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龙谷地震渐渐减弱（论文文献综述）
王晓玲[1]（2017）在《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人首蛇身交尾图像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吐鲁番出土人首蛇身交尾图像多见于6—8世纪的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和巴达木古墓群。因其半人半蛇的人物造型,前贤多将其定名为伏羲女娲。然,图像上除了多民族面貌的人首蛇身交尾形象、北斗之外,还有联珠纹环绕的日月图,上宽下窄的梯形画幅,以及强调装饰效果的绘画风格等特征。这些特征使阿斯塔那古墓人首蛇身交尾图像成了研究东西方文化艺术和神仙思想沿丝绸之路交流的珍贵图像。人首蛇身交尾图像的产生有其复杂的历史原委和原型。图像源起并不止于画像石同类图像。而基于图像、图像叙事、文献、出土文物和女性视角或可助力研究进展。先秦时期,中国古人将蛇类、水、雷电的特性相结合创造了龙。单身龙的发展,分化为中华龙、一首双身龙、双首一身龙和人首蛇身形象。龙图像的这种分化,是先哲在龙的神话原型和图像原型基础上,结合妫水汭地形貌、阴阳化生观念和天人感应思想进行哲学思辨的结果。女性信水与孕育之间的关系是“女娲七十化”的神话原型。初生婴儿是人首蛇身神话及图像的原型。“蛇”与“肠”“娲”“化”文字所构成的“生”意,是解读女娲信仰生成奥秘的文字符号秘匙。女娲崇拜,崇拜的是化育华夏族生命的生命之门、新生生命和既有生命。娲、蛙因象征女阴发生关联;蛙、娃因其声、爬行姿势、小蝌蚪与精子、长出两条腿的蝌蚪和初生婴儿形似而发生深层关联。两汉时期,是人首蛇身交尾图像伴随画像石祠墓兴衰的关键时期。源自先秦的“龙蛇”文化、“女娲之肠”的人母化育神话、“举孝廉”制度下的厚葬文化氛围,伏羲女娲作为华夏人文符号代表的确立,阴阳化生观念、伏羲女娲传说和兄妹婚神话传说的合并与粘连,“天人感应”思想以及“图谶于天下”的政治号令等,共同促成了双首双身交尾龙（蛇）图像向人首蛇身交尾图像的转化与发展。伏羲的原型是男阳或阳气,女娲的原型是女阴或阴气。伏羲女娲文化形成后,除了蕴含伏羲女娲神话传说之外,还成为代表人类起源和文化创生的始祖、代表阴阳和夫妇的人首蛇身形象。象征阴阳的人首蛇身形象进入墓葬空间,成为亡魂“转生神仙”的媒介。基于人首蛇身原型之初生婴儿形貌,人首蛇身交尾图像隐喻着人之生死转化的两极状态。这是超越伏羲女娲文化之处。魏晋时期,人首蛇身图像综合了非衣帛画和画像石同类图像的特点,以敦煌为中心,东被酒泉、嘉峪关和高台,西播高昌。其名称应为“上天衣”。“上天衣”上承“攀天系”“登天衣”“天衣”和马王堆“非衣”之名。它是高昌和西州前期,萨满教个体灵魂飞升思想与道教神仙信仰以及当地主流审美趣味共同作用下,形成的图像表达。吐鲁番阿斯塔那人首蛇身交尾者,是墓主夫妻升仙后的形象,而不是伏羲女娲。它是江汉和河西走廊人口西迁后,基于土着居民和移民共同的“灵魂飞升”信仰而流行于吐鲁番;随着佛教文化对当地幽冥文化的逐步渗透,中原丧葬礼仪流行风尚的西传,道教斋谯仪式在唐西州的流行而衰落。
王洋[2]（2020）在《金元时期山西社会的四个面向 ——以碑刻史料为中心（1127-1368）》文中指出金元时期是中国社会变革的重要阶段,也是山西区域社会发生激荡转折的时期。本研究主要考察的时段是1127年至1368年,这段时间内,山西处于金、元二少数民族政权的统治之下。研究以金元时期的山西社会为考察范围,以山西金元时期留存的850通碑刻资料为基础资料,将碑刻中所反映的释道宗教、祠神信仰、水利营建、宗族发展四个面向为主要研究对象。本文是一项关于地域社会史的研究,除碑刻资料外,同时运用史志、文集、家谱等资料,并注重田野调查,通过“自下而上”的视角以及“长时段”的研究方法,考察以上四个面向中所体现金元时期山西基层民众面对社会剧变时的复杂心态,以及在适应社会变化的过程中体现的能动性。文章旨在将基层民众从战乱和王朝更替下面目模糊的“黔首”,还原为充满主动性的行为主体,以人文关怀的角度对社会变革下的民众行为进行解读,并最终探讨山西社会在金元时期社会整合过程中发生的嬗变过程和对后世的深远影响。文章分为九章,按照时间顺序,设置了“金”与“元”的时间分野,第一章以“金代山西宗教与社会”为研究对象,宋代以来,山西的佛教信仰氛围相当浓厚,而北宋徽宗在民间弘扬道教的举措也令道教具备了一定信众基础。金代之前已存在的大中型寺院通过经营庙产、收徒授业、弘扬教义等途径获得发展空间。在宗教管理制度方面,金代与前代不同的一点是开发了民间购买寺观名额的通道,在此政策影响下,基层民众具备了在村中开设合法寺观的条件,地方精英与僧道的交流、博弈也变得频繁起来,不少具有经济实力和道德威望的僧道积极参与社会公共事务,一些新创的寺观成为村民共享的公共空间。第二章探讨了金代灾害频发的社会条件与民间创开水利的热潮。金元时期处在历史上气候波动较大的寒冷期之间,受气候影响,旱灾成为山西地区生产发展的最大障碍。国家与地方精英的赈灾活动虽能纾解部分困难,但也会出现有时力有不逮的情况。为改善生存环境,提高生产效率,除对前代水利工程善加利用外,金代山西水利开发的一个鲜明特征是民渠的大量开创和水泉的逐步利用。随着水利工程的开发,民间关于水权的纷争也随着出现,民众通过输财、论工、家族继承、道义因素等不同条件厘定用水权力。同时,通过对不同水案进行个案研究可以发现,用水秩序中反映的国家话语与民间传统逐渐达成了微妙的平衡,官方通过地方精英对水利系统进行间接管理的制度逐渐形成。第三章论述了金代祠神信仰与山西社会的关系,由于灾害频发,被认为能够护佑地方风调雨顺的祠神成为民众寄予希望的另一途经。北宋熙宁年间曾进行过对民间祠神的大规模封赐,山西州县官员通过奏请封赐的方式为一部分地方祠神争取到了官方颁发的封号、庙额。由于金代未再度大规模封赐祠神,因此获得赐封的神灵群体基本维持北宋末的格局。在金代对祠神的管理中,地方官员、儒士与地方精英按照儒家经典,对一部分无额祠神进行了维护和再度诠释。通过对长子县上方村汤王庙的个案解读,可以形象地观察民间组织的内部结构、祈雨仪轨以及民众对异地设立“行祠”的看法。另外,由于经济利益的吸引,僧道也逐步参与到祠神祭祀中来。第四章探讨金代宗族的发展情况,由于靖康之变后的社会动荡,原先地方大族拥有的纸质谱牒很难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一些地区以石质碑幢作为载体,记录家族世系等信息。北方以先茔为中心的宗族活动也有一定发展,国家鼓励累世聚居,并为七十以上老人赐官,从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民众宗族意识的不断完善。此外,本文还注意到山西社会中宗族与宗教之间具有的密切联系。第五章详述蒙元时期山西社会的变革,首先是世侯的崛起,蒙元时期各州县地方武装与原金代官员等通过投降、依附蒙古,获得了当地军政权力,由于权力能够在家族内部继承,因此称为称为“世侯”。对于蒙元时期经历战乱的山西地区,世侯为巩固自己的势力范围,发展生产,招辑流亡,具有一定积极作用。其次是僧道政治、经济地位的抬升,由于邱处机、海云等着名僧道的社会活动,蒙古统治者允许僧道蠲免赋税。以兴建纯阳万寿宫与刊刻“玄都宝藏”两大活动为主,全真教在山西地区迅速扩张。佛教则通过三次僧道辩论,争取蒙古统治者的支持,对全真教进行全面抑制。再次是儒士地位的相对下降,由于蒙元长达八十多年未行科举,因此儒士不得不寻求为吏、为学官等新的入仕的渠道,并在社会事务中强调自身权威,科举停废客观上为儒士深入地方社会提供了条件。第六章主要研究元代山西宗族建设的情况,山西世侯通过“根脚”和自身才干延续了家族仕途,他们是宗族活动实践的主要力量。在这一时期,世侯、平民、儒士等具有不同文化背景家族积极采用“先茔碑”与“世系图”来记录家族发展情况,经幢与墓塔作为先茔碑的补充,在元代也一直被沿用。先茔碑的创作以平实为主,儒士在其中发挥了指导作用,谱牒中并不排斥女性与出家的族人,一些世侯与地方精英还创建了“家佛堂”作为祭祖场所,“守坟寺”这一形式在元代也得到了发展。综合来看,山西这一时期的宗族活动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第七章论述元代的水利与社会关系,元代是山西水利建设取得重大成果的时期,民间水利管理体系在前代基础上作用愈加突出,以渠长为代表的地方精英在水利管理、人力组织、水规制定等方面的参与程度亦不断加深。目前所见的一些地区,官方在推广“自下而上”用水经验与巩固渠长权威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洪洞等水利规约较为完善的地区,共同的水神祭祀与使水户的身份认同关联起来,渠长的权力不仅包括在现实生活中监督渠务、分配水权,在水神祭祀体系中确立权威,进行资源竞争也是重要的一环。我们看到,通过神权、传说等方式巩固水权的行为,被证实是卓有成效的。此外,僧道等新晋社会精英对水权的把握,也是本章研究的重点之一。第八章主要讨论元代祠神信仰与社会的关系,与金代相比,元代对祠神信仰的管理较为松散,无封号的祠神在社会中获得了宽松的发展空间。元代的地方儒士重视地方的文化传统和民众的实际利益,他们成为地方祠神信仰正当性的辩护者。由于元代自然环境多自然灾害,地方官员、儒士、精英与民众集中在民间神祠之中,希望通过祷告达到消灾弭祸,风调雨顺的目的。地方神祠中出现的乱象与国家管理紊乱有关。但是,元末农民起义,战乱频发,严苛的社会氛围令官员与民众过分倚重民间神祠的灵验效应,是否符合“正祀”的要求则降至次要位置。另一方面,以姜善信、广胜寺僧人为代表的宗教人员广泛地参与地方祠庙的修缮活动,并参与祠神祭祀,以争取社会精英的合作。第九章研究元代山西宗教折衷求变,积极向社会发展的原因和影响,“至元焚经”之后,全真教对道教的管理范围限于淮河以北,地方宫观的职能也由协调扩张转为以经营庙产为主。以五台山为中心的山西佛教则得到了元朝统治者的政治、经济等多方支持。本文注意到,在世祖之后,山西不少寺观均将庙产立碑,这一活动反映了释道二教在基层社会的生存压力。通过以泽州道士苗道一为个案的探究,我们可以发现元代宗教的发展环境与蒙元之初相比有着很大区别,作为全真掌教,苗道一的成就局限在宗教方面,而甚少涉足社会事务。而地方社会中的僧道们则积极适应以村社为中心的地域社会新格局,积极参与社会公共事务,并致力营造良好的社会形象。
