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认真学习毛主席教育思想彻底批判“两个估计”(论文文献综述)
何光全[1](2010)在《1949-1981年中国教育批判研究》文中指出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81年“拨乱反正”基本结束这段历史时期,我国教育领域开展了许多教育批判。研究这些教育批判,对于人们了解这方面的历史,吸取其中的经验教训都有重要的作用。但是,学术界对这方面的历史虽然有所研究,但还比较零散,还特别需要对其进行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因此,本文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81年“拨乱反正”基本结束这段历史时期教育领域所发生的教育批判及其相关问题为研究对象,对这段历史时期教育批判发生发展的历史脉络和基本情况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梳理,对该历史时期具有典型意义和重要影响的教育批判事件进行了深入的个案研究,对该历史时期教育批判的基本性质、主要特点、历史影响、经验与教训以及对于教育批判的基本理论问题的启示等进行了比较系统和深入的研究。论文除导论外,正文内容共分三大部分:第一部分:1949至1981年中国教育批判的背景与概况。该部分主要运用历史研究的基本方法,具体分为建国初期(1949-1952)、过渡时期(1953-1956)、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1956-1966)、文革时期(1966-1976)、拨乱反正时期(1976-1981)五个时期对1949至1981年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批判的历史背景、动因、基本过程、基本线索、基本事件、基本历史情况进行了系统梳理和全面考察。第二部分:1949年至1981年重大教育批判事件的案例研究。主要运用历史研究、个案研究等方法,分章对武训精神批判、陶行知教育思想批判、陈鹤琴活教育理论批判、关于过渡时期主要教育问题的争论、全面发展教育与因材施教问题的争论、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批判、胡适学术与教育思想批判、凯洛夫《教育学》批判、对教学原则若干问题的争论、“爱的教育”批判、孔子及儒家教育思想批判等重大教育批判事件的过程、内容、性质、特点、影响以及涉及的相关教育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梳理、分析和评价。第三部分:对1949年至1981年中国教育批判问题的反思。主要运用了哲学、解释学、比较法等理论研究方法,对该历史时期教育批判进行了比较全面和系统的反思。分别对这一时期的教育批判与其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等背景及其关系进行了深入的理论分析和实践考察,对该历史时期教育批判的基本性质与主要特点、历史影响与基本经验及教训进行了深入的理论反思和总结。在此基础上,对教育批判的本义及教育批判与教育批评、教育评论、教育争论的关系,以及如何正确开展教育批判等问题进行了理论研究。论文的主要结论有:①1949年至1981年间的中国教育批判是在中国政治、意识形态、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重要变革的背景下,对中国教育改革之路的探索。当然,有时的这种探索步入了歧途。②1949年至1981年中国教育批判的主要实践倾向是阶级斗争、意识形态斗争与政治、学术批判的交织:多数时间的教育批判在批判方法方面的主要特征是形而上学:多数时间教育批判的组织与实施方式以“群众性”、“运动式”为主要特点。③1949年至1981年中国教育批判的内涵是丰富的、多元的、复杂的,它不仅指向教育思想或理论,而且也指向具体的教育活动或实践,涉及了中国教育的价值取向、指导思想、教育制度、教育及教学方法、课程、教材等诸多教育思想、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基本问题。④1949年至1981年中国教育批判对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其经验和教训都是深刻的。从主要指导思想和主要结果来看,该历史时期许多教育批判成为了极左错误指导思想的阐释和体现途径,使教育批判异化成了政治斗争、阶级斗争及意识形态斗争的工具。许多教育批判不仅体现和延续了新中国建国后教育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这样的错误。⑤开展教育批判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但教育批判应该是肯定与否定的辩证统一,应该是“事实”澄清与“价值”判断的统一,或“无原则”批判与“有原则”批判的辩证统一,应该坚持理论批判与实践批判的辩证统一。总之,论文对1949年至1981年间我国教育批判历史及相关问题做了比较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在研究视角、研究范围、研究主题和内容、史料发掘、研究方法、研究结论等方面等都有一定的创新。但由于论文研究这段历史时间跨度较长、研究对象较复杂,涉及问题较多,因此,本文在史料的取舍、研究内容的进一步深入等方面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周全华[2](1997)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教育革命”》文中认为“文化大革命”的性质,毛泽东认为是一场“政治大革命”,中共11届6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定性为一场内乱。“文革”中的“教育革命”是什么性质呢?决议没有讲。有人认为是教育的大破坏,有人认为是失败的教育改革。要弄清它的性质,先要弄清“文革”时期的教育方针是什么,实际做法又如何。方针与执行,有时一致,有时并不一致。如1957年提出的培养目标和1958年提出的教育为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这两条方针几十年不变,但执行中的变化很大。所以研究者既要注意方针政策本身更应注重其实际执行,并从实际做法中归纳出这一时期实际执行的方针。而不为表面宣称的方针所惑。 “文革”中没有废弃1957—1958年教育方针,但是宣称这个由党的领袖提出的方针没有得到执行,各级领导执行的是一条刘少奇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于是从左的方面重新解释教育方针,从培养“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导出大学生“与工农兵划等号”。从“为政治服务”导出“专政工具”论。这样,“文革”期间的教育方针实际发生重大变化。 一般认为“教育革命”方针由三个文件构成,这就是五·七指示、七·二一指示和七·三0指示。其中以五·七指示为思想指导。五·七指示提出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教育革命”的对象,(后来张春桥提为“全面专政”的对象)。“革命”的方式是由工农兵对之“改造”“再教育”。虽说人人皆须改造,但不言而明:知识分子改造与工农的自我改造有性质上的区别。本世纪初,以资本主义新学堂取代封建读经应试教育,以现代教育取代旧式教育,是一场真正的教育革命,但这场革命却是渐进的,洋学堂与旧私塾并存,新派教员与老先生和平共处,并未将私塾和塾师作革命斗争对象。 五·七指示明确说所提不是“新鲜意见”,“多年以来……已经是这样做了,不过还没有普及”,现在是要将过去的经验、即农村军事共产主义条件下不正规教育经验,来匡正社会主义现代正规教育之“偏”。革命年代突出政治、突出阶级斗争、突出生产、突出实际应用是合理的,而以此指责社会主义时期教育“脱离政治、脱离生产、脱离工农、脱离实际”则是偏颇的。时代已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城市领导乡村,重视科学文化教育、重视知识分子是必然的。斯大林适时地完成了这一转变,提出“技术决定一切”“(技术)干部决定一切”,纠正了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一些做法。中国由阶级斗争向和平建设的转变则较为艰难。这不能不影响到教育。“教育革命”实质是“革”现代教育的“命”,它从属于那条阻碍滞现代化进程的错误政治路线。 书稿以开首部分论述“教育革命”的缘起和真实含义,阐述它与“文化大革命”的关系,它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为指导,又有自己的分支理论。中间几章分述:“教育革命”随“文化大革命”而发动,是其最要组成部分;分析解剖“教育革命”建立的新体制,指出这是一个对知识文化和知识分子“全面专政”、分裂知识分子与其他劳动人民关系的体制;叙述
