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强化公仆意识 服务经济建设（论文文献综述）
于瑶[1]（2020）在《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人无德不立,官无德不为,国无德不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问题可谓是时代所需、现实所急、党之所虑。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党员领导干部的政德观及其培育问题,强调立政德就要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新时代只有切实做好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工作,才能不断提高党员领导干部的从政道德境界,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锻造一支德才兼备的高素质党员领导干部队伍。本文针对新时代如何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问题,按照“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逻辑进路,在思想基础研究、历史经验反思和现实境遇关照的基础上,从认识论、方法论、实践论三个层面系统勾勒新时代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实践理路,给新时代如何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问题以积极的理论回应和现实回应。第一章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基本问题。主要内容包括政德及政德观的涵义,政德观培育的要素及特征,政德观培育的现实意义等。本文认为,对政德的涵义,可以从三个维度加以把握:从主体维度看,政德是“从政之德”;从内容维度看,政德是“为政之德”;从功能维度看,政德是“用权之德”。政德以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为价值取向,主要功能在于规范公权力的行使。政德观是对政德的态度和看法,它由一定的政治信仰统摄,通过从政行为表现出来,体现了党员领导干部对一定政德规范认同、遵循和践履的自觉性。从应然层面看,党员领导干部应当树立以“为公”为价值方向的政德观。政德观培育是一种特殊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是将应然层面的、以“为公”为价值方向的政德观转化为党员领导干部实然的政德观的实践活动。政德观培育包含培育主体、培育内容、培育方式、培育保障和培育环境等要素,具有意识形态性、人民性、时代性和系统性等特征。新时代加强政德观培育,有助于锻造德才兼备的高素质领导干部队伍,形成讲政德立政德的党风政风,引领崇德向善的社会文明风尚。第二章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思想基础。本文认为,思想基础分为“灵魂”、“根基”和“源流”三个层次。新时代培育政德观,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又要有民族风格和发展眼光。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纲领,新时代培育政德观,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相关思想为灵魂。中国优秀传统官德文化和官德培育思想是中国古代先贤政治智慧的结晶,在传承中积淀成为党员领导干部从政心理结构的一部分,是新时代政德观培育的思想根基。历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用中国话语体系解释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在承继前人思想的基础上与时俱进地丰富着中国共产党人关于政德观培育的思想,是新时代政德观培育的思想源流。第三章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经验借鉴。主要梳理了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2012年党的十八大期间政德观培育的发展历程。经历了过渡时期的良好开端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曲折探索,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政德观培育逐渐向更加规范化、制度化的方向发展。经验主要有: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的主导作用,坚持为人民服务的价值方向,将理论教育与实践锻炼相结合,发挥制度的激励和约束作用,重视环境对政德观的塑造作用。第四章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积极举措与现实挑战。进入新时代,政德观培育在一系列积极举措下取得了很多阶段性成果,主要表现在:其一,培育主体重视程度增强;其二,培育内容愈加广泛深入;其三,培育方式趋于多样化;其四,培育保障制度不断更新;其五,培育环境在调适中得以改善。但是,仍然存在诸多挑战,主要表现在:其一,政德观培育诸要素尚未并轨,缺乏统一的顶层设计和明确的负责部门,存在整体合力不足问题。其二,培育内容缺乏针对性设计,尚未对政德教育或者政德观培育的具体内容作出明确的规范和说明,理论界也没有形成共识。其三,培育方式存在路径依赖下的低效性弊端问题,单向教条式的灌输难以对党员领导干部形成足够的吸引力,“口号式”的提要求往往让政德教育流于形式。其四,培育保障制度实施机制不健全,选择执行、片面执行、变通执行,甚至不执行等制度执行不力问题依然突出。其五,外部场域环境存在干扰因素,“四风”问题、官僚主义问题、新形式主义问题仍旧存在,各种社会思潮错杂交织,滋生出不少干扰性、对抗性、破坏性因素。第五章新时代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逻辑遵循与目标原则。本文认为,新时代加强政德观培育有其内在的逻辑遵循,这种逻辑从理论、现实、实践三个向度展开,表现为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政德观培育的重要论述为指导、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培养高素质党员领导干部、以实现政德观培育诸要素的同频共振为方法论要求三个方面,三者分别构成新时代加强政德观培育的理论逻辑、现实逻辑和实践逻辑。理论逻辑明确指导思想,现实逻辑定位目标方向,实践逻辑解锁原则要求,新时代加强政德观培育应当以引导党员领导干部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为目标,遵循主体维度的组织教育与自我教育相结合、内容维度的时代性内容与继承性内容相融合、方式维度的理论教育与实践淬炼相统合、保障维度的教育引导与制度约束相耦合、环境维度的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相整合等原则,以实现政德观培育的高质量发展。第六章新时代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实践路径。本文认为,可以从五个方面对新时代的政德观培育进行加强和优化。第一,整合政德观培育主体,实现主体间良性互动。一方面是培育实施者之间的互动,要求党组织加强集中统一领导,从顶层设计入手,将政德观要求嵌入干部教育、选任、监督、考核、惩处等各个环节,引导各要素协同向政德观培育聚集。另一方面是培育实施者与培育对象之间的互动,尊重党员领导干部的主体性,调动党员领导干部主动修养政德的积极性。第二,优化政德观培育内容,契合新时代培育目标。培育内容要兼顾“政”和“德”两方面的个性,既要讲求政治性,也不能脱离人文性,本文认为,可以从政治观、权力观和修身观三个维度构建政德观培育内容体系,分别契合新时代“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的政德观培育目标。其中,政治观反映了党性原则的基本要求,是政德观培育的主导性内容;权力观反映了权力行使的基本要求,是政德观培育的主体性内容;修身观反映了个人品德的基本要求,是政德观培育的基础性内容。培育政治观,要重点抓好政治理想教育、政治理论教育、政治忠诚教育、政治担当教育、政治纪律教育。培育权力观,重点要抓好宗旨意识教育、责任意识教育、实干意识教育、法治意识教育、廉洁意识教育。培育修身观,应当重点抓好集体主义道德观教育、传统修身文化教育、艰苦奋斗优良传统教育、人文精神教育、清廉家风教育。第三,创新政德观培育方式,提升政德教育实效。可采取的措施有:一是丰富理论教育形式以充分透彻说理,二是强化政德实践锻炼以力促知行合一,三是加强网络平台建设以发展线上教育,四是发挥榜样示范效应以消解情感困惑。第四,加强政德观培育保障,健全政德赏罚机制。通过落实“以德为先”的选拔任用制度、细化“奖优扬善”的考评激励制度、完善“失德必查”的监督问责制度,将“以德为先”的干部评价标准贯穿从“入口”到“出口”的全过程,形成政德观培育制度保障的闭环,实现政德观培育与赏罚回报之间的良性互动。第五,澄清政德观培育环境,注入场域动力支持。通过淬炼端正严明的党风政风,多措并举繁荣发展政德文化,实施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工程,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全社会价值观共识,提高全社会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程度,不断防范、过滤、削减政德观培育环境中的干扰性、破坏性、对抗性因素,以持续净化的政治生态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为政德观培育注入场域动力支持。总之,本文认为,政德观培育是一个多要素、复杂的系统工程,系统整体功能的优化有赖于各环节的整体推进和诸要素的协同发展。新时代加强政德观培育,需要从顶层设计入手,实现培育主体、培育内容、培育方式、培育保障、培育环境等各要素的同向而行。
王秀良[2]（2015）在《中国共产党的干部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领导者、重要组织者以及党和国家政策的直接制定者和主要实施者,他们的思想政治素质如何直接关系到党和政府的形象,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事业的成败。思想政治教育历来是党提高干部思想政治素质,推动党员干部队伍建设的重要途径,是党的建设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干部思想政治教育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单纯培养、提高和转变人的能力和素质的教育问题,更是一个事关社会和谐稳定、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执政党生死存亡的重大社会问题和重大政治问题。新时期,随着世情、国情、党情继续发生深刻变化,加强和改进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对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及其教育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研究新形势下党的干部思想政治教育,增强党的干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针对性、科学性和实效性,对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对深入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以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本文从理论与实践的双重角度出发,按照“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维逻辑,对中国共产党的干部思想政治教育进行系统研究。首先,阐述了党的干部思想政治教育的内涵、基本特征和重要作用,为全文研究提供了概念基础和逻辑起点。其次,分析了党的干部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渊源和党对教育理论的发展,考察了党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干部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历程,为下文研究提供了理论铺垫与实践基础。再次,结合社会调查和个案剖析,对党的干部思想政治教育取得的积极成效和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了分析,并运用系统思维,从市场经济、思想文化、党内腐败、政治体制、官德考评、教育本身等六个方面,多角度探寻了制约和影响党的干部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的原因。在此基础上,结合世情、国情、党情的新变化,呼应新形势下党的干部思想政治教育的新要求,提出了新时期党的干部思想政治教育的五大基本价值目标,明确了今后党的干部思想政治教育努力的方向。接下来,全面而系统地论述了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和改进党的干部思想政治教育所需的基本理论教育、时代性教育以及作风、精神和心理教育等三个层面十八个方面的基本内容。最后,作为全文的落脚点,从加强教育的基本原则、加强教育的基本思路、系统构建教育的长效机制等三个方面提出了新时期增强党的干部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的基本思路与对策。在加强教育的基本原则方面,提出教育要坚持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政治性与科学性相统一、先进性与广泛性相结合、继承性与创新性相结合、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等五项基本要求；在加强教育的基本思路方面,提出要从强化教育理念、完善教育模式、创新教育方法、优化教育环境、增强自律意识等五个方面进行改革完善、创新发展；在系统构建教育的长效机制方面,提出要在坚持党的政治领导下健全教育管理制度机制、健全与教育相配套的监督保障机制、健全干部思想政治状况的考核制度机制、建设高素质现代化的教育工作者队伍。党的干部思想政治教育,既是我们党加强自身建设的重大战略工程,又是一项蕴含理论与实践创新要求的系统工程。论文试图体现出以下几方面的努力和创新：一是在梳理了党的干部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发展轨迹的基础之上,富有创新性地提出并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的干部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是一脉相承的科学理论体系”的新观点。二是在回顾了党的干部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历程的基础之上,对党的干部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经验和教训进行了归纳分析,得出教育要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成果为指导等九条启示,这对新时期党的干部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无疑具有一定的现实指导意义。三是结合世情、国情、党情的新变化、新要求,提出必须把握新形势下党的干部思想政治教育的前进方向,明确定位新时期党的干部思想政治教育的五大基本价值目标,即坚定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增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公仆意识；增强党的意识、执政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增强忧患意识、创新意识、宗旨意识和使命意识。四是理论联系实际,提出新时期增强党的干部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性和实效性,不仅要从教育的基本原则、基本思路入手,而且还要从与教育相配套的制度、监督、考核等方面切入,在制度机制的整体配套及刚性约束上下功夫,系统构建切实可行、行之有效、科学管用的长效运行机制。