张真[3]（2015）在《近代日本中国俗文学研究史论》文中认为中国俗文学研究是日本汉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日本汉学有着悠久的历史,形成了颇具特色的研究传统。中国俗文学作为汉文学的重要内容,在江户时代的日本形成一股热潮。不仅成为日本人学习汉语的教材,还对江户文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对近代日本的中国俗文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受众基础。随着近代以来西学的不断传入,日本现代学术制度逐步形成,现代学术意义上的中国俗文学学科早于中国本土在日本得以确立,中国俗文学研究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在追溯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尤其是中国俗文学学科史时,是不能忘记早稻田大学的初创之功的。早稻田大学前身东京专门学校在坪内逍遥的主持下创设了第一个以中国俗文学为特色的纯文学科系,而开设中国俗文学相关课程的第一任讲师就是森槐南。森槐南在东京专门学校首开中国俗文学课程的影响无疑是很深远的,其在中国俗文学学科史上的意义需要重新给予客观公正的评价,仅就早稻田大学一校而言,由他所开创的传统也一直被保留并发扬光大。在早稻田大学的中国俗文学学科初创之后,东京大学、京都大学也相继开设中国俗文学课程,建立中国俗文学学科体系,并由此成为近代日本中国俗文学研究的主要阵地和日本汉学史上的“东西两鼎”。由于两校的中国俗文学研究者各有其师承关系,其治学方法形成了颇具各自特色的流派,故往往冠以“学派”之称。本文第三章、第四章主要通过东京、京都两大学派的学术源流、师承谱系、学术竞争等方面,从较为宏观的角度展现两大学派的整体面貌,尤其是对狩野直喜、盐谷温、幸田露伴、铃木虎雄、青木正儿等人的中国俗文学研究作了较为详细地探讨。在上述三所着名大学以外,近代日本尚有不少以高等学府为中心的中国俗文学研究阵地。随着对外扩张的逐渐推进,日本在以东亚为主的殖民地设立了两所帝国大学:京城帝国大学、台北帝国大学。京城帝大在儿岛献吉郎、辛岛骁的主持下,台北帝大在久保天随、神田喜一郎、原田季清等人的主持下,都展开了各具特色的中国俗文学研究。除此以外,尚有不少私立大学展开了各具特色的中国俗文学研究,其中颇具代表性的有以宫原民平为代表的拓殖大学和以奥野信太郎为代表的庆应义塾大学。近代学术转型时期日本的中国俗文学研究中,有不少问题并非由某一位学者在某一篇论文或某一部论着得以解决,而是数十年间众多学者共同研究的结果,成为近代日本中国俗文学研究史上的重要问题。戏曲、小说、说唱文学等各个文体中都有这样的重要问题,第六章选取南戏、《水浒传》、敦煌俗文学等几个重要问题的研究史加以探讨。近代日本的中国俗文学研究,不仅是日本汉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际学术的重要一环,即日本的中国俗文学研究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学术现象,它的发生、发展始终与国际学术相联系。第七章通过盐谷温与欧洲汉学家的交往、王国维的中国俗文学研究与日本学界的关系及以《红楼梦》研究为视角的近代东亚三国学术交流为典型个案,试图勾勒出中国俗文学研究史上西方、日本、中国及中、日、韩等东亚三国间的学术联系与互动关系。
李海磊[4]（2019）在《4-6世纪中国北方地区壁画色彩技术及应用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壁画是人类历史上最早、延续时间最长的绘画形式之一。色彩是壁画最直观的表达方式和手段,也是壁画最重要、最活跃的视觉元素。古代壁画色彩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也是研究中国传统色彩文化和色彩理论重要的实物资料。它不仅记录了当时的社会发展状况,而且深刻反映了当时民族文化、宗教信仰、科学技术、社会习俗、审美风尚和色彩观念的变迁。4-6世纪是中国壁画发展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转折点,在中国古代壁画体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也是研究汉唐绘画之变和色彩观念变迁不可或缺的艺术遗存。这一时期中国北方地区丝绸之路沿线形成纷繁复杂、类型多样的壁画色彩体系,呈现出多元化、区域性、差异性、宗教性的时代特征。本文选择保存较为完好的墓室壁画和石窟壁画作为观察中心,以壁画色彩技术作为切入点,在积极搜集大量文献资料和田野调查基础上,采用文化地理学、考古类型学、统计分析、色彩图谱分析等方法,对壁画区位分布与类型、色彩观念及对壁画用色影响、壁画制作材料与工艺、颜料与色彩技术、施彩程序与着色技法、色彩组配规律与风格样式、色彩结构与颜色变量等方面进行系统研究。同时结合古文献中相关颜料记载与现代矿藏勘探成果,借鉴现代科学仪器对壁画颜料检测成果,较为完整地统计分析壁画使用的颜料种类、属性、产地、流通及消费区域,制作壁画分布与矿物颜料分布图表。最后初步提出建构壁画色彩标系的方法和步骤,希望能为壁画色彩保护修复与临摹复原提供理论支撑和参考,为中国古代壁画色彩体系建构提供帮助。当然,本文尝试性提出建构壁画色彩标系,或许还存在一些不完整和不足之处,今后还需继续补充与完善,也希望引起学术界对古代壁画色彩研究的重视,能够寻找到解决古代壁画色彩变量研究的新方法与新途径。
马曹章[5]（1983）在《龙谷地震渐渐减弱》文中研究表明在加利横尼亚州门洛帕克的美国地质调查局报道,位于加利福尼亚东部马默思莱克斯城附近的龙谷地区,许多强烈的小池震群已经从最多几乎每天1000次(SN:6/12/82,P.390;1/16/83,P．
陈恩虎[6]（2009）在《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农业发展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区域农业经济研究是目前经济史研究的热门课题,至今已有许多成果问世。相对而言,巢湖流域农业经济的研究较为滞后,并且研究领域和成果比较分散,尚未形成全面、系统的研究体系,其主要原因应当是学术界常常会以明清时代的巢湖流域与全国其他区域相比不具备“典型性”为由,漠视了对巢湖流域的经济研究。因此,努力填补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农业经济研究的空白,正是选题的学术价值所在。论文以明清时期（1368-1911年）巢湖流域农业发展变迁为研究对象,探讨明清时期巢湖流域人口和农作物种植结构、亩产水平的变化,农田水利兴修和土地资源的开发利用与生态环境变迁之间的互动关系,土地占有形态、租佃关系的发展演变和农村社会分层的变动,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区域特点等问题,进而对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农业发展进行总体评价。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历史学的分析和综合、演绎和归纳之实证研究法,成为课题解释历史和行文的基本工具。同时,还借助历史地理学、社会学、经济学以及统计学等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由于研究对象囿于明清时期巢湖流域的农业经济,因此特别注重运用历史地理学的方法来考察农业变迁,从时间序列与空间差异方面对于研究所需资料进行详细的清理与考辨。把定量统计分析方法和定性分析方法结合起来。通过定量分析,对明清时期巢湖流域的农作物产量、劳动生产率作定量的分析。通过定性分析,全面考察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农业发展程度与水平。利用历史学中的比较法,分析巢湖流域与安徽省其它区域、本地区前后期的关系、异同和兴衰。选题研究的主干性材料为地方志、家谱一类的地方文献,并充分发掘现存的文书资料,对《徽州千年契约文书·清民国编》第1卷和第2卷收录的300份文书进行了学术辨正。从某种程度上讲,鸦片战争以后的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乃至辛亥革命以后,巢湖流域农村社会依然基本沿袭着固有的道路前行,基于这种原因,论文运用了民国前期的一些调查和统计资料。文中大量图表的运用,进一步增加了研究的说服力。