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倡照辩证法办事——学习毛主席《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的体会(论文文献综述)
黄家周[1](2015)在《文化建设视域下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研究 ——以广西为例》文中提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同时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人民完成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必然要求,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价值体现和生命力所在。遵循恰当的路径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关键。马克思主义的文化与意识形态理论、精神文化生产理论、文化领导权思想、文化软实力思想是我们理解文化建设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之间关系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彰显了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指导思想的地位,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核心任务;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和繁荣则有助于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进程。我们在探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的过程中应重视文化建设的视域,关注不同地区的“人文特点”,这是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要求。广西是我国少数民族人口最多的省区,加强对该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五四”运动至新中国成立是广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发轫期。“五四”运动前后,广西籍进步知识分子为促进马克思主义在本地区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时期,红七军、红八军和根据地苏维埃政府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开展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发展文化教育事业的政策和措施,深受民族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广西党组织牢固掌握了桂林抗战文化运动的领导权,向各阶层广泛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鼓舞了广西民族群众的抗战斗志。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广西党组织根据新的工作方针,发动群众开展反内战、反独裁,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为配合解放军南下解放广西创造了必要的舆论氛围和群众条件。新中国成立至20世纪80年代初是广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开拓期。新中国成立初期,广西的文化艺术事业全面振兴,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建立体现了中共灵活运用马列主义民族理论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又一次成功实践。“文革”十年却使广西文化艺术事业惨遭破坏,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工作亦历经曲折。随着拨乱反正、思想解放运动的推进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广西文化建设事业重现新的曙光,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工作呈现新的局面。20世纪80年代初至今是广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全面推进期。广西通过创建社会文化先进县工程、建设千里文化长廊工程、推进知识共享工程等活动,实现了整体文化水平的提升。“双学”活动的开展、“四个广西”建设理念的提出、民族文化强区战略的制定和实施、“广西精神”的凝练、“桂理昕”宣传品牌的形成、“美丽广西·清洁乡村(生态乡村)”活动和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深入开展,以及“中国梦”理念和“四个全面”思想在广西的广泛宣传,彰显了新时期广西马克思大众化的新特征。我们通过对广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历程的系统考察和分析,概括了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六条基本路径:一是积极开展民族地区党员干部的教育培训活动增强其引领群众的能力;二是利用有民族特点的多样化载体促进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三是加强民族文化建设发挥先进文化的育人功能;四是发挥先进人物的示范功能和社会力量参与马克思主义宣传的作用;五是发扬民族团结教育在促进民族和谐发展中的作用;六是在学习借鉴其他地区先进经验的基础上推进本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践创新。广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选择过程中蕴含着以下特点:首先,围绕实现群众利益需求而确定目标任务;其次,体现了鲜明的民族特点;再次,采取了多层面的保障措施;最后,呈现出多样化综合化的发展态势。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一项复杂的、艰巨的、长期的系统工程。当代广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的选择和实现过程中依然有不少问题和制约因素,尚存在某些路径不够顺畅、不够明晰、不够完备和适用性欠强等问题,影响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工作的成效。新时期新形势下广西仍然需要继续探索、创新和完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第一,大力发展民族教育,筑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之基。围绕提升教育质量和促进教育公平,充实民族教育的内容;从民族地区实际出发,丰富民族教育的形式。第二,改善民族地区的文化民生,夯实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加强民族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努力发展有少数民族特色的文化产业,倡导和组织健康向上的群众文化活动。第三,充分利用广西民族地区优秀文化资源,开拓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特别是要着力促进优秀民族传统文化、红色文化资源与马克思主义相契合,提升民族群众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程度。第四,建立和健全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实现的组织、制度和机制。我们应遵循统筹兼顾的思想和“以人为本”的原则,建立“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推进中心”,健全广西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人才、经费和奖惩等方面的保障制度,健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反馈和辅助等方面的实践机制。