陈南南[3]（2019）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生态决定着我们党的肌体是否健康、执政地位是否稳固、国家政治局面是否稳定。进入新时代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党内政治生态建设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内容,重拳出击、常抓不懈,党内政治生态明显好转。然而,我们党面临着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的风险挑战,“四种危险”“四大考验”以及影响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依然存在,党内政治生态建设存在着不容忽视的问题。实现党的长期执政,完成新时代的奋斗目标,需要建设好党内政治生态。沿着理论解析—历史探源—现实问题分析—原因解剖—提出推进策略的逻辑思路展开研究,旨在通过完善和优化党内政治生态系统构成要素,实现各要素间的生态联动,促进党内政治生态的协调运行。通过解析新时代党内政治生态理论,阐述新时代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背景与意义,梳理新时代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思想基础,总结新时代党内政治生态建设已经取得的成就与经验,剖析新时代党内政治生态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探索新时代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推进策略,为建设好新时代党内政治生态提供借鉴。新时代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继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新的发展时期。深刻把握新时代的内涵以及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更加重视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中国开始走向引领世界的舞台中央等显着特征,系统解析党内政治生态理论,明确党内政治生态的概念、结构要素、功能特征及评价标准,为新时代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研究奠定基础。创新性地把党的环境系统作为党内政治生态的一个重要子系统进行考察分析,将党内政治生态看作由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文化系统、党内行为系统、党内制度系统、党的环境系统等子系统组成的四维体系;归纳出党内政治生态的系统性、整体性、动态性、开放性、平衡性等特征及服务保障、协调联动、自我修复等功能;把党内政治文化是否健康、人民性是否得到坚持、党内政治生活是否严肃、党内行为是否合乎党员标准、党内政治运行机制是否良好、党内法规制度是否得到执行、党内政治生态系统是否良性运行等作为新时代党内政治生态优良与否的评价标准。科学阐释新时代与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内在逻辑关联,清晰把握新时代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背景与意义,是新时代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研究的基本前提。党内政治生态建设是党内政治生态面临风险挑战、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的重要任务,是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重要前提,是实现新时代奋斗目标的客观要求,是加强党的内生态与外生态协调运行的现实呼唤。新时代党内政治生态建设必须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无产阶级政党政治生态思想与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的党内政治生态思想以及习近平关于党内政治生态的重要论述为思想基础,尤其以习近平关于党内政治生态的重要论述为指导思想。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新时代党内政治生态建设取得了诸如党内政治生活气象更新、反腐败斗争取得显着成效、选人用人风气明显好转、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不断完善、党群关系更加和谐、党内政治生态建设常态化发展等主要成就;积累了诸如党中央高度重视与坚强领导、推进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发展、坚持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注重针对性与实效性相统一等基本经验。然而,新时代党内政治生态建设还存在着党内政治文化系统运行不够通畅、党内行为系统运行存在隐患、党内制度系统运行效能不高、党的环境系统运行存在风险等问题。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不良文化的侵蚀、思想建设与制度建设不够协调、监督评价机制不够完善、党内协同性原则及治理机制衔接性不足、国家政治生态与国际政治生态问题的影响等。坚持问题导向,在对现实问题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从党内政治文化系统、党内行为系统、党内制度系统、党的环境系统四个维度出发,提出了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规范党内行为、推进制度治党、注重党的内生态与外生态协调运行等推进策略。创新性地把国家政治生态和国际政治生态作为党的环境系统的外生态进行了重点解析,对党内政治生态与国家政治生态及国际政治生态的逻辑关联进行了系统阐释,尝试构建了党内政治生态与国家政治生态及国际政治生态协调运行的理论分析框架。
赵文[4]（2015）在《列宁政府公共性思想及其对我国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启示》文中研究说明列宁的政府公共性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政府理论发展史上一次重要的理论飞跃和实践飞跃。列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在俄国开展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政府公共性思想,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政府公共性思想体系,在理论上是一次重大的飞跃。在实践中,列宁根据时代的需要坚持政府阶级性,在胜利扞卫社会主义新生政权的同时,充分利用条件发展和实现政府公共性,有力地推动了俄国社会主义各方面事业的发展,促进了社会公共利益的实现,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工人和农民的基本生活需求,改善了工人、农民等无产者的生活状况,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政府公共性思想由理论到实践的一次重要飞跃。本文深入考察列宁政府公共性思想的理论渊源和客观依据,梳理出了列宁政府公共性思想的主要内容,客观地评价了列宁政府公共性思想的历史地位。本文还考察了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的过程中对列宁政府公共性思想的坚持与发展,分析了列宁政府公共性思想对我国当今政府进一步建设的借鉴意义,即要深入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真正落实政府服务职能。服务型政府是我国政治发展的重要目标,是政府体制改革的必然趋势。虽然我国服务型政府建设取得了不少重要成绩,但是距离党和人民群众的要求还有一段不小的距离,服务型政府建设工程有待进一步大力推进。列宁政府公共性思想为我国服务型政府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当然不可否认,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和人类社会对事物本质认识的曲折性,列宁实现政府公共性思想的某些观点和具体措施并不一定适合当前的需求,但列宁政府公共性思想中所揭示的政府公共性的发展规律、基本原理和实现政府公共性的基本原则、基本方法却并不过时,对我们当前的服务型政府建设不无裨益。因此,今天我们要辩证地借鉴列宁政府公共性思想,在坚持拷问其时代适应性和国情适应性的基础上坚定不移地学习列宁政府公共性思想的科学、合理的成分,这对推进中国服务型政府建设有着重要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当前我国政府建设过程中,需要以公共利益为终极价值目标培育政府公共精神,增强政府服务意识；要坚持以公共服务为导向落实政府服务职能,改进政府公共服务体制,实现政府优质服务；要健全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加强政府执法能力,促进政府依法服务；要完善政府权力监督机制,确保政府廉洁服务；要厉行节约降低行政成本,要建立权力清单,优化行政审批制度,推动政府廉价、高效服务。
张学娟[5]（2019）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干部制度化建设研究 ——以1949-1956年上海为例》文中提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加强干部和干部制度建设,党的干部制度建设史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的有机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在全面执政的背景下开启了现代干部制度建设,这在党的干部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在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过程中,以上海为代表的城市干部制度建设更具有重要性与独特性。因此,研究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干部制度化建设,从中探索出干部制度建设的实践模式和方法意义,以史为鉴,能更好地回应当下干部制度化建设的新命题。论文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与方法的指导下,充分运用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党史党建等相关理论,对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干部制度化建设的历史进程、实践逻辑、政治功能以及经验与问题进行探讨,并得出相应启示。马克思、恩格斯庞大的思想体系中蕴含着干部制度建设思想,集中体现在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理论和社会主义廉价政府构建理论中。列宁在治国实践中首次形成了干部制度体系,包括干部的选拔任用、培训教育、管理与监督等。毛泽东更注重将马克思主义干部制度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制定了一系列干部标准、干部路线与干部管理方法。这些构成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干部制度化建设的理论渊源,也凸显出干部制度化建设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与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干部制度化建设必须置于政党建设与国家建设的框架内考察,才能以正确的逻辑理顺其时代背景。新政权建立后,中国共产党由领导人民夺取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上海的城市建设与发展也在城乡关系重塑的历史背景下重新定位,党要想顺利实现组织适应性转型,成功领导国家建设,必须要有专业化、规范化、制度化的干部队伍作为支撑。另外,从制度的路径依赖看,这一时期的干部制度化建设既有着传统文官制度的遗留,又有着革命时期中共干部制度的探索,更有着苏联干部制度在社会主义阵营内的路径影响。上海干部制度化建设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经历着由大规模干部的吸纳、整顿到系统化干部制度的建立与完善。以1953年分部分级管理制的实施为界,可将上海干部制度化建设分为两个历程。1949-1952年为干部队伍的扩充、整顿阶段,上海通过南下干部进驻、对旧人员的任用和提拔新干部,并对干部进行教育与整顿,扩充和规范了干部队伍。1953-1956年为干部制度的制定与完善阶段,在党管干部原则的强化和分部分级管理制的实施下,上海逐步建立起干部选拔任用制、干部教育培训制、干部人事管理制、干部监督制等较为规范的干部制度体系,有效保障了上海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顺利实现。新中国成立初期干部制度化建设是意识形态、政治组织、政治运动等多要素互动作用的结果。干部意识形态塑造奠定了干部制度化建设的基础,同时,干部制度建设又强化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巩固。组织构成了干部制度化建设的行动空间,党组织在党管干部原则下对干部制度建设起着核心作用;政府组织以其专业特色和职能分散特点,发挥着其在制度建设中的基础性作用;群团组织在干部制度建设中起到了辅助性作用。政治运动在特殊的历史年代成为干部制度化建设的重要推手,在政治运动中,干部制度得以规范化。这三个要素之间不是独立存在,而是相互交融,共同推进着干部制度化建设。上海干部制度化建设颇有成效,党成功构建上海新政权建设所需的干部网络体系。党在推进干部制度建设中,规范了党组织、稳定了政治秩序、积累了执政资源,实现了上海政权稳固和经济的恢复发展。其中更有着丰富的历史经验与教训,对当前干部制度化建设启示深刻。论文从制度与制度化建设视角研究新中国成立初期干部队伍建设,并选取1949-1956年上海作为案例。论文不仅从宏观上把握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干部制度化建设的历程,还试图从微观上探讨干部制度化建设如何在组织、群体、事件、行为中推进。上海干部制度化建设能从总体上反映出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在城市干部建设中的努力,凸显城市干部制度建设的特色。干部制度建设既是历史之鉴,也是时代之需。新时代,党应充分重视干部制度与意识形态、组织建设的互动,继续推进干部制度的稳定性与延续性建设。
