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革命导师与民歌——兼批江青对民歌的攻击（论文文献综述）
云南省文化局创作室评论组[1]（1977）在《革命导师与民歌——兼批江青对民歌的攻击》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 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是民歌最卓越的鉴赏家。马克思在青年时代,就搜集了不少民歌,抄在一本纪念册里送给自己的未婚妻燕妮·冯·威斯特华伦。其中的民歌都是他从德国、西班牙、希腊、爱沙尼亚、拉脱维亚、拉普兰、阿尔巴尼亚等国的民歌集中选出来的。恩格斯也是一个民歌爱好者,曾把一首古丹麦民歌《基德曼老爷》翻译成德文,刊登在
云南省文化局创作室评论组[2]（1977）在《革命导师与民歌——兼批江青对民歌的攻击》文中研究表明 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是民歌最卓越的鉴赏家。马克思在青年时代,就搜集了不少民歌,抄在一本纪念册里送给自己的未婚妻燕妮·冯·威斯特华伦。其中的民歌都是他从德国、西班牙、希腊、爱沙尼亚、拉脱维亚、拉普兰、阿尔巴尼亚等国的民歌集中选出来的。恩格斯也是一个民歌爱好者,曾把一首古丹麦民歌《基德曼老爷》翻译成德文,刊登在
云南省文化局创作室评论组[3]（1977）在《革命导师与民歌——兼批江青对民歌的攻击》文中提出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对民歌都很喜爱,很重视。马克思在青年时代,就搜集了不少民歌,抄在一本纪念册里。后来,他把这本纪念册赠送给自己的未婚妻燕妮·冯·威斯特华伦。其中的民歌都是他,从德国、西班牙、希腊、爱沙尼亚、拉脱维亚、
王俊[4]（2014）在《革命样板戏演变研究》文中指出京剧改良运动从清末开始,以社会改良与革命的内容介入戏曲戏剧改良。经过清末民初、五四运动时期,直到1930年代至1940年代延安解放区而最终趋向大众化和革命化。中国的戏曲戏剧改良道路也走过了从启蒙排满,推动民族民主革命到要推倒旧戏的形式,以一种全盘性的反传统的态度来对待旧戏,企图将其推倒重建,试图实现文化上革新的尝试。不过这种努力的成效并不明显,旧戏仍然还是按照自己既有的方向继续前进。真正使京剧改良出现重大转机的时期是1940年代延安时期,这时的文艺大众化推动了京剧改革。由于抗战的需要,反映抗战的主题成为京剧舞台的主要内容,而舞台上的主角这时也被工农兵所取代。戏剧革命和政治革命的紧密程度在此时得到进一步加强。延安时期戏改的许多做法在1949年之后的新中国京剧改革中被继承。1964年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之前,京剧现代戏已经成为京剧演出舞台最主要的形式。江青在大会上以《谈京剧革命》的讲话登上政治舞台,《谈京剧革命》也成为指导京剧革命的方针,这次观摩大会成为文革样板戏的前奏。从1964年直到文革开始的这一段时间,主要的样板戏剧目都已经基本成型。以上这些是本论文论述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对样板戏剧本改编现象的探讨是本论文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文中主要围绕从革命现代戏到样板戏修改和演变过程来展开讨论,对江青和样板戏命名之间的关系,样板戏各个剧本来源的艺术形式的探究,以及在样板戏的创作和改编中的“两结合”和“三突出”策略的运用和样板戏主题多角度考察都成为在研究样板戏改编的时候重要考察对象。此外,在文革期间,为了更广泛的传播样板戏,样板戏的改编不仅仅只限于的京剧的舞台,对于样板戏进行电影化的改编也是文革期间江青所着力推行的,样板戏电影的改编所遵循的“还原舞台,高于舞台”的原则,在拍摄的过程中充分的利用了各种电影语言,按照“三突出”的要求来处理样板戏中的各种人物。这种对样板戏的银幕化,使样板戏在传播的时候更加便捷和广泛,强化了样板戏中的一些理念,这成为文革结束之后样板戏某种程度上“回潮”的原因之一。文革结束之后的1980年代至今,样板戏虽然不再是戏剧戏曲舞台上的主角,但也没有消失于历史的幕后。样板戏在1980年代经过重新包装以后再次流行,以及新世纪之初,随着“红色经典”的兴起,样板戏被重新的影视化,都是“后样板戏时代”重要的文化现象。而此时的样板戏改编“热潮”的出现,更多的是大众消费文化推动的结果。可以说,在不同的时代,支配样板戏改编的力量都和时代政治文化变化紧密的联结在一起的。在本论文的写作中,笔者着力探究的是自晚清直到文革以来驱动京剧以及样板戏改良和革命内在的动力,尤其是文革时期样板戏的改编。另外本文所要关注的就是“后样板戏时代”对样板戏题材影视剧改编的文化思考。本文主要就是这两个方面,分五章进行探讨。在正文前的绪论中,主要从论文选题的意义,研究的现状以及具体的论文写作概要这三个方面来说明作为一种较为特殊的戏曲形式,样板戏在中国戏曲改良的过程中所处的位置,它的出现之于文革文艺的意义,以及它在改编的时候所突出的理念如何支配样板戏的改编。正文分为五章,主要阐述晚清开始的戏曲改良和样板戏的改编,其中样板戏的改编包括了样板戏剧本的改编、样板戏的电影化改编以及样板戏的电视化。其中样板戏的剧本改编是重点论述和分析的部分。其中,本文的第一章,论述了晚清开始的戏曲改良运动,延伸到五四运动时期,直至延安时期的京剧现代戏的改革。晚清的戏剧改良,关注的是戏曲内容方面,这种情况出现是因为戏曲改良者们试图以社会改良的内容进入戏曲,并借此进行启蒙,以便于推动民族民主革命的开展。而延安时期的京剧改良运动则是走向新中国成立后大规模开展京剧现代戏演出的前奏,建国后戏曲工作的基本体制和改革方向在此时都已经基本确立。第二章,论文将重点讨论的是新中国成立之后1949年到1964年间的京剧改革与实践。其中包括了新中国戏剧戏曲工作的体制化和组织化,以及1964年的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前后京剧革命的实践。对新中国戏剧戏曲工作的组织化的介绍为了说明新中国戏曲改革拥有组织上和体制上的保证,而京剧现代戏的演出是从实践上保证戏改的现代戏方向。第三章是本文的重点,这一章集中探讨从京剧现代戏到样板戏的修改和演变。本章先对样板戏命名进行了探究,并对其与江青的关系加以梳理。在对样板戏的剧本来源进行探究的时候,对于样板戏各类剧本进行了分类,梳理各自的改编情况,并指出样板戏剧本改编的意义。对于样板戏创作和改编的总策略,本文主要是从“两结合”和“三突出”这两个方面进行详细的阐释,论述了这两个原则如何贯彻到样板戏的改编之中。而改编之后成型的样板戏如何体现文革的精神实质,在这一章里主要从阶级斗争、政治文学化和领袖崇拜这三个方面进行论述,以说明样板戏与文革的同质性。第四章涉及到的是对样板戏拍摄和改编成电影的探讨。