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守备图探讨(论文文献综述)
刘效江[1](2021)在《出土文献与战国秦汉诸尉之演变》文中提出秦灭六国,统一天下,经历了从邦国到帝国的转变。秦统一后,进行了大规模的名号变更:内史管辖的秦邦被称为"中",负责王畿地区军事的邦尉更名为中尉;郡邦尉更名为郡尉;秦军团中的邦尉更名为都尉。"中-郡"平行、"内史-中尉"平行、"郡守-郡尉"平行的态势,从秦延续到汉初。汉景帝时,中尉下属的主爵分化为与中尉平级的主爵中尉,并主掌人事权。武帝时,中尉的北军统辖权为八校尉取代;内史地区的军事权也为三辅都尉取代;中尉也更名为执金吾,仅负责京师治安,权势大大降低。文景时期,郡尉军事权向中央之集中,郡守则渐掌握郡之最高军事权。地位平等的关系被打破。这一转变,构成了战国秦汉时期国家形态转变的重要一环。
张佳能[2](2016)在《《史记·南越列传》补笺》文中研究说明司马迁所撰《史记?南越列传》记载了南越(今两广及越南部份地区)自立国到覆灭的百年历史,是研究南越古史的重要文献。由於是南越史的权威史料,关於《史记?南越列传》的研究已有一定数量。然而古今诸多《史记》注本围绕《史记?南越列传》产生不少分歧与矛盾,其中部份观点有待商榷,此外亦有学界失察或未详考之处。本文整合比勘「三家注」「汉书颜师古注」「通监胡注」「史记志疑」「史记会注考证」等各种评本笺疏,亦将近代以来各类所有相关着作的研究纳入研究视野,在此基础上予以补充及纠正。本文写成补笺三十一则,分别得出如下结论:[1]推定「尉佗」系汉初对赵佗的惯称;[2]纠正通行本标点失误,并指出司马迁记载过於暧昧;[3]反驳韦昭的注释,指出生号符合当时南越现实;[4]揭出刘邦册封赵佗的真实用意,以及辨明南武侯、南海国与南越之关系;[5]顺承上则指出赵佗自号爲「南越武帝」而非《汉书》所谓「南武帝」,并译述栗原朋信之观点,认爲赵佗只称「帝」而非「皇帝」有其顾虑;[6]则援引诸家讨论马王堆出土地图之说,揭示南越与长沙的微妙关系;[7]指出司马迁的时间计算失误;[8]通过出土文物指出诸家对「纛」的解释有疏漏;[9]则通过逻1推演,认爲汉廷与南越和解系双向行爲;[10]根据字词训释指出陆贾可能不止出使两次;[11]指出韩兆琦注的错漏;[12]引述胡守爲之说,断定司马迁有想像之辞;[13]反对《史记会注考证》和韩兆琦注的无谓改笔;[14]通过比勘《史记》《汉书》《资治通监》对赵佗致文帝书的裁减推断司马迁的真实态度;[15]则历述古今诸家对赵佗卒年的质疑,并通过语言学、逻1推理指出这些观点的错误,并再次确认司马迁所载无误;[16]历述南越王墓发掘以来诸家观点,指出根据出土的「赵胡」印改「赵眜」之名有失妥当,从字形和当时的书写情况来看有可能误写,又从其他汉墓发掘情况来看,官印和私印使用不同名并不罕见,故而主张此二名皆赵眜所有,不必擅改;[17]从语言学的角度指出通行本《史记》《汉书》的点断失误;[18]点明司马迁并非不知闽越击南越之真实时间,可能有其深意在;[19]指出「谕意」系动宾结构,不应与下文之「南越王」连读,通行本标点及诸家解释皆有误;[20]引述《史记斠证》指出「行以」即「因以」,乃古人习语;[21]反对根据出土「文帝行玺」而修改《史记》原文,并通过反证以及引述栗原朋信之说证明,指出不应盲目使用出土资料;[22]指出该句中「用」即「以」,诸家解释皆有误;[23]指出《汉书》传钞有误,颜师古注亦失之迂曲;[24]则根据赵绍祖之说,核以颛顼历法,重新推算建德受封始末,揭示传统「归降说」之不合理;[25]结合武帝朝时事,指出武帝诏书盖有爲而发,诸家未能详考;[26]指出《古南越国史》及《南越国史》作者忽略了武帝初期仍然行颛顼历之史实,误将三个月时间换算爲一年有余,过高估计了南越防御力,对南越灭国时间也计算错误(当爲前112年而非前111年);[27]反驳《古南越国史》提出的「以船东去」之说,指出民间野史方志不可信,司马迁所记符合当时现实;[28]则指出《史记》赞文本身有不可调和之矛盾,无法通过注释爲其疏通,并引述李治《敬斋古今黈》的观点佐证;[29]认爲中井积德的说法甚无谓,没有必要爲改动而改动;[30]则说明楼船将军杨仆的「怠傲失惑」之处;[31]指出「成败」与「纠纆」的比喻关系,且说明赞文并非伪作。