王刚[6]（2015）在《马克思国家社会性思想研究》文中认为随着世界范围内宏大的现代性革命叙事的退场,尤其是当代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建设与和谐社会的政治语境之下,被掩蔽的马克思国家社会性思想亟待提上研究日程。马克思国家社会性思想的出场浸润着厚重的理论与现实背景。“国家社会性”是深具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学术气质的理论范畴。把国家辨认为世俗社会的经验性工具,是解析国家社会性的逻辑前提；国家社会性证成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分析框架,求解于国家权力活动的全部历史。“总体性”的马克思国家理论是国家阶级性学说、国家自主性理论和国家社会性思想的三位一体,对国家社会性的深度解析亦应诉诸“国家三性论”的分析视域。马克思国家社会性思想的话语渊源囊括了古典政治哲学的城邦公共性理念、社会契约理论的国家工具性观念、空想社会主义的国家公共性学说和德国古典哲学的国家普遍性思想。古典政治哲学的城邦公共性理念为马克思思虑“过渡时期”的以追求国家社会性为目标的国家治理模式提供了有益的思想启迪,启发了马克思对“未来社会”的国家消亡与社会生活的思考。通过批判社会契约理论的国家工具性观念,马克思虽然确立了国家的阶级性观点但并未因此彻底否定国家的社会性,然而马克思的国家社会性思想却也由此熏染了强烈的国家阶级性的话语色彩。空想社会主义国家公共性学说的空想性只在某些制度形式和无关紧要的思想观点上,其中的实质精神和价值原则也是马克思的国家社会性思想所应秉持的科学性观点。通过扬弃德国古典哲学的国家普遍性思想,马克思在揭露国家阶级性之时将其国家社会性思想置于了“社会中心论”的思想传统之中。马克思的国家社会性思想涵括了国家起源的社会性思想、国家本质的社会性思想、国家职能的社会性思想和国家消亡的社会性思想。基于公共权力的让渡、满足承担社会公共事务和保护社会共同利益的现实需要,国家社会性也是铸成国家起源的内部机制；马克思构筑了国家起源的二重性分析,综合了“冲突论”和“融合论”。国家身兼阶级统治工具和社会管理机关双重性质,在重点揭示国家本质的阶级性之时,马克思也附带指认了国家本质的社会性；国家本质的二重性彰示了国家本质的内在矛盾性,坚持二重性的国家本质观应当防止以马克思之名肢解马克思。马克思认为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以满足社会的公共需求是国家职能的必备内容,国家职能的社会性是由国家本质的社会性决定的；既要在与阶级性职能并列的意义上审视国家的社会性职能,也要在动态的历史进程中探察国家社会性职能的嬗变。最高意义的国家社会性的彰显只能存在于国家消亡的观点上,国家的消亡过程乃是国家社会性向社会复归的过程。马克思国家理论的国际语境、马克思国家理论的阶级范式、社会主义的公仆意识及当前中国的国家治理,都与马克思的国家社会性思想息息相关。为此,马克思国家社会性思想的当代启益体现在：提升马克思国家理论的话语权、推进马克思国家理论的整体性、建设社会主义国家权力观和构建当前中国国家合法性。回归原初文本、作出合于现实语境的规范性解读,实现经典马克思主义国家叙事的范式转换,建构马克思的国家社会性研究范式,在全球化时代的国家议题中已属迫切之事。
薛睿[7]（2012）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公务员公仆形象塑造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公务员作为公共权力的直接行使者和公共利益的维护实现者，代表了人民的根本利益。当前，中国国内的变化令世人瞩目，公务员的公仆形象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关注。在这个特殊的转型时期，能否塑造良好的公务员公仆形象关系着能否树立良好的对外形象。而目前相对还比较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在公务员公仆形象的塑造上出现了比较多的问题。因此提高少数民族地区公务员的公仆形象对提升政府的整体形象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少数民族地区同其他地区一样，改革步伐逐年加快，经济实力逐年增强，但由于整体上还比较落后，更容易受到来自外界环境的影响和落后思想观念的冲击，直接导致了少数民族地区公务员世界观、人生观容易发生动摇，更容易滋生腐败现象，这样在这些地区就会严重影响党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因此，少数民族地区的公务员公仆形象塑造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首先阐明了公务员公仆形象塑造的基本理论。随后在总结了目前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公务员在公仆形象塑造上取得的初步成效的基础上，指出了存在的问题，并进一步挖掘了造成问题出现的深层原因。接着联系少数民族地区的相关案例来进行分析和研究。最后根据国外及其他地区政府公务员公仆形象塑造的经验，结合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提出少数民族地区公务员公仆形象塑造的对策。通过分析少数民族地区的政府公务员公仆形象塑造存在问题的原因及采取的相应的对策建议，少数民族地区的政府公务员能正确地看待塑造良好公仆形象的重要性，提高自身的行政道德，树立良好的公仆形象，不辜负广大人民群众的期待。
褚楚[8]（2019）在《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乡村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微观基础。随着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关于如何加强乡村治理有效性问题的探讨成为许多学者研究的关注重点。与许多从转变乡村治理模式、调整乡村治理结构等视角出发展开的研究不同,本文从“现代国家的构建与有效运行依赖于一个规模庞大且素质优良的官僚组织”这一视角出发,探讨了基层官僚主要构成群体、党和国家治理乡村社会的主要力量——乡镇公务员其素质与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之间的互动关系。一方面,在“国家——社会”理论分析框架下,乡镇公务员是连接国家政治社会和乡村民间社会的纽带与桥梁,要完成乡村基层治理这样一种兼具政治属性与社会属性的特殊社会分工,既应当具备坚定地政治素质、熟练于正式制度规则和政治权威的运用,发挥好政治传输功能,也应当具备合理运用手中的自由裁量权来化解地方利益冲突和治理困境的乡土智慧,为乡村百姓解决好生产、生活中遇到的各种实际问题。另一方面,乡村治理现代化过程中乡镇政府的职能及其发挥职能的具体方式发生转变,对乡镇公务员观念意识、知识能力和心理素质各方面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加强乡镇公务员的素质培育对于提升乡镇政府治理能力、构建现代化的乡村治理体系以及维护乡镇政权公信力而言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以新制度主义理论为研究的总体分析框架,以乡村治理现代化为研究背景,以治理理论、街头官僚理论、理性行为选择理论、素质模型理论和培训的相关理论为主要理论依据,综合运用了理论分析、实证研究法、文献研究和比较研究法,对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问题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与探讨。本文主要探讨和解决了如下几个问题:首先,探讨了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乡镇公务员应当具备的素质内容。一方面基于治理理论,从乡村治理过程中乡镇政府承担职能的三个维度——即纵向维度的执行性职能、横向维度的协调性职能、以及前后维度上的规划引导与服务保障职能,探讨了乡村治理对乡镇公务员提出的基本素质要求,即应当具备坚定的政策执行素质、积极的三农服务素质和良好的统筹协调素质。另一方面依据善治和善政的相关理论,探讨了乡村治理现代化对乡镇公务员素质提出的更高要求,即具备更强的基层组织建设素质、民主与法治素质、统筹规划与协调素质、运用现代治理技术和治理工具的业务能力素质、以及预防、化解和应对突发危机的素质等。其次,从理论逻辑和现实需求两方面探讨了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下加强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现实意义与必要性。从理论逻辑上,一是基于街头官僚理论和理性行为选择理论,在“工作环境—行为选择”分析框架下,以自由裁量权和行为选择空间为逻辑起点,探讨了乡镇公务员的几种典型行为选择模式,如政策的变通执行、规则依赖、一线弃权等;二是基于素质模型理论,乡镇公务员的外在行为表现是其素质构成的一部分,并且由其内在的观念意识、性格品质以及知识能力等素质综合作用而形成,进而结合素质是由“意识灌输、知识学习、能力锻炼和习惯养成四个环节反复循环而形成”的这一基本规律,论述了加强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对于矫正乡镇公务员在工作中的行为选择偏差的重要意义和作用。从现实需求的角度,本次研究通过问卷调查、实地访谈、媒体案例分析等途径考察了我国乡镇公务员素质的现状,发现了当前我国乡镇公务员素质整体存在不足,例如政治意识和政治理论知识不足,民主素质和法治素质不高、职业道德责任亟需增强,文化业务素质有待提升、身体和心理素质仍需提高等,与乡村治理现代化的要求存在一定差距,因此迫切要求加强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提高乡镇公务员整体素质水平与乡村治理现代化的要求相适应。第三,通过对我国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历史和现状的考察,分析了当前我国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中的主要问题及原因。例如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内容缺乏针对性和实用性、素质培育的方式较为单一、公务员培训教育资源供需不平衡等,究其原因:一是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体系不健全,导致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工作缺乏系统性和连续性;二是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保障机制不健全,基层教育培训资源和经费拨付难以得到保障;三是由于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主体的观念意识淡薄,对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工作缺乏端正的态度和足够重视。第四,通过对比分析国外公务员素质培育的几种主要的特征类型和主要做法,即以英国等英联邦国家为代表的“需求导向型”、以美国为代表的“能力导向型”、以加拿大、澳大利亚为代表的“价值导向型”、以新加坡为代表的“人本导向型”和以日本为代表的“实践导向性”,总结了可供我国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借鉴的基本经验,例如加强公务员培训的法治与制度保障、分级分类建立公务员素质标准、对公务员进行定期素质测评、完善公务员道德行为规范建设、重视理论培训与实践锻炼相结合以及注重公务员培训教育结果的考核与运用等。最后,基于前文论述提出在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下加强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基本路径。以可靠的政治素质、良好的道德素质、精湛的业务素质和健康的心理素质为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主要目标,坚持政治素质与业务素质相结合、理论培训与实践养成相结合、规范约束与激励保障相结合、传统继承与时代创新相结合的基本原则,以加强构建完整的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体系为主要对策,通过丰富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内容与方式、加强乡镇公务员教育培训体系建设、建立乡镇公务员素质跟踪评价系统、完善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配套制度保障、加强思想道德文化建设营造良好的文化环境等途径,提高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系统性、持续性和有效性。