样板戏电影的拍摄,依据的是江青提出的“还原舞台,高于舞台”的原则,使用电影镜头语言对样板戏中的人物重新塑造。对不同类型的人物,不同的环境,在使用镜头的时候都判然有别。运用这些手法拍摄的样板戏电影,是对样板戏的再塑造,也是对文革的进一步强化,尤其是电影作为一种当时较为新式的传播手段,对于影像化的样板戏的普及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也是文革结束之后人们对样板戏“怀旧”时的影像依据。本论文的第五章是关于文革结束之后的样板戏现象。比较多关注到的是样板戏在“红色经典”出现背景下样板戏被改编的情况,在样板戏和大众消费文化结合之后,样板戏如何再一次演变成为样板戏影视剧改编的热点,其中所蕴含的文化意义何在?大众消费文化对于普通民众消费趣味的投合与引导,其价值与意义何在?都是现在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贾芝[5]（1978）在《扼杀民间文学是“四人帮”反马克思主义的一场疯狂表演——兼驳“文艺黑线专政”论》文中研究表明 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反革命阴谋集团“四人帮”,公开否定民间文学,肆无忌惮地破坏和扼杀民间文学工作,是他们反共反人民的一个铁证。从一九六四年起,大叛徒江青就一再咒骂民歌是“低级”的、“下流的东西”,说什么“民歌不能表现革命”,而且宣称:“我最不喜欢民歌了!”反动气焰,嚣张之极。随后,文痞姚文元也跳将出来,摆出一付“理论家”的架式,赞扬和指点上海“故事会”,却否定“新故事”与“旧故事”对立统一的历史发展的辩证关系,罗织种种罪名,把人民大众的民间故事传说也一概诽谤为“为封建阶级、资产阶级的政治服务的”。他们如此百般地诋毁人民
易图强[6]（2011）在《新中国畅销书历史嬗变及其与时代变迁关系研究（1949.10-1989.5）》文中提出“畅销书”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畅销书”,是指在图书市场中通过读者的购买行为而产生的畅销书；广义的“畅销书”,既可以是在图书市场中通过读者的购买行为而产生,也可以是通过行政手段发放或摊派而产生。畅销书的本质是,在一定的时间里迅速形成了对某类或某种图书的群体性追捧、阅读的社会行为。只要具备这一特点,任何图书都可以视为畅销书。图书的畅销,不仅是经济现象,而且是政治现象、文化现象,在素来重视政治、文化的中国更是如此。拙文以广义畅销书为视野,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40年间（有时酌情延伸至1989年以后）畅销书的出版传播活动进行纵向研究。新中国40年间畅销书的出版传播可以划分为五个历史时期：1949.10—1957.5,1957.6—1966.4,1966.5—1976.10,1976.11—1982.9,1982.10—1989.5。每个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历史特征与历史主题。受此制约,每个历史时期畅销书出版传播的特点及其形成的历史原因各不相同,每个历史时期出版的畅销书所产生的历史作用、影响也各不相同。1949.10—1957.5,是中国社会制度发生转变的时期——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时期。这一时期的畅销书出版传播具有以下特点：文学畅销书的出版传播丰富多彩,俄苏译着的大量出版与畅销成为时代标签,爱情与性知识图书的出版传播热成了奇特风景。废旧立新、蓬勃向上、“多元并举”、“百花齐放”的时代精神,使这一时期的畅销书出版传播整体上呈现生动活泼的气象。例如,20世纪50年代尤其50年代的早期、中期,文学畅销书的出版传播丰富多彩。革命文学图书成为文学畅销书出版传播的主干,中国古典文学图书、以新中国建立前进步作家的作品为代表的中国现代文学图书乃至西方资本主义文学图书的出版传播也都枝繁叶茂,这是20世纪60年代前期难得一见,更是“文革”时期根本见不到的现象。根本原因在于当时意识形态对文艺的控制比较宽松。革命文学图书的空前畅销产生了巨大影响：培植了广大民众的革命英雄崇拜情结,传播了爱国、爱共产党、爱人民,反侵略、反压迫、反剥削的主流价值观。1957.6—1966.4,是中国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时期。这一时期的畅销书出版传播发生了新的变化：中国革命文学图书继续大量出版发行但遭受挫折,苏联译着的出版传播暗淡下来；和平年代英模事迹畅销书骤然增多,影响巨大；阶级教育畅销书的出版传播热前所未有；科学技术尤其是中医药畅销书成为图书市场一道亮丽风景。“斗志昂扬”、“火药弥散”的时代特征,使这一时期的畅销书出版传播呈现曲折发展的态势。例如,从20世纪50年代末起,中国引进出版的俄苏译着急剧减少,1960年之后几乎绝迹。这是1956年后中苏关系日益恶化的必然产物,也是中国翻译界、出版界有意识地破除对苏联的迷信之反映；1963.4—1964.11,专门的阶级教育读物纷纷出版并广为流传,这是当时阶级斗争迅速扩大化的直接表现,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对图书出版业提出的必然要求。专门的阶级教育读物使青少年儿童增强了阶级观念,提高了革命警惕性,但历史尘埃落定之后,就会发现,这种畅销书为“左”倾错误的蔓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让仇恨的种子种植于稚嫩、纯洁的少年儿童的心灵。1966.5—1976.10（“文革”时期）,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罕见的疯狂年代,是新中国建立以来的噩梦岁月。这一时期畅销书出版传播的特点是：毛泽东着作泛滥成“灾”,“大批判”文集铺天盖地,“样板戏”图书独一无二,浩然作品的畅销成为奇迹,“赤脚医生”图书成为时代标志。迷信盛行、万马齐喑的时代特点,使这一时期的畅销书出版传播呈现畸形、扭曲的局面——品种极其单一,极不平衡。例如,这一时期,毛泽东着作的出版发行发展到疯狂的地步,这是因为：“文革”开始后出版发行毛泽东着作成为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林彪对毛泽东着作别有用心的鼓吹与奉承,人们盲目崇拜毛泽东。“文革”时期疯狂出版发行毛泽东着作,加剧了个人崇拜,强化了现代迷信,为林彪捞取了政治资本,客观上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传播知识的作用。科学技术图书是“文革”时期的一大畅销板块,最具个性的科学技术图书是“赤脚医生”图书。