论文前有导言后有结语,正文共分七章：第一章、明清巢湖流域农业发展的自然环境和社会条件；第二章、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土地占有形态与租佃关系；第三章、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土地资源的开发与利用；第四章、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圩田建设；第五章、明清时期巢湖流域作物种植与亩产水平；第六章、明清时期巢湖流域的农村商品经济；第七章、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农业发展评价。其主要内容如下：巢湖流域在地理条件、地方行政和文化类型上,具有较多的一致性,是一个比较完整、边界清晰、较为独立的地貌单元,可以划为一个特定的社会经济综合区域,为我国东部地区人类活动与环境变化的研究提供一个相对理想的案例。在优越的自然条件,发达的水陆交通条件,重视水利的兴修,移民对巢湖流域农业的开发以及成熟的农业耕作技术、耕作制度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农业生产力的运动总体上呈发展状态,传统农业在许多方面都取得了超过前代的成就,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农业发展的最高峰,对近代乃至现代巢湖流域农业和整个社会经济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生产力的因素之一劳动对象来看,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土地得到了深度的垦种,经历了抛荒-垦复-开拓的过程,嘉庆、道光时期,农业垦殖和耕地总数达到高峰。在巢湖流域水旱耕地结构中,圩田面积在本区耕地总面积中占有重要比例。土地开发与利用的特点体现在屯田以军屯为主；出现了沙田、塘涂田、湖田围田等多种新的垦殖方式；巢湖流域人民在开发和利用丘陵山区的实践中,逐步摸索出一套与本地区相适宜的兴修小型塘坝水利形式。从生产力另一个因素劳动者的情况看,巢湖流域农业人口在明清之际增加得很快。至19世纪初,巢湖流域人口无论是增长速度还是绝对人口数字增加之多、在历史上都是空前的,已出现若干人口超百万的县。巢湖流域的人口构成中,外来移民一直占有较大比重。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农业的劳动生产率有较大的提高。巢湖流域在长期的传承和积淀中,逐渐形成了以水稻种植为中心的农业生产链和农事活动。水稻生产的进步,表现在品种的繁多和优良品种的推广上。亩产量基本在二石左右,大约三百市斤／市亩,丰腴圩田亩产可达三四石,大约五六百市斤／市亩。明清时期巢湖流域的耕作方式、土地利用率,都已超过国内的平均水平,基本形成了一整套的稻田耕作技术,并有与生产各环节相匹配的生产工具。水稻耕作制度有明显进步,除双季稻是一个重大突破外,复种成为一种普遍现象,间作制和套种制也在不断发展,一年多熟的耕作制度已十分普遍,开始形成水、旱两种土壤耕作体系,实行水耕、旱耕结合,水旱轮作。土地的合理利用技术也有所发展,主要表现在利用山岗、湖溪、旱地、房屋田隙间等荒闲土地种植杂粮和经济作物上。巢湖流域经济作物品种齐全,种植范围不断扩大,但种植面积零星分散,单产低,产量少,在农业经济中所占比重不大。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劳动人民因地制宜地创造了多种多样的水利设施,圩田是能够集中体现本区水利特点、反映本区水利问题、成为影响本地区农业生产的一种重要的农田水利形式,圩田的兴筑、维护、经营和管理,在防洪、排涝、灌溉、降渍等方面均起了积极作用。明清时期巢湖流域是安徽重要产粮地区之一,粮食是经济收入的主要部分,稻米成为对外贸易的主要输出物品,粮食商品率有着显着提高,巢湖流域对保证江南粮食安全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巢湖流域农村墟镇增长和发展过程中,众多的墟镇分处于不同层级的市场,在各种商业活动中承担着不同的角色,通过商品的上下流通,这些墟镇互为一体,基本形成了以集市与庙会相结合的、且具有多样性为特色的农村市场网络。农村市镇的发展和粮食作物的商品化,是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农村市场网络体系中相辅相成不可或缺的两大部分。在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农村商业活动中,有一个特殊的现象值得重视,即异常活跃的是以徽州商人为代表的客商而非土着商人,巢湖流域市场几乎为其所垄断,徽商对巢湖流域的农业发展产生了较为重要的影响。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农村土地制度、土地租佃关系和借贷关系等农业生产关系发生了些微变化。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封建地主土地占有制的主要特点,是大规模的土地占有与小规模的土地经营同时并存,土地较本省其他地区占有相对集中,土地大量集中于乡绅之手。在晚清土地兼并中,以淮系军阀为主的军功地主的兴起,对巢湖流域土地制度所造成的影响深远,它构成了巢湖流域晚清土地关系变化的另一显着特征。明清时期巢湖流域自耕农经济有较大规模的发展,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巨大推动力量之一,佃农也是巢湖流域从事传统农业的主力之一。租佃制是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地主剥削农民的主要方式,农业租佃关系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变化。一是从租佃期限看,出现了永佃制；二是从地租剥削率来看,有不断增长的趋势；三是从地租形态看,有力租、物租、钱租等三种主要形态,钱租的比重有微弱的增加；四是农业经营方式出现了新的变化。19世纪末20世纪初巢湖流域土地利用出现了以垦殖公司为标志的资本主义的生产经营方式。在旧的封建生产关系中,缓慢地孕育出新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呈现出明显的由封建农业经济向资本主义农业经济过渡的变异性。清代巢湖流域的喜礼俗例不仅存在于土地买卖过程中,而且存在于住宅交易过程中,对巢湖流域田宅交易俗例的探讨,有助于了解巢湖流域田宅交易中各种习俗的现象和本质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农业发展的轨迹具有着鲜明的区域特征。其内涵为：发展形式以渐进积累,数量缓慢增长为主,发展方向以内敛形式为主。从明清时期全国各地经济发展水平的角度着眼,巢湖流域应属于封建经济发展比较充分、地域上属传统农业区的已发展地区,农业是最主要的门类,水稻生产在农业中占有最重要的份额。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农产品商品化程度有明显的提高,农村市场发生了变化,区域市场网络基本建立起来,并且和省内外市场有了比较密切的关系。但农民的市场行为是被动的选择,是一种“饥饿的商品生产”,整个市场容量的扩大主要以农民“藉资生计”的温饱需求为界限,巢湖流域的农民生活是“节俭”型的糊口型消费,巢湖流域粮食商品化的程度存有一定虚假性。生产技术惯性渐进是以日积月累的经验为基础的技术进步,往往需要漫长的时间才能换取些许的技术变革。这一特点的出现,既反映了巢湖流域农业生产力基础的薄弱性；同时也反映了巢湖流域社会不同阶段自然,社会政治经济环境对其运动变化的制约性。在巢湖流域安土重迁、农耕为本习俗的背后,人们容易产生重农抑商,安贫乐道,不思进取开拓的小农意识,不利于先进农业技术的采用和推广。数百年来发生在巢湖流域的多次战争造成政局不稳,江河不治,水利失修,大量人口亡徙,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受到很大程度的影响。巢湖流域频繁而严重的水旱灾害对灾地的农业生产力系统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加速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调。由于巢湖流域农业开发模式的单一性、掠夺性,一味地追求耕地面积的扩大和粮食产量的增加,导致和放纵了人们对土地的滥垦,致使河湖面积日益缩小,水道堵塞,水流因无处宣泄而导致河堤决口的现象经常发生,造成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增加了自然灾害发生的频率和破坏程度。土地兼并的加剧和租佃关系的扩大,高额的地租和繁重的捐税,加重了农民的贫困破产,农民生活日趋恶化。足以表示农村经济特质的农具、水利及肥料等农业生产技术,在明清时期的巢湖流域停滞明显。总之,巢湖流域在发展速度、规模和方式中,逐渐形成自己的区域特征。农业经济是我国绝大多数地区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起点,对具体区域农业经济历史特点的研究和揭示,有助于理解不同区域现代化发展的差异,也有助于研究巢湖流域在这经济形态转型过程中的与其他区域的差异。巢湖流域明清时期的农业发展轨迹,对巢湖流域现代和未来的经济建设,提供了极为珍贵的的历史启示。