张天明[3](2016)在《中国传统教学思想研究的百年沉浮(1912-2014)》文中研究表明中国传统教学思想是中国教学论的文化根基。对这一文化根基的研究,是基于文化传承进行的与时俱进的诠释和探索,是中国教学论发展的基础研究。而中国传统教学思想研究之研究,是指从学术史角度对“中国传统教学思想研究”进行的梳理与审视,是中国传统教学思想学术研究发展的内在要求,是我国教学改革立足“本土根基”的实践需要,是中国特色教学理论构建与形成的应然选择,是中华民族教学自信培育与提升的重要途径。但到目前为止,人们对百年中的中国传统教学思想研究只是进行了较为零星地探讨。为此,有必要从学术史视角对中国传统教学思想百年研究的变化沉浮展开系统梳理,总结其中的利弊得失,以便为中国传统教学思想的未来研究和现代转换提供基础与参考。百年中国传统教学思想研究经历了三大时期:第一个时期为1912-1949年的“沉寂与兴起”时期。该时期的传统教学思想研究在“全盘西化”、“文化本位”、残酷战争等因素影响下先后经历了沉寂、兴起、微弱延续三个阶段。该时期的研究进展主要体现于三个维度:一是专题研究初步兴起。传统教学目的研究阐释了“闻道”和“育人”,但较为零散;传统教学原则方法研究整体相对繁荣,学法研究初步显现;有关传统教学内容、教学过程、教学时机、考试等其他思想研究有所涉及,但论述不多。二是比较类研究处于“表层对比”层次。虽出现了许多比较类的研究,但主要是追求民族教学自信下思想本身的对比。三是研究视角上史观多样。研究开始运用了实证史观、进化史观、实用史观、唯物史观等史学观点,不过,史观之外的其他视角非常缺乏。虽然该时期研究取得了较大成绩,但如下问题不得不让人思考:传统教学思想研究基本藏匿于教育思想研究之中;研究主要在教育史领域中展开,而极少进入教学论的学科视域;研究多为解读性研究,缺乏真正的实践教学运用;传统教学思想研究与外国教学理论研究呈现出难以融合样态。第二个时期为1949-1976年的“缓行与异变”时期。该时期的研究在“全盘苏化”、“中国化”、“革命化”等因素影响下先后经历了冷落、缓行、异变三个阶段。整个研究时期,相关论着不多,进展缓慢。该时期出现了学而不厌、启发教学、师生关系、闻道与行道、教学活动史等方面的研究专文,首部传统学习思想研究专着问世,传统教学思想研究初步独立。但是,该时期传统教学思想批判性“研究”铺天盖地,比较类研究集中于儒家教学思想与法家教学思想之间的对比。经过对这段时期的研究进行梳理后发现,该时期的研究在发展态势上处于踟蹰状态,研究总体“下沉”,但以潜隐的方式继续前行;研究性质逐步走向了异变,在文革时期达到高峰;研究主体的整体学术心态呈现出鲜明的“纠结”特征。第三个时期为1977-2014年的“恢复与发展”时期。该时期研究在“拨乱反正”、“国学热”、“本土化”等因素影响下逐步从恢复走向发展,进而达到相对兴盛。研究进展主要体现在三个维度:一是研究总体上走向独立化与体系化,出版了多部传统教学思想的相关学术着作;二是专题研究“百花齐放”。传统教学目的研究兼有整体与细微,开始延伸到“自然”层面;传统教学过程研究出现多种阶段论,其本质观也渐受重视;传统教学内容研究深入细化,出现总体概述和纵向梳理,阴阳学教学内容受到重视;传统教学原则与教学方法研究全面繁荣,古代读书法备受关注;教学艺术日渐受到重视,出现了禅宗教学艺术的专门研究;教学主体研究上,教师研究集中于社会地位和德能素质,师生关系研究主题和视角有所拓展。此外,其他方面的专题研究也取得一定进展。三是比较类研究涉及更多主题与人物,开始深入到文化内层。该时期的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绩,看上去非常繁荣,但这种“繁荣”却令人担忧:其研究论着数量的飙升只是相对于以往研究绝对性的数字增长,这些论着在研究内容上内含大量重复,其所谓内容之丰富并非完全真实,而是具有一定的虚假性,且其研究话语的表达西方化,缺少中国自身话语的运用。纵观百年,我国传统教学思想研究呈现出“高-低-高”的起伏态势,研究从“教育藏匿”走向“教学独立”,研究从重于“教学”走向偏重学习,研究从重于事实叙述转向重视问题评论,研究从思想本身走向文化内层。百年里,我国传统教学思想研究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也存在着很多问题:重复性研究较多,许多主题未能拓展细化;研究地位边缘化,传统教学思想长期缺乏应有的重视;研究材料挖掘不够,原始材料与外延材料忽缺;研究视角与方法依然狭窄,难以对传统教学思想做到客观审视;研究话语他者化和政治化,非科学性显着。鉴于此,我国传统教学思想未来研究应该在如下几个方面努力:注重已有成果的学术梳理,挖掘原始典籍之教学本意,构建中国特色的教学话语,加强研究视角与方法的多维运用,强调中外教学思想的融合创生。
李志杰[4](2020)在《值得信任与信任 ——政策执行理论研究的双维度解构》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的核心任务就是以信任理论工具为形式和内涵层面的依托,实现对于政策执行理论研究的双维度解构,重点关切“目标群体主观能动性”的研究议题,为搭建一个兼具系统性和普遍解释力的分析框架,做出必要的学术探索与恰切的理论准备。其根本目的在于,进一步完善相关研究视角深化研究主题丰富和扩展政策执行理论研究的话语体系,继而为明晰政策执行问题之影响因子探寻提升政策执行产出与效果水平的实现路径,做出有益的探索与努力。追寻政策执行相关研究之发展轨迹品查国内外理论成果的思想启明,在审视与总结的基础之上,本文确立了最为主要的研究“切入点”即认为当前学界相关研究视角略显狭仄,特别是聚焦政策执行中“目标群体”问题的专项理论探讨的确还是存在着较为显着的进展空间。具体而言,现阶段政策执行相关研究视角及主流理念仍重点聚焦于政策主体之范畴,其核心思想旨在通过解决政策问题实现政策目标回应政策执行面向公共利益或需求的本质属性,并未给予目标群体“主观能动性”之议题以真挚而充分的关切,现有之尝试也集中以“理性经济人”假设为指导力求凭借对于目标群体成员个体利益或内在需求的满足实现其主观能动性的提升,相关研讨明显缺乏更加系统完整的分析架构,因而难以针对如何提升目标群体主观能动性水平之议题展开全面深入的策略分析。面对现阶段政策执行理论视域中存在的可称作是细微之遗漏,我们究竟应该何去何从?这便是本篇论文的研究初心和最重要的探讨议题。遵循此逻辑理路,以信任理论工具为内涵和形式层面的依托,本文实现了对于政策执行理论研究的双维度解构。其中,“值得信任”维度主要聚焦(受信者)政策执行解决政策问题实现政策目标的的可靠性指数;“信任”维度则重点关注(施信者)目标群体愿意给予信任资源的主观倾向(主观能动性)水平。由此,本文初步完成了政策执行理论研究之分析框架主干部分的搭建。接下来,将重点着墨于相关内容针对性的论述与阐释工作。首先,“值得信任”维度主要致力于实现政策环境的一种“应然”的状态,反应了政策执行面向公共利益或需求的本质属性,其影响因子包括:1.能力配置即政策执行是否具备充分的条件和实力(政策本身设计的科学性和政策执行的保障性)有效解决政策问题实现政策目标确保公共利益或需求得以回应与满足;2.正直品格即政策执行能否在长期的时间维度下保持对于目标群体持续的一致的公正对待;3.善意内涵即政策执行坚持公共利益或需求导向性的本质属性等三个方面。需要指明,尽管本文搭建的分析框架给予了目标群体之要素以重点关注,但是“值得信任”维度依然应被视作政策执行相关研究的逻辑前提,其在理论和实务工作中所占据的主体地位不容置疑。其次,“信任”维度即政策执行中目标群体主观信任倾向(主观能动性)的第一个影响要素是理性的认知型因子,也即关注目标群体成员个人内在需求的满足程度对于其认知型信任倾向的影响机理。具体而言,依凭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目标群体以等级序列呈现的诸项内在需求在政策执行过程中获得动态、针对性的满足程度,决定了其形成或加深愿意自觉强化主观能动性的所谓积极乐观认知型信任倾向的水平。由于目标群体成员个体间需求结构层次以及面向不同类型需求的满足程度均存在较为显着的差异,使得政策执行无法精准回应和满足全体目标群体成员的内在需求。因此,现代政策执行理论研究不能单纯立足“值得信任”之客观维度设计具体实践策略,而应当着眼目标群体成员个体内在需求进展性发展的动态趋势予以针对性的关切与重视,推动传统意义上“应然-实然”两点论理念向着“应该是什么-期望是什么-是什么”三点论理念做出必要的演化与转变。在政策制定与执行的过程中依据特定政策环境的现实状况在“压力”作用和“阻力”效应之间寻求一个动态、针对性的平衡,并着眼长远的发展目标选择适当的切入点设计合理的干预度。以及时准确地审视与把握目标群体成员内在需求和相关期望发展变化为基础,并举保障性与激励性之手段或方法竭力引导目标群体主动将其自身需求进展性水平同政策执行的干预度实现适当的契合,从而最大限度争取来自目标群体的信任资源缓解相应的阻滞机制,实现良好的政策产出与政策效果。最后,“信任”维度即政策执行中目标群体主观信任倾向(主观能动性)的第二个影响要素为非理性的情感型因子,乃是聚焦目标群体成员在政策环境中的生存状况对于其情感型信任倾向的影响机理。经验表明,即便身处相同文化环境并且内在需求进展性水平大致接近的个体成员之间,其主观信任倾向水平往往依然可能存在着较为显着的程度差异。因此,若仅仅关注认知型因素之影响而忽视目标群体成员内在的情感型意向和偏好,势必将会陷入理论研究的狭隘空间。事实上,与认知型因子着眼“外在”刺激效应有所不同,政策执行中目标群体主观信任倾向的情感型因子重点聚焦“内在”因素之于“信任”维度的作用和影响,本质上乃是对于以“理性经济人”假设为理论基础的所谓利益或需求视界的恰切完善与必要突破,也是对于目标群体主观信任倾向相关问题研究视角的有力补充。需要指明,情感型因子所关注的是目标群体成员以人性生物学基础为发端,在后天社会化过程中被不断塑造和发展的剥离了认知因素的情感型信任倾向。而本文拟综合社会生物学、分子生物学、表观遗传学以及基因组学等跨学科理论成果和话语体系,对于情感型因子的内在逻辑和作用机理做出科学严谨的表述。及至政策执行之阈限,其作用与影响表现为:依凭社会生物学“基因-文化”协同进化之研究范式,政策执行(自然选择)过程的不断推进将促使目标群体成员原本身处的政策环境的固有生存状况发生转变,于是不同情感型信任倾向等位基因开始朝向生存优势型等位基因进行漂变,而政策环境中具有生存优势的等位基因将会指导目标群体成员形成和发展相应类型的情感型信任倾向。最终,政策执行这种对于目标群体成员原本政策环境中生存优势的影响,将逐步改变政策执行目标群体成员、目标群体整群以至整个政策环境本身的情感型信任倾向的质量与水平。有鉴于此,着眼长远国家应该通过不断优化“自然选择”的内涵机理与运行机制努力构建道德与善的政策执行环境,为不同情感型信任倾向等位基因指引明确的进化方向,保障作为道义主义的积极乐观情感型信任倾向的等位基因取得必要而显着的生存竞争优势,最终在全社会范围内逐步孕育出社会成员相应的情感型信任倾向,继而从根本上净化政策执行的实践土壤。值得一提的是,本文谋求搭建的关于政策执行理论研究的分析框架,其分析对象兼具政策执行面向公共利益或需求的本质属性以及目标群体的主观能动性,实际综合了“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两大路径的特色与优势。其本身既是采取切实行动积极响应政策执行理论研究面向“整合”路径的发展大势,也是对于该领域理论研究之使命与精神的继承和传播。其中,我们着重关注了“目标群体”这一核心要素组成,并对于影响其主观能动性水平的变量因子展开了系统性的凝练与总结,使得该要素在政策执行理论研究之分析框架中的地位与分量,较之以往的确获得了实质性的提升和增强。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现有研究视角的更加完善以及研究架构的继续优化,事实上这也即是本文研究最具代表性的理论贡献。此外,本文将信任理论工具作为政策执行相关研究之分析框架形式与内涵层面的重要依托,将跨学科知识成果做为政策执行理论研究的有机借镜,对于进一步丰富政策科学之话语体系充分汲取多学科知识养分而言乃是一次十分有益的尝试。同时,我们从政策科学视角出发对于信任问题本身也做出了恰切而深入的查考。在尝试建构政策执行理论研究之分析框架的同时,对于信任问题的理论内涵与研究工具也提出了别具特色的理解与认知,使得本篇论文的研究趣意和理论价值得到了进一步的彰显与提升。