“赤脚医生”图书大量出版发行的基本原因是：贯彻毛泽东“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响应毛泽东“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号召。“赤脚医生”图书是“赤脚医生”获得医药知识的重要途径,甚至成了他们现学现用、现查现医的救急书。1976.11—1982.9,是拨乱反正时期,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时代的过渡时期。这一时期的畅销书出版传播具有以下特点：严重“书荒”之后国民“大补”文学名着,文化教育图书猛然增多并形成销售热潮,以拨乱反正为主题的一批畅销书应运而生,出现了工具书、通俗文学作品、日常生活图书、经济图书和少儿读物的出版传播热。拔乱反正、初步改革的历史主题,解放思想、渴望知识的时代精神,使这一时期的畅销书出版传播呈现丰富多彩、生动活泼的景象。例如,文化教育图书空前畅销,这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全社会重视教育、崇尚知识、尊重人才的体现。这一时期出版的中小学教辅、大中专教材和工具书等方面的畅销书,极大地促进了教育的恢复与发展,广泛地传播了文化科技知识。这一时期出版的最具轰动效应的文学畅销书是《第二次握手》,它突破了“文革”时期强加于文艺创作的清规戒律,解放了思想,解放了人性,推动了拨乱反正,促进了科技发展。1982.10—1989.5,是改革开放全面展开、向纵深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的畅销书出版传播具有以下特点：邓小平着作发行量巨大；经济学着作、教材继续热销；法律图书的出版传播开始掀起了高潮；金庸的武侠小说与琼瑶的言情小说如火山般爆发；严肃文学作品与通俗文学作品分庭抗礼；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着作大行其道。改革开放、思想启蒙的历史主题,使这一时期的畅销书出版传播呈现波澜壮阔、气象万千的景象。这是国民阅读的沸腾岁月,是图书出版传播的黄金时代。例如,1979—1989,经济学着作、教材纷纷出版并畅销起来,原因在于：高等院校的恢复与高等教育的发展,为经济学教材提供了稳定的读者群；经济的调整、发展与经济体制改革的日益推进,为经济学着作、教材的出版传播提供了直接的推动力；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时代主题,为经济学着作、教材的面世与流行创造了宽松的政治环境；行政力量的参与和媒体的宣传,让经济学着作、教材的流传如虎添翼。经济学畅销教材、着作推动了经济体制改革,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为经济学人才的培养做出了重要贡献,也增加了人民群众的经济收入。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金庸与琼瑶的小说为代表的港台通俗文学作品的出版传播如火山般爆发,这是由于：从1984年下半年开始,以城市为中心的改革全面铺开,形成了庞大的农民工群体和市民阶层；从1985年开始,以市场为取向的出版经营体制改革有了实质性突破,迫使出版社不得不重视经济效益;版权保护意识的缺乏,民营书业的兴起,客观上促进了琼瑶与金庸小说出版传播的繁荣；金庸与琼瑶的小说契合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人的审美需要和阅读心理。以金庸和琼瑶的小说为代表的港台通俗文学畅销书,解放了国人的人性,为大众提供了文化营养,促使编辑出版人员开始转变观念,推动了中国大陆本土通俗文学的发展。在20世纪80年代,晦涩难懂的西方人文社会科学译着也大行其道,这是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是启蒙的需要,是协作出版结下的硕果。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畅销书对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大学生）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而且泽惠于后世,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宝贵精神资源。“文革”结束以前和改革开放以后,畅销书在传播者、传播内容、传播渠道、受众、传播效果五个方面有着明显的区别。例如,就传播内容而言,“文革”结束前,主要流行政治理论读物和革命文学作品,而改革开放后,主要流传文化教育读物、经济读物和娱乐休闲读物。就文学畅销书而言,“文革”结束前,革命文学经典、俄苏文学作品洛阳纸贵,而改革开放后,港台文学作品、西方文学作品风行中国。在新中国40年间,最稳定的两类畅销书是政治理论类和科学技术类,起伏最大的两类畅销书是文学类和文化教育类。新中国畅销书的出版传播与时代变迁之间具有密切关系。一方面,时代制约着、决定着畅销书,另一方面,畅销书反映着时代、影响着时代。前者是指,畅销书是时代的产物。时代的迫切需要催生了体现这种时代要求的畅销书,时代创造了某种图书得以畅销的条件。时代的特点与需要,决定着畅销书的选题结构,决定着畅销书的主题与功能,决定着畅销书的文本。畅销书的出版传播依托于时代、依赖于时代；后者是指,一定时代的畅销书体现该时代的历史特征、历史主题,映射该时代的社会心理、大众心态,体现该时代的政治、意识形态的要求,体现该时代经济发展的特点,体现该时代国民的知识水平、思维水准与精神高度。图书的畅销又影响着时代的发展,或是推动社会发展,或是阻碍历史前进。总之,时代作用于畅销书,畅销书又反作用于时代,即畅销书离不开时代,时代又呼唤畅销书。畅销书是时代的符号、标志,是反映历史特征、历史主题的载体,是记录时代精神、大众心态的媒介。畅销书是社会变化的睛雨表,是时代变迁的映射,是观察历史发展的窗口。因而,畅销书嬗变的过程,折射出时代变迁、社会演变的轨迹；畅销书的文本,浓缩了所在时代的政治、经济、社会心理的面貌与国民的阅读水准。新中国畅销书的出版传播史,是新中国时代变迁、社会发展的缩影。勾勒新中国畅销书的历史嬗变,剖析其形成的历史原因,分析其产生的历史作用、影响,解读其文本（包括内容与形式）,是考察新中国时代变迁、社会发展的特点与规律的非常有效的途径。
朱伯石[7]（1977）在《江青攻击民歌的险恶用心》文中提出 不读书、不看报、什么学问也没有,专靠扣帽子、打棍子吓人、整人的大野心家、大阴谋家江青,从一九六四年以来,多次恶狠狠地污蔑民歌,攻击民歌,胡说什么民歌尽是“下流的东西”,民歌“大多数是哥哥妹妹,……怎么能表现革命?”而且气势汹汹地叫嚷:“我最不喜欢民歌了”。
