变更决定之典型案例考察 |
四、变更决定的重构 |
第三节 责令重作决定的细化 |
一、责令重作决定的必要性 |
二、责令重作决定的法规范及理论争议 |
三、责令重作决定的适用标准探究——基于典型案例的考量 |
第四节 确认无效决定的增加 |
一、确认无效决定的适用对象——无效行政行为 |
二、确认无效决定的特征 |
三、确认无效决定的构建 |
第五节 撤销决定的补充性定位 |
一、撤销决定的法规范及理论争议 |
二、撤销决定之典型案例考察 |
三、撤销决定的重构——补充性定位的确立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混合型行政复议决定——确认违法决定 |
第一节 确认违法决定的法规范及理论争议 |
一、确认违法决定的确立 |
二、确认违法决定的理论争议 |
三、低位阶法规范对确认违法决定的细化 |
第二节 确认违法决定的实践考察 |
一、确认违法决定是对其它复议决定的替代 |
二、确认违法决定与其它复议决定处于同一维度 |
第三节 确认违法决定的重构 |
一、立法上对确认违法决定两种不同属性的明确 |
二、作为情况决定的适用范围 |
三、作为正常复议决定的适用范围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行政复议决定的替代性结案制度的重构 |
第一节 实质性限制撤回复议申请权的路径 |
一、撤回复议申请制度的法规范及理论争议 |
二、撤回复议申请制度之典型案例考察 |
三、撤回复议申请制度的重构 |
第二节 调解制度的结案方式——行政复议决定 |
一、调解制度的法规范及理论争议 |
二、典型案例中的调解制度 |
三、调解制度的重构 |
第三节 和解制度的取消 |
一、和解制度之立法背景探究 |
二、和解制度的法规范及理论争议 |
三、典型案例中的和解制度被撤回复议申请制度和调解制度所吸收 |
四、和解制度应当取消 |
本章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后记 |
(6)精英能动、双轨治理与新乡贤交往空间生产 ——浙江省乡村礼堂建设案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摘要 |
Abstract |
1.导论 |
1.1 问题提出 |
1.2 文献综述 |
1.3 分析框架 |
1.4 资料方法 |
1.5 本文观点 |
2.精英的转换 |
2.1 传统士绅 |
2.2 民国新乡绅 |
2.3 集体农村干部 |
2.4 改革后新乡贤 |
3.“双轨”的重建 |
3.1 平衡双轨 |
3.2 长单轨 |
3.3 强单轨 |
3.4 复合双轨 |
4.礼堂的复兴 |
4.1 传统礼堂 |
4.2 近代礼堂 |
4.3 农村礼堂 |
4.4 文化礼堂 |
5.新乡贤的参与 |
5.1 规划选址 |
5.2 规模设计 |
5.3 建设筹资 |
5.4 布局展陈 |
6.内在的动力 |
6.1 村民的文化需要 |
6.2 新乡贤的文化兴趣 |
6.3 村庄的治理诉求 |
6.4 宗族的吸引 |
6.5 女性新乡贤的作用 |
7.自我的限制 |
7.1 村庄领导的竞争 |
7.2 村两委成员的冲突 |
7.3 乡村文化人的工具化 |
7.4 乡村文化人的行政化 |
8.基层政府的策略 |
8.1 行政动员 |
8.2 业务指导 |
8.3 被动支持 |
8.4 特意排斥 |
9.乡村交往的重构 |
9.1 “礼治”交往 |
9.2 文化交往 |
9.3 再组织化 |
9.4 村域外交往 |
10.结论 |
10.1 新乡贤交往空间的历史形成 |
10.2 新乡贤交往空间与文化网络 |
10.3 新乡贤交往空间与士绅社会 |
10.4 新乡贤交往空间与公共领域 |
参考文献 |
(7)基于高质量发展的新疆棉花技术集成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文献综述 |
1.2.1 农业高质量发展相关研究 |
1.2.2 农业技术进步相关研究 |
1.2.3 农业技术集成的相关研究 |
1.2.4 农业技术集成与质量关系研究 |
1.2.5 文献述评 |