刘霞[5](2016)在《中国公民教育的反思与重构 ——基于百年母语教科书的文本分析》文中研究表明公民和公民教育已成为时代的主题。然而,公民及公民教育是一个外来词,它源于西方的文化传统和政治体制,是西方民主政治的产物,代表着西方政治文化的核心理念。20世纪初,中国启蒙思想家引入和借鉴西方公民教育,开启了中国公民教育的进程。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公民教育进行得如何,需要我们做历史的考察和分析。公民教育作为一种政治文化,代表着国家的意志,体现在国家颁布的法律、政策和文本之中。母语教科书作为公民教育的重要载体,不仅承载了国家对公民教育的具体要求,而且也是民族文化、民族精神的文本呈现。所以,本研究选取母语教科书作为研究中国公民教育的分析文本,旨在分析自公民教育引进中国的百年来,母语教科书传递了什么样的公民文化,塑造了什么样的公民形象,以及怎样传递这些文化,怎样塑造这些形象,这些公民文化和公民形象对中国公民教育产生何种影响。借助于百年母语教科书的分析,反思中国公民教育发展中的问题,从而建构中国公民教育的理想体系。本文依据母语教科书中公民教育发展的内在逻辑,将百年母语教科书中的公民教育分为四个阶段考察:第一阶段:1904—1936,这一阶段是西方公民教育在中国的本土化时期,也是公民教育的萌芽期和快速发展期,其目的是以公民教育改造国民性。在20世纪初期,公民教育的引进、传播与母语教科书的编写、使用步调一致、诉求一致。公民教育的思想在辛亥革命前的母语教科书中就有萌芽,辛亥革命胜利后,民主、共和、平等、权利等西方公民教育的核心思想理所应当地编写进“共和国教科书”中。此时的公民教育重视公民性的宣扬,结合了时代的诉求,强调了中国文化的参与。新文化运动使得中国由学习日本转为学习美国,并仿效美国的课程设计,学校开设“公民科”,编写公民读本,美欧的公民教育思想通过母语教科书得以广泛传播。之后,蒋介石统治的南京国民政府试图以党化教育、三民主义教育等取代公民教育,虽然遭到抵制,但此时的公民教育已受到蒋介石政府“巩固政权、寻求认同”等政治意图的干扰。加之,九一八事变后,中国面临外辱,公民教育作为政治动员的工具也在某种程度上符合当时的国情。故而,中国公民教育开始偏离正途,出现了政治化的前兆。第二阶段:1937—1949,这一阶段因为战争的需要,公民教育蜕变为政治动员的工具,公民教育陷入了低谷。在抗日战争期间,无论是国统区还是根据地,都重视公民教育与抗战教育融合,为抗战服务。此阶段,公民教育成为抗战的动员工具。在国家和民族存亡的生死关头,公民教育要求个体将自由和权利全部贡献给国家,母语教科书成为号召特殊时期公民爱国报国的宣传册。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都非常重视公民教育,强调民主、平等的思想,但国民党为巩固现有政权,强调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强调公民的国家认同;共产党为了建立新中国,反对并在教科书中解构封建落后的传统文化,反对现有政权,为建立新政权服务。第三阶段:1949—1976,这一阶段为了巩固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政权、适应新时期的要求,公民教育被“人民”教育、“接班人”教育所取代,强化思想政治教育,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人民”教育是高度政治化的,强调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强调阶级立场的重要性,强调教育的政治使命。因而,此阶段的母语教科书中强调政权认同,强调无私奉献,强调道德的阶级性。在“文革”期间,“人民”教育被异化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教育,宣传虚假民主,践踏传统文化、反人性,也错误地判断了时代诉求,使公民教育走向了异化,成为政治宣传和阶级斗争的工具。第四阶段:1977-新世纪,这个阶段是我国公民教育的恢复和重建期。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民主社会的建设和法治的完善,公民教育的外部条件日益成熟,从而催生了新时期公民教育的觉醒。此阶段母语教科书中的公民教育内容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强调公民爱国以及公民合作,公民榜样也变得丰富多样。尤其是新世纪,母语教科书中的公民教育内容涉及到了好的公共生活所需要的公民品质,关注了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公民文化的一致性,并以知识作为公民美好生活的内在价值等。随着全球化的推进,民族文化的自信心不断增强,传统文化在公民教育中的地位得到提升,而开放的心态也使得西方公民精神在公民教育中得以呈现,并与社会发展的时代诉求相结合,公民教育开始进入一个自觉的、良性的发展阶段。通过对百年母语教科书中公民教育思想的回顾,我们发现,公民教育的发展必须处理好三个方面的关系:基于人性的公民性、体现国家意志的政治诉求和植根于民族的传统文化。公民性、政治诉求和传统文化,成为了对公民教育相互影响、相互制衡的稳定结构。中国的公民教育,必须符合公民性的人性本质,立足中国立场,体现中国文化,面向中国问题,培养社会主义公民。正是基于此,本文最后提出了基于中国伦理精神的公民教育体系的构想。
沈登苗[6](2019)在《“两个估计”的真实内容和“版本”归属——基于史料层面的澄清与反思》文中研究说明1977年11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教育战线的一场大论战——批判"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等一组批判文章,为即将实施的恢复高考制度扫清了思想障碍。这也是粉碎"四人帮"后第一篇拨乱反正的檄文,成为解放思想、否定"文革"和冲破"两个凡是"的突破口,其巨大的积极意义应该充分肯定。但令人遗憾的是,这组批判稿在史料运用和行文上极不严谨。该文在已有的质疑、批评的基础上,从史料的层面做进一步的澄清和反思。
易春秋[7](2005)在《建国十七年中学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论文以大量资料为基础,将建国十七年中学思想政治教育置于中国社会变动的历史背景中,以时间为线索,分为五个阶段对建国十七年中学思想政治教育的情况进行了全方位的考察。在此基础上,对建国十七年中学思想政治教育进行了较为客观的历史评价,并提出了若干思考。 论文由绪论、正文(共五章)和结语组成。 绪论。阐述了本选题的缘起及研究意义、研究现状,说明了研究方法、写作框架以及本论文的创新点。 第一章,国民经济恢复背景下的中学思想政治教育(1949 年 10 月~1952 年底)。党和国家继承和发扬老解放区学校教育和长期形成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优良传统,在吸收旧教育某些有用的经验和借鉴苏联教育经验的基础上,全面开展了新民主主义思想教育,主要锋芒指向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思想,确立了思想政治教育在普通中学中的重要地位。此时,加强了对师生的政治思想教育,通过政治课和各科教学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并结合土地改革运动、抗美援朝运动、镇压反革命运动、“三反”、“五反”运动进行了思想政治教育。建立健全了学校内的共产党、青年团、学生会、少年儿童队组织,形成了以普遍开设政治课为主体,密切结合各项政治运动而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体系。 第二章,社会主义改造背景下的中学思想政治教育(1953 年初~1956 年底)。新中国在恢复国民经济基础上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制定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第一部《宪法》,着手实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与此相适应,中学按照过渡时期总路线精神,提出了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任务,学习苏联的教育经验,通过各科教学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这一举措,一方面加强了各科教学中的思想政治教育,但另一方面,也使政治课的地位日益弱化。此时,加强了时事政策教育,在实践中开辟了学生守则教育、劳动教育、榜样教育、校外教育等多种途径,逐步形成了在党支部领导下,由班主任、团、队、学生会等各方面配合的经常化的中学思想政治教育制度。 第三章,“左”倾政治运动冲击下的中学思想政治教育(1957 年初~1960 年底)。这一时期,曾一度强调加强中学的思想政治教育,恢复政治课,颁布了建国以来第一部《中等学校政治课教学大纲(试行草案)》。但 1957 年反右斗争开始后,紧接着进行的“大跃进”和“教育革命”、“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斗争,“左”的思想开始抬头,并逐渐占了上风。由于“左”倾政治运动的冲击,使中学思想政治教育受到了严重影响,一切围绕着运动转。在政治课教学上,以开设“社会主义教育课”代替了原来设置的政治课,忽视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本章还阐述了通过多种途径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情况。