赵平[8]（2007）在《论权势权威型读者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文中研究指明权势权威型读者研究是本文研究的专题。权势权威型读者研究的对象主要涉及的是一些与中国文学发展演变有着密切关联的、有一定政治权力的、有威望的、和有影响力的人物。研究的目的主要是从他们影响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角度，来把握他们在文学或政治活动中，作为读者来影响作家的创作，作品的出版发行和普通读者的阅读等现象，以及影响中国文学发展的现象，并对这些现象加以比较、分析和研究。从读者反应出发，我们可从不同的视角对读者进行进一步的研究。本论文在这里主要探讨和研究的是权势权威型读者，是对读者反应的再研究。这类型的读者有别于一般类型的读者。他们主要是政治或文学学术方面的权威或具有官方身份的人物。在他们身上既有一般类型读者的一些特性，更具有权势和权威的特征。本文所分析研究的权势权威型读者，主要是政治权力型与文学学术型的具有权威性的读者。在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中，政治权力型读者有时大于文学学术型读者。另外，这两种类型也会相互影响。甚至在一定的时期文学学术型读者会屈从于政治权力型的影响，出现政治权威下文学学术权威的无奈与尴尬的现象。从权势权威型读者的视角来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分析和探讨这种现象对中国作家及其作品的影响，是不同于过去那些专门对文学史、文学思想史的研究，以及对作者和作品的研究，也不同于一般的读者反映批评，从一般读者的视角来分析对作品的反映和接受美学的单项研究。这种权势权威型读者研究，虽然也是从读者的反映和接受入手，来分析他们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但是，这类读者并不是我们所接触的一般类型的读者。从他们的身上可以折射出他们所处在的社会所涉及到的有关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和国际关系等方方面面的因素。由于权势权威型读者本身的多元化的特性和复杂的历史背景，这种研究也或多或少地与上述几种研究发生一定的交叉，从多元的视角对权势权威型读者进行研究和比较分析。权势权威型读者研究涉及到多学科和多方面的综合性研究。它把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融合在一个多视野多元化的研究领域。这种多元化的综合性研究，整合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所涉及到一些问题，使这种研究不囿于某一个范围，可以随着研究对象的所涉及的领域来扩展研究的空间。中国文学中的权势权威型读者现象，特别是中国当代文学中反映出来的权势权威型读者现象，凸显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当代文学发展中的一些特点。这些特点与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所反映的主流政治思想和一体化体制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甚至也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后来的市场经济，对文学发展的影响有着一定的关联。从政治层面来说，一方面是这种现象并不是他们个人的现象，而是他们所处在的政治体制和思想理论所制约下的一种整体的社会政治现象。当这种政治现象具体反映在他们身上时，当他们又拥有的一定的权力后，他们对文学思想，文学作品和作家的评论也就具有了一定的权威性。中国当代文学发展中出现的主流文学，主流意识下的非主流文学，非主流文学和多元文学等四种文学现象，也反映出权势权威型读者在中国当代文学发展中的影响力演变的过程。从权势权威型读者研究中我们不难看到，在一定的历史发展时期，对中国当代文学影响最大的并不是这个时代的作家及其作品，也不是阅读这些文学作品的广大读者，而是那些能决定整个文学的发展方向，决定作家及其作品命运的、属于政治权力型的权势权威型读者。权势权威型读者研究也是一种读者反应研究。读者反应研究的重点是从接受美学的视角来把握读者与作品和作者的关系。当文学领域里的研究从作品向读者转移的时候，也使文学研究的方法和视角发生了重大的转变。权势权威型读者的研究就是在接受美学的基础上，对读者反应的再研究和再分析，通过权势权威型读者研究来分析中国当代文学中的一些文学现象。本文绪论和结束语外共分五章，分别对权势权威型读者的形成和演变，他们对作家及其作品的影响，影响力的演变进行分析和研究。在绪论中，本论文对这篇论文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对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和研究途径与方法进行了阐述，在目前所掌握的资料和信息的基础上，对与本论文有关的以前的学者所作的研究进行了一个大致的梳理，说明了本论文在这个研究专题上的原创性。第一章是权势权威型读者的形成和演变。本章首先对中国文学古今演变中读者和作者的三大特征和三大特性进行了一个概括和梳理，然后对权势权威型读者进行了基本的界定，并且对他们的身份特征，历史变化和思想特点等方面进行了具体分析。第二章是权势权威型读者对作家及其作品的影响。本章分别对鲁迅、毛泽东、郭沫若、巴金和周扬、姚文元等权势权威型读者一些思想特点，文学思想，影响作用和人生经历进行了分析。在本章中，主要是通过他们对中国文学中的影响作用，从不同的方面进行了具体分析。同时，也对政治权力型读者对文学学术型读者的影响，周扬现象与姚文元现象作了具体的分析和比较。第三章是权势权威型读者影响力演变分析。本章主要从权势权威型读者不同时期的身份、思想和影响力的演变来分析他们影响力的变化，并对这种变化所处的不同的范围，以及与世界文学中权势权威型读者现象进行了比较分析。同时在本章中，本文还分析了权势权威型读者现象中的一些变化特点，如政治影响与文学创作的关系，作品语言风格与关键词的演变，以及“三一律”与“三突出”的比较分析。第四章是对权势权威型读者现象的反思。本章分析了权势权威型读者现象的普遍性与特殊性，权势权威型读者现象中的政治意识，权势权威型读者现象与民主法制，文学批评和接受美学的关系，以及权势权威型读者现象的历史沉浮，从这些对本论文的综合分析中反思权势权威型读者的负面影响，并从中梳理出一些历史教训和有益的启迪。在结束语中，本文对所要分析研究的各个方面进行了一个总结和归纳。权势权威型读者研究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还是一次新的研究。它把以前中国文学研究中或多或少涉及到的问题，但还没有把它们比较集中地归纳和综合地进行分析的问题，在这里从权势权威型读者研究的视角做了一次尝试。中国当代文学中，权势权威型读者现象的演变也是中国政治现象的演变，主流思想的演变，一体化政治体制的演变，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在思想解放下的演变，以及民主法制体制逐渐建立和不断完善的演变。正是这种正面进步因素的增长，导致了权势权威型读者现象中负面专制因素的消减。中国当代文学中的权势权威型读者现象，在今后不断发展的社会中还有可能出现新的特点，不同的表现形式和影响作用，这有待于将来对这个问题的进一步分析研究和探讨。本论文在这里希望通过对权势权威型读者研究新的视角，进一步探讨中国当代文学发展中的一些特点和现象。