刘占虎[9]（2015）在《当代中国反腐倡廉的协同性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廉洁兴邦、腐败丧权,是古今中外政权运行的必然规律。治理腐败是世界各国政府和执政党面临的共同课题,是一项支撑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性事业。廉洁政治是全人类的共同愿望,世代先贤为此孜孜以求、铢积寸累。对于反腐倡廉的必要性,作为时代的“常识”毋庸赘言。对于腐败治理中的困境,至今尚未找到理想而有效的解决方案,因为没有一种法律或制度是天衣无缝的,可以有效规训权力、规范行为；也没有一种道德或伦理是自发而成的,可以彻底征服人心、调节贪望。当然,健全而完善的防治措施本身并不代表着反腐倡廉的有效性,丰富而多样的治理路径也不意味着就能形成应有的“聚合力”。在中国政府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治理腐败的进程中,协同性已成为科学和有效治理腐败的内在诉求。本文从权力形态的分化中理清腐败生发的多重逻辑,在多元原因解析、多种防治方式协同、多元治理主体互动的维度上探析反腐倡廉协同性的实现机制,以增强当代中国反腐倡廉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权力作为腐败的核心要素,在现代性境遇下发生了多元分化,腐败形式呈现出多样化和隐蔽化。本文立足权力本身,通过对不同时空和制度语境下腐败与廉政的内涵检视和逻辑分析,阐明“反腐”与“倡廉”的一致性和互成性。在比较分析以权力制约权力、以权利制约权力、以德性制约权力、以文化制约权力、以政策制约权力的理论基础、实现形式、实践局限的基础上指出,协同性作为整体性的重要表征,是事物系统及各系统诸要素之间的配合、协调,使得多种力量集聚成一个总力量,形成大于单一要素功能总和的协同效应。增强反腐倡廉的协同性,是实现“惩防并举”与“标本兼治”的内在诉求。协同性理论是以哈肯的协同学为根基,并包括政治系统论、社会工程论、空间生产论、交往实践论中的协同性思想,以及中国传统德法共治、西方制度伦理和马克思主义廉政建设思想的整体性思想。反腐倡廉协同性是以彰显公共权力的政道为目标,运用协同学的基本原理把众多具有善政取向的防治举措和治理主体协同起来,在防治权力滥用、建设廉洁政治实践中呈现出来的整体效应。具体包括制度建构的协同性、过程机制的协同性、实践主体的协同性。为了实现反腐倡廉的科学化、有效化和廉价化,就必须从权力腐败生发的心灵场、物理场、心物场中形成制度建构、过程机制与治理主体之间多维的动态的协同性,通过预防、监督、惩处、教育和保障机制的有机互成来实现治理对策的高度协同。当代中国的腐败是普遍性机理和特殊性元素双重作用的结果,决定着中国在治理腐败的目标、方略和路径选择上的特殊性。制度反腐、过程防腐与文化倡廉作为主要实现方式,存在着实践中的困境,诸如制度反腐缺乏支撑制度执行力的法治精神和过程机制,文化倡廉缺乏人文化成的廉洁教育和制度实践,运动反腐缺乏过程防腐的长效机制和法制保障。针对以上不足,需要以公共权力的运行过程为主线,在预防、监督、惩处、教育、保障五个维度上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协同机制。在预防机制上,重在推进政务公开的法制化和信息化、公职人员财产申报的制度化与常态化、干部任用的制度化与公开化；在监督机制上,横向层面加强监督权的制衡力和制度保障,纵向层面推进中央巡视监督的常态化和全面化,空间维度推进多元监督力量的网络化和动态化；在惩处机制上,坚持一视同仁与依法严惩的原则统一,坚持党纪处分与国法惩治的内容统一,坚持制度惩处与公开透明的方式统一；在教育机制上,坚持政治教育与岗位教育相结合,警示教育与自我教育相结合,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相结合,行为示范与环境育人相结合；在保障机制上,坚持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协同的领导原则；坚持“长期规划”与“五年计划”协同的战略原则；坚持顶层设计与群众路线协同的实践原则。在全面治理腐败的进程中,制度建设要充分考量过程防腐的操作性和实效性,在完善系列反腐倡廉制度体系和对既有制度体系的清理和整合的基础上,重点推进政务公开和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制度。文化倡廉重在坚持执政为民来扬弃“官本位”文化,坚持依法行政来杜绝权力“潜规则”,着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廉洁价值观。廉政文化的育成依托于公职人员的为民务实清廉,通过廉洁职业文化养成实现干部清正,通过廉洁政治文化生成实现政府清廉,通过廉洁社会文化育成实现政治清明。总之,社会主义制度下政道逻辑决定着建设廉洁政治的可预期性。悠久而独特的政治文化传统以及复杂的国情差异决定了当代中国的反腐倡廉建设,不能仅仅依靠单一举措和单向行动。本文通过回到权力本身,建构反腐倡廉协同性的基础理论,探寻当代中国反腐倡廉的协同性机制,增强反腐倡廉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旨在让权力成为建构优良公共生活、承载人民福祉的力量。
刘晓川[10]（2019）在《中国共产党“赶考”的精神品格及基本经验研究》文中认为“进京赶考”是毛泽东在1949年3月23日从西柏坡前往北京时,在与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对话中提出的、用以比喻我们党的执政实践的一个比喻性的重要思想论断。这一思想的提出,赋予了“赶考”的本意以政治的寓意,创造性地实现了传统文化中的“赶考”术语由文化语境向政党政治语境的转化。政党政治视域下的“赶考”,既表现为一种鲜明的实践形态和内涵,也表现为一种鲜明的精神形态和内涵,即既表现为我们党执政的一种实践进程,也表现为我们执政所彰显出了的一种精神风貌。因此,论文主张坚持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突出史论结合、阐释与建构并举,围绕中国共产党“赶考”的基础理论、“进京赶考”思想所蕴含的精神品格、党“赶考”七十年的基本历程及取得的优异成绩、中国共产党“赶考”七十年所积累的宝贵经验四个基本问题对中国共产党“赶考”的精神品格及基本经验这一课题展开系统研究。从整体结构上看,论文主要分为六章五个部分的内容。第一部分,所呈现的是党“赶考”的精神品格及基本经验这一选题的绪论和中国共产党“赶考”的基础理论。论文首先阐明了研究这一选题的背景、意义和创新点等基本问题,对为什么要选择这一研究方向和研究主题进行了系统阐释。在此基础上,通过全面分析不同视角下“赶考”的基本内涵与系统阐释政党及政党政治的相关理论相结合,从内在契合的层面论述了我们党将“赶考”的文化本意转化为执政寓意的可行性,进而对中国共产党“赶考”的基本内涵做出了基本界定。第二部分,所呈现的是中国共产党“进京赶考”思想的提出背景以及我们党在“赶考”实践中所面临的“考纲”。论文从陈嘉庚之问、郭沫若发表《甲申三百年祭》、毛泽东与黄炎培的“窑洞对”、“两个务必”的思想动员和“进京赶考”的正式提出几个方面论述了“进京赶考”思想的提出背景;同时又从如何避免陷入历史周期率、如何巩固执政合法性、如何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等三个方面对我们党“赶考”的“考纲”进行了论述。第三部分,所呈现的是在“进京赶考”思想中所蕴含的我们党丰富的精神品格。在文化视域下,“进京赶考”中“赶考”,体现的是一种“追赶”、“接续推进”、“引领”、直面问题、迎接考验的精神风貌和坚强意志。我们党将这一词汇比作自己的执政实践,深刻彰显了其面对即将到来的长期执政实践与时俱进、开拓进取的进取精神、敢于直面问题、迎接考验的坚强意志、永葆执政地位的高度自觉、执政为民的价值情怀、发展人类进步事业的崇高追求。第四部分,所呈现的是我们党“赶考”的七十年历史进程以及我们党向人民交出的优异答卷。在“历史进程”方面,以毛泽东在建国前夕提出“两个务必”、“决不当李自成”为第一个标志,我们党在建国之前就表明了永葆执政地位、巩固人民政权的坚定决心;以我们党在“文革”之后提出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为第二个标志,赋予了执政实践以全新内涵,开创了治国理政新实践;以我们党在苏东剧变之后世界社会主义陷入低潮的背景下重提“两个务必”为第三个标志,科学回答了在世界社会主义陷入低潮的时代背景下,应该保持什么样的执政心态的问题;以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赶考’远未结束”的动员令为标志,昭示了我们党在新时代背景下“永远在路上”的执政态度。在优异答卷方面,我们党在长期执政过程中取得的成绩主要体现在道路、理论、制度、文化四个维度,具体表现为开辟了一条独特的路、创立了一套先进的理论、建立了一套较为完备的制度、引领和发展了一种先进文化。第五部分,所呈现的是我们党七十年“赶考”的基本经验。纵观中国共产党进京“赶考”七十年,我们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执政成就。透过七十年“赶考”成就,是我们党巩固执政地位、推动自身执政实践不断向前发展的宝贵经验。概括而言,主要体现在不忘执政初心、弘扬“赶考”精神、把握“赶考”方法、始终注重加强自身建设四个宏观维度。
二、强化公仆意识 服务经济建设（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强化公仆意识 服务经济建设（论文提纲范文）
（1）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导论 |
| 一、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四、论文创新与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基本问题 |
| 一、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相关概念 |
| (一) 党员领导干部 |
| (二) 政德与政德观 |
| (三) 政德观培育 |
| 二、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要素 |
| (一) 培育主体 |
| (二) 培育内容 |
| (三) 培育方式 |
| (四) 培育保障 |
| (五) 培育环境 |
| 三、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特征 |
| (一) 意识形态性 |
| (二) 人民性 |
| (三) 时代性 |
| (四) 系统性 |
| 四、新时代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现实意义 |
| (一) 锻造德才兼备的领导干部队伍 |
| (二) 形成讲政德立政德的党风政风 |
| (三) 引领崇德向善的社会文明风尚 |
| 第二章 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思想基础 |
| 一、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思想灵魂 |
| (一)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相关思想 |
| (二) 列宁的相关思想 |
| 二、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思想根基 |
| (一) 中国古代官德的主要内容 |
| (二) 中国古代官德培育的方法 |
| (三) 中国古代官德培育的保障 |
| 三、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思想源流 |
| (一) 毛泽东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思想 |
| (二) 邓小平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思想 |
| (三) 江泽民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思想 |
| (四) 胡锦涛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思想 |
| (五) 习近平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思想 |
| 第三章 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经验借鉴(1949-2012) |
| 一、新中国成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 |
| (一) 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良好开端 |
| (二)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曲折探索 |
| (三) “左”倾思想影响下的迂回波折 |
| 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八大的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 |
| (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三届四中全会时期的恢复发展 |
| (二)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到十六大时期的积极推进 |
| (三) 党的十六大到十八大时期的继续发展 |
| 三、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历史经验 |
| (一) 发挥各级党组织的主导作用 |
| (二) 坚持为人民服务的价值方向 |
| (三) 将理论教育与实践锻炼相结合 |
| (四) 发挥制度的激励和约束作用 |
| (五) 重视环境对政德观的塑造作用 |
| 第四章 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积极举措与现实挑战 |
| 一、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积极举措 |
| (一) 培育主体重视程度增强 |
| (二) 培育内容愈加广泛深入 |
| (三) 培育方式趋于多样化 |
| (四) 培育保障制度不断更新 |
| (五) 培育环境在调适中改善 |
| 二、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现实挑战 |
| (一) 政德观培育诸要素尚未并轨 |
| (二) 培育内容缺乏针对性设计 |
| (三) 培育方式存在低效性弊端 |
| (四) 培育保障制度实施机制不健全 |
| (五) 外部场域环境存在干扰因素 |
| 第五章 新时代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逻辑遵循与目标原则 |
| 一、新时代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逻辑遵循 |
| (一) 理论逻辑: 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政德观培育的重要论述为指导 |
| (二) 现实逻辑: 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培养高素质党员领导干部 |
| (三) 实践逻辑: 以实现政德观培育诸要素的同频共振为方法论要求 |
| 二、新时代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目标 |
| (一) 国家层面的目标——明大德 |
| (二) 社会层面的目标——守公德 |
| (三) 个体层面的目标——严私德 |
| 三、新时代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原则 |
| (一) 主体维度: 组织教育与自我教育相结合 |
| (二) 内容维度: 时代性内容与继承性内容相融合 |
| (三) 方式维度: 理论教育与实践淬炼相统合 |
| (四) 保障维度: 教育引导与制度约束相耦合 |