1.3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1.3.1 研究方法 |
1.3.2 技术路线 |
1.4 研究内容、研究目标和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
1.4.1 研究内容 |
1.4.2 研究目标 |
1.4.3 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
1.5 创新点 |
第二章 相关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2.1.1 机采棉 |
2.1.2 高质量发展 |
2.1.3 农业高质量发展 |
2.1.4 技术集成 |
2.2 理论基础 |
2.2.1 技术进步理论 |
2.2.2 技术集成理论 |
2.2.3 快乐植棉理论 |
2.2.4 技术变迁理论 |
第三章 新疆棉花质量与技术集成现状 |
3.1 新疆棉花产业概况 |
3.2 新疆棉花质量现状 |
3.2.1 新疆棉花质量现状 |
3.2.2 新疆棉花提质增效现状 |
3.3 新疆棉花技术集成现状 |
3.3.1 新疆棉花技术集成阶段和特点 |
3.3.2 新疆棉花技术集成现状分析 |
3.4 新疆与世界棉花主产国的棉花质量与生产技术对比分析 |
3.4.1 美国棉花质量与生产技术现状 |
3.4.2 澳大利亚棉花质量与生产技术现状 |
3.4.3 新疆与世界棉花主产国的棉花质量与生产技术对比分析 |
3.5 新疆棉花质量和技术集成对比差距的解决思路 |
3.6 小结 |
第四章 新疆棉花技术集成评价体系构建 |
4.1 新疆棉花技术集成评价体系构建原则与方法选取 |
4.1.1 技术集成评价体系构建原则 |
4.1.2 技术集成评价体系构建的方法选取 |
4.2 新疆棉花技术集成评价体系的指标筛选 |
4.2.1 技术集成评价体系备选指标的考量 |
4.2.2 技术集成评价体系权威专家的选定 |
4.2.3 技术集成评价体系指标的筛选 |
4.3 新疆棉花技术集成评价体系指标权重的确定 |
4.3.1 构造判断矩阵 |
4.3.2 各层次的判断矩阵及一致性检验 |
4.4 小结 |
第五章 新疆典型棉区棉花技术集成和质量评价 |
5.1 新疆典型棉区样点选择与调查问卷设计 |
5.1.1 典型棉区样点选择 |
5.1.2 调查问卷设计 |
5.2 新疆典型棉区棉花技术集成评价 |
5.2.1 技术集成标准值与计分方法确定 |
5.2.2 典型棉区棉花技术集成评价 |
5.3 新疆典型棉区棉花质量评价 |
5.3.1 质量指标的确定与数据来源 |
5.3.2 典型棉区棉花质量评价 |
5.4 新疆典型棉区技术集成与质量的相关性分析 |
5.4.1 技术集成与质量的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
5.4.2 技术集成与质量相关性分析 |
5.5 小结 |
第六章 新疆棉花技术集成体系优化 |
6.1 新疆棉花技术集成体系的优化原则与方法 |
6.1.1 技术集成体系的优化原则 |
6.1.2 技术集成体系的优化方法 |
6.2 新疆棉花技术集成体系的指标筛选 |
6.2.1 技术集成体系指标筛选的样点单位选择 |
6.2.2 技术集成体系的指标值筛选 |
6.3 新疆技术集成体系优化的经验借鉴 |
6.3.1 国外棉花主产国的经验借鉴 |
6.3.2 新疆兵团的实践经验借鉴 |
6.4 新疆棉花技术集成体系的指标优化 |
6.4.1 技术集成体系的指标构架优化 |
6.4.2 技术集成体系的指标值优化 |
6.5 小结 |
第七章 新疆棉花技术集成的影响因素分析 |
7.1 新疆棉花技术集成影响因素的选定 |
7.2 新疆棉花技术集成政府层面影响分析 |
7.2.1 产业定位的影响分析 |
7.2.2 产业政策的影响分析 |
7.3 新疆棉花技术集成棉农采纳意愿影响分析 |
7.3.1 TAM框架及理论分析 |
7.3.2 棉农采纳意愿的概念框架 |
7.3.3 棉农采纳意愿的研究方法 |
7.3.4 棉农采纳意愿的实证结果与分析 |