于宁志[9]（2012）在《一九五八年的中国文坛》文中提出本文的研究对象是1958年的中国大陆文坛。这一年的文坛发生了很多新现象，如新民歌运动、诗歌道路问题的讨论、文艺大跃进、“共产主义文艺”、“三史”写作、“两结合”创作方法等，它们在中国当代文学发展流变的链条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学界对这一年的复杂性和重要性缺少必要的关注。因此，选择“1958年的中国文坛”这一课题，具有以下几方面的意义：第一、“再批判”、“共产主义文艺”、“三史”写作、“党委、群众、作家”三结合的集体创作方式等是人们较少关注的现象，本课题将1958年的文学作为一个整体，充分关注被学界忽视的问题，具有填补性意义。第二、选择这一课题，将有利于凸显1958年在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提醒人们重视1958年的影响和重要作用。第三、以1958年的中国文坛作为研究对象，透过一个年头看一个时代，也有利于探寻一种新的文学史结构与叙述方式。第一章考察1958年文坛发生的一系列文艺批判运动：对“双百”时期“毒草”的批判、对“修正主义文艺思想”的批判、“再批判”等。批判的矛头直指“写真实”、“个人主义思想”、“文学的独立性”等问题，而批判的目的是通过惩戒越规者，重新确立文艺规范。第二章梳理文艺大跃进运动的过程，勾勒“大跃进文艺”的面貌和特征，研究革命回忆录、“三史”写作、“三结合”写作模式、“共产主义文艺”等新现象。“大跃进文艺”具有社会主义性质，并产生了“共产主义文艺”的萌芽，它在打击“资产阶级文学”和“修正主义文学”之后继承了“双百”文学以前的无产阶级文学和社会主义文学传统，并决定着此后近20年文学运动的方向和基本形态。第三章检视诗歌发展道路问题的讨论。首先，描述新民歌引发的大讨论的过程和基本情况；其次，分析一元派和多元派争论的分歧和焦点；最后，阐述这次讨论的影响和意义。这场讨论抛弃了五四以来新诗几十年建立的基础，扭转了五四新诗和新文学的发展方向；消解了外国诗歌对中国新诗的影响，堵住了诗歌向外国学习和借鉴之路，切断了中国新诗和新文学借助于世界资源以实现现代化的路程。第四章将关注的重点投向文艺大跃进运动的理论成果——“两结合”创作方法”。第一节叙述“两结合”提出的过程、依据以及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关系；第二节概括“两结合”的实质，即突出“革命的浪漫主义”，以此扼制了“双百”文学中刚刚出现的现实主义批判精神，使文学成为合格的政治工具。第三节审视“两结合”指导下的文学创作，指出这种文学成为“文革”中“假大空”文学的先导。第五章考察新规范制约下的边缘、异类与潜在创作。许多注重艺术个性营造、表现复杂个人情感、塑造丰富人物形象的作品因为不符合“规则”而受到批评，说真话的精神和批判的声音既不准公开出现，“清醒者”的创作只好转入地下。后来者需要打捞他们的声音，倾听他们的言说。本文以“1958年的中国文坛”为研究对象，关注了“再批判”、对“修正主义文艺思想”的批判、“共产主义文艺”、“三史”写作、“三结合”创作方式、1958年的潜在创作等学界较少关注的现象，并概括了它们在文学史上的影响和功能。论文阐述了1958年在中国当代文学发展流变中的位置和作用，使人们对当代文学的发展、分期有更深入的认识。另外，解剖一个历史结点，以一个年头透视一个时代的研究方法也是一种比较新颖的文学史写作方法，可以为文学史的研究提供一个例证。
陈杰[10]（2019）在《歌谣与政治：鄂豫皖苏区革命歌谣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歌谣渊源于人类劳动的呼声,是一种特殊的语言表达形式。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歌谣发展成为独具特色的民间传统文化。时至近代,面临亡国灭种危机,先进知识分子不断探索挽救民族危亡的路径。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浪潮中,部分知识分子将目光转移至与民众联系密切的歌谣,发起歌谣运动。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也参与其中,他们受俄国民粹派思想和十月革命影响,发动了深入基层进行民众启蒙的“到民间去”运动。加之左翼知识分子极力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文艺大众化,合力助推了歌谣的政治化倾向。中国共产党后来倡导和创作的革命歌谣,是在马列主义指导下将传统歌谣政治化和革命化的产物。鄂豫皖苏区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创的重要苏维埃区域,该苏区位于中国南北交界的大别山地区,历史上经过数次大规模人口迁移和文化融合,形成了独特、开放、多元、包容的传统歌谣。鄂豫皖边区革命爆发后,在中共中央关于歌谣宣传教育策略的引导下,当地党组织在早期革命实践中逐步意识到歌谣的宣传效力并在全区加以推广,形成了以革命知识分子为先导,文化宣传干部为主体,普通工农群众为补充的革命歌谣创作群体。革命歌谣的创作是传统与现代融合共生的产物,一方面借鉴传统歌谣的曲调、艺术形式、表现手法,另一方面填入大量表现革命性和现代性的新内容,形成了具有强烈地方文化色彩的共产主义革命文艺形式。在革命歌谣创作群体与苏区民众的广泛互动下,鄂豫皖苏区逐步形成了较为系统的革命歌谣传播体系,即以报刊歌本为载体的大众传播、以宣传队为载体的组织传播、以课堂教学为载体的教育传播和以普通民众为载体的口头传播。这种传播体系呈现出上级组织与底层民众相结合,自觉与自发相结合,现代传播路径为主、传统传播形式为辅的特点。革命歌谣在传播过程中,由于社会环境、地域文化的改变以及表达不同革命情感的需要,在歌词、曲调上会发生一定的变化。这些变化丰富了革命歌谣的演唱形式,增强了其表现力和传播力。鄂豫皖苏区革命歌谣的创作和广泛传播,旨在对苏区民众中的不同群体进行有针对性的意识形态形塑,通过革命化改编的歌词对苏区民众进行现代民主、自由、平等和共产主义思想启蒙。