| (五) 环境维度: 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相整合 |
| 第六章 新时代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实践路径 |
| 一、整合政德观培育主体,实现主体间良性互动 |
| (一) 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的主导作用 |
| (二) 重视发挥党员领导干部的主体作用 |
| (三) 建立政德观培育的联动协作机制 |
| 二、优化政德观培育内容,契合新时代培育目标 |
| (一) 培育政治观,引导党员领导干部“明大德” |
| (二) 培育权力观,引导党员领导干部“守公德” |
| (三) 培育修身观,引导党员领导干部“严私德” |
| 三、创新政德观培育方式,提升政德教育实效 |
| (一) 丰富理论教育形式,充分透彻说理 |
| (二) 强化政德实践锻炼,力促知行合一 |
| (三) 加强网络平台建设,发展线上教育 |
| (四) 发挥榜样示范效应,消解情感困惑 |
| 四、加强政德观培育保障,健全政德赏罚机制 |
| (一) 落实“以德为先”的选拔任用制度 |
| (二) 细化“奖优扬善”的考评激励制度 |
| (三) 完善“失德必查”的监督问责制度 |
| 五、澄清政德观培育环境,注入场域动力支持 |
| (一) 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环境 |
| (二) 建设健康积极的社会文化环境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博士在读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录 当前S省领导干部政德状况问卷调查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2）中国共产党的干部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研究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的逻辑思路和基本框架 |
| 四、研究的重点和难点 |
| 五、研究方法 |
| 六、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的干部思想政治教育：内涵、特征与作用 |
| 第一节 党的干部思想政治教育的内涵 |
| 一、党的干部的界定 |
| 二、思想政治教育的内涵 |
| 三、党的干部思想政治教育的内涵 |
| 第二节 党的干部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特征 |
| 一、阶级性 |
| 二、主体性 |
| 三、时代性 |
| 四、实践性 |
| 五、长期性 |
| 第三节 党的干部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 |
| 一、巩固加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不动摇的保证 |
| 二、保持先进性纯洁性进而巩固执政地位的基础 |
| 三、确保路线方针政策持续发挥效力的前提 |
| 四、改进作风引领社会风气健康文明发展的条件 |
| 五、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强有力的保障 |
|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的干部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 |
| 第一节 党的干部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渊源 |
|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政治教育思想 |
| 二、列宁的干部思想政治教育思想 |
| 第二节 党对干部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发展 |
| 一、毛泽东的干部思想政治教育理论 |
| 二、邓小平的干部思想政治教育理论 |
| 三、江泽民的干部思想政治教育理论 |
| 四、胡锦涛的干部思想政治教育理论 |
| 五、习近平的干部思想政治教育理论 |
| 第三节 党的干部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是一脉相承的科学理论体系 |
| 一、干部思想政治教育的地位作用是一脉相承的 |
| 二、干部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任务是一脉相承的 |
| 三、干部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要求是一脉相承的 |
| 四、干部思想政治教育的方针原则是一脉相承的 |
| 五、干部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途径是一脉相承的 |
| 第三章 中国共产党的干部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历程 |
| 第一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干部思想政治教育 |
| 一、建党初期和大革命时期的干部思想政治教育 |
| 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干部思想政治教育 |
| 三、抗日战争时期的干部思想政治教育 |
| 四、解放战争时期的干部思想政治教育 |
| 第二节 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党的干部思想政治教育 |
| 一、建国初期的干部思想政治教育 |
| 二、过渡时期的干部思想政治教育 |
| 三、社会主义建设全面展开时期的干部思想政治教育 |
| 四、“文革”时期的干部思想政治教育 |
| 第三节 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干部思想政治教育 |
| 一、改革开放初期的干部思想政治教育 |
| 二、改革开放全面推进时期的干部思想政治教育 |
| 三、新世纪新阶段的干部思想政治教育 |
| 第四节 党的干部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
| 一、坚持教育工作的“生命线”地位不动摇 |
| 二、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成果为指导 |
| 三、坚持“为人民服务”的根本立场和宗旨 |
| 四、坚持发扬艰苦奋斗精神 |
| 五、坚持服从和服务于党的中心工作 |
| 六、坚持发挥制度的保证作用 |
| 七、坚持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 |
| 八、坚持教育方式方法的多样性和丰富性 |
| 九、重视教育机构和教育工作者队伍建设 |
| 第四章 中国共产党的干部思想政治教育的现状分析 |
| 第一节 党的干部思想政治教育取得的积极成效 |
| 一、加强干部思想政治教育已成共识 |
| 二、干部思想政治教育制度日臻完善 |
| 三、干部思想政治教育阵地得到有力建设 |
| 四、干部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不断创新发展 |
| 五、干部思想政治素质稳步提升 |
| 第二节 党的干部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
| 一、教育的充分性和可持续性尚难得到保证 |
| 二、县处级干部教育环节相对薄弱 |
| 三、“官德”教育效果不够理想 |
| 四、教育工作尚不能即时满足时代要求 |
| 五、部分干部思想政治状况不容乐观 |
| 第三节 制约党的干部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的原因 |
| 一、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 |
| 二、非主流意识形态的消极影响 |
| 三、党内腐败的危害 |
| 四、政治体制不够完善 |
| 五、官德教育及考德不够到位 |
| 六、思想政治教育不够扎实 |
| 第五章 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干部思想政治教育的新要求及价值目标 |
| 第一节 国际环境的新变化对教育提出了新要求 |
| 一、新时期国际环境的新变化 |
| 二、国际环境的新变化对干部思想的主要影响 |
| 三、国际环境的新变化对干部思想政治教育的新要求 |
| 第二节 国内环境的新变化对教育提出了新要求 |
| 一、新时期国内环境的新变化 |
| 二、国内环境的新变化对干部思想的主要影响 |
| 三、国内环境的新变化对干部思想政治教育的新要求 |
| 第三节 党自身的新变化对教育提出了新要求 |
| 一、新时期党自身的新变化 |
| 二、党自身的新变化对干部队伍的主要影响 |
| 三、党自身的新变化对干部思想政治教育的新要求 |
| 第四节 新时期党的干部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目标 |
| 一、坚定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 |
| 二、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纯洁性 |
| 三、增强公仆意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意识 |
| 四、增强党的意识、执政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 |
| 五、增强忧患意识、创新意识、宗旨意识和使命意识 |
| 第六章 新时期加强中国共产党的干部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内容 |
| 第一节 加强基本理论教育 |
| 一、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教育 |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教育 |
| 三、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核心的宗旨教育 |
| 四、党性党风党纪教育和反腐倡廉教育 |
| 五、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教育 |
| 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
| 第二节 加强时代性教育 |
| 一、党情党史、国情国史教育 |
| 二、形势与政策教育 |
| 三、社会主义道德教育和市场经济基本素养教育 |
| 四、社会主义法治教育和社会主义民主意识教育 |
| 五、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 |
| 六、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美丽中国建设教育 |
| 第三节 加强作风、精神和心理教育 |
| 一、“三大作风”教育 |
| 二、“两个务必”教育 |
| 三、新时期“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教育 |
| 四、“官德”的教育 |
| 五、求真务实与改革创新精神教育 |
| 六、心理素质的培养和思维方法的教育 |
| 第七章 新时期增强中国共产党的干部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的思路与对策 |
| 第一节 新时期加强党的干部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原则 |
| 一、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的原则 |
| 二、政治性与科学性相统一的原则 |
| 三、先进性与广泛性相结合的原则 |
| 四、继承性与创新性相结合的原则 |
| 五、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的原则 |
| 第二节 新时期加强党的干部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思路 |
| 一、强化教育理念,把握干部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向 |
| 二、完善教育模式,加大干部思想政治教育的力度 |
| 三、创新教育方法,激发干部思想政治教育的活力 |
| 四、优化教育环境,营造干部思想政治教育的氛围 |
| 五、增强自律意识,开展干部思想政治的自我教育 |
| 第三节 新时期系统构建党的干部思想政治教育的长效机制 |
| 一、坚持党的政治领导,健全教育管理制度机制 |
| 二、建立健全与教育相配套的监督约束保障机制 |
| 三、建立健全干部思想政治状况的考评制度机制 |
| 四、建设高素质、现代化的教育工作者队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 致谢 |
（3）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状况 |
| 1.2.2 国外相关研究状况 |
| 1.2.3 简要评述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生态理论解析 |
| 2.1 新时代的内涵与特点 |
| 2.1.1 新时代的内涵 |
| 2.1.2 新时代的特点 |
| 2.2 党内政治生态的概念界定 |
| 2.2.1 政治生态 |
| 2.2.2 党内政治生态 |
| 2.3 党内政治生态的结构要素与功能 |
| 2.3.1 党内政治生态的结构要素 |
| 2.3.2 党内政治生态的功能 |
| 2.4 党内政治生态的特征与评价标准 |
| 2.4.1 党内政治生态的特征 |
| 2.4.2 党内政治生态的评价标准 |
| 第三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背景与意义 |
| 3.1 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背景 |
| 3.1.1 新时代与党内政治生态的逻辑关联 |
| 3.1.2 党内政治生态面临风险挑战 |
| 3.1.3 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
| 3.2 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意义 |
| 3.2.1 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重要前提 |
| 3.2.2 实现新时代奋斗目标的客观要求 |
| 3.2.3 加强党的内生态与外生态协调运行的现实呼唤 |
| 第四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思想基础 |