第四章,调整背景下的中学思想政治教育(1961 年初~1963 年底)。以贯彻“八字方针”和《全日制中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为标志,中学思想政治教育开始逐步扭转前一时期“左”的倾向,政治课也开始进行调整,并继续通过各科教学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此时期,在中学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对德育和智育的关系处理得比较好,既切实贯彻教学为主的原则,又不放松德育。在德育工作中既重视政治教育、榜样教育、劳动实践,又加强了以学生守则为中心的道德品质教育,既继续发展并逐步完善校内各教育阵地的作用,又开始重视校外教育,逐步形成了较完善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体系,开始构建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网。但是 1962 年召开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后,强调阶级斗争为纲,对中学思想政治教育产生了“左”的影响,开始加强贯彻阶级教育,使中学思想政治教育产生了波折。可以说,这一时期的中学思想政治教育,既伴随着正确的内容又交织着“左”的偏向。第五章,“反修防修”背景下的中学思想政治教育(1964 初~1966 年 5 月)。1964 年春节,以毛泽东就教育问题发表的“春节谈话”为始,发表了一系列对教育问题的指示,其中很多内容对中国教育的改革有积极意义,但同时,讲话内容也包含一些“左”的因素。随着中苏分裂,美国采取反共的“和平演变”战略,毛泽东日益重视“反修防修”,并展开了一系列“反修防修”的运动,一时间,“反修防修”席卷教育领域,开始批判资产阶级教育思想,改革教育制度。在此背景下,毛泽东提出 “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同时在城乡社会主义教育(“四清”)运动的影响下,使本已从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后日益加强的阶级和阶级斗争意识更加强化。1964 年 7、8 月间,全国高、中等学校政治理论课工作会议的召开,阶级斗争教育成为政治理论课的主要内容,中学思想政治教育陷入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迷误之中。本章还阐述了以政治课为主的中学思想政治教育情况,活学活用毛主席着作、学解放军、学大庆运动的情况,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网继续加强和校外教育、家庭教育的情况。
蔡美华[8](2009)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中党报作为研究》文中指出1978年党报进行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是对“文革”时期意识形态的反思和突围,是一场思想解放运动,也是改革开放舆论的肇始和发端。本文详尽地论述分析了党报开展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缘起、过程和党报的作为,分析了这场大讨论成功的原因及大讨论在党报史上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揭示了这场大讨论所蕴含的理论意义——大讨论是党报对党性原则由片面理解向完整准确解读的回归,大讨论之所以取得成功是党报坚持思想性、政治性、组织性统一的结果。本文从梳理分析“文革”结束后的党报生态入手,勾勒了两年徘徊期“文革”话语和纠正抵制“两个凡是”在党报构成的鲜明对立和张力。党报纠错诉求和党内“实践检验论者”思想的汇合,直接导致了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发动。在解构和推倒“两个凡是”、确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过程中,党报完成了从“继续革命”到改革开放的话语建构和转换。在对史料研究甄别过程中,大讨论的分期也随之凸现。本文是从时间和空间这两个维度展开对这段重要党报史的定量描述和定性分析的。研究发现党报开展真理标准讨论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或若干个时间点,与之相伴随的是大量相关文章在党报的刊发。真理标准大讨论也并不仅仅局限在中央党报,而是中央党报首先发声,地方党报或响应支持或沉默抵制,党报与其上级党委之间,党报与党报之间就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不同反应形成了纵横交织的复杂勾连(articulations)和场域。为推进大讨论,以《人民日报》为主的中央党报曾辅之以民主法制宣传,其主要目的是消除人们的余悸,为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清障。因此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是以“复线”形式在党报展开的。
章宏伟[9](2009)在《雪泥几鸿爪 苔庭留履痕——新中国60年出版大事记》文中提出1949年9月—12月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其中第49条中规定:"发展人民出版事业,并注重出版有益于人民的通俗书报。
舒云[10](2007)在《1949—1978:中国高考制度沉浮录》文中提出谁说中国古代只有四大发明?活到1300岁的科举考试当然应该是第五大发明了。中国在世界上最早建立全国统一考试制度,19世纪中叶西方传教士将科举考试传到英国、法国和美国,逐步形成现代考试制度。在当今中国,恐怕再也没有比高考对社会各方面产生重大而深远影响的事情了。
二、认真学习毛主席教育思想彻底批判“两个估计”(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认真学习毛主席教育思想彻底批判“两个估计”(论文提纲范文)
(1)1949-1981年中国教育批判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研究缘起 |
二、"批判"和"教育批判"概念的界定 |
三、研究的问题、内容与目的 |
四、研究的意义 |
五、研究文献综述 |
六、研究思路与理论基础 |
七、具体的研究方法 |
第一章 1949-1981年教育批判背景与概况 |
第一节 建国初期(1949-1952)的教育批判 |
一、思想改造运动与教育批判 |
二、苏联教育经验的影响与我国的教育批判 |
第二节 过渡时期(1953-1956)的教育批判 |
一、关于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教育性质的争论 |
二、"一五"计划期间的教育矛盾与教育批判 |
三、全面发展教育与因材施教问题的争论 |
四、教育界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运动概况 |
第三节 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1956-1966)的教育批判 |
一、整风、反右运动期间的教育批判 |
二、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运动 |
三、教劳结合的提出与对资产阶级教育观的批判 |
四、"大改造、大改革"的教学"革命运动" |
五、文革前夕毛泽东对教育的批评 |
第四节 文革时期(1966-1976)的教育批判 |
一、教育领域的斗批改 |
二、"教育大革命" |
三、教育领域的"评法批儒"及"批林批孔" |
四、"四人帮"在教育领域制造的批判事件 |
第五节 拨乱反正时期(1976-1981)揭批"四人帮"对教育的破坏 |
一、揭批"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 |
二、揭批"四人帮"对教育方针的篡改 |
三、揭批"四人帮"对招生考试制度的破坏 |
四、揭批"四人帮"对基础理论研究与教学工作的破坏 |
五、揭批"四人帮"对教育工作者的打击和迫害 |
六、教育极左批判时代的终结 |
第二章 对武训精神的批判 |
第一节 武训其人及电影《武训传》 |
第二节 批判武训精神的过程 |
一、围绕电影《武训传》展开的学术论辩 |
二、对电影《武训传》及武训精神的政治定性与否定 |
第三节 教育界对武训精神的批判 |
一、《人民教育》评论与"打倒武训精神" |
二、批判武训精神与批判改良主义和教育救国论 |
三、教育界知识分子的自我批判 |
四、上海、重庆两地对武训精神的批判 |
第四节 "武训"作为符号的清除与利用 |
第五节 对武训精神批判的小结 |
一、教育界批判武训精神的目的与合理性 |
二、教育界批判武训精神的局限性与负面影响 |
三、武训精神批判开了新中国教育批判学术问题政治化的先例 |
第三章 对陶行知教育思想的批判 |
第一节 建国初对陶行知教育思想的推崇 |
第二节 "武训精神是否可以为训"的论辩与对陶行知的评价 |
第三节 "5.20"社论后对陶行知教育思想的批判 |
一、关于陶行知教育思想与武训精神关系的评论 |
二、对陶行知教育思想与新民主主义教育、毛泽东教育思想关系的评论 |
三、对陶行知教育思想性质的评论 |
四、对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评论 |
第四节 1957年对陶行知教育思想的重评 |
一、关于陶行知及其教育思想的历史地位 |
二、关于陶行知与武训及杜威关系的评论 |
三、关于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的评论 |
第五节 对陶行知教育思想批判的小结 |
一、对陶行知教育思想的批判是一场决策失误与性质错误的极左批判 |
二、对陶行知教育思想的深入研究和正确评价造成的消极影响 |
三、对新中国教育理论建设和教育实践造成的消极影响 |
第四章 对陈鹤琴活教育理论的批判 |