革命歌谣形塑和启蒙的本质是对普通民众进行革命动员,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其在不同场景中动员效果如何要看民众的反应,即民众如何应对革命歌谣的动员。在复杂的战争环境中,苏区民众面临着“公”与“私”的权衡和博弈。在苏维埃政权的因势利导下,大批民众能够接受革命歌谣的集体主义观念而积极参加、拥护革命,然而也有部分民众基于个人家庭、情感等“私情”考虑而没有响应革命歌谣的宣传和动员。苏区政府为了应对民众的消极反应,及时采取教育、制度、组织、物质、法律等多种途径弥补革命歌谣动员的局限,最大限度保证苏区民众沿着革命动员的方向行进,反映出以革命歌谣为媒介的政治与社会互动的复杂性。鄂豫皖苏区革命歌谣相较于同时期其他类型的歌谣,具有其独特性。一是与中央苏区革命歌谣相比,鄂豫皖苏区革命歌谣偏重实践性而缺乏理论阐释,偏重通俗性而缺乏专业水准,具有极强的地域传统文化烙印。二是与国民党统治区的歌谣相比,鄂豫皖苏区革命歌谣缺乏整体规划,但更加契合实际;创作群体层次普遍较低,但更接近民众心理;宣传具有地域性,但对地方民众记忆影响深远。实践性、通俗性、地域性是鄂豫皖苏区革命歌谣创作和运用过程中最显着的特征。新中国成立后,鄂豫皖苏区革命歌谣成为历史记忆,不同文化群体基于保存革命记忆、政治宣传以及学术研究等不同动机,在鄂豫皖边区范围内发起三次革命歌谣搜集和整理热潮,并通过文本形式对革命记忆加以定型,完成由交往记忆向文化记忆的转化。在这一转化过程中,由于政治导向、记忆局限以及新民歌创作等因素影响,出现了有意或无意重构革命歌谣的现象,以服务于强化国家认同和意识形态形塑的需要。无论在战争年代还是新中国成立后,作为歌谣政治化产物的革命歌谣始终围绕着政党和国家发挥不同的政治功能。步入二十一世纪,革命歌谣对于当今的意识形态教育仍具有现实意义。战争年代中共运用革命歌谣进行思想宣传和民众动员的实践和经验,或许能够为新时代中共意识形态重返民间文化和民众心理提供有益借鉴。
二、革命导师与民歌——兼批江青对民歌的攻击（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革命导师与民歌——兼批江青对民歌的攻击（论文提纲范文）
（4）革命样板戏演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论文选题的意义 |
| 二、研究的现状和趋势 |
| 三、章节安排与写作概要 |
| 第一章 清末民初至延安时期京剧改良与改革 |
| 第一节 晚清民初及五四时期京剧改良运动 |
| 一、清末民初的戏剧改良运动 |
| 二、五四时期的戏剧改良运动 |
| 第二节 延安时期平剧(京剧)现代戏演出和改革 |
| 一、边区群众性的平剧(京剧)演出活动 |
| 二、延安时期戏剧革命理论 |
| 第二章 1949—1964年间京剧改革和实践 |
| 第一节 新中国戏剧工作的体制化与组织化 |
| 一、戏曲机构的体制化与组织化 |
| 二、戏曲改革方针的确立与意义 |
| 第二节 1964年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前后京剧革命实践 |
| 第三章 从京剧现代戏到革命样板戏的修改与演变 |
| 第一节 样板戏命名探源 |
| 一、样板戏名称的缘起 |
| 二、江青与样板戏的命名 |
| 三、样板戏名称的正式出笼与推广 |
| 第二节 样板戏剧本来源的艺术形式探究 |
| 一、首批样板戏中战争题材剧本改编概况 |
| 二、首批样板戏中工农题材剧本改编概况 |
| 三、一部同名移植剧本 |
| 四、第二批样板戏剧本改编情况 |
| 五、样板戏剧本改编的意义 |
| 第三节 样板戏创作与改编总策略 |
| “两结合” |
| 一、“两结合”的创作方法的提出 |
| 二、样板戏与“革命浪漫主义” |
| 三、样板戏与“革命现实主义” |
| 四、“革命浪漫主义”优先性辨析 |
| “三突出” |
| 一、“三突出”创作原则的提出 |
| 二、“三突出”在样板戏剧本改编中的运用 |
| 第四节 样板戏剧本主题的多维考察 |
| 一、阶级与阶级斗争 |
| 二、高层政治斗争 |
| 三、领袖崇拜 |
| 第四章 样板戏的电影化改编 |
| 第一节 样板戏电影化的取舍与依据 |
| 第二节 电影对样板戏的再塑造 |
| 第五章 “后样板戏时代”的样板戏现象研究 |
| 第一节 1980年代样板戏的流行 |
| 第二节 作为“红色经典”的样板戏现象 |
| 第三节 围绕样板戏改编所产生的争议与思考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5）扼杀民间文学是“四人帮”反马克思主义的一场疯狂表演——兼驳“文艺黑线专政”论（论文提纲范文）
| 一 |
| 二 |
| 三 |
（6）新中国畅销书历史嬗变及其与时代变迁关系研究（1949.10-1989.5）（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畅销书"概说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主旨与内容 |
| 四、研究的意义、创新点与方法 |
| 五、研究的难点与步骤 |
| 第一章 "改天换地"、"多元并举"时代的畅销书(1949.10—1957.5) |
| 一、时代的历史特征与图书出版业概况(1949.10—1957.5) |
| 二、畅销书出版传播概述 |
| 三、文学畅销书的出版传播丰富多彩 |
| 四、俄苏译着的大量出版与畅销成为时代标签 |
| 五、爱情与性知识图书的出版传播热成了奇特风景 |
| 六、畅销书的历史作用 |
| 第二章 "斗志昂扬"、"火药弥散"时代的畅销书(1957.6—1966.4) |
| 一、时代的历史特征与图书出版业概况(1957.6—1966.4) |
| 二、畅销书出版传播概述 |
| 三、革命文学图书出版传播遭受曲折,苏联译着出版传播暗淡下来 |
| 四、和平年代英模事迹畅销书骤然增多 |
| 五、阶级教育畅销书的出版传播热前所未有 |
| 六、科学技术尤其是中医药畅销书成为亮丽风景 |
| 七、畅销书的历史作用 |
| 第三章 迷信盛行、万马齐喑时代的畅销书(1966.5—1976.10) |
| 一、时代的历史特征与图书出版业概况(1966.5—1976.10) |
| 二、畅销书出版传播概述 |
| 三、毛泽东着作泛滥成"灾" |
| 四、"样板戏"图书独一无二 |
| 五、浩然作品的畅销成为奇迹 |
| 六、"赤脚医生"图书成为时代标志 |
| 七、畅销书的历史作用 |
| 第四章 拨乱反正、初步改革时代的畅销书(1976.11—1982.9) |
| 一、时代的历史主题与图书出版业概况(1976.11—1982.9) |
| 二、畅销书出版传播概述 |
| 三、国民"大补"文学名着 |
| 四、文化教育图书猛然增多并形成销售热潮 |
| 五、以拨乱反正为主题的一批畅销书应运而生 |
| 六、《第二次握手》个案剖析 |