乔同欢[3](2015)在《汉代地方城市防御体系研究综述》文中指出两汉时期(前202—220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发展鼎盛的阶段,亦是继秦朝之后大一统的帝国。汉承秦制,汉代在秦的基础上继续加强中央集权,完善包括郡县制在内的各项政策制度,尤其在城市的建设方面多有创制。汉代在全国建立了都城、郡国城、县邑城等多级城市体系,以此来维护并巩固自身的统治。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两汉都城即西汉长安城和东汉洛阳城关注颇多,无论是考古发掘还是史学研究,都有大
王焕[4](2014)在《鲁东南苏北沿海地区汉代聚落形态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聚落考古作为中国考古学在新时期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其意义和重要性已为中国考古学界所熟知。以聚落考古和区域系统调查为基础进行的诸如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地区社会发展演进的研究等,也有着较多的研究成果。但以某区域内汉代遗址为对象进行的宏观聚落形态研究相对较少,以县、乡、里为基本构成的汉代基层行政组织在聚落形态上不甚清楚。本文拟根据现有考古调查发现和传世、出土文献的记载,对鲁东南苏北沿海地区汉代聚落形态进行初步研究,以期能对鲁东南沿海地区汉代各等级聚落的行政等级进行推断,推算出县、乡、里各级基层行政组织的聚落面积范围。文章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章绪论。该部分主要介绍相关研究背景和本文的选题缘由、时空范围和研究思路、研究方法等。第二章鲁东南沿海地区汉代聚落等级概析。该部分分为三节。前两节主要是对鲁东南沿海地区系统调查相关问题的梳理和回顾,第三节是对调查区域内汉代聚落信息的整合、分析。通过分析,可以发现汉代的聚落分布受政治因素的影响加大,各聚落已具有了不同的行政级别,多级行政体系已出现。第三章文献及考古发现所见汉代地方行政组织。该部分主要是从传世文献、出土文献和考古发现三个方面,对汉代地方行政组织的构成、布局和考古遗址形态进行研究。通过研究可知,汉代在地方实行以郡、县、乡、里为主体的行政统治体系,其中县、乡、里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县级行政单位有县、邑、侯国、道等多种名称,行政级别相同,且都有城。乡有具体的聚落形态,但不一定都有城。里分城中之里和乡野之里,后者更突出行政管理职能,聚落内部分布格局规范统一性较差。第四章研究区域内汉代各等级聚落性质分析。该部分通过对出土文献记载的西汉东海郡各辖县人口、面积的推算,发现汉代县级聚落面积差别较大,提出受政治因素影响,汉代存在聚落面积与行政等级不完全一致的现象。在东海、赣榆两地进行的调查也证实了这一现象。最后,结合传世和出土文献、现有考古发现、学者对研究区域内人口问题和其他相关问题的研究结果,对鲁东南沿海地区汉代各等级聚落的性质进行推断,并尝试给出不同等级基层行政组织的聚落面积范围。第五章结语。主要总结文章的相关结论,并指出文章的缺点和不足。