第一节 对活教育理论批判的过程 |
一、50年代初期对活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全面批判 |
二、批判实用主义运动中对活教育理论的批判 |
三、反右运动期间陈鹤琴及活教育理论的遭遇 |
第二节 活教育批判的主要内容 |
一、对活教育与生活教育、实用主义教育关系的评论 |
二、对活教育与新民主主义教育关系的评论 |
三、关于活教育办学实践与历史问题的批判 |
四、关于活教育影响的评论 |
第三节 对陈鹤琴活教育理论批判的小结 |
一、否定了活教育理论的合理成分与历史作用 |
二、否定了陈鹤琴在中国幼儿教育史上的历史地位和重要贡献 |
第五章 关于过渡时期主要教育问题的争论 |
第一节 关于过渡时期的教育性质问题的争论 |
一、问题的提出 |
二、关于过渡时期教育性质是"社会主义"的观点 |
三、关于过渡时期教育性质是"新民主主义"的观点 |
第二节 关于新民主主义教育和社会主义教育关系的争论 |
一、强调新民主主义教育与社会主义教育的区别 |
二、强调社会主义因素起决定作用 |
第三节 关于新民主主义教育如何向社会主义教育过渡的争论 |
一、"逐步过渡"论 |
二、"区别对待"论 |
三、"彻底批判"论 |
第四节 对过渡时期主要教育问题争论的小结 |
一、争论的特点和局限 |
二、争论的结果和影响 |
第六章 全面发展教育与因材施教问题的争论 |
第一节 建国初全面发展教育指导思想的确立 |
第二节 关于全面发展教育相关问题的提出 |
一、关于新旧全面发展教育与双轨制问题 |
二、关于全面发展与平均发展的问题 |
第三节 全面发展教育问题争论的全面展开 |
一、全面发展教育问题的再度提出 |
二、教育部主持的座谈会及讨论 |
三、全国各地讨论的基本情况及主要倾向 |
四、柳湜关于全面发展教育问题的意见 |
五、张凌光的申辩与再辩论 |
第四节 因材施教是否可以作为教育方针的争论 |
一、全面发展教育问题争论转向为"因材施教"是否可作为教育方针的争论 |
二、反对将"因材施教"与"全面发展"相结合并列为教育方针 |
三、赞同将"因材施教"与"全面发展"相结合并列为教育方针 |
四、关于"全面发展"与全面发展教育基本内涵的争论 |
五、关于贯彻和执行"全面发展"教育方针问题的归因 |
第五节 全面发展教育与因材施教问题争论的结果 |
一、没有完结的争论 |
二、"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方针的提出 |
第六节 对全面发展教育与因材施教问题争论的小结 |
一、争论的特点与影响 |
二、争论的不足与局限 |
第七章 对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批判 |
第一节 建国初对美国教育及杜威实用主义的初步批判 |
一、概况 |
二、曹孚《杜威批判引论》的简要介绍与分析 |
第二节 50年代中后期对杜威及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全面批判 |
一、概况 |
二、对实用主义哲学的批判 |
三、对实用主义人性论的批判 |
四、对实用主义经验论的批判 |
五、对实用主义教育本质观的批判 |
六、对实用主义教育目的观的批判 |
七、对实用主义教育作用观的批判 |
八、对实用主义道德教育观的批判 |
九、对实用主义教学论与课程论的批判 |
十、对实用主义学校观的批判 |
十一、对儿童中心主义的批判 |
十二、对民主主义教育的批判 |
十三、对实用主义教育影响的批判 |
第三节 50年代末期对批判实用主义教育学的反思与评价 |
一、曹孚的反思与评价 |
二、陈友松的反思与评价 |
第四节 对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批判的小结 |
一、批判实用主义教育的动机、目的与合理性 |
二、批判实用主义教育的特点、影响与局限性 |
第八章 对胡适学术与教育思想的批判 |
第一节 对胡适学术与教育思想批判的过程与概况 |
一、思想改造运动中的胡适思想批判 |
二、"红学"批判与胡适思想批判 |
三、胡适思想批判与教育思想批判的联系 |
第二节 胡适教育思想批判的主要内容 |
一、对胡适教育思想性质与特点的评判 |
二、对胡适的教育目的观的批判 |
三、对胡适教育作用观的批判 |
四、对胡适教育方法论的批判 |
五、对胡适教学思想的批判 |
六、对胡适世界观和人生观的批判 |
七、对胡适教育影响的批判 |
第三节 对胡适学术与教育思想批判的小结 |
一、批判的性质、特点与影响 |
二、批判涉及的主要教育问题与评价 |
三、对胡适教育影响和贡献的评价 |
第九章 对凯洛夫《教育学》的批判 |
第一节 凯洛夫及凯洛夫《教育学》 |
一、凯洛夫其人 |
二、凯洛夫《教育学》 |
第二节 50年代中后期对凯洛夫《教育学》的反思 |
一、苏联教育界对凯洛夫《教育学》的反思 |
二、中国教育界的反思与"教育学中国化"命题的提出 |
第三节 60年代初期对凯洛夫《教育学》的初步批判 |
一、批判凯洛夫《教育学》"智育第一"的观点 |
二、批判凯洛夫《教育学》与人性论相关的德育原则 |
三、批判凯洛夫《教育学》否认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错误" |
第四节 文革时期对凯洛夫《教育学》的全面批判 |
一、凯洛夫《教育学》被定性为"是一部典型的修正主义代表作" |
二、借批凯洛夫《教育学》来批判所谓的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 |
三、对"全面发展"、"全民教育"的批判 |
四、对"智育第一"的批判 |
五、对凯洛夫教学论的批判 |
六、对"师道尊严"、"教师中心论"的批判 |
七、对"专家治校"、"内行领导"的批判 |
第五节 对凯洛夫《教育学》批判的小结 |
一、"凯洛夫问题"、"凯洛夫教育学情结"与"凯洛夫现象" |
二、如何正确评价凯洛夫《教育学》 |
三、前苏联与中国的不同批判及经验教训 |
第十章 对教学原则若干问题的争论 |
第一节 对量力性、循序渐进原则批判涉及的主要问题 |
一、批判量力性、循序渐进原则为教育大跃进张目 |
二、将量力性原则定性为资产阶级的教学原则 |
三、对夸美纽斯教学论的批判 |
第二节 关于社会主义教学原则若干问题的争论 |
一、关于教学原则提出的依据与作用范围的争论 |
二、关于教学原则与教学规律关系的争论 |
三、关于教学原则性质问题的争论 |
四、关于社会主义教学原则体系问题的争论 |
第三节 对教学原则若干问题争论的小结 |
一、对量力性等教学原则批判的性质与特点 |
二、对夸美纽斯教学论进行了错误的批判和全盘否定 |
三、对教学原则其他问题争论的局限性 |
第十一章 对"爱的教育"批判 |
第一节 "爱的教育"批判过程 |
一、"斯霞事件"与"爱的教育"批判的引发 |
二、"爱的教育"讨论及批判运动的进一步开展 |
三、"爱的教育"批判的扩大化 |
四、教育专业组织对"爱的教育"批判 |
五、对亚米契斯《爱的教育》批判 |
六、"爱的教育"批判的结论 |
第二节 "爱的教育"批判涉及的主要问题 |
一、关于"爱的教育"起源、性质与作用的评论 |
二、关于"爱的教育"与"阶级爱"的评论 |
三、关于"爱的教育"能否作为教育原则的评论 |
第三节 对"爱的教育"批判小结 |
一、"爱的教育"批判性质 |
二、"爱的教育"批判影响 |
三、对"爱的教育"批判关涉的几个教育问题的思考 |
第十二章 对孔子及儒家教育思想的批判 |
第一节 对孔子及儒家主要教育思想的批判 |
一、对孔子创办私学的批判 |
二、对孔子及儒家教育培养目标的批判 |
三、对孔子及儒家教育内容的批判 |
四、对孔子及儒家教育方法和治学方法的批判 |
五、对孔子及儒家教育思想影响的批判 |
第二节 对儒家古代教育典籍的批判 |
一、"《论语》批注" |
二、"《学记》选批" |
三、"《三字经》批注" |
四、"《弟子规》批注" |
五、"《神童诗》批注" |
第三节 对教育谚语和格言的批判及批孔"漫话"和儿歌 |
一、对所谓反动教育谚语和格言的批判 |
二、批孔"漫话"和儿歌 |
第四节 对孔子及儒家教育思想批判的小结 |
一、"批孔"是"四人帮"篡党夺权的"敲门砖" |
二、以阶级斗争标准裁量传统思想文化的错误得到了充分体现 |
三、对待传统思想文化的历史虚无主义发挥到了极致 |
第十三章 对1949-1981年中国教育批判的反思 |
第一节 1949-1981年我国教育批判的主要指导思想及其经验教训 |
一、建国初期片面强调新旧教育的对立与对旧教育的否定性的批判 |
二、整风反右运动后的教育批判中意识形态和阶级斗争倾向的激化 |
三、文革时期走向异化和全盘否定的教育批判 |
第二节 1949-1981年我国教育批判的主要特点及其经验教训 |
一、政治批判与学术批判交织的主要实践倾向 |
二、教育批判方法具有形而上学的特征 |
三、教育批判组织方式的主要特点为"群众性"、"运动式" |
第三节 1949-1981年我国教育批判对于中外教育遗产的认识与处置及其经验教训 |
一、关于苏联教育经验的学习与批判 |
二、关于教育学中的继承性及教育的社会特点的评论 |
三、关于欧美资产阶级教育学的批判 |
四、关于我国教育遗产的批判 |
五、关于教育历史人物的评价 |
第四节 1949-1981年我国教育批判对于教育改革问题的认识与处置及其经验教训 |
一、20世纪50年代初期以教育批判来解决教育改革突出矛盾的端倪 |
二、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以教育批判来解决教育改革突出矛盾的凸显 |
三、文革时期教育斗批改的大博弈及其恶果 |
第五节 关于教育批判的思考 |
一、正确认识教育批判的本义及其与教育批评、教育评价、教育评论、教育争论之关系 |
二、开展教育批判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 |
三、教育批判是肯定与否定的辩证统一 |
四、教育批判应该是"事实"澄清与"价值"判断或"无原则"批判与"有原则"批判的辩证统一 |
五、教育批判应该坚持理论批判与实践批判的辩证统一 |
主要参考文献 |
附录 |
后记 |
在学期间所发表的文章及参加的科研课题 |
(2)“文化大革命”中的“教育革命”(论文提纲范文)
提要 |
前言 |
第一章 "教育革命"的由来与含义 |
第一节 建国初期教育改革的回顾 |
第二节 "教育革命"的再提出 |
一、八届十中全会后全面开展"阶级斗争" |
二、毛泽东早年对传统教育的激烈批判 |
三、毛泽东频频指责教育工作 |
四、提出新的解决方法--"教育革命" |