| 七、畅销书的历史作用 |
| 第五章 改革开放、思想启蒙时代的畅销书(1982.10—1989.5) |
| 一、时代的历史主题与图书出版业概况(1982.10—1989.5) |
| 二、畅销书出版传播概述 |
| 三、邓小平着作发行量巨大 |
| 四、经济学教材、着作继续畅销 |
| 五、法律图书的出版传播开始掀起了高潮 |
| 六、金庸与琼瑶小说的出版传播如火山般爆发 |
| 七、严肃文学作品与通俗文学作品分庭抗礼 |
| 八、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着作大行其道 |
| 九、畅销书的历史作用 |
| 第六章 "文革"结束前与改革开放后畅销书的比较 |
| 一、传播者比较 |
| 二、传播内容比较 |
| 三、传播渠道比较 |
| 四、受众比较 |
| 五、传播效果比较 |
| 第七章 新中国畅销书与时代变迁之关系的整体评析 |
| 一、时代制约着畅销书 |
| 二、畅销书反映着时代 |
| 三、畅销书影响着时代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8）论权势权威型读者对中国文学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与论文选题有关的研究综述 |
| 二.本论文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 |
| 三.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即研究途径与方法 |
| 第一章 权势权威型读者的形成和演变 |
| 第一节 概述文学古今演变中读者和作者的三大特征 |
| 一.秦汉唐宋时期的演变特征 |
| 二.元明清时期的演变特征 |
| 三.现当代时期的演变特征 |
| 第二节 概述文学古今演变中读者和作者的三大特性 |
| 一.文学演变的可逆性 |
| 二.文学演变的不可逆性 |
| 三.文学发展的创新性 |
| 第三节 权势权威型读者的基本界定 |
| 一.权势权威型读者的身份特征 |
| 二.权势权威型读者的历史变化 |
| 1.政权统治的演变 |
| 2.历史上不同文化和民族的影响 |
| 三.权势权威型读者的主要思想特点 |
| 1.中国古代权势权威型读者的思想特点 |
| 2.中国现代权势权威型读者的思想特点 |
| 3.中国当代权势权威型读者的思想特点 |
| 4.权势权威型读者思想特点的比较分析 |
| 第二章 权势权威型读者对作家及其作品的影响 |
| 第一节 鲁迅——来自文学主将的权威型读者 |
| 一.鲁迅阅读下的中外文学 |
| 1.鲁迅的文学视角 |
| 2.鲁迅的权威性 |
| 二.遵命文学的流变 |
| 1.独立人格下的遵命文学 |
| 2.权威话语下的听命文学 |
| 3.两种环境下的不同解读 |
| 三.传承鲁迅精神的巴金精神——巴金《随想录》的启示 |
| 1.不是狂人的"狂人日记" |
| 2.两种时代下的恐惧心理 |
| 3.鲁迅精神的体现 |
| 第二节 毛泽东——来自政治领袖的权势权威型读者 |
| 一.毛泽东读书的偏重与其人生经历的关系 |
| 二.马克思的法制思想与毛泽东的人治理念 |
| 三.政治视野下对鲁迅的解读 |
| 1.阿Q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
| 2.阿Q与党内思想问题挂钩 |
| 3.政治斗争与《阿Q正传》结缘 |
| 4.《阿Q正传》与《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
| 第三节 郭沫若——来自诗人和学者的权威型读者 |
| 一.毛泽东的读者权威对郭沫若的影响 |
| 二.学术权威下政治权威的关注 |
| 三.政治权威下学术权威的尴尬 |
| 第四节 周扬——来自文艺思想界的权势权威型读者 |
| 一.最高权威下的权威之路 |
| 二.权势权威下的文艺批评 |
| 1.周扬被动的文艺思想批判 |
| 2.姚文元主动的文艺思想批判 |
| 3.对典型案例——批判《海瑞罢官》的分析 |
| 三.周扬现象与姚文元现象的比较分析 |
| 第三章 权势权威型读者影响力演变分析 |
| 第一节 不同时期身份、思想和影响力的变化 |
| 一.权势权威型读者的身份变化 |
| 二.权势权威型读者的思想变化 |
| 三.权势权威型读者的影响变化 |
| 1.权势权威型读者影响力的流变 |
| 2.权势权威型读者影响力范围分析 |
| 3.权势权威型读者在世界文学中的影响 |
| 第二节 权势权威型读者现象的特点分析 |
| 一.不同的政治影响与文学创作的改变 |
| 二.权势权威型读者的双重话语 |
| 三.作品语言风格与关键词的演变 |
| 四."三一律"与"三突出"在思想意识上的比较 |
| 第四章 权势权威型读者现象的反思 |
| 第一节 权势权威型读者现象的普遍性与特殊性 |
| 第二节 权势权威型读者现象与政治意识 |
| 第三节 权势权威型读者现象与民主法制 |
| 第四节 权势权威型读者现象与文学批评 |
| 第五节 权势权威型读者现象与接受美学 |
| 第六节 权势权威型读者现象的历史沉浮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9）一九五八年的中国文坛（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选题的缘起及其意义 |
| 二、 本课题的研究状况 |
| 三、 几个需要说明的问题 |
| 第一章 批判与再批判 |
| 第一节 铲除“毒草” |
| 一、 关于反对官僚主义 |
| 二、 “个人主义思想” |
| 三、 站稳立场：改造思想感情 |
| 第二节 对“修正主义文艺思想”的批判 |
| 一、 对“雪峰派”的批判 |
| 二、 对秦兆阳等人的批判 |
| 三、 对国外修正主义思想的批判 |
| 第三节 再翻历史的旧账 |
| 一、 “再批判”的发动 |
| 二、 “以革命者的姿态写反革命的文章” |
| 三、 “萧军及其《文化报》的毒草丛” |
| 四、 “再批判”的战略 |
| 第四节 1958 年知识分子思想改造 |
| 一、 表态和检讨 |
| 二、 新的改造运动 |
| 第二章 文艺大跃进及其成果 |
| 第一节 “建军”与“练兵” |
| 第二节 “完全新型的”文艺 |
| 一、 “群众性” |
| 二、 “配合政治任务” |
| 第三节 文学的“无产阶级立场” |
| 第四节 “三史”与“三结合” |
| 一、 “三史”与革命回忆录 |
| 二、 “党委、群众、作家”三结合的集体创作方式 |
| 第五节 所谓“共产主义文艺” |
| 一、 产生 |
| 二、 任务 |
| 三、 效果 |
| 第三章 道路设计：新民歌与新诗发展方向 |
| 第一节 新民歌引发的大讨论 |
| 第二节 一元派和多元派 |
| 一、 如何评价新民歌 |