苏妆[5](2013)在《《黄帝内经》腧穴理论的发生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目的:对《黄帝内经》(以下简称《内经》)中有关腧穴的内容进行全面考证和系统整理,揭示腧穴理论发生、发展、演化的轨迹及规律,挖掘腧穴理论的构建观念与思想内涵,深化对《内经》腧穴理论乃至中医学理论体系的解读,为中医学理论的文化建设、体系建设及规范化建设提供参考。研究方法:采用中医发生学研究方法,把腧穴理论回置于其得以发生发展的特定历史环境及背景下加以综合的动态观察,从医疗实践、古代哲学、社会学、历史文献学、文化学、文字学等方面多视角、系统地挖掘腧穴理论的创生及演进过程。力求对腧穴理论初创时期的基本概念、基本观点和基本理论的发生与演进,作出客观而确实的诠释,竭尽所能地使腧穴理论得以回归本源的表达,校错勘误、溯源澄流、明辨沿革。研究内容:1.《黄帝内经》腧穴理论的基本内容:包括《内经》中腧穴的概念;腧穴的名称(包括腧穴的别名、古名)、数目、位置与归经;腧穴的定取方法;腧穴的分类;腧穴的主治病症;腧穴的刺禁及注意事项等。2.《黄帝内经》腧穴理论的发生因素:研究与腧穴理论发生有关的医疗实践、古代科技、社会人文、哲学思想、生活实践、文字发生学等医学因素和非医因素。3.腧穴理论的发生、发展演化轨迹。结果:1.《黄帝内经》腧穴理论的基本内容:《内经》中命名的腧穴有148个,无名有址的“部位穴”74个,去掉重复的合计173穴(单穴26,双穴147)。其中头面颈项部39穴,躯干部39穴,四肢部95穴。明确标注了123个腧穴的位置,头面颈项部19穴,躯干部18穴,四肢部穴最多,共86穴,占70%。173穴中125穴有归经记载,大多为四肢部腧穴,计88穴,占70%,此外头面颈项部27穴,躯干部10穴。涉及腧穴的古名、别名27个,腧穴主治病症40余种,此外尚有定取方法、腧穴分类、针刺禁忌等方面内容,为腧穴学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基础。2.《黄帝内经》腧穴理论的发生因素:古汉字不仅潜藏着丰富古老的文化渊源,也积淀着腧穴理论创生的许多重要痕迹;简明朴素的古代解剖学是腧穴理论创成的重要基础;广泛而深入的观察是腧穴理论形成的前提;砭石、九针的砥砺,火的发明和使用,为针灸医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砭灸、按摩等医疗活动的反复实践与验证是腧穴概念形成的本源;天文、气象、地理、数学等古代科学技术的渗透和启迪,丰富和发展了腧穴理论体系;阴阳、五行、气、天人合一等哲学思想对中医经络腧穴理论产生深远的影响。在影响腧穴发生的这些因素中最宝贵的是临床实践。解剖知识在早期阶段曾起过相当大的作用,后来由于环境条件的限制,在整个医学发展过程中,逐渐居于次要地位。哲学的概括是所有学术发展升华为理论体系时的必由之路。《内经》时期援引阴阳、五行、气等哲学思想结束了以诊疗经验为主,各类学说杂乱无章的局面,使中医学走上了比较系统的发展道路,奠定了中医学理论基础。3.腧穴的发生与发展演化:大致可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无到有,以痛为输——腧穴的“萌芽”或“雏形”。这一阶段虽已有腧穴雏形的出现,但尚无固定的位置、名称,统称为“砭灸处”。人们还没有把腧穴与特定的疾病联系起来,也未产生以“穴”治病的思想,并不是本质意义上的“腧穴”。第二阶段:从少到多,从“砭灸处”到“刺灸点”——腧穴的“确定”。在本阶段通过人们的反复实践、认识和总结,腧穴的部位开始固定下来,部分腧穴开始命名,人们开始意识到腧穴不是孤立于体表的点,萌生了“穴”与“气”和“线”关系的联想,并产生了“气穴”的概念。