7.3.5 棉农采纳意愿的分析结论 |
7.4 小结 |
第八章 新疆棉花技术集成体系的推广与对策建议 |
8.1 新疆棉花技术集成体系的推广 |
8.1.1 技术集成体系推广路径 |
8.1.2 技术集成体系推广的具体措施 |
8.2 对策建议 |
8.2.1 确立新疆棉花高质量发展观 |
8.2.2 确立新疆棉花高质量发展的产业定位和产业政策 |
8.2.3 建立新疆棉花高质量发展的组织保障措施 |
8.3 小结 |
第九章 研究结论、研究不足与研究展望 |
9.1 研究结论 |
9.2 研究不足 |
9.3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一: 棉花技术集成评价体系构建国内咨询专家名单 |
附录二: 技术集成评价体系指标专家意见征询表 |
附录三: 技术集成评价体系指标权重专家意见征询表 |
附录四: 典型棉区棉花技术集成情况调查表 |
附录五: 棉花技术集成情况调查问卷 |
附录六: 棉花技术集成农户需求与采纳意愿调查问卷 |
附录七: 全文图示及表格 |
致谢 |
作者简介 |
石河子大学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导师评阅表 |
(8)新能源发电与电网协调发展综合评价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1.3 研究内容和技术路线 |
1.3.1 研究内容 |
1.3.2 技术路线 |
第2章 协调发展及综合评价理论基础 |
2.1 新能源发电与电网协调发展相关理论 |
2.2 综合评价相关理论 |
2.3 本章小结 |
第3章 新能源发电与电网协调发展现状 |
3.1 新能源发电与电网协调发展的内涵 |
3.2 新能源发电与电网协调发展现状及问题 |
3.3 本章小结 |
第4章 新能源发电与电网协调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
4.1 新能源发电与电网协调发展影响因素分析 |
4.2 新能源发电与电网协调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4.2.1 构建思路和原则 |
4.2.2 指标体系构建 |
4.3 本章小结 |
第5章 新能源发电与电网协调发展综合评价模型 |
5.1 测评标准和评价指标预处理 |
5.1.1 测评标准确定方法 |
5.1.2 评价指标的预处理 |
5.2 主客观集成赋权法 |
5.2.1 德尔菲改进的AHP主观赋权法 |
5.2.2 熵权法客观赋权法 |
5.2.3 主客观赋权法的组合 |
5.3 物元可拓法 |
5.4 本章小结 |
第6章 新能源发电与电网协调发展综合评价算例分析 |
6.1 三个典型地区概况 |
6.2 算例分析及结果 |
6.2.1 权重计算 |
6.2.2 典型地区的综合评价及结果 |
6.3 促进新能源发电与电网协调发展的建议 |
6.4 本章小结 |
第7章 研究成果和结论 |
参考文献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其它成果 |
致谢 |
(9)考虑间歇式能源容量价值的储能规划关键技术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课题研究背景及意义 |
1.1.1 风电发展现状及消纳利用前景 |
1.1.2 风电置信容量评估的基本概念及算法核心思想 |
1.1.3 广域区间多风电场置信容量评估时需要考虑的影响因素 |
1.1.4 运用柔性资源提升风电置信容量的技术基础 |
1.2 广域区间风电场置信容量评估中风速与负荷联合分布建模研究现状 |
1.2.1 风速/风功率边际分布模型和预测模型研究现状 |
1.2.2 广域区间多风电场风速与区域负荷相关性建模研究现状 |
1.3 计及风电大规模接入的电力系统可靠性评估研究现状 |
1.3.1 电力系统可靠性基本概念及常用指标概述 |
1.3.2 计及风电大规模接入的电力系统可靠性计算方法研究现状 |
1.4 风电置信容量评估方法及提升策略的研究现状 |
1.4.1 风电置信容量评估方法研究现状 |