| 4.1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无产阶级政党政治生态思想 |
| 4.1.1 马克思的无产阶级政党政治生态思想 |
| 4.1.2 恩格斯的无产阶级政党政治生态思想 |
| 4.1.3 列宁的无产阶级政党政治生态思想 |
| 4.2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党内政治生态思想 |
| 4.2.1 毛泽东的党内政治生态思想 |
| 4.2.2 邓小平的党内政治生态思想 |
| 4.2.3 江泽民的党内政治生态思想 |
| 4.2.4 胡锦涛的党内政治生态思想 |
| 4.2.5 习近平关于党内政治生态的重要论述 |
| 第五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成就与经验 |
| 5.1 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主要成就 |
| 5.1.1 党内政治生活气象更新 |
| 5.1.2 反腐败斗争取得显着成效 |
| 5.1.3 选人用人风气明显好转 |
| 5.1.4 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不断完善 |
| 5.1.5 党群关系更加和谐 |
| 5.1.6 党内政治生态建设常态化发展 |
| 5.2 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基本经验 |
| 5.2.1 党中央高度重视与坚强领导 |
| 5.2.2 推进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发展 |
| 5.2.3 坚持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 |
| 5.2.4 注重针对性与实效性相统一 |
| 第六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问题及其原因分析 |
| 6.1 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主要问题 |
| 6.1.1 党内政治文化系统运行不够通畅 |
| 6.1.2 党内行为系统运行存在隐患 |
| 6.1.3 党内制度系统运行效能不高 |
| 6.1.4 党的环境系统运行存在风险 |
| 6.2 党内政治生态建设问题的原因分析 |
| 6.2.1 不良文化的侵蚀 |
| 6.2.2 思想建设与制度建设不够协调 |
| 6.2.3 监督评价机制不够完善 |
| 6.2.4 党内协同性原则及治理机制衔接性不足 |
| 6.2.5 国家政治生态与国际政治生态问题的影响 |
| 第七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推进策略 |
| 7.1 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 |
| 7.1.1 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 |
| 7.1.2 坚持思想建党与理论强党 |
| 7.1.3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
| 7.1.4 培育和践行共产党人价值观 |
| 7.2 规范党内行为 |
| 7.2.1 提高党内政治生活质量 |
| 7.2.2 规范选人用人行为 |
| 7.2.3 推进党风廉政建设 |
| 7.2.4 持续开展反腐败斗争 |
| 7.3 推进制度治党 |
| 7.3.1 完善以党章为核心的党内法规制度 |
| 7.3.2 健全党内政治制度体系 |
| 7.3.3 推进制度治党的“三个结合” |
| 7.4 注重党的内生态与外生态协调运行 |
| 7.4.1 加强党内政治生态与国家政治生态协调运行 |
| 7.4.2 强化党内政治生态与国际政治生态协调运行 |
| 第八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4）列宁政府公共性思想及其对我国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启示（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中文文摘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三、相关概念界定 |
| 四、主要研究方法 |
| 五、论文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列宁政府公共性思想的理论渊源与客观依据 |
| 第一节 列宁政府公共性思想的理论渊源 |
| 一、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公仆政府和廉洁政府思想 |
| 二、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廉价政府思想 |
| 三、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政府管理与服务职能理论 |
| 第二节 列宁政府公共性思想形成的客观依据 |
| 一、建设俄国苏维埃政权,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需要 |
| 二、改善苏俄人民生活,实现苏俄人民利益的需要 |
| 第二章 列宁政府公共性思想的理论与实践 |
| 第一节 列宁政府公共性思想的价值指向：实现政府人民性,维护人民利益 |
| 一、工农政权办事首先要考虑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 |
| 二、社会主义政府之要义在于坚持断扩大人民民主 |
| 三、政府要发挥人民在民主政治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
| 第二节 列宁政府公共性思想的核心理念：强化政府服务性,落实服务职能 |
| 一、列宁政府职能观的二维性：阶级性与公共性 |
| 二、实现政府公共性要发展政府社会管理与服务职能 |
| 第三节 列宁关于政府公共性的实现原则：廉洁、廉价、高效、法制、公开 |
| 一、实现政府公共性必须坚持廉洁原则 |
| 二、实现政府公共性必须坚持廉价原则 |
| 三、实现政府公共性必须坚持高效原则 |
| 四、实现政府公共性要求坚持法制原则 |
| 五、实现政府公共性要求坚持公开原则 |
| 第四节 列宁实现政府公共性的现实举措 |
| 一、改善农业生产条件,保障农民经济利益 |
| 二、维护工人劳动权益,保障工人基本利益 |
| 三、发展人民教育事业,大力提高人民素质 |
| 四、构建以国家保险为主体的社会保障体制 |
| 第五节 列宁政府公共性思想的历史地位 |
| 一、开创了马克思恩格斯政府公共性思想新境界 |
| 二、揭示了政府公共性与政府阶级性的发展规律 |
| 三、推动了苏俄政府建设和苏俄人民生活的改善 |
| 四、对中国共产党人政府服务观产生了重要影响 |
| 五、列宁的政府公共性思想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 |
| 第三章 中国共产党人政府服务观对列宁政府公共性思想的坚持与发展 |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人关于政府服务理念的思想对列宁的坚持与发展 |
| 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服务理念 |
| 二、“领导就是服务”的服务理念 |
| 三、“执政为民”的服务理念 |
| 四、“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 |
| 五、“廉洁从政”的服务理念 |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人关于政府服务原则的思想对列宁的坚持与发展 |
| 一、为人民服务必须要坚持贯彻群众路线 |
| 二、为人民服务必须强化政府的责任意识 |
| 三、为人民服务必须提高政府的法治能力 |
|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人关于政府服务内容的思想对列宁的坚持与发展 |
| 一、着力发展经济,夯实民生服务基础 |
| 二、发展文化教育,提高人民素质水平 |
| 三、发展社会事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
| 第四章 我国服务型政府建设的现状分析 |
| 第一节 我国服务型政府建设取得的重要成就 |
| 一、以公共服务为导向重构了政府职能体系 |
| 二、以公共服务为重点推动了政府机构改革 |
| 三、以公共服务为目标加强了社会事业建设 |
| 第二节 我国服务型政府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 |
| 一、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 |
| 二、政府行政成本偏高 |
| 三、公共服务供给城乡不均衡 |
| 第三节 我国服务型政府建设存在问题的原因 |
| 一、对服务型政府内涵认识不足 |
| 二、政府行政管理制度不健全 |
| 三、公共服务供给体制不完善 |
| 第五章 列宁政府公共性思想对我国服务型政府建设的主要启示 |
| 第一节 列宁关于政府公共精神思想的启示 |
| 一、公共利益是政府公共精神的价值目标 |
| 二、公仆意识是政府公共精神的核心要求 |
| 三、培育政府公共精神是政府建设之要务 |
| 第二节 列宁关于落实政府服务职能思想的启示 |
| 一、提高政府公共服务职能之比重,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 |
| 二、建立政府主导、市场和社会有序参与的公共服务体制 |
| 三、健全公共服务决策、财政、考评机制,提高服务质量 |
| 第三节 列宁关于政府公共性实现原则的启示 |
| 一、加强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促进政府依法服务 |
| 二、加强政府权力制约机制建设,推动政府廉洁服务 |
| 三、厉行节约,降政府行政成本,促进政府廉价服务 |
| 四、建权力清单制,优化审批制,推动政府高效服务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5）新中国成立初期干部制度化建设研究 ——以1949-1956年上海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选题意义 |
| 二、国内外主要研究现状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对现有研究成果的评价与展望 |
| 三、相关概念的界定 |
| (一)干部 |
| (二)制度与制度化 |
| 四、研究框架、内容与方法 |
| (一)研究框架与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五、创新与不足 |
| (一)创新之处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干部制度化建设的理论溯源 |
| 第一节 马克思恩格斯对干部制度建设的理论论述 |
| 一、建立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思想 |
| 二、建设廉洁高效的行政队伍——社会主义廉价政府构建理论 |
| 第二节 列宁干部制度建设思想 |
| 一、强调干部的选拔与任用 |
| 二、重视干部的培训与教育 |
| 三、加强干部的管理与监督 |
| 第三节 毛泽东干部制度建设思想 |
| 一、制定干部标准与干部路线 |
| 二、干部工作要与具体革命实践相结合 |
| 三、干部要有正确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 |
| 第二章 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干部制度化建设的时代背景 |
| 第一节 执政空间转换下中国共产党组织适应性分析 |
| 一、反应性适应：中共执政方式亟待调整 |
| 二、结构性适应：政党组织结构亟待优化 |
| 三、功能性适应：中共执政能力亟待提升 |
| 第二节 历史与环境视角下干部制度建设的路径依赖 |
| 一、中国传统官僚体制下文官考试、培训与管理制度 |
| 二、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干部管理的制度探索 |
| 三、苏联干部制度建设的路径探索 |
| 第三节 城乡关系重塑下上海城市发展与管理的定位 |
| 一、从消费性城市到生产性城市：新政权建立初期资源短缺下的上海城市发展路径 |
| 二、从异质化到同质化：新政权建立初期上海城市意识形态建设的目标. |
| 三、从失序到有序：新政权建立初期上海城市再组织化的定位 |
| 第三章 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干部制度化建设的历史考察 |
| 第一节 1949-1952 年：上海干部队伍的扩充与整顿 |
| 一、上海城市管理模式与干部现状 |
| 二、上海干部吸纳工作的展开 |
| 三、上海干部队伍的初步整顿与干部制度的酝酿 |
| 第二节 1953-1956 年：上海干部制度的建设与完善 |
| 一、国家政治制度逐步确立与上海干部制度建设 |
| 二、上海党管干部原则和分部分级管理模式的建立 |
| 三、上海具体干部制度的制定与完善 |
| 四、上海干部制度建设的规范性特征与变量考察 |
| 第四章 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干部制度化建设的实践逻辑 |
| 第一节 价值理念：干部意识形态的塑造 |
| 一、意识形态与制度：干部制度化建设中的一种理论关联 |
| 二、干部意识形态担当者形象的新定位 |
| 三、干部意识形态担当者形象的再塑造 |
| 第二节 组织载体：干部制度化建设的行动空间 |
| 一、组织嵌入与制度演进：干部制度化建设行动空间的一个分析框架 |
| 二、权力空间：权力集中与党组织在干部制度化建设中的核心地位 |
| 三、行政空间：职能分散与政府组织在干部制度化建设中的基础意义 |
| 四、社会空间：力量支撑与群团组织在干部制度化建设中的辅助作用 |
| 第三节 政治运动：干部制度化建设中的政治策略 |
| 一、破与立：政治运动对干部制度化建设的双重影响 |
| 二、新中国成立初期与干部制度建设相关的政治运动梳理 |
| 三、整党运动：政治运动中推进干部制度化建设的一个案例考察 |
| 第五章 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干部制度化建设的功能分析 |
| 第一节 强化组织：上海市社会整合与政权稳固 |
| 一、构建了上海市的干部网络系统 |
| 二、完成了上海市各级政权建设 |
| 三、实现了党组织适应性转变 |
| 第二节 稳定秩序：城市的高效管理和国民经济的恢复发展 |
| 一、城市专业化干部管理队伍形成 |
| 二、上海城市的高效管理 |
| 三、上海经济的恢复发展 |
| 第三节 积累资源：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基础的奠定 |
| 一、意识形态执政资源的巩固 |
| 二、中共执政群众资源的丰富 |
| 三、中共执政组织资源的优化 |
| 四、制度执政资源的初步构建 |
| 第四节 增强能力：中国共产党执政水平的提升 |