第三阶段:理论升华,寻找支撑——腧穴归经,“经穴”发生。本阶段,经络概念产生,腧穴开始归经,“气穴”向“经穴”发展演化。也是由于经络的产生,使得腧穴理论从片断、零散走向了系统、综合,到了比较成熟、比较完善的发展阶段。结论:1.腧穴理论的发生因素主要有:医疗实践、解剖知识、社会生活实践、古代科学技术以及哲学思辨等。2.腧穴理论经历了从“穴”→“气穴”→经“经穴”,由无到有、由少到多、由零散到系统的发生、发展过程。3.“九针”是针灸医术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它为“经穴”和“经络”现象的发现创造了条件。4.医学的内在矛盾——医疗实践与医学理论发展的不同步性(医理严重滞后于医技)推动“经络”的发生以及腧穴向“经穴”的发展演化。5.早期的“砭灸处”、“气穴”先于经脉产生;“经穴”则出现在经脉概念形成之后。腧穴的确定与经脉循行线的确认起到了相辅相成的作用。6.腧穴除具有输注、转输气血等一般特性外,还表现出病理性、特异性、个体差异性等特点,故腧穴在定取时应特别重视“揣穴”这一环节。
张冬冬[6](2012)在《20世纪以来出土简牍(含帛书)年代学暨简牍书署制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选题是以研究战国、秦以降典籍所载古代史书书署制度文献为经,尝试以20世纪以来考古发掘简牍书迹实物的整体作为主体考察材料,主要从①简、牍的源流及简牍书署制度的概念,②20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出土战国楚系竹简册、秦简、秦牍、的类型学分类及简牍学特征,③两汉简牍年代学及其简牍学特征,④三国·孙吴及魏晋时期简牍所载的署书及署书书体的渊源与流变,⑤20世纪以来,西域地区新疆楼兰遗址等出土汉晋简牍及纸文书的发现、整理与研究,⑥简牍署书文字的字体及书写特征,⑦简牍制度的起源及先秦简牍实物的抄手,⑧先秦简牍实物的抄手与其书署形制的特点,⑨周代外史(大学)“掌达书名于四方”的“谕书名”教育,同秦汉之际,以书课吏制度的书署专门之学之间的关系,⑩书署课吏制度中“兼会杂体”与“正文字”对书法史五体并存的影响。等10个方面来探讨和论述:简牍书署制度的存在状况以及对早期中国字体的演变与书法史以及魏晋以降书法“名家流派时代”的决定性意义为主要目的。
游振群[7](2011)在《缯帛荟萃 精彩纷呈——侯府帛画研究述略之一》文中研究指明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马王堆一、三号汉墓的发掘,一大批绘制精美、内涵丰富的帛画问诸于世。围绕这批汉墓帛画,国内外众多学者纷纷撰写论着进行研究,先后掀起数次研究热潮,从而将人们的认识一步步引向深入。作为埋藏地下的古代绘画艺术品,帛画的面貌和内涵是随着其不断发现及相关研究的不断深入而逐渐清晰和丰富起来的。本文拟就学术界对马王堆汉墓帛画的研究情况做一梳理。
游振群[8](2010)在《马王堆汉墓帛画研究综述》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马王堆一、三号汉墓的发掘,一大批绘制精美、内涵丰富的帛画公之于世。围绕这批汉墓帛画,国内外众多学者纷纷撰写论着进行研究,先后掀起数次研究热潮,从而将人们的认识一步步引向深入。作为埋藏地下的古代绘画艺术品,帛画的面貌和内涵是随着其不断发现及相关研究的不断深入而逐渐清晰和丰富起来的。本文拟就学术界对马王堆汉墓帛画的研究情况做一梳理。
刘德增[9](2008)在《2007年秦汉史研究综述》文中认为