1.4.2 风电置信容量提升策略研究现状 |
1.5 现有研究存在的不足 |
1.6 本文的研究工作 |
1.6.1 主要内容 |
1.6.2 章节安排 |
第二章 风速与负荷的精细化联合分布建模方法 |
2.1 引言 |
2.2 风速边际分布函数的混合模型 |
2.2.1 GMM和 SNMM的基本结构 |
2.2.2 混合模型的参数估计方法 |
2.2.3 混合模型的拟合优度检验方法 |
2.3 风速负荷相关性建模的Vine copula模型 |
2.3.1 copula函数法基本原理 |
2.3.2 D-Vine copula的基本结构和参数估计 |
2.3.3 D-vine copula的拟合优度检验方法 |
2.3.4 基于D-Vine copulas和 SNMM模型的风速负荷场景生成 |
2.4 算例分析 |
2.4.1 算例环境 |
2.4.2 验证SNMM的拟合效果 |
2.4.3 验证D-Vine copulas的拟合效果 |
第三章 计及风电负荷相关性的发输电系统可靠性快速评估 |
3.1 引言 |
3.2 传统CE-IS方法的理论基础 |
3.3 ICE-IS算法中重要性分布的求取 |
3.3.1 输电线路的ISPMF |
3.3.2 多状态机组的ISPMF |
3.3.3 风速负荷联合分布的ISPDF |
3.4 ICE-IS的完整算法流程 |
3.4.1 ICE-IS预仿真阶段的步骤 |
3.4.2 ICE-IS正式仿真阶段的步骤 |
3.4.3 算法的误差分析 |
3.5 算例分析 |
3.5.1 风机的三状态模型 |
3.5.2 ICE-IS有效性验证 |
3.5.3 风速负荷的相关性结构对含风电发输电系统可靠性的影响 |
3.5.4 不同接入节点对含风电发输电系统可靠性的影响 |
3.5.5 ICE-IS在更大规模电网中的计算效率验证分析 |
第四章 基于非时序模拟法的风电场置信容量算法 |
4.1 引言 |
4.2 置信容量评价指标 |
4.2.1 等效常规机组容量指标的定义 |
4.2.2 有效载荷能力指标的定义 |
4.2.3 ELCC指标的修正 |
4.3 置信容量计算的弦截法 |
4.4 弦截法计算置信容量时存在的缺点 |
4.4.1 置信容量精度可能不足 |
4.4.2 置信容量求解过程可能不收敛 |
4.5 置信容量评估的非迭代式光滑样条插值法 |
4.6 算例分析 |
4.6.1 NISS方法的有效性验证 |
4.6.2 负荷与风速相关性对置信容量的影响 |
4.6.3 不同置信容量指标对风电场置信容量的影响分析 |
4.6.4 风电场渗透率对其置信容量的影响 |
4.6.5 采用不同的可靠性指标对置信容量评估的影响 |
4.6.6 NISS法在更大规模电网中计算置信容量的有效性验证 |
第五章 基于时序模拟法的风电场置信容量算法 |
5.1 引言 |
5.2 发电系统可靠性指标计算模型 |
5.2.1 常规机组年出力模型 |
5.2.2 风电出力相关性时序模型 |
5.2.3 负荷曲线波动模型 |
5.3 发电系统可靠性指标计算的加速时序蒙特卡洛法 |
5.3.1 传统时序蒙特卡洛法计算发电系统可靠性指标 |
5.3.2 传统SMCS法的误差特性分析 |
5.3.3 加速时序蒙特卡洛法的计算发电系统可靠性流程 |
5.3.4 ASMCS算法的误差分析 |
5.4 基于ELCC指标的置信容量评估 |
5.5 甘青地区电网实例分析 |
5.5.1 算例环境简介 |
5.5.2 ASMCS法效果验证 |
5.5.3 置信容量评估结果与分析 |
第六章 面向风储联合系统置信容量提升的储能容量配置方法 |
6.1 引言 |
6.2 电池储能系统的优化模型 |
6.2.1 电池储能充放电特性建模 |
6.2.2 电池储能的优化运行约束 |
6.3 提升风电置信容量的电池储能配置方法 |
6.3.1 风储系统联合出力日内峰谷差最小的储能运行策略优化模型 |
6.3.2 风储系统联合出力与负荷曲线相关性最高的储能运行策略优化模型 |
6.3.3 储能配置方案确定方法 |
6.4 风电时序场景生成和削减方法 |
6.4.1 风电出力时序场景生成方法 |
6.4.2 基于PAM聚类的时序场景削减方法 |
6.5 算例分析 |