| 一、强化党生存抗变能力 |
| 二、提升党社会整合能力 |
| 三、增强党领导城市发展的能力 |
| 第六章 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干部制度化建设的经验、教训与现代启示 |
| 第一节 干部制度化建设的历史经验 |
| 一、注重理论传承与干部制度创新同步 |
| 二、重视意识形态建设与干部队伍治理并举 |
| 三、加强党组织建设与干部制度建设互动 |
| 四、坚持宏观系统性与微观灵活性相结合 |
| 第二节 干部制度化建设的历史教训 |
| 一、组织机构中出现干部配备不合理的现象 |
| 二、干部管理中存在红与专区分上的盲目性 |
| 三、大众参与在干部制度运行中的弱点 |
| 第三节 干部制度化建设的具体启示 |
| 一、加强主流意识形态的引领性与包容性建设 |
| 二、加强党员干部队伍的先进性与纯洁性建设 |
| 三、加强干部制度的稳定性与延续性建设 |
| 四、加强统一战线的广泛性与社会性建设 |
| 结语 |
| 主要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作者简历及在学阶段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一、作者简历 |
| 二、在校期间科研成果 |
（6）马克思国家社会性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现状述评 |
| 三、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四、研究目的和研究创新 |
| 第一章 国家社会性解析 |
| 第一节 作为范畴的“国家社会性” |
| 一、“国家社会性”的由来 |
| 二、“国家社会性”的内涵 |
| 三、“国家社会性”的意义 |
| 第二节 国家社会性探本 |
| 一、前奏：何谓国家? |
| 二、国家社会性的理论始基 |
| 三、国家社会性的现实依据 |
| 第三节 国家社会性和国家阶级性 |
| 一、国家阶级性 |
| 二、国家社会性和国家阶级性的分殊 |
| 三、国家社会性和国家阶级性的关系 |
| 第四节 国家社会性和国家自主性 |
| 一、国家自主性 |
| 二、国家社会性和国家自主性的分殊 |
| 三、国家社会性和国家自主性的关系 |
| 第二章 马克思国家社会性思想的话语渊源 |
| 第一节 古典政治哲学的城邦公共性理念 |
| 一、马克思与古典政治哲学 |
| 二、城邦公共性 |
| 三、城邦与国家的同异 |
| 第二节 社会契约理论的国家工具性观念 |
| 一、马克思与社会契约理论 |
| 二、国家工具性 |
| 三、从社会的工具到阶级的工具 |
| 第三节 空想社会主义的国家公共性学说 |
| 一、马克思与空想社会主义 |
| 二、国家公共性 |
| 三、“空想”与“科学”的辩证 |
| 第四节 德国古典哲学的国家普遍性思想 |
| 一、马克思与德国古典哲学 |
| 二、国家普遍性 |
| 三、从“国家中心论”到“社会中心论” |
| 第三章 马克思国家社会性思想的内容构成 |
| 第一节 马克思国家起源的社会性思想 |
| 一、马克思的国家起源论 |
| 二、国家起源的社会性 |
| 三、“冲突论”与“融合论”的综合 |
| 第二节 马克思国家本质的社会性思想 |
| 一、马克思的国家本质观 |
| 二、国家本质的社会性 |
| 三、二重性的国家本质 |
| 第三节 马克思国家职能的社会性思想 |
| 一、马克思的国家职能观 |
| 二、国家职能的社会性 |
| 三、国家社会性职能的合理审视 |
| 第四节 马克思国家消亡的社会性思想 |
| 一、马克思的国家消亡论 |
| 二、国家消亡的社会性 |
| 三、国家社会性向社会的复归 |
| 第四章 马克思国家社会性思想的当代启益 |
| 第一节 国际语境与马克思国家理论的话语权提升 |
| 一、马克思国家理论的国际语境 |
| 二、国家社会性思想：马克思国家理论的话语生长点 |
| 三、提升马克思国家理论话语权的努力方向 |
| 第二节 阶级范式与马克思国家理论的整体性推进 |
| 一、马克思国家理论的阶级范式 |
| 二、国家社会性思想：马克思国家理论整体性的内在题义 |
| 三、推进马克思国家理论整体性的基本策略 |
| 第三节 公仆意识与社会主义国家权力观建设 |
| 一、社会主义的公仆意识 |
| 二、国家社会性思想：社会主义国家权力观建设的“元理论” |
| 三、建设社会主义国家权力观的必要原则 |
| 第四节 国家治理与当前中国国家合法性构建 |
| 一、当前中国的国家治理 |
| 二、国家社会性思想：当前中国国家合法性构建的思想基石 |
| 三、构建当前中国国家合法性的可能路径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博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7）少数民族地区的公务员公仆形象塑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插图索引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1.2.1 国外文献综述 |
| 1.2.2 国内文献综述 |
| 1.3 研究内容和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第2章 公务员公仆形象塑造的基本理论 |
| 2.1 基本概念 |
| 2.1.1 公务员公仆形象 |
| 2.1.2 公务员公仆形象塑造 |
| 2.2 公务员公仆形象塑造的途径 |
| 2.2.1 宣传与舆论引导 |
| 2.2.2 公务员教育培训 |
| 2.2.3 公务员激励机制 |
| 2.2.4 公务员管理制度创新 |
| 2.2.5 公务员的社会监督 |
| 2.2.6 公务员自身素质提高 |
| 2.3 影响公务员公仆形象塑造的主要因素 |
| 2.3.1 传统文化 |
| 2.3.2 价值观 |
| 2.3.3 政府自身建设 |
| 2.3.4 社会环境 |
| 2.3.5 公务员自身素质 |
| 2.4 公务员公仆形象塑造的理论依据 |
| 2.4.1 人性论 |
| 2.4.2 群众路线理论 |
| 2.4.3 激励理论 |
| 2.4.4 政府公共关系理论 |
| 第3章 少数民族地区的公务员公仆形象塑造现状分析 |
| 3.1 少数民族地区的公务员公仆形象塑造的初步成效 |
| 3.2 少数民族地区的公务员公仆形象塑造存在的问题 |
| 3.2.1 宣传教育不够影响公仆意识的树立 |
| 3.2.2 培训力度不够影响公务员服务能力与水平的提高 |
| 3.2.3 激励机制不健全影响公务员艰苦奋斗公仆精神的形成 |
| 3.2.4 制度不完善影响公务员对公仆行为规范的遵守 |
| 3.2.5 监督有效性不足影响公务员廉洁形象的塑造 |
| 3.3 少数民族地区的公务员公仆形象塑造存在问题的原因 |
| 3.3.1 传统文化的负面影响 |
| 3.3.2 多元价值目标的冲击和影响 |
| 3.3.3 政府自身建设滞后的影响 |
| 3.3.4 社会环境和市场经济的消极影响 |
| 3.3.5 部分公务员自身素质低下 |
| 3.4 案例分析：广西来宾市烟草局局长韩峰“日记门”事件 |
| 第4章 国外及其他地区公务员公仆形象塑造经验及其借鉴 |
| 4.1 国外及其他地区公务员公仆形象塑造经验 |
| 4.1.1 美国公务员公仆形象塑造 |
| 4.1.2 英国公务员公仆形象塑造 |
| 4.1.3 香港公务员公仆形象塑造 |
| 4.2 国外及其他地区公务员公仆形象塑造经验借鉴 |
| 4.2.1 加强制度建设 |
| 4.2.2 构建行政文化 |
| 4.2.3 在实践中创新 |
| 第5章 少数民族地区的公务员公仆形象塑造的对策建议 |
| 5.1 加强舆论宣传以强化公务员的公仆意识 |
| 5.2 强化教育培训以提高公务员的服务能力与水平 |
| 5.3 健全激励机制以调动公务员公仆形象塑造的积极性 |
| 5.4 完善管理制度以规范公务员的公仆行为 |
| 5.5 严格监督管理以促进公务员廉洁形象的塑造 |
| 5.6 提高综合素质以实现公务员公仆形象的自我提升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8）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依据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理论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述评 |
| (一)国内研究述评 |
| (二)国外研究述评 |
| 三、研究思路、方法与内容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研究内容 |
| 四、拟创新之处、难点与不足 |
| (一)拟创新之处 |
| (二)研究的难点 |
| (三)研究的不足 |
| 第一章 乡村治理现代化与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理论基础 |
| 一、基本概念阐释 |
| (一)治理、乡村治理与乡村治理现代化 |
| (二)公务员与乡镇公务员 |
| (三)素质、公务员素质与乡镇公务员素质 |
| 二、理论基础 |
| (一)治理与善治理论 |
| (二)素质模型理论 |
| (三)新制度主义理论 |
| (四)街头官僚与行为选择理论 |
| (五)学习和培训的相关理论 |
| 三、加强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对于乡村治理现代化的现实意义 |
| (一)加强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是构建现代乡村治理体系的现实需求 |
| (二)加强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是提高乡镇政府治理能力的基本前提 |
| (三)加强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是维护乡镇政权公信力的重要保障 |
| 小结 |
| 第二章 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下加强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内在逻辑 |
| 一、乡镇政府职能定位与乡镇公务员素质要求 |
| (一)乡镇政府职能定位 |
| (二)乡村治理对乡镇公务员的素质要求 |
| (三)乡镇公务员素质的形成过程 |
| 二、加强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理论逻辑 |
| (一)基层治理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分工 |
| (二)现代化治理价值与技术需要培育养成 |
| (三)乡镇公务员的行为选择逻辑 |
| 三、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过程中加强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必要性 |
| (一)乡村治理现代化对乡镇公务员的现实要求 |
| (二)我国乡镇公务员素质总体状况考察 |
| (三)当前乡镇公务员素质存在的问题与原因 |
| 小结 |
| 第三章 我国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状况考察 |
| 一、我国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历史考察 |
| (一)新中国成立后乡镇干部的素质培育 |
| (二)改革开放后乡镇干部的素质培育 |
| (三)《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实施后的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 |
| (四)《公务员法》实施之后乡镇公务员的素质培育 |
| 二、我国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现状考察 |
| (一)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状况调查问卷 |
| (二)调查问卷结果分析 |
| (三)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
| 三、我国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存在问题的主要原因 |
| (一)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主体的观念意识淡薄 |
| (二)乡镇公务员教育培训体系不健全 |
| (三)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保障机制不完善 |
| 小结 |
| 第四章 国外公务员素质培育的经验 |
| 一、国外公务员素质培育的特征类型 |
| (一)以英国为代表的“需求导向型” |
| (二)以美国为代表的“能力导向型” |
| (三)以加拿大为代表的“价值导向型” |
| (四)以新加坡为代表的“人本导向型” |
| (五)以日本为代表的“实践导向型” |
| 二、国外公务员素质培育的主要做法 |
| (一)建立公务员素质标准 |
| (二)分级分类对公务员进行培训 |
| (三)重视对公务员进行素质测评 |
| (四)加强培训教育机构建设 |
| 三、国外公务员素质培育的基本经验 |
| (一)建立公务员培训的法律与制度保障 |
| (二)完善公务员的道德行为准则 |
| (三)重视理论培训与实践锻炼相结合 |
| (四)注重公务员培训考核结果的运用 |
| 小结 |
| 第五章 基于乡村治理现代化的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路径 |
| 一、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基本思路 |
| (一)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主要目标 |
| (二)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基本要求 |
| (三)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基本原则 |
| 二、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内容要求 |
| (一)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构成要素 |
| (二)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具体内容 |
| 三、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途径 |
| (一)构建完善的乡镇公务员教育培训体系 |
| (二)加强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配套制度保障 |
| (三)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和文化环境 |
| (四)建立乡镇公务员素质跟踪评价系统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