邢义田[10](2007)在《论马王堆汉墓“驻军图”应正名为“箭道封域图”》文中研究指明从一开始"驻军图"、"守备图"或"防区图"这些命名,就造成了大家认识此图性质的框框。唯有跳脱出来,才看得见其它的可能性。对照马王堆地形图和天水放马滩木板地图来看,这幅"驻军图"有可能是一张汉代郡国常有普通的箭道行政区地图,在汉代或应名为箭道图或箭道封域图。如此一来,"驻军图"上一些难解之处,或许可以得到较合情理的解释。
二、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守备图探讨(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守备图探讨(论文提纲范文)
(1)出土文献与战国秦汉诸尉之演变(论文提纲范文)
一、战国、秦代之郡县制与诸尉演变 |
(一)战国、秦代之郡县制演变 |
(二)战国、秦代诸尉之渊源与演变 |
1.中尉 |
2.都尉 |
3.邦尉、郡邦尉 |
4.国尉、大尉(太尉) |
5.邦尉与诸尉演变 |
二、汉代中尉、都尉之演变 |
(一)汉初之中尉、都尉、郡尉 |
1.秦汉之际的中尉、都尉 |
2.马王堆汉墓地图与张家山汉简中所见都尉 |
(二)内史、中尉与郡守、尉关系探究 |
1.中、郡关系 |
2.郡守、郡尉之关系 |
3.内史、中尉关系 |
(三)西汉中期之官制改革 |
1.中尉之变化 |
(1)主爵中尉之分化 |
(2)中尉为执金吾 |
2.郡守、尉关系变动 |
三、结 语 |
(2)《史记·南越列传》补笺(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英文摘要 |
绪论 |
(一) 研究缘起 |
(二) 文献综述 |
(三) 研究方法 |
(四) 论文创新 |
一、南越立国至赵佗去世 |
[1] 南越王尉佗者 |
[2] 置桂林、南海、象郡,以谪徙民,与越杂处十三岁。佗,秦时用爲南海龙川令。至二世时(後略) |
[3] 秦已破灭,佗即击并桂林、象郡,自立爲南越武王 |
[4] 汉十一年,遣陆贾因立佗爲南越王 |
[5] 於是佗乃自尊号爲南越武帝 |
[6] 高后遣将军隆虑侯竈往击之 |
[7]岁余,高后崩,即罢兵 |
[8] 乃乘黄屋左纛 |
[9] 使告诸侯四夷从代来即位意,谕盛德焉。 |
[10] 平言好畤陆贾,先帝时习使南越 |
[11] 因让佗自立爲帝,曾无一介之使报者 |
[12] 陆贾至南越,王甚恐 |
[13] 其西瓯骆裸国亦称王 |
[14] 老臣妄窃帝号,聊以自娱,岂敢以闻天王哉 |
[15] 至建元四年卒 |
二、赵胡继位至婴齐去世 |
[16] 佗孙胡爲南越王 |
[17] 此时闽越王郢兴兵击南越边邑 |
[18] 於是天子多南越义,守职约,爲兴师 |
[19] 天子使庄助往谕意南越王,胡顿首曰 |
[20] 亦行以惊动南越 |
[21] 婴齐代立,即藏其先武帝玺 |
[22] 惧入见要用汉法,比内诸侯 |
三、吕嘉叛汉至南越属汉 |
[23] 嘉遂出,分其弟兵就舍 |
[24] 立明王长男越妻子术阳侯建德爲王 |
[25] 乃下赦曰:「天子微,诸侯力政,讥臣不讨贼。今吕嘉、建德等反,自立晏如,令罪人及江淮以南楼船十万师往讨之。」 |
[26] 元鼎六年冬 |
[27] 以船西去 |
[28] 瓯骆相攻,南越动摇 |
[29] 徵自樛女 |
[30] 楼船从欲,怠傲失惑 |
[31] 成败之转,譬若纠墨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4)鲁东南苏北沿海地区汉代聚落形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选题缘由 |
第二节 时空范围及研究思路 |
第二章 鲁东南沿海地区汉代聚落等级概析 |