王京[7]（2020）在《中华民族伏羲女娲神话数据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以中华民族伏羲女娲神话作为专题数据研究对象,分析了信息技术日趋普及大背景下对以多民族人文始祖神话为代表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进行数据研究的意义,并通过数据学方法、文献分析方法、模型分析法及多重证据等多种方法,从不同角度对该神话专题数据的建设、开发与应用进行全面研究。积极尝试大数据方法在中国各民族传统文化乃至社科领域中研究方法的创新。本论文分为绪论和五章。首先,在绪论中,本文重点阐释了中华民族伏羲女娲神话专题数据的选题依据、对其进行数据研究的可行性以及国内外对该专题的研究现状等一系列问题。认为伏羲女娲神话是中国多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文化、中国文学包括当下人文社会科学许多学科学术研究中都对伏羲女娲神话体现出很高的关注度,并且大数据技术在人文社会学科的全面推进,也为伏羲女娲神话专题数据研究提供了学术需求与技术支持,无论是在该专题数据的采集与呈现方面,还是数据的分析与应用方面,都具有相应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第一章阐释了伏羲女娲神话数据的几个基本问题。重点梳理了从人类早期记忆到信息背景下人文数据建设的发展历程,分析论证了将各民族伏羲女娲神话作为专题数据进行系统研究的客观性和必要性。以此为前提,对伏羲女娲神话数据研究中的有关概念、基本内容等进行规范和厘定,并对伏羲女娲神话数据的丰富性、客观性、主观性和独立性等一系列特征做出阐释。第二章论述了伏羲女娲神话数据的选择与生成。在伏羲女娲神话数据选择对象方面提出以叙事主体为神话分类的数据选择、以语言类型为参照的数据选择和以不同载体为神话分类的数据选择等几大类型,重点对古文献文本、现当代民间口头文本、图像中的伏羲女娲和民俗中的伏羲女娲神话数据选择的原则和具体方法进行了阐释。在神话数据生成方式探讨方面,重点对都柏林数据结构核心元素集进行了必要的扩充和细分,并制定出基于神话文本元素属性、结构信息和相关数据信息的基本标准,同时,对后期数据的鉴别和验证、增值和清洗问题也做出相应的说明。第三章阐释了伏羲女娲神话文本的数据结构。利用神话理论对伏羲女娲神话的叙事结构作出不同分类,并重点从母题角度、民族角度和地理空间角度对伏羲女娲神话数据结构进行阐释。本文在论述母题视角下的伏羲女娲神话数据结构时,以1000余篇女娲神话文本为对象,提取出2160条母题,划分出10大类型和6个层级,并对母题结构层级关系及结构作出系统描述,搭建起一个逻辑清晰、关联明确、体系开放的女娲神话母题结构体系,实现神话文本资源与大数据处理之间的有效沟通,突出了母题数据结构应具有的完整性、开放性和关联性等特点。在伏羲女娲神话文本的地理结构分析中,论述了伏羲女娲神话地理分布的特征以及地理结构设置的方法,阐释了以民族聚居情况为参照的地理区域类型划分、以国家现行行政区划为背景的地理划分和以通行片区划分为背景的地理划分等情况,并以特定区域为例对此作出分析与验证。第四章重点阐述了伏羲女娲神话数据的关联性。本文认为数据的关联性是数据建设的核心内容,首先提出了伏羲女娲神话文本的时间关联、空间关联、作品与研究成果关联等基本关联模式。在阐释伏羲女娲神话在民族间的关联时,重点强调了神话与民族历史的关系、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及关联中的民族认同问题,特别以广泛流传于苗、瑶、羌、仫佬、毛南、布依等民族中的“洪水后伏羲女娲兄妹婚再生人类”神话文本为案例,论证了这种民族间的关联性。同时,重点阐释了伏羲女娲神话的母题关联问题,认为母题关联兼具神话叙事结构关联与语义关联两个维度,通过母题类型与层级的设置可以考察多类型神话数据的关联与结构,并以壮族伏羲女娲神话为例,多角度验证了通过母题的关联实现从专题数据到综合数据、从小数据到大数据的关联性建构。第五章重点探讨了伏羲女娲神话数据的当今实践与应用问题。本章首先分析了伏羲女娲专题数据研究在知识服务、知识图谱、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以及凝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方面的应用价值及发展前景,并重点分析了该类数据研究在神话学学科发展中的应用,提出了数据分析在中国神话创作与叙事特征研究、传承现状及规律研究等方面的学术实践。在论述伏羲女娲神话数据的创造性转化中,强调了神话数据转化的多样性,并对新媒体中及文化旅游产业中的神话数据开发与运用提出了一些方法论方面的意见与建议。
黄忠[8]（2019）在《大平正芳对华外交理念及实践》文中指出外交是内政的延伸,除了外交技巧和手法,它主要受到国内、国际环境的影响。战后之初,日本采取“吉田路线”,外交上对美依存,国内专注经济发展。随着经济发展及冷战局势的变化,日本主动或被动地追求自主外交,基于安全保障、经济发展、资源供给等问题,拓展外交的对象与形式,弥补和修复经济发展中的消极影响,同时欲积极承担国际责任。从战后之初的被动外交到自主外交冲动,在此过程中,其对华外交处于怎样的位置、又有怎样的变化,便是非常值得探讨的课题。大平正芳是战后日本着名政治家,出任第68代、69代内阁总理大臣,虽然执政时间不长,前后仅554天,但他长期处于自民党及其政权的中枢位置,尤其是历任池田勇人内阁、田中角荣内阁的外务大臣,在战后日本外交史上留下了深刻烙印。他处在战后日本政治、外交转型期,经历了中日邦交恢复等重大事件,推动中日友好关系发展,并且提出综合安全保障、环太平洋合作构想等,通过考察他的对华外交理念与实践,可以了解到战后日本对华外交的发展脉络。按照历史发展顺序,本文将大平正芳对华外交的理念与实践置于战后日本外交的大框架之中,结合大平正芳的政治、外交思想,辨析其对华外交理念在此过程中的“变”与“不变”,并指出其在战后日本外交史中的位置。除了序章和结论之外,全文共有五章。第一章首先是对战后初期日本的对华外交做了概述,指出冷战展开与日本对华政策的原点,并指出了大平正芳“椭圆哲学”及其政治理念。第二章主要论述了大平正芳与池田勇人内阁对华政策间的关系,包括大平正芳对安保问题的看法、其在“LT贸易”中的作用等。第三章阐述的是大平正芳与中日邦交恢复谈判,与此相关的还有“中国代表权问题”、“周鸿庆事件”、石油危机、《中日航空协定》等,此时已显示出了日本的自主外交意识。第四章是集中阐述了大平正芳对20世纪70年代日本政治、外交转折期的总结与展望,从中产生的自主外交意识在大平正芳内阁时期的对华外交中有所表现,如:对华日元贷款、缔结《中日文化交流协定》、访华等。第五章则是进一步论述大平正芳与新保守主义间的关系,并将此与中曾根康弘等新保守主义者作比较,从而抽出其对华外交理念在战后日本外交中的位置,以及他对中日关系本身的影响。本文综合运用了历史学、政治学、外交学等理论与方法,在战后日本外交发展的整个大背景下,基于大平正芳政治外交理念与日本对华政策间的互动,探求其对华外交实践的实质与价值。本文认为,在冷战环境下,大平正芳注重国内政治环境与国际舆论,在坚持对美协调的同时,积极谋求自主外交。在中日关系上,调和反共与贸易间的矛盾,但两岸坚持“一个中国”原则迫使其调整对华外交理念。大平正芳积极推动中日邦交恢复,表现出了老练的外交手腕和务实的行事风格,也体现其“椭圆哲学”的意蕴,以及他的敏锐洞察力和顺应时代潮流的决断魄力。在20世纪70年代的转折期,大平正芳积极摸索政治外交的新方向,提出“战后总决算”、“文化的时代”、综合安全保障、环太平洋合作构想、田园都市等理念,对战后“经济时代”的反思,显示出了“脱战后”以及对国家转型的自觉,这也为之后日本政府提起了方向性政策理念。从战后保守到全面保守、右倾化转变的过程中,大平正芳的理念与作用不容忽视,它既有浓厚的个人色彩,也有着时人共通认识的意味。
张慧芝[9]（2005）在《明清时期汾河流域经济发展与环境变迁研究》文中提出在地理学中,流域指相对河流的某一断面,由分水线包围的区域,是水资源地面集水区和地下集水区的总称。流域经济主要特征有三方面:一、水资源是其核心资源;二、沿河谷的交通网络是其经济布局之基础;三、流域整体性是其经济地域的根本特性。随着水资源的日趋紧张,流域可持续发展正日益成为各国关注的核心。汾河流域地处黄河中游,开发历史悠久,黄土的特殊属性、山西高原的特殊地形,水利开发对于当地经济发展意义尤重。明清时期是汾河流域开发史上一个比较重要的阶段,期间流域内部人口、资源、环境状况出现了新的特点,特别是水资源及其开发利用。因此,本文选择明清时期汾河流域这一特定区域和特定时段,系统研究该流域经济发展与以水资源为核心的环境之互动关系,以期践履学术“有用于世”之宗旨。 本文研究以地方志及正史、实录等史料为基础,加以实地考察所得史料,主要采用区域比较、连续地理剖面对比、历史分析等方法,将明清时期汾河流域分为上游、中游、灵霍峡谷、下游、尾闾地带5个经济区,在分区研究基础上,归纳总结流域经济的整体性特征。 上游属高寒山地区,为农牧交错地带。明以前其产业结构农林牧兼有,明清时期农业逐步占据了主导地位。从区域开发角度分析,这种变化是具有进步意义的,但就流域经济地域系统而言,其又存在较大弊端:上游植被破坏,水土流失加剧,不仅使当地生产力下降,且导致原本富庶的中下游盆地区,出现日趋严重的洪涝等水灾害,制约了整个流域经济发展。中游盆地区开发历史悠久,迄至明清“地狭人稠”的矛盾逐步显现。为此,当地采取了增垦农田、扩建水利、推广水稻等措施,并利用优惠的国家政策,抓住北部边境贸易的时机,商业也得到了较大发展。社会经济发展进一步推动了当地的水利事业,但河渠过多,规划不当,也使当时生态系统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如河水泥沙含量增加、淤积加重,洪涝灾害加剧等,并影响到当地经济发展,期间潇河河道迁徙频仍就是一个明证。灵霍峡谷以山地、丘陵为主,汾河利少,农业生产条件较差;水土流失严重,生态环境十分脆弱。明清时期凭借矿藏丰富、交通便利等优势,采矿业发展较快,逐步成为当地的主导产业。然而由开矿而引发的水土流失、水资源匮乏亦益趋严重,随着生态环境恶化,生产力下降,经济、环境恶性循环加剧。下游盆地区具有适宜的生产条件,物产丰饶,历史时期一直是流域经济重心所在。明初许多州县人口—土地矛盾已十分突出,除明初大规模移民外,商业移民从未间断。毗邻盐池等优势资源,明中叶其商业盛极一时,至清产业结构更为优化,棉花、粮食等种植逐步扩大,商品性农业进一步发展。尽管该地区的政治地位逊于太原,但因灵霍峡谷的阻隔,依然可以相对独立地发展,始终保持着流域经济重心区的地位。尾闾地带肩负整个流域泄洪功能,滩地难以增垦,受黄河干小北流段顶托、侧蚀,洪涝灾害易发,生产受到一定制约。明清当地推广烟草种植,带来了较大的经济效益,但因烟草,对土壤肥力消耗较大,农业生产力下降。此外,本区商业一直