第三节 "教育革命"的根据与内涵 |
一、"教育革命"的理论根据 |
二、"教育革命"理论从属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 |
三、"教育革命"内涵--五七指示分析 |
第二章 "教育革命"全面展开 |
第一节 "教育革命"的发动--"砸烂旧学校" |
一、停课闹革命 |
二、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 |
三、形形色色的教改方案 |
第二节 向新体制过渡--"搞好斗批改" |
一、工宣队进驻学校 |
二、"斗批改"总述 |
三、清队整党 |
四、精简下放 |
五、大批判与改革教育体制 |
第三章 "教育革命"新体制确立 |
第一节 三结合的新领导体制--所谓"无产阶级领导权"的解决 |
一、叠床架屋突出"阶级斗争"的领导机构 |
二、工宣队状况 |
三、贫管会状况 |
四、解决所谓"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的种种措施 |
1、在批判改造中使用 |
2、"掺砂"--三结合办法 |
3、劳动改造、工教对换、取消教师 |
第二节 开门办学的新教学体制--两个突出一个削弱 |
一、"三结合"之称名实不符 |
二、突出"阶级斗争主课" |
三、突出生产劳动课 |
1、厂、社、校挂勾办"学工""学农"基地 |
2、校办厂场 |
3、临时任务劳动 |
四、削弱"主学"文化课 |
1、开门办学 |
2、不考试、开卷考试、开门考试 |
3、突出政治、突出实用的课程与教材 |
第三节 平均主义的新学制 |
一、单一结构的中等教育 |
二、自发转向职业劳动教育的普通中学 |
三、废除重点学校制度 |
四、盲目求短的大中小学学制 |
五、大学分散农村办学 |
六、政治夜校模式的群众业余教育 |
第四章 "教育革命"的种种"新生事物" |
第一节 工农兵大学生 |
一、概况 |
二、文化学习状况 |
三、生产劳动与专业实践 |
四、政治活动与专业实践 |
五、"上管改"状况 |
六、质量评估 |
第二节 "结合典型产品教学"与"结合战斗任务教学" |
一、"打破老三段,火烧三层楼" |
二、打破传统教学组织形式 |
三、"边干边学" |
四、政治需要出"经验" |
五、文科"结合战斗任务教学" |
第三节 七·二一大学与五七学校 |
一、七·二一大学概况 |
二、七·二一大学学习状况 |
三、五七学校 |
第四节 "朝农经验"--向政训班与生产队看齐 |
一、朝阳农学院概况 |
二、对朝农的政治宣传 |
三、集左之大成的经验 |
1、办成政治大学 |
2、办成农场 |
3、"大学就是大家来学" |
4、"社来社去"与"划等号" |
5、"三上三下" |
6、"对着干" |
第五节 其他"新生事物"综述 |
一、下放农村小学公办教师 |
二、城市中小学下放工厂、街道办 |
三、同济大学"五七公社" |
四、中学"结合典型产品与战斗任务教学" |
第五章 围绕"教育革命"的斗争 |
第一节 1972年调整与教育的复苏 |
一、周恩来发动教育调整 |
二、教育悄悄复苏 |
1、文化考查旋风 |
2、重整学校秩序 |
3、抓文化学习 |
4、调减生产劳动课 |
第二节 从批陈批林到批林批孔的转折 |
一、纠左与批右之争 |
二、"反潮流"与"反复辟回潮" |
三、批孔与批儒评法 |
四、批林批孔 |
第三节 插手教育做政治文章的一系列事件 |
一、张铁生答卷(1973.7.19.) |
二、考教授事件(1973.12) |
三、清华园三个月运动(1973.10) |
四、刘丽华谈话(1973.11.21.) |
五、黄帅来信和日记(1973.12.12.) |
六、马振抚中学事件(1974.1.25.) |
七、永乐中学事件(1974.3.) |
八、批判湘剧《园丁之歌》(1974.8.4.) |
第六章 围绕"教育革命"的再次较量 |
第一节 1975年再次整顿教育 |
一、1975年的政治转机 |
二、教育的整顿 |
第二节 教育又成战场 |
一、风云突变 |
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发动 |
三、"反击"的两次升级 |
四、教育界的"反击" |
第三节 "教育革命"的严重后果 |
第七章 "教育革命"的终结与教育拨乱反正 |
第一节 推倒"两个估计" |
第二节 1977年恢复高考 |
一、恢复高考决策经过 |
二、12届考生同赴考堂盛况 |
三、招生录取情况 |
四、考后风波 |
第三节 教育的整顿与复兴 |
一、恢复招考研究生 |
二、1978年大学招生高峰 |
三、稳定与建设师资队伍 |
1、平反冤假错案 |
2、提高教师社会地位 |
3、提高教师业务素质 |
四、建设与改革学校各项制度 |
五、复兴高等教育 |
1、收回被占校舍 |
2、增加基本建设投资 |
3、恢复与增设高校 |
六、复办重点学校 |
七、创办大学少年班 |
八、整顿与发展各类成人教育 |
九、清算左的教育思想 |
第八章 "教育革命"若干理论问题的思考 |
第一节 关于农村军事共产主义条件下的不正规教育经验 |
第二节 从狭隘经验主义到实用主义、蒙昧主义 |
一、近世学风一变 |
二、狭隘经验主义的抬头与盛行 |
三、滑向实用主义与蒙昧主义 |
第三节 关于文化平均主义 |
一、解决现代教育问题的历史回顾 |
1、革命时期的两种方案:改良与革命 |
(1) 改良--普及平民教育的努力 |
(2) 革命--争取劳动者受教育权的斗争 |
2、革命后普及工农教育的努力 |
3、普及教育的两种方案:承认差别发展经济与文化平均主义 |
二、文化平均主义的源流与实践 |
1、认为脑体分工不是社会进步,而是不公正 |
2、幻想立即消灭脑体分工和脑体差别 |
3、消灭差别、造就"全面发展新人"、超阶段过渡的实验 |
4、用拉平的方法消灭脑体差别 |
5、大学不培养知识分子 |
6、取消考试竞争、文化学习大锅饭 |
结语 |
参考文献 |
(3)中国传统教学思想研究的百年沉浮(1912-2014)(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导论 |
一、论文选题的缘由 |
(一) 中国传统教学思想学术研究发展的内在要求 |
(二) 我国教学改革立足“本土根基”的实践需要 |
(三) 中国特色教学理论构建与形成的应然选择 |
(四) 中华民族教学自信培育与提升的重要途径 |
二、研究的基本现状 |
(一) 传统教学思想研究之研究的发展概况 |
(二) 传统教学思想研究之研究的内容梳理 |
(三) 传统教学思想研究之研究存在的问题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一) 研究思路 |
(二) 研究方法 |
第二章 沉寂与兴起:1912-1949年的传统教学思想研究 |
一、研究的发展脉络:沉寂--兴起--微弱延续 |
(一) 清朝晚期传统教学思想研究的开端 |
(二) 1912-1927年传统教学思想研究的沉寂 |
(三) 1928-1942年传统教学思想研究的兴起 |
(四) 1943-1949年传统教学思想研究的微弱延续 |
二、研究的主要进展:专题研究初兴·表层对比·史观多样 |
(一) 传统教学目的研究:零散性地阐释“闻道”和“育人” |
(二) 传统教学原则方法研究:整体相对繁荣与学法研究初步显现 |
(三) “边缘化”教学专题研究:简要探讨中潜含着较大发展空间 |
(四) 比较类研究:追求民族教学自信下的“表层对比” |
(五) 研究视角:史观解读的多样与其他视角的缺乏 |
三、研究初步兴起之反思 |
(一) 传统教学思想研究基本藏匿于教育思想研究之中 |
(二) 传统教学思想研究主要在教育史领域中展开 |
(三) 传统教学思想研究大多为解读性研究 |
(四) 传统教学思想与外国教学理论研究难以融合 |
第三章 缓行与异变:1949-1976年的传统教学思想研究 |
一、研究的发展脉络 |
(一) 1949-1955年传统教学思想研究的冷落 |
(二) 1956-1965年传统教学思想研究的缓行 |
(三) 1966-1976年传统教学思想研究的异变 |
二、研究的主要内容:专题研究细化·首着问世·儒法比较 |
(一) “元素性”研究状况:从“整体观照”走向“专题细化” |
(二) 研究初步独立的标志:首部传统学习思想研究专着问世 |
(三) 研究异变集中表现:传统教学思想批判性“研究”铺天盖地 |
(四) 比较类研究之转向:儒与法教学思想比较“研究”最受关注 |
三、研究缓行异变之省思 |
(一) 研究发展之基本态势:踟蹰 |
(二) 研究性质之变化状况:异变 |
(三) 研究主体之学术心态:纠结 |
第四章 恢复与发展:1977-2014年的传统教学思想研究 |
一、研究的发展脉络:恢复--发展--兴盛 |
(一) 1977-1983年传统教学思想研究的恢复 |
(二) 1984-1996年传统教学思想研究的发展 |
(三) 1997-2014年传统教学思想研究的兴盛 |
二、研究的主要进展:独立化·百花齐放·文化内层 |
(一) 研究走向独立化与体系化,多部研究着作诞生 |
(二) 教学目的研究兼顾整体与细微,延伸到“自然”层面 |
(三) 教学过程研究出现多种阶段论,教学本质观引起注意 |
(四) 教学内容研究深入细化,出现纵向梳理和阴阳学研究 |
(五) 教学原则与方法研究全面繁荣,读书法备受关注 |
(六) 教学艺术日渐受到重视,出现禅宗教学艺术专门研究 |
(七) 教学主体关系研究视角拓展,教师地位和德能颇受重视 |
(八) 比较类研究涉及更多主题与人物,开始深入文化内层 |
三、研究兴盛繁荣之忧思 |
(一) 总体繁荣景象之简要描绘 |
(二) 数量飙升之思:绝对与相对 |
(三) 内容丰富之思:真实与虚假 |
(四) 研究话语之思:西方与中国 |
第五章 特点与趋势:百年传统教学思想研究之总体论析 |
一、纵向观照:百年传统教学思想研究嬗变的主要特点 |
(一) 研究呈现出“高-低-高”的起伏态势 |
(二) 研究从“教育藏匿”走向“教学独立” |
(三) 研究从重于事实叙述转向重视问题评论 |
(四) 研究从重于“教学”走向偏重学习 |
(五) 研究从“思想本身”走向“文化内层” |
二、横向反思:百年传统教学思想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 |
(一) 重复性研究普遍,许多主题未能深入细化 |
(二) 研究地位边缘化,长期缺乏应有的重视 |
(三) 研究材料挖掘不够,原始和外延材料忽缺 |
(四) 研究视角与方法依然狭窄,难以客观审视 |
(五) 研究话语他者化与政治化,非科学性显着 |
三、未来展望:我国传统教学思想研究发展的应然趋势 |