第一节 鲁东南沿海地区系统调查相关背景回顾 |
第二节 鲁东南沿海地区系统调查结果简介 |
第三节 报告中所见汉代聚落信息概析 |
小结 |
第三章 文献及考古发现所见汉代地方行政组织 |
第一节 传世文献所见汉代地方行政组织(郡县乡里) |
第二节 出土文献所见汉代社会组织 |
第三节 考古发现所见汉代郡县村落遗址 |
小结 |
第四章 研究区域内汉代各级聚落性质分析 |
第一节 文献所见汉东海郡辖县面积推测 |
第二节 东海、赣榆县汉代城址调查 |
第三节 苏北鲁东南聚落性质判断 |
小结 |
第五章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5)《黄帝内经》腧穴理论的发生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文献综述 |
参考文献 |
前言 |
第一部分 《黄帝内经》腧穴理论的基本内容 |
一、 腧穴的概念 |
二、 腧穴的数目、名称、位置及归经 |
三、 腧穴的定取方法 |
四、 腧穴的分类 |
五、 腧穴的主治病症 |
六、 腧穴的刺禁及注意事项 |
第二部分 《黄帝内经》腧穴理论的发生学研究 |
一、 文字发生学研究 |
(一)“腧穴”概念的文字发生学研究 |
(二)腧穴命名的文字发生学研究 |
二、 医疗实践的反复观察与验证 |
(一)古代解剖学基础 |
(二)生命现象的反复观察 |
(三)医疗实践的反复验证 |
三、 古代科学技术的渗透 |
(一)天文历法与气象 |
(二)地理学 |
(三)数学 |
(四)冶炼科技 |
(五)军事 |
四、社会人文思想的影响 |
(一)古代哲学 |
1. 阴阳 |
2. 五行 |
3. 气 |
4. 天人相应 |
(二)社会学 |
讨论 |
一、 腧穴的发生与发展 |
二、 年代考证 |
三、 《黄帝内经》腧穴理论的形成特点 |
四、 《黄帝内经》腧穴研究的启示 |
结论 |
附录1 《黄帝内经》命名腧穴一览表 |
附录2 《黄帝内经》“部位穴”一览表 |
附录3 《黄帝内经》腧穴主治病症一览表 |
参考文献 |
致谢 |
个人简介 |
(6)20世纪以来出土简牍(含帛书)年代学暨简牍书署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内容提要 |
中文摘要 |
English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本课题研究状况概述 |
1.2 本研究课题采用的研究方法 |
1.3 本研究课题的主要目的 |
第二章 用简用牍及简牍书署制度研究综述 |
2.1 简、牍的源流及简牍书署制度的概念 |
2.2 简牍年代学研究的成果、内容及现状 |
2.3 简牍书署制度研究的成果、内容及现状 |
2.4 用简、用牍制度的起源 |
2.5 20 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出土战国楚系竹简册的类型学分类及简牍学特征 |
2.5.1 楚地出土简册年代学综论 |
2.5.2 出土战国简册类型学分类的第一期——战国早期、中期前段至中期 |
2.5.3 出土战国楚简牍类型学分类的第二期——战国中期后段至中期偏晚 |
2.5.4 出土战国楚简册类型学分类的第二期——战国中期晚段竹书的代表 |
2.5.5 出土战国楚简册类型学分类的第三期——战国晚期早段至晚期 |
2.5.6 系年未能确定或信息不全面的部分战国楚地出土简册 |
2.6 简牍署书文字的字体及书写特征 |
2.6.1 战国楚系简牍文字概念的界定 |
2.6.2 战国简牍楚系文字字体的书写特征 |
第三章 简牍制度的起源及先秦简牍实物的抄手 |