| 附录2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9）当代中国反腐倡廉的协同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 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
| 二 相关研究文献综述 |
| 三 逻辑框架、创新思考及研究方法 |
| (一) 研究思路与逻辑框架 |
| (二) 研究重点与创新思考 |
| (三) 主要研究方法 |
| 上篇 反腐倡廉协同性的基础理论 |
| 第一章 腐败与廉政的内涵阐释和逻辑分析 |
| 第一节 腐败的生成逻辑与哲学反思 |
| 一、古今内涵：以权谋私与契约侵蚀 |
| 二、生发逻辑：权力让渡与权力异化 |
| 三、哲学反思：人性渊源与制度困境 |
| 第二节 廉政的制度保障和主体自觉 |
| 一、古今内涵：清官明君与为民务实清廉 |
| 二、制度保障：善治诉求与制度自觉 |
| 三、德性自觉：贤能之治与德法共治 |
| 四、文化自觉：廉政文化与廉洁教育 |
| 第二章 治理腐败常规方式的困境与可能路径 |
| 第一节 治理腐败的常规方式 |
| 一、制度反腐：以“权力”制约权力 |
| 二、社会反腐：以“权利”制约权力 |
| 三、道德反腐：以“德性”制约权力 |
| 四、文化反腐：以“文化”制约权力 |
| 五、运动反腐：以“政策”制约权力 |
| 第二节 权力生产中的格式化困境 |
| 一、强制与排他：权力极端化的制约困境 |
| 二、有形与无形：权力虚拟化的规制困境 |
| 三、资源与博弈：权力合作化的规范困境 |
| 四、职权与能力：权力个体化的自觉困境 |
| 第三节 协同性：突破腐败治理困境的可能进路 |
| 一、对策协调：联通“制度—过程—文化” |
| 二、时空衔接：规制权力的隐性化和虚拟化 |
| 三、主体互动：协同“国家—政党—社会” |
| 第三章 反腐倡廉协同性的思想资源 |
| 第一节 协同性的理论资源 |
| 一、协同学理论 |
| 二、政治系统论 |
| 三、社会工程论 |
| 四、空间生产论 |
| 五、交往实践论 |
| 第二节 中国传统德法共治的思想资源 |
| 一、修齐治平的政治本位 |
| 二、家国同构的伦理教化 |
| 三、礼法相济的治政传统 |
| 第三节 西方制度伦理的思想资源 |
| 一、制度设计：正义与程序并重 |
| 二、制度保障：民主与法治相济 |
| 三、制度实施：平等与效率兼顾 |
| 四、制度效力：信用与公开并行 |
| 第四节 马克思主义反腐倡廉思想 |
| 一、马克思恩格斯：以人民民主防止权力异化 |
| 二、列宁：以人民监督防止官僚主义 |
| 三、毛泽东：以思想教育确保公仆本色 |
| 四、邓小平：以法制建设规避权力腐败 |
| 五、江泽民：教育法制监督的三维反腐 |
| 六、胡锦涛：健全惩预体系的综合治理 |
| 七、习近平：科学防治腐败的有效推进 |
| 第四章 反腐倡廉协同性的内容与实现机制 |
| 第一节 反腐倡廉协同性的内涵 |
| 一、协同性的内涵 |
| 二、反腐倡廉协同性的内涵 |
| 第二节 反腐倡廉协同性的追求 |
| 一、反腐倡廉的科学化 |
| 二、反腐倡廉的有效化 |
| 三、反腐倡廉的廉价化 |
| 第三节 反腐倡廉协同性的场域 |
| 一、心灵场：心性—行为 |
| 二、物理场：环境—制度 |
| 三、心物场：心灵—环境 |
| 第四节 反腐倡廉协同性的内容 |
| 一、反腐倡廉制度建构的协同性 |
| 二、反腐倡廉过程机制的协同性 |
| 三、反腐倡廉实践主体的协同性 |
| 第五节 反腐倡廉协同性的机制 |
| 一、协同性的预防腐败机制 |
| 二、协同性的权力监督机制 |
| 三、协同性的腐败惩处机制 |
| 四、协同性的廉洁教育机制 |
| 五、协同性的廉政保障机制 |
| 下篇 协同治理腐败的中国语境 |
| 第五章 当代中国反腐倡廉的形势与目标 |
| 第一节 当代中国腐败的主要内容和趋势 |
| 一、视角：从构成要素界分腐败类型 |
| 二、内容：公权私用与契约侵蚀并存 |
| 三、趋势：时空交汇与多元衍生蔓延 |
| 第二节 当代中国反腐倡廉的成效与形势 |
| 一、评估当代中国腐败形势的比较视野 |
| 二、从实践历程看全面治理腐败的形势 |
| 第三节 当代中国反腐倡廉的目标、方略与路径 |
| 一、目标：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 |
| 二、方略：把权力关在善治的制度笼子里 |
| 三、路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防体系 |
| 第六章 当代中国反腐倡廉的主要形式与局限 |
| 第一节 当代中国制度反腐的实践特性与局限 |
| 一、制度反腐的内涵与理路 |
| 二、当代中国制度反腐的实践特性 |
| 三、当代中国制度反腐的实践困境 |
| 第二节 当代中国过程防腐的实现形式与问题 |
| 一、过程防腐的提出和意义 |
| 二、当代中国过程防腐的主要实现形式 |
| 三、当代中国过程防腐展开中的问题 |
| 第三节 当代中国文化倡廉的实现形式与难点 |
| 一、文化倡廉的内容与目标 |
| 二、当代中国文化倡廉的主要实现形式 |
| 三、当代中国文化倡廉的实施难点 |
| 第七章 当代中国反腐倡廉协同性的实现机制 |
| 第一节 当代中国预防腐败机制协同化 |
| 一、政务公开的法制化与信息化 |
| 二、财产申报的制度化与常态化 |
| 三、干部任用的制度化与公开化 |
| 第二节 当代中国权力监督机制协同化 |
| 一、横向监督：加强监督权的制衡力和制度保障 |
| 二、纵向监督：推进巡视监督的常态化和全面化 |
| 三、空间监督：形成多元监督的网络化和动态化 |
| 第三节 当代中国腐败惩处机制协同化 |
| 一、基本原则：一视同仁与依法严惩 |
| 二、惩处内容：党纪处分与国法惩治 |
| 三、实现方式：法制惩处与公开透明 |
| 第四节 当代中国廉洁教育机制协同化 |
| 一、政治教育与岗位教育结合 |
| 二、警示教育与自我教育结合 |
| 三、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结合 |
| 四、行为示范与环境育人结合 |
| 第五节 当代中国廉政保障机制协同化 |
| 一、领导原则：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协同 |
| 二、战略原则：长期规划与五年计划协同 |
| 三、实践原则：顶层设计与群众路线协同 |
| 四、激励原则：物质保障与精神鼓励协同 |
| 第八章 当代中国反腐倡廉协同性的对策建议 |
| 第一节 制度反腐注重制度体系协同性和实效性 |
| 一、完善系列反腐倡廉法律制度体系 |
| 二、增强既有法律制度体系的协同性 |
| 三、重点推进政务公开和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制度 |
| 第二节 文化倡廉重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廉洁价值观 |
| 一、坚持执政为民,扬弃“官本位”文化 |
| 二、坚持依法行政,杜绝权力“潜规则” |
| 三、着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廉洁价值观 |
| 第三节 廉洁政治是廉政实践与廉洁文化的协同共生 |
| 一、公职人员为民务实清廉与廉洁职业文化养成 |
| 二、党政机关为政清廉高效与廉洁政治文化生成 |
| 三、构建清正廉明政治生态与廉洁社会文化育成 |
| 结论 |
| 一 主要结论 |
| 二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10）中国共产党“赶考”的精神品格及基本经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缘起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综述 |
| 1.2.2 国外研究综述 |
| 1.2.3 研究述评 |
| 1.3 论文框架与研究重点及难点 |
| 1.3.1 论文架构 |
| 1.3.2 研究重点 |
| 1.3.3 研究难点 |
| 1.4 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尝试性创新 |
| 第2章 中国共产党“赶考”的基础理论分析 |
| 2.1 “赶考”内涵的一般性解读 |
| 2.1.1 文化词源学视角下的“赶考” |
| 2.1.2 中国传统文化视角下的“赶考” |
| 2.1.3 “赶考”要素视角下的“赶考” |
| 2.1.4 表现形态视角下的“赶考” |
| 2.2 政党政治视域下“赶考”的基础理论阐释 |
| 2.2.1 “政党”的基础理论分析 |
| 2.2.2 “政党政治”的基础理论分析 |
| 2.2.3 “赶考”与政党政治的契合之处 |
| 2.2.4 政党政治视域下“赶考”的内涵分析 |
| 2.3 中国共产党“赶考”的理论源头及概念界定 |
| 2.3.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赶考”的理论阐释 |
| 2.3.2 中国共产党“赶考”的概念解析 |
| 第3章 “进京赶考”的提出背景及其“考纲” |
| 3.1 “进京赶考”的提出背景 |
| 3.1.1 陈嘉庚之问 |
| 3.1.2 郭沫若发表《甲申三百年祭》 |
| 3.1.3 毛泽东与黄炎培的“窑洞对” |
| 3.1.4 “两个务必”的思想动员和“进京赶考”的正式提出 |
| 3.2 中国共产党“赶考”的基本“考纲” |
| 3.2.1 避免陷入历史周期率 |
| 3.2.2 巩固执政合法性、坚持马克思主义政党价值观 |
| 3.2.3 永葆先进性与纯洁性 |
| 第4章 “进京赶考”:蕴含了党丰富的精神品格 |
| 4.1 “赶考”:彰显党与时俱进、开拓进取的进取精神 |
| 4.1.1 彰显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的使命担当 |
| 4.1.2 彰显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 |
| 4.1.3 彰显党执政的接续性和继承性 |
| 4.2 “赶考”:体现党直面问题、迎接考验的坚强意志 |
| 4.2.1 体现于我们党破解“考题”的艰巨性上 |
| 4.2.2 体现于执政过程对于我们党的深刻历练之中 |
| 4.2.3 体现于人民群众对党执政要求的严格程度上 |
| 4.3 “赶考”:彰显党永葆执政地位的高度自觉 |
| 4.3.1 彰显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特有品质 |
| 4.3.2 彰显于党的执政实践全过程 |
| 4.4 “赶考”:彰显党执政为民的价值追求 |
| 4.4.1 强调根本宗旨不能变:明确执政为民的初心 |
| 4.4.2 提出“三个有利于”:回答是否继续坚持为人民执政的问题 |
| 4.4.3 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赋予执政为民更加深刻的内涵 |
| 4.4.4 提出“以人为本”:“赶考”理念进一步向人民群众聚焦 |
| 4.4.5 提出新时代奋斗目标:吹响继续为人民执政的时代号角 |
| 4.5 “赶考”:蕴含党发展人类进步事业的高尚境界 |
| 4.5.1 代表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最高理想 |
| 4.5.2 代表了关于人类解放的思想学说 |
| 4.5.3 代表了人类文明史上最伟大的实践 |
| 4.5.4 代表了人类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 |
| 第5章 中国共产党“赶考”的历史进程及优异答卷 |
| 5.1 中国共产党接续推进治国理政伟大实践 |
| 5.1.1 提出“决不当李自成”:表明巩固人民政权的坚定决心 |
| 5.1.2 提出改革开放新决策:开创“赶考”新阶段 |
| 5.1.3 重提“两个务必”:强调苏东剧变之后保持良好执政心态 |
| 5.1.4 “‘赶考’远未结束”:昭示“永远在路上”的执政态度 |
| 5.2 中国共产党“赶考”七十年交出优异答卷 |
| 5.2.1 道路维度:走出了一条独特的路 |
| 5.2.2 理论维度:创立和发展了一套科学的理论体系 |
| 5.2.3 制度维度:确立了一套完备的制度体系 |
| 5.2.4 文化维度:引领和发展了一种先进文化 |
| 第6章 中国共产党历史性“赶考”积淀宝贵经验 |
| 6.1 坚守执政初心:始终把人民当作“主考官” |
| 6.1.1 始终牢记“我是谁” |
| 6.1.2 始终牢记“为谁执政” |
| 6.1.3 始终牢记“靠谁执政” |
| 6.2 永葆“赶考”精神: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和奋斗姿态 |
| 6.2.1 坚持在自我革命中推进执政实践 |
| 6.2.2 坚持在强化“四个意识”中推进执政实践 |
| 6.2.3 坚持在推进伟大斗争推进执政实践 |
| 6.3 把握“赶考”之方:聚焦“三个统一” |
| 6.3.1 坚持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 |
| 6.3.2 坚持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辩证统一 |
| 6.3.3 坚持历史、现实、未来的辩证统一 |
| 6.4 注重加强自身建设:不断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 |
| 6.4.1 始终遵循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目标要求 |
| 6.4.2 始终把握党的建设科学路径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A 攻读学位期间所发表的学术论文 |
| 附录 B 攻读学位期间主持的科研项目 |
| 致谢 |
四、强化公仆意识 服务经济建设（论文参考文献）
- [1]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研究[D]. 于瑶. 山东大学, 2020(12)
- [2]中国共产党的干部思想政治教育研究[D]. 王秀良. 南京师范大学, 2015(11)
- [3]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研究[D]. 陈南南. 河北大学, 2019(04)
- [4]列宁政府公共性思想及其对我国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启示[D]. 赵文. 福建师范大学, 2015(01)
- [5]新中国成立初期干部制度化建设研究 ——以1949-1956年上海为例[D]. 张学娟. 华东师范大学, 2019(09)
- [6]马克思国家社会性思想研究[D]. 王刚. 东南大学, 2015(08)
- [7]少数民族地区的公务员公仆形象塑造研究[D]. 薛睿. 湖南大学, 2012(02)
- [8]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研究[D]. 褚楚.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4)
- [9]当代中国反腐倡廉的协同性研究[D]. 刘占虎. 兰州大学, 2015(02)
- [10]中国共产党“赶考”的精神品格及基本经验研究[D]. 刘晓川. 湖南大学, 2019(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