刘翔宇[10]（2015）在《大同华严寺及薄伽教藏殿建筑研究》文中指出不乏杰出案例的辽代建筑,是我国现存古代建筑中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对辽代建筑所做的研究对理解唐宋变革时期的建筑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也是探寻中古时期建筑设计规律、建筑文化现象,以及建筑背后所折射的宗教思想的关键。本文以学界对辽代建筑已有的高水平研究为基础,聚焦于相对被前人所忽视却极为重要的大同华严寺以及薄伽教藏殿,在辽代建筑整体及辽代多元社会文化背景的视角下所做的个案综合研究。论文首先对华严寺自辽代创立以来至今的各时期兴衰过程及缘由展开了详细的论述,尤其重新发掘了华严寺之于辽代政权及国家宗教文化的重要性。另一方面,考察其作为研究对象,在学术史各阶段中所扮演的不同角色与价值。进而以薄伽教藏殿目前最为详实的调查报告为支撑,在分析辽代建筑形象总体发展进程以及对辽代建筑中一种具有特殊含义的装饰手段的探寻中,理解薄伽教藏殿的外部形象,随即对其在当时佛教观念影响下形成的完整内部宗教空间设计进行解读。
二、龙谷地震渐渐减弱（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龙谷地震渐渐减弱（论文提纲范文）
（1）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人首蛇身交尾图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阿斯塔那古墓人首蛇身交尾图像的发现与国内外学术界的研究 |
| (一) 阿斯塔那古墓人首蛇身交尾图像的发现 |
| (二) 阿斯塔那古墓人首蛇身交尾图像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二、研究范围、研究方法 |
| (一) 研究范围 |
| (二) 研究方法 |
| (三) 需要说明的问题 |
| 三、研究目的与意义 |
| 第一章 阿斯塔那古墓人首蛇身交尾图像的源起 |
| 第一节 人首蛇身形象源起与相关图像的涌现 |
| 一、人首蛇身形图像结构分析 |
| 二、自然之蛇的神秘特性与人文蛇、蛇神话、女娲之肠 |
| 三、龙、虹、阴阳二气与伏羲女娲 |
| 第二节 人首蛇身交尾图像的播迁及其与阿斯塔那古墓之关系 |
| 一、中原同类图像与阿斯塔那古墓人首蛇身交尾图像的关系 |
| 二、人首蛇身图像播迁之地域特征与阿斯塔那古墓之关系 |
| 三、荆楚幽冥文化对汉代葬俗和晋唐阿斯塔那古墓人首蛇身交尾像的影响 |
| 四、人首蛇身交尾图像的转型与播迁 |
| 第二章 阿斯塔那古墓人首蛇身交尾图像分析 |
| 第一节 阿斯塔那古墓人首蛇身交尾图像分析所引发的问题 |
| 第二节 阿斯塔那古墓人首蛇身交尾图像特征与类型 |
| 一、主体图像特征与类型 |
| 二、日月星图像特征与类型 |
| 第三节 阿斯塔那古墓人首蛇身交尾图像的分期 |
| 一、麴氏高昌时期至唐西州初期 |
| 二、西州中期到晚期 |
| 三、阿斯塔那古墓人首蛇身交尾图像的艺术风格及特征 |
| 第三章 阿斯塔那古墓人首蛇身交尾图像的文化内涵与功能 |
| 第一节 阿斯塔那古墓人首蛇身交尾图像的文化内涵与功能研究引发的问题 |
| 一、人首蛇身图像的文化内涵与功能研究引发的问题 |
| 二、阿斯塔那古墓人首蛇身交尾图像的文化内涵与功能研究引发的问题 |
| 第二节 伏羲女娲象征与阿斯塔那古墓人首蛇身交尾图像功能的关系 |
| 一、葫芦与伏羲女娲的象征 |
| 二、从非衣、铭旌、上天衣之间的异同看阿斯塔那古墓人首蛇身交尾图像功能 |
| 三、伏羲女娲多重象征与阿斯塔那古墓人首蛇身交尾图像的关系 |
| 第三节 阿斯塔那古墓人首蛇身交尾图像文化内涵 |
| 一、伏羲女娲、人首蛇身图像与两汉思想观念的外化 |
| 二、阿斯塔那古墓人首蛇身交尾图像的文化内涵 |
| 三、伏羲女娲文化遗迹与阿斯塔那古墓人首蛇身交尾图像内涵之关系 |
| 第四章 阿斯塔那古墓人首蛇身交尾图像的生成与衰落 |
| 第一节 伏羲女娲文化播迁与人首蛇身图像的西传 |
| 一、伏羲文化及其人首蛇身图像传播研究 |
| 二、女娲文化及其人首蛇身图像传播研究 |
| 三、人首蛇身图像在吐鲁番的生成前提 |
| 第二节 人首蛇身交尾图像西传及其在吐鲁番的形成 |
| 一、阿斯塔那古墓人首蛇身交尾图像的生成与衰落诸说述评 |
| 二、丝绸之路为人首蛇身图像西进吐鲁番创造的历史机遇 |
| 三、阿斯塔那古墓人首蛇身交尾图像生成的历史节点 |
| 四、阿斯塔那古墓人首蛇身交尾图像生成的原因 |
| 第三节 阿斯塔那古墓人首蛇身交尾图像衰落的原因 |
| 一、人口变化 |
| 二、信仰转换 |
| 第五章 人首蛇身母题的影响 |
| 第一节 人首蛇身母题的文化关系及其影响 |
| 一、人首蛇身母题的文化关系 |
| 二、人首蛇身母题之伏羲女娲文化影响 |
| 第二节 人首蛇身化生母题对文艺创作及社会生活方式的影响 |
| 一、人首蛇身化生母题对文艺创作的影响 |
| 二、人首蛇身神话母题对生活方式的影响 |
| 第三节 人首蛇身化生母题与神话传说母题在民间信仰中的发展与延伸 |
| 一、人首蛇身化生母题在民间信仰中的发展与延伸 |
| 二、求子风俗变奏 |
| 三、伏羲女娲文化和人首蛇身母题对当代社会生活的影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2）金元时期山西社会的四个面向 ——以碑刻史料为中心（1127-1368）（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由及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研究区域、材料和思路 |
| 第一章 其兴也勃:金代山西宗教发展的特征 |
| 第一节 入金以来山西地区的宗教生态 |
| 第二节 金代基层社会购买名额敕牒的热潮 |
| 第三节 金代山西地区释道二教的经济状况与社会影响 |
| 小结 |
| 第二章 秩序初建:金代山西民间水利建设的背景与过程 |
| 第一节 金代山西的自然环境与主要灾害 |
| 第二节 国家与地方精英的赈灾活动 |
| 第三节 金代山西的水利建设与水权分配 |
| 第四节 金代水案分析 |
| 小结 |
| 第三章 祠赛祈报:金代山西民间祠神信仰与社会活动 |
| 第一节 金代山西民间祠神信仰格局 |
| 第二节 “载在祀典”:金代政府对神祠的管理政策与民间应对方式 |
| 第三节 官员的作为与态度 |
| 第四节 金代民间神祠的组织与祈祷——以潞州长子县上方村“圣王庙”为中心的考察 |
| 第五节 释道二教与祠神信仰的结合 |
| 小结 |
| 第四章 碑幢存谱:金代山西社会中的宗族实践 |
| 第一节 金代民间敬宗收族的路径 |
| 第二节 以先茔为中心的收族活动 |
| 第三节 孝亲聚族:金代民间宗族情况 |
| 小结 |
| 第五章 蒙元征服:金元易代对山西社会的影响 |
| 第一节 山西世侯的崛起 |
| 第二节 释道二教地位的提升 |
| 第三节 科举停废与儒士地位 |
| 小结 |
| 第六章 先茔图碑:元代山西的宗族建设 |
| 第一节 “迁转法”颁布后的世侯家族仕宦情况 |
| 第二节 元代先茔碑创建的时间分野与家族类别 |
| 第三节 今见山西元代谱系之特征 |
| 第四节 以“尊祖敬宗”为中心的茔地建设 |
| 第五节 义与利:元代宗族建设的双重属性 |
| 第六节 祠堂与佛堂:宗族祭祀的宗教影响 |
| 小结 |
| 第七章 承前启后:元代的水利与水规 |
| 第一节 蒙元及元代官方在水利建设中的作用 |
| 第二节 民间水利规约的继续完善 |
| 第三节 僧道等精英的水权 |
| 小结 |
| 第八章 以社为先:元代祠神祭祀中的多方角力 |
| 第一节 元代对祠神信仰的管理 |
| 第二节 蒙元前期多重社会精英对祠神信仰的重塑 |
| 第三节 地方精英对传统信仰的维护 |
| 第四节 村社——祠神祭祀的主体 |
| 第五节 元代官员参与祠神祭祀的方式 |
| 小结 |
| 第九章 折衷求变:元代山西社会中的宗教发展 |
| 第一节 祖荫难庇:“至元焚经”后全真教面临的主要问题 |
| 第二节 泽州道士苗道一与全真教的“中兴”尝试 |
| 第三节 元代山西佛教的发展 |
| 第四节 “难持胜果”:元代中后期僧道生存空间的逐步压缩 |