3.1 先秦佚籍文献、卜筮祭祷与司法文书等三类写手间的联系及其书署形制特点 |
3.2 简牍书署制度中的先秦两汉古佚籍抄件特点 |
3.3 文献中书署制度的主体与先秦简牍实物中的签署人 |
3.4 周代小学六艺教育中的“书名”传习及书写实物的对应考察 |
3.5 包山 M2 楚墓所出土文书类及卜筮祭祷类简文,所见署名分类及战国简牍书署制度的探讨 |
3.5.1 包山 M2 楚墓出土文书简简文后署名的分类与书写风格的划分 |
3.5.2 包山二号楚墓出土筮祷祠简简文中的署名之分类及书写风格的划分 |
第四章 秦及两汉时期——简牍书署制度的完成 |
4.1 “掌官书以赞治”的周代史官与秦汉衙署府史、胥吏的“史书而仕宦”的传承关系 |
4.2 秦汉之际以书课吏制度的书署专门之学 |
4.3 20 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以来出土秦简、秦牍的类型学分类及其简牍学特征 |
4.3.1 出土秦简牍类型学分类的第一期——战国秦至始皇前期 |
4.3.2 出土秦简牍类型学分类的第二期——秦始皇嬴政至二世时期 |
4.3.3 出土秦简牍类型学分类的第三期——秦与西汉之相交叠时期 |
4.4 秦系简牍署书文字实物的时代下限 |
4.4.1 秦系简牍文字的专称——“署书”概念的界定与近年来考古所见实物的关系 |
4.4.2 秦系简牍署书的书写特点 |
4.5 秦汉宦学教本——早期习书的“法帖” |
4.5.1 《为吏之道》作为秦代学吏制度习字教本的文献依据 |
4.5.2 《为吏之道》在书写风格及字形结体上同其它秦汉简牍抄件的联系 |
第五章 两汉简牍年代学及其简牍学特征 |
5.1 20 世纪下半叶以来长江流域汉代墓葬简牍的类型学分类及其简牍学特征 |
5.1.1 汉代墓葬出土简牍(含帛书)类型学分类的第一期——西汉早期至武帝期 |
5.1.2 汉代墓葬出土简牍类型学分类的第二期——西汉中期至西汉晚期 |
5.1.3 汉代墓葬出土简牍类型学分类的第三期——东汉早期至东汉晚期 |
5.1.4 两汉简牍部分详细系年待公布或无法确定者 |
5.2 20 世纪初以来,西北地区汉代边塞遗址简牍(含纸文书)的发现及其简牍学特征 |
5.2.1 敦煌汉简部分 |
5.2.1.1 1949 年以前,有关敦煌及部分楼兰遗址出土汉简的发现、整理与研究 |
5.2.1.2 20 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关于敦煌汉简的进一步整理与研究成果 |
5.2.1.3 1949 年以来,新发现敦煌汉简的发掘与整理 |
5.2.2 罗布淖尔汉简部分 |
5.2.3 居延汉简部分 |
5.2.3.1 1949 年以前,国内有关旧居延汉简的发现、整理与研究 |
5.2.3.2 1949 年以来,国内有关旧居延汉简图版与释文的整理与研究成果 |
5.2.3.3 1949 年以来,台湾对旧居延汉简图版及释文的最新研究成果 |
5.2.3.4 新居延汉简的发现与整理工作的进展 |
5.2.4 1949 年以来,甘肃省东部——武威地区汉简的发现与整理 |
5.2.5 1949 年以后,西域地区于阗、尼雅等地区出土汉简牍的发现、整理与研究 |
第六章 简牍制度在两汉的形成 |
6.1 古代简牍制度文献的比勘、研究与分析 |
6.2 从简牍出土实物与文献的比勘,看简牍制度的形成 |
6.3 汉代简牍署书体——“八分”的起始年代问题 |
6.4 20 世纪以来出土简牍中所载秦汉字书兼法帖:《仓颉篇》书体之研究 |
第七章 简牍书署制度对名家流派书法时代的决定性影响 |
7.1 简牍书署制度对秦汉书法风格的决定性影响 |
7.2 简牍缀联与后世书法作品的行款 |
7.2.1 简牍缀联与书写顺序 |