(一) 清思待进------注重已有成果的学术梳理 |
(二) 返璞归真------努力挖掘材料的教学本意 |
(三) 话语重构------构建中国特色的教学话语 |
(四) 立体透视------加强视角方法的多维运用 |
(五) 融合创生------强调中外思想的有机结合 |
主要参考文献 |
读博期间的科研成果 |
后记 |
(4)值得信任与信任 ——政策执行理论研究的双维度解构(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缘起 |
(一)问题的提出 |
(二)研究意义 |
二、文献综述 |
(一)政策执行国内外相关研究进展 |
(二)信任问题国内外相关研究述评 |
三、研究方法 |
(一)信任理论的研究范式 |
(二)社会生物学的研究范式 |
(三)文献研究法 |
四、论文结构 |
五、创新与不足 |
第一章 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一、信任理论工具的内涵剖析 |
(一)人格特质:心理学分析的集中体现 |
(二)认知判断:经济学与政治学的共同关注 |
(三)性质、结果与功能:社会学研究的内容与焦点 |
二、政策执行理论研究的分析架构 |
(一)值得信任与信任:政策执行理论研究的两大维度 |
(二)“认知-情感”矩阵:政策执行中目标群体的施“信”选择 |
第二章 值得信任:政策执行面向公共利益或需求的本质属性 |
一、“值得信任”维度的理论解读 |
(一)有效性:政策执行的能力配置 |
(二)公正性:政策执行的正直品格 |
(三)公共利益导向性:政策执行的善意内涵 |
二、“值得信任”维度的现实对照 |
(一)普惠型:扶贫政策执行中的值得信任 |
(二)规制型:廉政政策执行中的值得信任 |
第三章 认知型因子影响的信任:目标群体成员内在需求的满足程度 |
一、逻辑与意涵:政策执行“信任”维度中的认知型因子 |
(一)认知型因子与目标群体主观信任倾向的内在契合 |
(二)需求层次理论视角下认知型因子的概念阐释 |
二、影响与启示:政策执行研究中认知型因子的解析和应用 |
(一)认知型因子对于目标群体主观信任倾向的作用机理 |
(二)理性专题中政策执行目标群体认知型信任倾向的提升策略 |
三、以史为鉴:“耗羡归公”政策执行的经验启示 |
(一)“耗羡归公”政策的颁设背景:清代官员的低俸制度 |
(二)临危受命:“耗羡归公”政策的主要内容 |
(三)刚柔相济:“耗羡归公”政策执行的经验总结 |
第四章 情感型因子塑造的信任:政策环境中目标群体成员的生存状况 |
一、理论与范式:政策执行中目标群体情感型信任倾向的研究基础 |
(一)从达尔文到威尔逊:社会生物学的理论渊源 |
(二)“基因-文化”协同:情感型信任倾向问题的研究范式 |
二、还原论与简化论:社会生物学面临的抨击与反诘 |
(一)还原论:政治邪说与种族主义的“高帽” |
(二)简化论:异想天开的轻率之举? |
三、口径调适:社会生物学在政策执行研究中的具体应用 |
(一)属性层面:政策执行乃是一个“精明的钟表匠” |
(二)进度层面:政策执行中“基因-文化”协同更加迅速 |
(三)对象层面:政策执行研究需要简化逻辑勾连 |
四、过程与延伸:政策执行研究中情感型因子的展示和反思 |
(一)情感型因子如何完成对于目标群体主观信任倾向的塑造? |
(二)非理性专题中政策执行目标群体情感型信任倾向的强化路径 |
第五章 应用之一:教育政策执行中目标群体内在需求的角色与影响 |
一、逻辑前提:“值得信任”维度的可靠性指数稳步攀升 |
(一)总体而言,教育政策的关注比例波动较大但幅度渐趋平稳 |
(二)中观层面,教育政策的关注比例波动平稳之势未来可期 |
(三)具体年份,教育政策的关注比例波动幅度并非受到重视程度主导 |
二、目标群体内在需求的满足程度及其信任倾向水平的波动 |
(一)教育政策执行中目标群体主观信任倾向水平之评估 |
(二)教育政策执行对于目标群体内在需求的回应历程 |
第六章 应用之二:教育政策执行中目标群体情感型信任倾向的演进 |
一、1956-1976:教育政策环境中目标群体成员的生存状况 |
(一)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及“左”倾教育思想的萌生 |
(二)“文化大革命”时期“左”倾教育思想的蔓延与影响 |
二、邓小平教育思想对于政策实践土壤的改良 |
(一)目标群体生存状况的转变:教育战线“左”倾思想的拨乱反正 |
(二)等位基因进化方向的指明:知识分子的政治地位显着提升 |
结语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5)中国公民教育的反思与重构 ——基于百年母语教科书的文本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的缘起和意义 |
(一) 从本土化到本土自觉:中国公民教育的追求 |
(二) 母语教科书:中国公民教育的重要载体 |
(三) 个人的学术背景与学术思考 |
二、相关概念界定与厘清 |
(一) 臣民、国民、人民、公民 |
(二) 道德教育、思想教育、政治教育、公民教育 |
(三) 百年母语教科书 |
(四) 百年的时间段划分 |
三、文献综述 |
(一) 公民教育历史回顾的研究 |
(二) 中国公民教育本土化的研究 |
(三) 母语教科书文本内容的研究 |
(四) 以教科书为载体对公民教育思想的研究 |
四、研究思路、内容与研究方法 |
(一) 研究思路与内容 |
(二) 研究方法 |
第一章 中西方公民教育的历程与反思 |
第一节 西方公民教育的缘起与嬗变 |
一、公民及公民教育的概念源头:共和主义公民观 |
二、西方现代公民及公民教育:自由主义公民观 |
三、在挑战中完善自由主义公民观 |
第二节 中国公民教育的历程与问题 |
一、公民:从概念输入到思想萌芽 |
二、培养国家公民:从思想宣传到制度建立 |
三、强化与变异:从公民教育到国家公民训育 |
四、致力教育改革,推动公民教育 |
第三节 中国公民教育的本土追求 |
一、需要中国文化参与 |
二、基于中国社会选择 |
三、凝聚中国千年智慧 |
第二章 西方公民教育的本上化(1904-1936) |
第一节 萌芽、阻抑与发展:公民教育探索期的曲折前行(1904-1919) |
一、辛亥革命前公民思想在母语教科书中的萌芽 |
二、符合民国宗旨,强调民主训练:《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中的公民教育 |
三、公民教育因“复辟”受到短暂阻抑 |
第二节 公民教育发展的黄金期(1920-1927) |
一、“国语运动”促进了公民教育思想的传播 |
二、“公民科”的设立促进了学校公民教育的快速发展 |
三、民主人士对公民教育的文本实践:以《开明国语读本》为例 |
第三节 公民教育政治化的前兆(1928-1936) |
一、公民教育受到“党化教育”“三民主义教育”的冲击 |
二、培育“三民主义”好公民:《新主义国语课本》中的公民教育 |
三、为了民族复兴:“九·一八”事变后公民教育的主动政治化 |
第三章 公民教育蜕变为政治动员的工具(1937-1949) |
第一节 国统区:公民教育融入抗日教育(1937-1945) |
一、抗战时期的教育方针:巩固精神国防 |
二、腥风血雨下的教科书编写与发行 |
三、战时母语教科书中的公民教育:培养投身于革命的公民 |
第二节 革命根据地:用公民教育支持抗战建国(1937-1945) |
一、为抗战服务:革命根据地教育的指导思想 |
二、革命根据地的教科书编写与发行 |
三、时代性和革命性:《战时新课本·国语常识合编》中的公民教育 |
第三节 政权转变期:公民教育异化为宣传手段(1945-1949) |
一、国统区与解放区的两套经典母语教材 |
二、国共两党母语教科书中的公民教育思想比较 |
三、“复古”与“解构”:国共两党母语教科书中公民文化认同的分歧 |
第四章 以“人民教育”取代公民教育(1949-1976) |
第一节 探索与迷惑:新中国公民教育的沉寂(1949-1966) |
一、公民、人民与接班人:新中国初期以思想政治为核心的教育目标 |
二、语文教科书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载体 |
三、新中国初期语文教科书中的“社会主义劳动者”教育 |
第二节 狂热与崇拜:“文化大革命”中的“接班人”教育(1966-1976) |
一、青年学生作为主要参与对象的文化大革命 |
二、对建国十七年教育工作的全盘否定 |
三、“文革”期间的教科书: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 |
第三节 “接班人”教育:以北京市小学《语文》为例 |
一、“接班人”与国家的关系:“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 |
二、课本中的“接班人”生活:以阶级斗争为纲 |
三、课本中的“接班人”榜样:“毛主席的好战士” |
四、课本中的儿童:成人化、英雄化、政治化 |
第五章 新时期公民教育的复兴与重建(1977—今) |
第一节 “民主”“权利”成为新时期中国公民教育的目标(1977-1985) |
一、“民主”成为“文革”后最迫切的政治诉求 |
二、教育领域的“拨乱反正”与教材重建 |
三、改革开放后母语教科书中的公民教育思想:以全日制十年制小学《语文》为例 |
第二节 公民教育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催生下快速发展(1986-2000)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公民生长提供了成长的土壤 |
二、教育要为现代化国家培养社会主义公民 |
三、第一套义务教育母语中的公民教育思想 |
第三节 新世纪社会主义公民教育的自觉构建(2001-) |
一、新世纪启动公民社会的建设策略 |
二、新世纪公民教育本土性的初步呈现 |
三、培养社会主义现代化公民:以“苏教版”语文教科书为例 |
第六章 百年中国公民教育的反思与重构 |
第一节 百年中国公民教育的反思 |
一、中国传统文化与公民性的紧张对立 |
二、政治诉求凌驾于中国传统文化和公民性之上 |
三、中国传统文化、公民性与时代诉求三者间的相互制约 |
第二节 中国本土公民教育的失落与追问 |
一、中国传统文化弱势地位 |
二、公民性淹没在战争和战争思维中 |
三、传统伦理政治与民主政治之间的矛盾日益明显 |
第三节 基于中国伦理精神的公民教育建构 |
一、成为普遍存在者:中国伦理型文化的重要特征 |
二、中国伦理与公民精神的价值耦合 |