6.5.1 算例环境 |
6.5.2 风电出力场景生成结果 |
6.5.3 两种不同的BESS优化运行策略下的BESS配置方案结果 |
第七章 结论与展望 |
7.1 研究工作总结 |
7.2 未来工作展望 |
致谢 |
参考文献 |
作者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10)考虑水库月间协调的年度电力电量平衡方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英文摘要 |
1 绪论 |
1.1 课题的背景和意义 |
1.2 电力电量平衡方法的研究现状 |
1.2.1 电力电量平衡的模型 |
1.2.2 电力电量平衡的求解算法 |
1.3 本文的主要工作 |
2 考虑水库月间协调的年度电力电量平衡方法 |
2.1 引言 |
2.2 考虑水库月间协调与月内单典型日的年度电力电量平衡模型 |
2.2.1 目标函数 |
2.2.2 约束条件 |
2.2.3 模型整理及特点分析 |
2.3 考虑实际电量需求的火电发电量修正 |
2.4 算例仿真分析 |
2.4.1 仿真结果分析 |
2.4.2 不同模型对比分析 |
2.4.3 不同系统规模的测试 |
2.5 本章小结 |
3 考虑水库月间协调与月内多典型日的年度电力电量平衡方法 |
3.1 引言 |
3.2 基础理论 |
3.2.1 因子分析 |
3.2.2 修正k-means聚类算法 |
3.3 多典型日负荷曲线的生成方法 |
3.3.1 电力负荷特性分析 |
3.3.2 基于因子分析及修正K-means聚类算法的多典型日负荷曲线生成方法 |
3.3.3 方法有效性验证 |
3.4 考虑水库月间协调与月内多典型日的年度电力电量平衡模型 |
3.4.1 目标函数 |
3.4.2 约束条件 |
3.4.3 简化模型 |
3.4.4 模型整理及特点分析 |
3.5 算例仿真分析 |
3.5.1 仿真结果分析 |
3.5.2 日间耦合约束对模型优化结果的影响 |
3.5.3 不同模型对比分析 |
3.6 本章小结 |
4 总结与展望 |
4.1 总结 |
4.2 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 |
A 作者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B 作者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参与的科研项目 |
C 学位论文数据集 |
附表A 火电机组参数 |
附表B 水电站水电转换特性 |
致谢 |
四、2002年度10个典型解决方案(论文参考文献)
- [1]高校通识教育中的设计课程研究:概念、内容与课题方法[D]. 曹勇. 南京艺术学院, 2021(12)
- [2]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研究[D]. 刘琨. 吉林大学, 2021(12)
- [3]民国时期幼儿教师教育实验研究[D]. 寇文亮. 河北大学, 2021(09)
- [4]公众线上诉求模式与影响因素 ——基于多源数据的研究[D]. 李珍珍. 山东大学, 2020(06)
- [5]行政复议决定体系的重构[D]. 崔梦豪.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2)
- [6]精英能动、双轨治理与新乡贤交往空间生产 ——浙江省乡村礼堂建设案例研究[D]. 谢安民. 浙江大学, 2020(01)
- [7]基于高质量发展的新疆棉花技术集成研究[D]. 王平. 石河子大学, 2020(04)
- [8]新能源发电与电网协调发展综合评价研究[D]. 杜丹. 华北电力大学(北京), 2020(06)
- [9]考虑间歇式能源容量价值的储能规划关键技术研究[D]. 蔡霁霖. 东南大学, 2019(01)
- [10]考虑水库月间协调的年度电力电量平衡方法研究[D]. 邵随拓. 重庆大学, 201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