7.3 史“掌官书以赞治”的化石性标志——简牍书迹行款中装饰性笔画:掠磔饰笔 |
7.3.1 问题的提出 |
7.3.2 掠磔笔画在两汉简牍书迹中出现的规律 |
7.3.3 装饰性掠磔笔划在两汉简牍书迹章法中的作用新探 |
7.3.4 “掠磔笔划”的渊源及其与隶变的关系 |
7.3.5 书简书牍制度对秦汉其它写件的影响 |
7.4 秦汉简牍文书习语与汉代早期草书形成的关系 |
7.4.1 西汉早期简牍草书体系年的考察 |
7.4.2 简牍文书中习语与简署书体书写草化之间的关系 |
第八章 三国、两晋及六朝——简牍与纸张的交替时代 |
8.1 三国、孙吴及魏晋时期简牍所载的署书及署书书体的渊源与流变 |
8.1.1 20 世纪初以来出土三国吴至十六国时期简牍的类型学分类及其简牍学特征 |
8.1.2 20 世纪初以来出土晋六朝简牍的简牍学特征及类型学分类 |
8.1.3 20 世纪初以来出土三国、两晋时期无法系年的简牍 |
8.2 20 世纪以来,西域地区新疆楼兰遗址等出土汉晋简牍及纸文书的发现、整理与研究 |
8.2.1 1949 年以前,有关新疆楼兰遗址内汉文魏晋木简牍及纸文书的发现、整理与研究 |
8.2.2 1949 年以来,有关新疆楼兰遗址内汉文魏晋木简牍及纸文书的整理与研究 |
8.2.3 1949 年以后,新疆楼兰地区出土简牍的发现与整理工作 |
8.3 书署字体在简牍制度探讨上的重要地位 |
8.3.1 简牍书署制度的研究对探讨书法艺术基本美学的重要意义 |
馀论 |
论文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以来发表的学术专着、论文目录 |
(8)马王堆汉墓帛画研究综述(论文提纲范文)
一 马王堆一号汉墓T形帛画研究 |
(一) T形帛画的名称 |
1.非衣说 |
2.魂幡说 |
3.铭旌说 |
(二) 画面的分析 |
二 马王堆一号汉墓帛画的深入研究 |
三 马王堆三号汉墓帛画的重点探讨 |
四 20世纪马王堆帛画研究小结 |
五 21世纪马王堆帛画研究瞻望 |
(9)2007年秦汉史研究综述(论文提纲范文)
一 经济与环境史研究 |
二 出土简牍与刑律研究 |
三 机构与职官研究 |
四 户籍、人口与社会问题研究 |
五 思想文化史研究 |
六 边疆与民族史研究 |
七 人物考辨 |
四、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守备图探讨(论文参考文献)
- [1]出土文献与战国秦汉诸尉之演变[J]. 刘效江. 学术探索, 2021(02)
- [2]《史记·南越列传》补笺[D]. 张佳能.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2016(04)
- [3]汉代地方城市防御体系研究综述[J]. 乔同欢. 秦汉研究, 2015(00)
- [4]鲁东南苏北沿海地区汉代聚落形态研究[D]. 王焕. 山东大学, 2014(01)
- [5]《黄帝内经》腧穴理论的发生学研究[D]. 苏妆. 辽宁中医药大学, 2013(05)
- [6]20世纪以来出土简牍(含帛书)年代学暨简牍书署制度研究[D]. 张冬冬. 吉林大学, 2012(04)
- [7]缯帛荟萃 精彩纷呈——侯府帛画研究述略之一[A]. 游振群. 中国汉画学会第十三届年会论文集, 2011
- [8]马王堆汉墓帛画研究综述[J]. 游振群. 湖南省博物馆馆刊, 2010(00)
- [9]2007年秦汉史研究综述[J]. 刘德增. 中国史研究动态, 2008(09)
- [10]论马王堆汉墓“驻军图”应正名为“箭道封域图”[J]. 邢义田. 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