三、基于中国伦理的公民教育设计 |
参考文献 |
后记 |
在读期间相关成果发表情况 |
(6)“两个估计”的真实内容和“版本”归属——基于史料层面的澄清与反思(论文提纲范文)
一、“全教会”及《纪要》产生的经过 |
二、“两个估计”的由来、真实内容及《批判稿》的文风 |
(一) “资产阶级专政论” |
(二) “资产阶级世界观论” |
三、“两个估计”的真实内容是当时的主流话语 |
(一) 《纪要》全文及其“两个估计”, 都是当时的主流话语, 没有新意 |
(二) “两个估计”的两个重点内容判析 |
四、如何看待毛泽东与谢静宜的谈话 |
(一) 谢静宜对毛泽东谈话的处理 |
(二) 毛泽东与谢静宜的谈话, 并非与“两个估计”“针锋相对”“完全对立” |
(三) 谁敢长期“严密封锁”毛主席的指示 |
五、有缺憾的拨乱反正的檄文 |
六、反思:“文革”几乎使所有涉及者“受害” |
(7)建国十七年中学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绪论 |
一、选题缘起及研究意义 |
二、研究现状 |
三、论文研究方法、写作框架及学术创新 |
第一章 国民经济恢复背景下的中学思想政治教育(1949 年10月~1952 年底) |
一、新中国中学思想政治教育的确立 |
二、通过政治课和各科教学进行思想政治教育 |
三、政治运动中的思想政治教育 |
四、发挥党、团组织和少先队、学生联合会等的作用 |
小结 |
第二章 社会主义改造背景下的中学思想政治教育(1953 年初~1956 年底) |
一、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任务的提出 |
二、学习苏联,通过各科教学进行思想政治教育 |
三、时事政策教育 |
四、开辟思想政治教育的多种途径 |
小结 |
第三章 “左”倾政治运动冲击下的中学思想政治教育(1957 年初~1960 年底) |
一、中学思想政治教育的加强 |
二、“左”倾政治运动的强大冲击 |
三、政治课与各科教学中的思想政治教育 |
四、思想政治教育的多途径展开 |
小结 |
第四章 调整背景下的中学思想政治教育(1961 年初~1963 年底) |
一、中学思想政治教育的调整 |
二、调整中的波折 |
三、政治课的调整及各科教学中的思想政治教育 |
四、多样化的思想政治教育形式 |
小结 |
第五章 “反修防修”背景下的中学思想政治教育(1964 年初~1966 年5 月) |
一、“反修防修”席卷中学教育领域 |
二、“以阶级斗争为纲”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 |
三、以政治课为主的中学思想政治教育 |
四、其他思想政治教育途径 |
小结 |
结语 |
一、历史评价 |
二、几点思考 |
参考文献 |
后记 |
(8)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中党报作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内容提要 |
Abstract |
导言 |
一、选题的意义 |
二、论文的研究对象和范围界定 |
三、论文的研究方法 |
四、论文的主要内容 |
五、文献综述 |
第一章 "两个凡是"禁锢下的后"文革"党报 |
第一节 "文革"宣传模式的沿袭 |
一、提出"两个凡是"的"两报一刊"社论 |
二、新的个人崇拜的宣传 |
第二节 乍暖还寒的拨乱反正宣传 |
一、平反冤假错案的起步 |
二、《人民日报》内参催生高考制度恢复 |
三、"文革"话语批"文艺黑线专政"论的尴尬 |
第二章 真理标准讨论在中央党报的发起、展开和推进 |
第一节 真理标准讨论的发端 |
一、《人民日报》——真理标准讨论的发源地 |
二、中央党校《理论动态》——敢为天下先的独特论坛 |
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组织写作与发表始末 |
第二节 实践标准论和"两个凡是"论的尖锐对峙 |
一、《人民日报》转载《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被怒斥 |
二、《解放军报》对"凡是派"责难的回击 |
三、坚持"两个凡是"、"不介入"大讨论的《红旗》杂志 |
第三节 为真理标准讨论清障的《人民日报》民主法制宣传 |
一、民主法制宣传的主要样式与基本内容 |
二、民主法制宣传的作用 |
三、民主法制宣传的局限性 |
第四节 1978年中央党报有关文章统计 |
一、《人民日报》有关文章分类统计 |
二、《光明日报》有关文章分类统计 |
三、《解放军报》有关文章分类统计 |
第三章 地方党报对真理标准讨论的积极回应 |
第一节 与"三不"禁令抗争的上海党报 |
一、《文汇报》的迂回宣传策略 |
二、冲破"三不"禁令的标志 |
三、《解放日报》参与大讨论的宣传特色 |
四、1978年上海党报有关文章分类统计 |
第二节 最早参与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地方党报——《黑龙江日报》 |
一、黑龙江省委率先表态对推动大讨论的意义 |
二、为强化真理标准讨论的扩容改版 |
三、1978年《黑龙江日报》有关文章分类统计 |
第三节 《南方日报》:紧密联系改革实际的大讨论 |
一、《南方日报》较早开展真理标准讨论 |
二、为大讨论营造宽松环境的省领导作风民主的报道 |
三、对农村极左路线的批判 |
四、1978年《南方日报》有关文章分类统计 |
第四章 在大讨论中逆向而为的部分地方党报 |
第一节 抵制真理标准讨论的《湖南日报》 |
一、对"两个凡是"提倡者的过热宣传 |
二、对"文革"极左路线的大力宣传 |
三、《湖南日报》抵制大讨论探源 |
四、1978年《湖南日报》有关文章分类统计 |
第二节 扭曲走样的《山西日报》大讨论 |
一、与全国多数党报大相径庭的《山西日报》 |
二、变味大讨论宣传的直接恶果 |
三、《山西日报》的深刻教训 |
四、1978年《山西日报》有关文章分类统计 |
第五章 真理标准讨论补课在党报开展 |
第一节 真理标准讨论补课的缘起 |
一、理论务虚会:尚未结束的争论,步履艰难的会程 |
二、一波三折的党报农村改革宣传 |
三、参差不齐、极不平衡的各地大讨论 |
第二节 党报开展真理标准讨论补课始末 |
一、真理标准讨论补课综述 |
二、真理标准讨论补课的特点 |
第三节 新华社地方广播通俗宣传:真理标准讨论补课的成功案例 |
一、通俗宣传的策划和实施 |
二、通俗宣传成功的有益启示 |
第六章 党报成功宣传真理标准讨论的原因和理论意义 |
第一节 党报成功宣传真理标准讨论的原因 |
一、党报深切反映了党心民心的强烈诉求 |
二、恢复了党内民主,党报成为追求真理的舆论平台 |
三、党报强化了自身建设,丰富了宣传手段 |
第二节 党报成功宣传真理标准大讨论的理论意义 |
一、民心民意是检验党报坚持党性原则的标准 |
二、中央党报和中央决策的"互文性" |
三、党报坚持党性原则三性统一的重要性 |
结论 |
一、党报是真理标准讨论的发源地和主要阵地 |
二、党报在宣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纠正错误思潮的过程中,始终坚持思想性、政治性、组织性的统一 |
三、党报和党中央决策的互文性 |
四、党报在真理标准讨论中创造了行之有效的宣传策略 |
附录 |
一、1978年1月9日《人民日报》文章《文风和认识路线》 |
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三个版本 |
1、第六次修改稿:《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 |
2、《光明日报》集体修改稿:《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
3、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 |
三、九份报纸有关文章篇数汇总表 |
参考文献 |
后记 |
(10)1949—1978:中国高考制度沉浮录(论文提纲范文)
一、1952年中国建立了统一考试制度 |
二、毛泽东对侄子说, 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 |
三、延续多年的高考制度要废止 |
四、中学生的两封信 |
敢叫日月换新天 |
五、废除高考的决心终于定下来了 |
六、1966年的招生通知成了一纸空文 |
七、到1977年434所学校还剩328所 |
八、工农兵学员是文革的特殊产物 |
九、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 |
十、张铁生三门功课考了105分 |
十一、教育界的“新鲜事”不断 |
十二、周荣鑫的讲话受到教育界的拥护 |
十三、夺了教育部的领导权 |
十四、邓小平一锤定音, 恢复高中毕业生直接招考学生 |
十五、中央决定调用印《毛泽东选集》五卷的纸印制考卷 |
十六、教育界的春天真的来了 |
四、认真学习毛主席教育思想彻底批判“两个估计”(论文参考文献)
- [1]1949-1981年中国教育批判研究[D]. 何光全. 西南大学, 2010(08)
- [2]“文化大革命”中的“教育革命”[D]. 周全华. 中共中央党校, 1997(01)
- [3]中国传统教学思想研究的百年沉浮(1912-2014)[D]. 张天明. 南京师范大学, 2016(05)
- [4]值得信任与信任 ——政策执行理论研究的双维度解构[D]. 李志杰. 吉林大学, 2020(08)
- [5]中国公民教育的反思与重构 ——基于百年母语教科书的文本分析[D]. 刘霞. 南京师范大学, 2016(05)
- [6]“两个估计”的真实内容和“版本”归属——基于史料层面的澄清与反思[J]. 沈登苗. 社会科学论坛, 2019(04)
- [7]建国十七年中学思想政治教育研究[D]. 易春秋. 中共中央党校, 2005(05)
- [8]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中党报作为研究[D]. 蔡美华. 复旦大学, 2009(10)
- [9]雪泥几鸿爪 苔庭留履痕——新中国60年出版大事记[J]. 章宏伟. 编辑之友, 2009(09)
- [10]1949—1978:中国高考制度沉浮录[J]. 舒云. 时代文学, 2007(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