| 第五节 僧道的应对方式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3）近代日本中国俗文学研究史论（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近代日本中国俗文学学科的生成背景 |
| 第一节 汉学传统与中国俗文学在日本的传播与接受 |
| 第二节 西学的传入与文学观念的变革 |
| 第三节 汉学的复兴与近代学术制度的形成 |
| 第二章 早稻田大学与中国俗文学学科的初创 |
| 第一节 以中国俗文学为特色的文学科 |
| 第二节 森槐南:近代日本中国俗文学研究之鼻祖 |
| 第三节 森槐南的追步者 |
| 第三章 近代日本中国俗文学研究的东京学派 |
| 第一节 赤门文士:东京学派之先声 |
| 第二节 盐谷温:东京学派之主帅 |
| 第三节 节门弟子:东京学派之干将 |
| 第四章 近代日本中国俗文学研究的京都学派 |
| 第一节 京都大学与京都学派 |
| 第二节 狩野直喜:京都学派中国俗文学研究之先驱 |
| 第三节 京都学派的“三尊” |
| 第五章 东西两鼎以外的中国俗文学研究 |
| 第一节 久保天随及台北帝国大学东洋文学讲座 |
| 第二节 宫原民平:拓殖大学“支那学”开山之祖 |
| 第三节 奥野信太郎与庆应义塾大学的中国俗文学研究 |
| 第六章 近代日本关于中国俗文学重要问题的研究 |
| 第一节 日本小说中的中国故事研究:以《太平记》为例 |
| 第二节 南戏研究 |
| 第三节 《水浒传》研究 |
| 第四节 敦煌俗文学 |
| 第七章 国际视野下的近代日本中国俗文学研究——日本汉学与国际汉学的互动关系 |
| 第一节 盐谷温与欧洲汉学家的交往及其影响 |
| 第二节 王国维的中国俗文学研究与日本汉学界之互动 |
| 第三节 从“贾氏系图”看近代东亚三国的《红楼梦》研究之关系 |
| 结语 |
| 附录 |
| 附录一：近代日本中国俗文学研究大事编年 |
| 附录二：近代日本中国俗文学研究着述目录 |
| 附录三：《太平记》所引诸葛孔明故事来源考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4）4-6世纪中国北方地区壁画色彩技术及应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选题目的和意义 |
| 三、相关概念界定与研究范围说明 |
| 四、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 五、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
| 第一章 4-6世纪北方地区壁画分布与类型 |
| 第一节 中原地区墓室壁画 |
| 一、以平城—洛阳为中心北魏墓室壁画 |
| 二、以邺城—晋阳为中心东魏北齐墓室壁画 |
| 三、以长安为中心的西魏北周墓室壁画 |
| 第二节 西北地区墓室和石窟壁画 |
| 一、河西地区墓室壁画 |
| 二、龟兹石窟壁画 |
| 三、敦煌莫高窟壁画 |
| 四、其它石窟壁画 |
| 第三节 东北地区墓室壁画 |
| 一、辽东地区三燕墓室壁画 |
| 二、集安高句丽墓室壁画 |
| 小结 |
| 第二章 4-6世纪色彩观转变及其在壁画上的体现 |
| 第一节 “五行五色”色彩观 |
| 一、“五行五色”对绘画色彩的影响 |
| 二、北朝“尚色”变迁 |
| 第二节 绘画色彩论 |
| 一、以色貌色 |
| 二、随类赋彩 |
| 第三节 佛教传播与佛教色彩观 |
| 一、佛经中“色”、“色空”、“色相”释义表达 |
| 二、佛教“色光”观 |
| 三、佛教色彩观在石窟壁画中体现 |
| 第四节 中亚壁画色彩观影响 |
| 一、中亚粟特壁画色彩特点 |
| 二、中亚壁画对西域壁画色彩的影响 |
| 小结 |
| 第三章 4-6世纪壁画制作过程中的色彩技术 |
| 第一节 支撑体与地仗制作材料工艺 |
| 一、壁画支撑体 |
| 二、地仗制作材料与工艺 |
| 第二节 颜料研制与调配技术 |
| 一、颜料研制技术 |
| 二、颜料调配与胶结剂 |
| 三、矿物颜料性能与发色原理 |
| 第三节 壁画施彩程序与着色技法 |
| 一、壁画施彩程序与“色标” |
| 二、着色技法 |
| 第四节 匠师迁徙与绘画技术交流 |
| 一、龟兹地区匠师来源 |
| 二、敦煌地区匠师制度与分工 |
| 小结 |
| 第四章 壁画颜料颜色与色彩结构 |
| 第一节 颜色类别及颜料属性 |
| 一、红色系列 |
| 二、黄色系列 |
| 三、蓝色系列 |
| 四、绿色系列 |
| 五、黑色系列 |
| 六、白色系列 |
| 第二节 颜料产地与流通 |
| 一、矿物颜料产地分布 |
| 二、颜料消费与流通 |
| 第三节 壁画颜色变量分析 |
| 一、壁画颜色变量 |
| 二、壁画变色影响因素 |
| 三、壁画颜色层分析 |
| 第四节 壁画色彩结构与组配规律 |
| 一、壁画中色彩对比应用 |
| 二、菱形格图式与色彩组配规律 |
| 三、仿木结构凹凸色块组配规律 |
| 小结 |
| 第五章 壁画色彩技术理论及应用 |
| 第一节 壁画颜料分析检测技术 |
| 第二节 壁画色彩标系建构方法 |
| 一、壁画颜色样品选择标准 |
| 二、壁画色彩标系建构方法 |
| 第三节 壁画色彩保护与修复 |
| 一、壁画色彩保护修复原则与方法 |
| 二、墓室壁画色彩修复案例分析 |
| 第四节 壁画色彩临摹与复原色彩校准 |
| 一、壁画色彩临摹理念与方法 |
| 二、复原性临摹的色彩校准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在攻读博士期间研究成果 |
| 致谢 |
（6）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农业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选题的依据及意义 |
| 二、"巢湖流域"地理概念的确定与本课题研究的范围 |
| 三、与本选题相关的国内外研究动态 |
| 四、本选题研究的方法、创新及不足 |
| 第一章 明清巢湖流域农业发展的自然环境和社会条件 |
| 第一节 自然条件 |
| 一、巢湖流域的气候 |
| 二、巢湖流域的水资源 |
| 三、巢湖流域的土地资源 |
| 四、巢湖流域的植被 |
| 第二节 政区建置与历史沿革 |
| 一、先秦时期的政区 |
| 二、秦至宋元时期的政区 |
| 三、明清时期的政区 |
| 第三节 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农业发展的社会条件 |
| 一、明以前巢湖流域的农业发展 |
| 二、巢湖流域人口的增长 |
| 三、移民广泛存在 |
| 四、徽商活跃 |
| 第二章 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土地占有形态与租佃关系 |
| 第一节 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土地占有形态 |
| 一、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发展 |
| 二、农村社会分层的变动 |
| 第二节 明清时期巢湖流域的租佃关系 |
| 一、租佃形态 |
| 二、永佃制的发展 |
| 第三节 明清时期巢湖流域的土地买卖和交易俗例 |
| 一、明清时期巢湖流域的土地买卖 |
| 二、清代巢湖流域田宅交易中的喜礼俗例 |
| 第三章 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土地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
| 第一节 巢湖流域土地开发与利用的历史过程 |
| 一、宋元以前巢湖流域土地的开发与利用 |
| 二、明代巢湖流域土地的开发与利用 |
| 三、清代巢湖流域土地的开发与利用 |
| 第二节 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土地开发与利用特点 |
| 一、明清时期的屯田 |
| 二、土地利用方式的新变化 |
| 三、明清时期巢湖流域丘陵山区的开发与利用 |
| 四、垦殖公司经营形式的出现 |
| 第三节 耕地类型结构与布局 |
| 一、载籍耕地类型 |
| 二、水旱耕地结构 |
| 三、明清时期巢湖流域的耕地布局 |
| 第四章 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圩田建设 |
| 第一节 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圩田的兴修 |
| 一、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圩田兴修的缘起 |
| 二、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圩田兴修的过程、规模与地域分布 |
| 三、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圩田兴修发展的特点 |
| 第二节 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圩田的维护 |
| 一、建立完整的圩堤、涵闸、沟渠等水利体系 |
| 二、修筑堤防系统 |
| 三、塞支强干,联圩、套圩、分圩御水 |
| 四、重视圩岸的护养 |
| 第三节 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圩田的经营与管理 |