| 二、 如何评价五四新诗及外来形式 |
| 三、 如何规划中国诗歌发展的道路 |
| 第三节 结局和影响 |
| 一、 辩解和检讨 |
| 二、 “新格律诗”的探索 |
| 三、 “另起炉灶” |
| 第四章 理论成果：“两结合”创作方法 |
| 第一节 “两结合”的提出 |
| 一、 口号的提出 |
| 二、 提出的依据 |
| 三、 “两结合”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
| 第二节 “革命的浪漫主义” |
| 一、 混合而非结合 |
| 二、 不平等的混合 |
| 第三节 “两结合”指导下的创作 |
| 一、 “真实”的“神话” |
| 二、 “冲天的干劲” |
| 第五章 边缘、异类与潜在写作 |
| 第一节 逸出规范的文学 |
| 一、 个人情感在生活中的位置 |
| 二、 关于英雄人物 |
| 三、 关于干部和群众形象 |
| 四、 知识分子题材 |
| 第二节 潜行于深处的地火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科研成果 |
（10）歌谣与政治：鄂豫皖苏区革命歌谣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二、概念阐释与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之处与研究难点 |
| 第一章 鄂豫皖苏区革命歌谣的缘起 |
| 第一节 传统文化中的歌谣 |
| 一、歌谣的缘起 |
| 二、鄂豫皖边区的传统歌谣 |
| 第二节 国际革命文艺导向 |
| 一、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欧洲文艺的革命化倾向 |
| 二、二十世纪初期苏俄革命文艺的兴起 |
| 第三节 国内歌谣运动影响 |
| 一、歌谣运动的发起与社会反响 |
| 二、“到民间去”运动与歌谣政治化 |
| 三、革命文学主张与文艺大众化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鄂豫皖苏区革命歌谣的创作 |
| 第一节 创作由来——革命歌谣创作的提出 |
| 一、中国共产党人对革命歌谣宣传功能的认知 |
| 二、鄂豫皖边中共党组织对革命歌谣创作的倡导 |
| 第二节 谁来创作——创作群体的社会构成 |
| 一、早期革命知识分子 |
| 二、文化宣传干部 |
| 三、普通工农群众 |
| 第三节 如何创作——传统与现代融合共生 |
| 一、借鉴传统歌谣曲调形式进行创作 |
| 二、借鉴西方革命歌曲进行创作 |
| 三、根据革命形势进行新歌谣创作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鄂豫皖苏区革命歌谣的传播与流变 |
| 第一节 革命歌谣的传播路径 |
| 一、以报刊歌本为载体的大众传播 |
| 二、以宣传队为载体的组织传播 |
| 三、以课堂教学为载体的教育传播 |
| 四、以普通民众为载体的口头传播 |
| 第二节 革命歌谣传播中的流变 |
| 一、革命歌谣传播中歌词的变异 |
| 二、革命歌谣传播中曲调的变化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鄂豫皖苏区革命歌谣的形塑、启蒙与动员 |
| 第一节 革命歌谣的形塑 |
| 一、对工农的形塑 |
| 二、对妇女的形塑 |
| 三、对干部的形塑 |
| 四、对士兵的形塑 |
| 五、对青少年儿童的形塑 |
| 第二节 革命理想——歌谣中的启蒙观念 |
| 一、革命歌谣中的民主观念 |
| 二、革命歌谣中的自由观念 |
| 三、革命歌谣中的平等思想 |
| 四、革命歌谣中的共产主义观念 |
| 第三节 歌谣动员、民众反应与政府因应 |
| 一、对工农的动员与因应 |
| 二、对妇女的动员与因应 |
| 三、对士兵的动员与因应 |
| 四、对青少年儿童的动员与因应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鄂豫皖苏区革命歌谣对比研究 |
| 第一节 鄂豫皖苏区与中央苏区革命歌谣对比研究 |
| 一、改编利用传统歌谣理论基础的异同 |
| 二、革命歌谣改编创作机制的异同 |
| 三、革命歌谣中地域文化元素的异同 |
| 第二节 鄂豫皖苏区革命歌谣与国民党统治区歌谣对比研究 |
| 一、指导思想和政治动机的异同 |
| 二、创作模式和歌词内容的异同 |
| 三、传播路径和宣传效果的异同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鄂豫皖苏区革命歌谣的搜集、整理与重构 |
| 第一节 革命歌谣的搜集与整理 |
| 一、基于民间记忆保存的革命歌谣搜集与整理 |
| 二、基于政治宣传导向的革命歌谣搜集与整理 |
| 三、基于学术研究取向的革命歌谣搜集与整理 |
| 第二节 革命歌谣的重构 |
| 一、凸显政治导向的革命歌谣重构 |
| 二、受制于记忆局限的革命歌谣重构 |
| 三、基于新民歌创作的革命歌谣重构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一、传承和创新：革命歌谣与传统文化 |
| 二、革命歌谣宣传动员与地方实践 |
| 三、革命记忆与歌谣政治功能的延续 |
| 附录 鄂豫皖苏区原始革命歌谣名录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主要科研成果 |
| 致谢 |
四、革命导师与民歌——兼批江青对民歌的攻击（论文参考文献）
- [1]革命导师与民歌——兼批江青对民歌的攻击[J]. 云南省文化局创作室评论组. 教育革命, 1977(04)
- [2]革命导师与民歌——兼批江青对民歌的攻击[J]. 云南省文化局创作室评论组. 教育革命, 1977(04)
- [3]革命导师与民歌——兼批江青对民歌的攻击[J]. 云南省文化局创作室评论组. 诗刊, 1977(12)
- [4]革命样板戏演变研究[D]. 王俊. 南京大学, 2014(05)
- [5]扼杀民间文学是“四人帮”反马克思主义的一场疯狂表演——兼驳“文艺黑线专政”论[J]. 贾芝. 文学评论, 1978(01)
- [6]新中国畅销书历史嬗变及其与时代变迁关系研究（1949.10-1989.5）[D]. 易图强. 湖南师范大学, 2011(07)
- [7]江青攻击民歌的险恶用心[J]. 朱伯石. 文史哲, 1977(02)
- [8]论权势权威型读者对中国文学的影响[D]. 赵平. 复旦大学, 2007(06)
- [9]一九五八年的中国文坛[D]. 于宁志. 南开大学, 2012(06)
- [10]歌谣与政治：鄂豫皖苏区革命歌谣研究[D]. 陈杰. 郑州大学, 2019(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