| 一、圩田管理机构和修防制度 |
| 二、"官督民修"的组织模式 |
| 三、圩堤修防资金 |
| 第五章 明清时期巢湖流域作物种植与亩产水平 |
| 第一节 明清时期巢湖流域粮食作物种植的变化 |
| 一、水稻的生产和分布 |
| 二、麦类作物的生产和分布 |
| 三、杂粮作物的生产和分布 |
| 第二节 明清时期巢湖流域经济作物种植的发展 |
| 一、纤维作物的生产和分布 |
| 二、油料作物的生产和分布 |
| 三、嗜好作物的生产和分布 |
| 四、染料作物的生产和分布 |
| 第三节 明清时期巢湖流域粮食亩产水平 |
| 一、影响粮食亩产量的主要因素 |
| 二、田亩折算与粮食亩产量的关系 |
| 三、明清时期巢湖流域的粮食亩产 |
| 第六章 明清时期巢湖流域的农村商品经济 |
| 第一节 农业墟市、集镇的逐步兴起 |
| 一、明以前巢湖流域市镇发展历程及成因 |
| 二、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农业墟市、集镇的发展及其特点 |
| 三、巢湖流域各州县内部市镇体系网络的形成和作用 |
| 第二节 明清时期巢湖流域以米粮贸易为主的商品流通 |
| 一、明清时期巢湖流域米粮贸易形成的原因分析 |
| 二、明清时期巢湖流域米粮贸易的经营形式 |
| 三、明清时期巢湖流域米粮贸易的运销和市场 |
| 第三节 明清时期徽商与巢湖流域的农业商品经济 |
| 一、徽商在巢湖流域的分布及其从事农业活动的原因 |
| 二、徽商在巢湖流域的农工商经营活动 |
| 三、徽商在巢湖流域的经营特色 |
| 第七章 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农业发展评价 |
| 第一节 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农业发展的原因 |
| 一、自然条件优越 |
| 二、水陆交通发达 |
| 三、重视兴修水利 |
| 四、移民的农业开发 |
| 五、农业技术成熟 |
| 第二节 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农业发展的特点 |
| 一、传统小农经济较为发达 |
| 二、以稻作为主的种植结构 |
| 三、以粮食贸易为主的区域农村市场网络基本建立 |
| 四、农民生活属"节俭"型的糊口型消费 |
| 第三节 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农业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 |
| 一、安土重迁,不习商贾的习俗 |
| 二、战乱的破坏 |
| 三、水旱灾害频仍 |
| 四、农业开发模式的单一性、掠夺性 |
| 五、土地兼并加剧,租佃关系膨胀,封建剥削加重 |
| 六、农业生产技术停滞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着目录 |
| 致谢 |
（7）中华民族伏羲女娲神话数据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中华民族伏羲女娲神话选题的依据 |
| 二、伏羲女娲神话专题数据研究的可行性 |
| 三、伏羲女娲神话专题研究及数据研究的状况 |
| 四、本文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伏羲女娲神话数据的基本问题 |
| 第一节 信息背景下的人文数据建设与研究 |
| 一、从人类早期记忆到数据研究发展历程回顾 |
| 二、人文数据研究的必要性与现实意义 |
| 三、选择伏羲女娲神话作为数据研究的设想 |
| 第二节 伏羲女娲神话数据的界定 |
| 一、神话的界定与特征 |
| 二、伏羲女娲神话的界定与基本内容 |
| 三、伏羲女娲神话专题数据研究的客观基础 |
| 第三节 伏羲女娲神话数据的特征 |
| 一、伏羲女娲神话数据的丰富性 |
| 二、伏羲女娲神话数据的客观性 |
| 三、伏羲女娲神话数据的主观性 |
| 四、伏羲女娲神话数据的独立性 |
| 第二章 伏羲女娲神话数据的选择与生成 |
| 第一节 伏羲女娲神话数据选择的基本问题 |
| 一、神话文本数据选择的目的 |
| 二、伏羲女娲神话资料选择的原则 |
| 三、伏羲女娲神话文本数据选择的方法 |
| 第二节 伏羲女娲神话数据来源的几种类型 |
| 一、以叙事主体为神话分类的数据选择 |
| 二、以不同载体为神话分类的数据选择 |
| 三、以语言类型为参照的数据选择 |
| 第三节 伏羲女娲神话文本数据的生成 |
| 一、神话文本数据提取与呈现的理论依据与标准 |
| 二、神话文本数据的基本构成与分解 |
| 三、神话文本数据的清洗与增值 |
| 第三章 伏羲女娲神话文本的数据结构 |
| 第一节 伏羲女娲神话数据结构的理论与定位 |
| 一、关于叙事结构的相关理论探讨 |
| 二、伏羲女娲神话结构分析中的几种常见定位 |
| 第二节 母题视角下的伏羲女娲神话数据结构 |
| 一、伏羲女娲神话母题的界定、特征与类型 |
| 二、伏羲女娲神话母题体系的基本结构 |
| 三、伏羲女娲神话母题结构的层级与描述 |
| 四、伏羲女娲神话母题结构体系的特点 |
| 第三节 民族与地理视角下的伏羲女娲神话数据结构 |
| 一、民族与地理概念在伏羲女娲神话结构分析中的意义 |
| 二、伏羲女娲神话的地理分布与地理结构设置 |
| 三、以中原地区为例考察伏羲女娲神话的地理分布 |
| 第四章 伏羲女娲神话数据的关联性 |
| 第一节 伏羲女娲神话的几种基本关联模式 |
| 一、国内外关于人文学科知识关联的研究与实践 |
| 二、伏羲女娲神话文本的时间关联 |
| 三、伏羲女娲神话文本的空间关联 |
| 四、伏羲女娲神话文本与研究成果的关联 |
| 第二节 伏羲女娲神话在民族间的关联 |
| 一、伏羲女娲神话形象在各民族的传播符合史实 |
| 二、伏羲女娲神话关联中的民族认同 |
| 三、伏羲女娲神话民族间关联的案例分析 |
| 第三节 伏羲女娲神话的母题关联 |
| 一、伏羲女娲神话母题关联性质的确定 |
| 二、伏羲女娲神话母题的类型与层级 |
| 三、以壮族伏羲女娲神话为例看母题关联的实现 |
| 第五章 伏羲女娲神话数据的应用 |
| 第一节 伏羲女娲神话数据的应用价值 |
| 一、专题数据建设与研究的应用价值 |
| 二、专题数据知识图谱的应用与前景 |
| 三、伏羲女娲神话数据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研究中的运用 |
| 第二节 伏羲女娲神话数据助力神话学学科发展 |
| 一、通过数据分析服务中国神话学学科发展 |
| 二、通过神话数据分析中国神话的创作与叙事特征 |
| 三、通过神话数据分析中国神话的传承现状及规律 |
| 四、伏羲女娲神话数据在学科发展中的其他应用 |
| 第三节 伏羲女娲神话数据的创造性转化 |
| 一、通过神话数据研究探讨神话转化的多样性 |
| 二、伏羲女娲神话数据在新媒体中的开发与应用 |
| 三、伏羲女娲神话数据在文化旅游产业中的案例分析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学术成果 |
（8）大平正芳对华外交理念及实践（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序章 |
| 一、选题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 |
| 四、研究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战后初期日本对华外交与大平正芳 |
| 第一节 战后初期的日本对华外交 |
| 一、冷战的展开与战后日本 |
| 二、战后初期日本对华外交 |
| 第二节 大平正芳的“椭圆哲学”与政治观 |
| 一、大平正芳的农魂与中庸性格 |
| 二、“椭圆哲学”与中庸政治观 |
| 第二章 大平正芳与池田勇人内阁的对华政策 |
| 第一节 池田勇人内阁的成立及其外交政策 |
| 一、经济第一:宽容与忍耐 |
| 二、池田勇人内阁的外交政策 |
| 第二节 大平正芳与池田勇人内阁 |
| 一、大平正芳与日美安保条约修订 |
| 二、大平正芳与池田勇人关系 |
| 三、大平正芳的政治外交观 |
| 第三节 大平正芳与中日贸易 |
| 一、池田勇人内阁的对华经济政策 |
| 二、“LT贸易”协定的达成 |
| 三、大平正芳与对中出口维尼纶成套设备 |
| 第三章 大平正芳与中日邦交正常化 |
| 第一节 大平正芳与“中国代表权”问题 |
| 一、“一个中国”还是“两个中国” |
| 二、“后继国家方式”构想 |
| 三、大平正芳与“周鸿庆事件” |
| 四、大平正芳访“台” |
| 第二节 中日邦交正常化 |
| 一、大平正芳对华外交认识及理念 |
| 二、石油危机与日本的自主应对 |
| 三、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 |
| 第三节 大平正芳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
| 一、《中日航空协定》的达成 |
| 二、大平正芳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谈判 |
| 第四章 自主外交意识与大平正芳内阁的对华政策 |
| 第一节 1970 年代大平正芳的外交观 |
| 一、自主外交意识与国民性 |
| 二、大平正芳的安保认识 |
| 第二节 1970 年代大平正芳的政治观 |
| 一、大平正芳的“战后总决算” |
| 二、大平正芳的政治展望 |
| 第三节 大平正芳内阁的对华政策 |
| 一、大平正芳内阁的外交战略 |
| 二、对华日元贷款的实施 |
| 三、大平正芳访华 |
| 第五章 大平正芳的新保守主义与中日关系 |
| 第一节 大平正芳的综合安全保障论 |
| 一、文化的时代与大平正芳政策研究小组 |
| 二、综合安全保障的提出 |
| 第二节 环太平洋合作构想 |
| 一、环太平洋合作研究小组的设置 |
| 二、环太平洋合作构想的理念及展开 |
| 第三节 大平正芳与新保守主义 |
| 一、大平正芳新保守主义的意味 |
| 二、中曾根康弘与新保守主义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9）明清时期汾河流域经济发展与环境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导言 |
| 一、流域作为一种区域的主要特征 |
| 二、本文研究意义及研究现状 |
| 三、技术路径 |
| 四、研究预期 |
| 第一章 自然特征及明以前社会经济发展 |
| 第一节 自然特征 |
| 一、地形、土壤特征及适宜作物 |
| 二、气候转寒及对社会经济的影响 |
| 三、水文特征及主要水灾害 |
| 第二节 明以前社会经济发展概况 |
| 一、农牧业 |
| 二、工矿业 |
| 三、商业 |
| 小结 |
| 第二章 上游农业发展与环境变迁 |
| 第一节 农业逐步成为主导产业 |
| 一、农业生产条件 |
| 二、明代农业发展 |
| 三、清代农业进一步发展 |
| 四、对环境的影响 |
| 第二节 林木业的兴衰过程 |
| 一、明中后期木材业发展 |
| 二、清前期林植业恢复 |
| 三、清中后期木材业衰落 |
| 小结 |
| 第三章 中游以省城消费为中心的经济结构 |
| 第一节 水资源与环境、经济 |
| 一、河湖水文变化对环境的影响 |
| 二、水利与农业发展 |
| 第二节 工商业发展 |
| 一、粮食输入路线 |
| 二、手工业发展 |
| 三、商业中心 |
| 第三节 金融业兴盛 |
| 一、平、祁、太晋商发展 |
| 二、金融业兴盛及对当地经济的影响 |
| 小结 |
| 第四章 灵霍峡谷工矿业发展 |
| 第一节 农业发展缓慢 |
| 一、农业发展概况 |
| 二、农业发展缓慢原因分析 |
| 第二节 工矿业发展及其影响 |
| 一、兴起原因 |
| 二、工矿业兴起 |
| 三、对经济、环境的影响 |
| 小结 |
| 第五章 下游经济重心区进一步发展 |
| 第一节 农业发展 |
| 一、干旱对农业的影响 |
| 二、汾河、霍泉灌区变迁及对农业影响 |
| 三、汾河、平水泉灌区变迁及对农业影响 |
| 第二节 商业发展 |
| 一、发展条件 |
| 二、边商兴衰 |
| 三、经济作物种植扩大 |
| 四、主要粮食输入路线 |
| 第三节 手工业发展 |
| 一、冶炼业 |
| 二、造纸业、印刷业 |
| 小结 |
| 第六章 尾闾地带的水环境特征及商业发展 |
| 第一节 水环境恶化及影响 |
| 一、黄河小北干流迁徙与水环境恶化 |
| 二、灌溉功能的演变 |
| 第二节 经济布局调整 |
| 一、水环境对经济布局的影响 |
| 二、商品性农业的发展 |
| 小结 |
| 第七章 汾河流域整体性特征 |
| 第一节 上游与中下游经济、环境互动 |
| 一、与中下游的经济交流 |
| 二、与中下游环境互动 |
| 第二节 省城与流域凝聚力 |
| 一、省城对社会经济的促进 |
| 二、省城区域交通枢纽地位的确立 |
| 第三节 灵霍峡谷对流域整体性的制约 |
| 一、灵霍峡谷地理位置及意义 |
| 二、对流域整体性的制约 |
| 第四节 下游经济重心区对流域发展的影响 |
| 一、生产风俗的北向传播 |
| 二、平阳城的经济地位 |
| 第五节 尾闾地带与流域的外向扩展 |
| 一、尾闾是流域之门户 |
| 二、门户地位发展的时代特征 |
| 小结 |
| 综论 |
| 一、明清时期汾河流域各经济区的互补性及地位变动 |
| 二、明清时期汾河流域产业布局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
| 三、汾河流域可持续发展的思索 |
| 结语 |
| 主要参考书目 |
| 附录：玉米、甘薯在汾河流域传播过程及原因分析 |
| 后记 |
| 攻读学位期间主要研究成果 |
（10）大同华严寺及薄伽教藏殿建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为何研究华严寺及薄伽教藏殿 |
| 二、相关研究综述 |
| 三、基本研究材料 |
| 四、研究基础 |
| 五、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六、论文结构 |
| 七、论文收获与未尽事宜 |
| 第一章、百年以来大同华严寺的调查研究 |
| 第一节、初现辽代建筑：日本学者的调查与研究 |
| 一、伊东忠太的发现 |
| 二、关野贞的两次调查与断代 |
| 三、村田治郎的调查与研究 |
| 第二节、深入研究阶段：中国营造学社的调查与研究 |
| 一、后来居上 |
| 二、辽、金、宋构之别 |
| 第三节、近五十年的调查与研究 |
| 一、文物保护主导下的调查与研究 |
| 二、欧美学者的研究 |
| 第二章、大同华严寺的千年历史走向 |
| 第一节、肇自元魏、李唐之说 |
| 一、溯源 |
| 二、正统观念下的附会 |
| 第二节、辽代华严寺的创立与扩建 |
| 一、战乱之地大同 |
| 二、辽兴宗建寺的背景 |
| 三、辽道宗敕建大华严寺 |
| 四、华严寺的御容殿 |
| 第三节、高僧主导下的金、元两度重兴 |
| 一、金朝之华严寺 |
| 二、慧明、海云与蒙元时期的大华严寺 |
| 第四节、地方关怀下的明、清华严寺 |
| 一、废寺复立的华严寺 |
| 二、上、下华严的重修与地方支持 |
| 第三章、薄伽教藏殿调查补记和新识 |
| 第一节、薄伽教藏殿的建筑本体 |
| 一、台及地面 |
| 二、墙体及门窗 |
| 三、殿身铺作 |
| 四、柱、平面及用尺 |
| 五、梁架结构 |
| 六、藻井与平棊 |
| 七、建筑彩绘 |
| 八、屋盖 |
| 第二节、薄伽教藏殿的壁藏及天宫楼阁 |
| 一、藏身 |
| 二、壁藏铺作 |
| 三、钩栏华版 |
| 四、屋面 |
| 五、彩绘 |
| 第三节、薄伽教藏殿的塑像造型、服饰与妆銮 |
| 一、佛像 |
| 二、菩萨像 |
| 三、弟子像 |
| 四、供养人像 |
| 五、天王像 |
| 六、其他塑像 |
| 第四节、附属文物情况 |
| 一、牌匾 |
| 二、殿内碑刻 |
| 第四章、由斗栱组合及补间铺作驼峰解读辽代建筑和薄伽教藏殿外部形象 |
| 第一节、社会历史背景下的辽代建筑分期 |
| 第二节、从斗栱组合解读辽代建筑形象 |
| 一、结构需要亦或形象追求 |
| 二、七铺作斗栱组合的两种极端风格 |
| 三、薄伽教藏为代表的五铺作斗栱组合 |
| 四、杂糅并置的多样化斗栱组合 |
| 第三节、辽式驼峰与栱眼壁彩绘考 |
| 一、辽代建筑的补间铺作与驼峰 |
| 二、辽式驼峰的来源及表达内容 |
| 三、绘制与塑造：栱眼壁彩画与驼峰 |
| 第四节、尘世与净土的空间界限 |
| 第五章、薄伽教藏殿内部空间的宗教观念表达与设计 |
| 第一节、薄伽教藏殿反映的辽代佛教思想 |
| 一、末法观念下的薄伽教藏殿藏经、内部空间及三世佛 |
| 二、薄伽教藏殿对华严思想的具现化表达 |
| 第二节、薄伽教藏殿内部宗教空间设计 |
| 一、塑像的整体空间设计意匠 |
| 二、殿内的顶面设计及其对宗教空间环境的营造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华严寺大事年表 |
| 附录二、华严寺石刻、题记文辑录 |
| 附录三、1980年代薄伽教藏殿维修前测绘测稿内容总录 |
| 附录四、新绘薄伽教藏殿测绘图 |
| 发表论文及参加科研情况 |
| 致谢 |
四、龙谷地震渐渐减弱（论文参考文献）
- [1]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人首蛇身交尾图像研究[D]. 王晓玲. 陕西师范大学, 2017(05)
- [2]金元时期山西社会的四个面向 ——以碑刻史料为中心（1127-1368）[D]. 王洋. 山西大学, 2020(03)
- [3]近代日本中国俗文学研究史论[D]. 张真. 南京大学, 2015(01)
- [4]4-6世纪中国北方地区壁画色彩技术及应用研究[D]. 李海磊. 上海大学, 2019(02)
- [5]龙谷地震渐渐减弱[J]. 马曹章. 地质科技情报, 1983(04)
- [6]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农业发展研究[D]. 陈恩虎. 南京农业大学, 2009(05)
- [7]中华民族伏羲女娲神话数据研究[D]. 王京.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0(12)
- [8]大平正芳对华外交理念及实践[D]. 黄忠.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4)
- [9]明清时期汾河流域经济发展与环境变迁研究[D]. 张慧芝. 陕西师范大学, 2005(01)
- [10]大同华严寺及薄伽教藏殿建筑研究[D]. 刘翔宇. 天津大学, 2015(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