易春秋[2](2005)在《建国十七年中学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文中认为本论文以大量资料为基础,将建国十七年中学思想政治教育置于中国社会变动的历史背景中,以时间为线索,分为五个阶段对建国十七年中学思想政治教育的情况进行了全方位的考察。在此基础上,对建国十七年中学思想政治教育进行了较为客观的历史评价,并提出了若干思考。 论文由绪论、正文(共五章)和结语组成。 绪论。阐述了本选题的缘起及研究意义、研究现状,说明了研究方法、写作框架以及本论文的创新点。 第一章,国民经济恢复背景下的中学思想政治教育(1949 年 10 月~1952 年底)。党和国家继承和发扬老解放区学校教育和长期形成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优良传统,在吸收旧教育某些有用的经验和借鉴苏联教育经验的基础上,全面开展了新民主主义思想教育,主要锋芒指向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思想,确立了思想政治教育在普通中学中的重要地位。此时,加强了对师生的政治思想教育,通过政治课和各科教学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并结合土地改革运动、抗美援朝运动、镇压反革命运动、“三反”、“五反”运动进行了思想政治教育。建立健全了学校内的共产党、青年团、学生会、少年儿童队组织,形成了以普遍开设政治课为主体,密切结合各项政治运动而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体系。 第二章,社会主义改造背景下的中学思想政治教育(1953 年初~1956 年底)。新中国在恢复国民经济基础上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制定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第一部《宪法》,着手实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与此相适应,中学按照过渡时期总路线精神,提出了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任务,学习苏联的教育经验,通过各科教学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这一举措,一方面加强了各科教学中的思想政治教育,但另一方面,也使政治课的地位日益弱化。此时,加强了时事政策教育,在实践中开辟了学生守则教育、劳动教育、榜样教育、校外教育等多种途径,逐步形成了在党支部领导下,由班主任、团、队、学生会等各方面配合的经常化的中学思想政治教育制度。 第三章,“左”倾政治运动冲击下的中学思想政治教育(1957 年初~1960 年底)。这一时期,曾一度强调加强中学的思想政治教育,恢复政治课,颁布了建国以来第一部《中等学校政治课教学大纲(试行草案)》。但 1957 年反右斗争开始后,紧接着进行的“大跃进”和“教育革命”、“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斗争,“左”的思想开始抬头,并逐渐占了上风。由于“左”倾政治运动的冲击,使中学思想政治教育受到了严重影响,一切围绕着运动转。在政治课教学上,以开设“社会主义教育课”代替了原来设置的政治课,忽视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本章还阐述了通过多种途径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情况。第四章,调整背景下的中学思想政治教育(1961 年初~1963 年底)。以贯彻“八字方针”和《全日制中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为标志,中学思想政治教育开始逐步扭转前一时期“左”的倾向,政治课也开始进行调整,并继续通过各科教学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此时期,在中学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对德育和智育的关系处理得比较好,既切实贯彻教学为主的原则,又不放松德育。在德育工作中既重视政治教育、榜样教育、劳动实践,又加强了以学生守则为中心的道德品质教育,既继续发展并逐步完善校内各教育阵地的作用,又开始重视校外教育,逐步形成了较完善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体系,开始构建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网。但是 1962 年召开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后,强调阶级斗争为纲,对中学思想政治教育产生了“左”的影响,开始加强贯彻阶级教育,使中学思想政治教育产生了波折。可以说,这一时期的中学思想政治教育,既伴随着正确的内容又交织着“左”的偏向。第五章,“反修防修”背景下的中学思想政治教育(1964 初~1966 年 5 月)。1964 年春节,以毛泽东就教育问题发表的“春节谈话”为始,发表了一系列对教育问题的指示,其中很多内容对中国教育的改革有积极意义,但同时,讲话内容也包含一些“左”的因素。随着中苏分裂,美国采取反共的“和平演变”战略,毛泽东日益重视“反修防修”,并展开了一系列“反修防修”的运动,一时间,“反修防修”席卷教育领域,开始批判资产阶级教育思想,改革教育制度。在此背景下,毛泽东提出 “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同时在城乡社会主义教育(“四清”)运动的影响下,使本已从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后日益加强的阶级和阶级斗争意识更加强化。1964 年 7、8 月间,全国高、中等学校政治理论课工作会议的召开,阶级斗争教育成为政治理论课的主要内容,中学思想政治教育陷入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迷误之中。本章还阐述了以政治课为主的中学思想政治教育情况,活学活用毛主席着作、学解放军、学大庆运动的情况,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网继续加强和校外教育、家庭教育的情况。
吴家虎[3](2012)在《革命与教化:毛泽东时代乡村文化的一项微观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以山西省阳城县下孔村为个案,以建国后珍贵的村级档案为主体资料,辅以省、县级档案及调查访谈口述史料,用微观史的研究方法和“新革命史”的研究范式,从革命文化、国家权力与新的社会主义教化体系的角度,对毛泽东时代乡村独特的文化实践进行观察与分析。从文化的角度看,“革命”本质上是国家权力通过新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社会的一种重塑与整合,这一过程伴随着文化上的彻底转型与重建的浪漫追求。持续不断的政治运动是革命文化输入乡村的主要管道,同时,正是共产党员体现出的新的形象、品格和风范,对国家倡导的一套新的社会主义文化与意识形态在农民中的传播与认同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革命文化正是通过确立新的话语体系,通过弥漫于日常生活中的仪式与象征的不断操演,来颠覆传统,确立其文化霸权地位的。同时,这一文化体系非常注重对革命自身的记忆,以期巩固与延续革命文化的霸权地位。但是,当貌似十分强大的革命话语主宰一切而泛化以后,当革命话语颠覆了传统,试图建立一套全新的话语体系来界定与表达人们的思想的时候,文化水平普遍较低的农民要理解清楚这些话语的内涵是困难的。于是,我们看到毛泽东时代政治话语下移与泛化以后,农村社会普遍存在的“话语混乱”的现象。在革命文化对乡村社会的重塑与整合过程中,国家还极力通过破立结合的新的教化体系来塑造社会主义新农民。本文考察了农民在被不断塑造的过程中展现出的思想、行为和时代形象,以及在此过程中革命文化与传统的复杂互动与纠葛。社会主义新农民的塑造过程,很大程度上也是农民思想不断意识形态化的过程。但我们不能仅将这一过程看作思想宰制的过程,它同时也是一个新的思想教化的过程。因此,这一过程既有悖离人性的一面,又有高尚与令人崇敬缅怀的一面。那是一个在阶级斗争的激流下,追求道德理想的一个时代。学习毛主席着作运动是20世纪5070年代席卷全国的一场群众性的政治思想教育运动,对社会主义中国的文化与意识形态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在思想一元化的时代,毛泽东思想成为基层干部、农民群众汲取工作方法、道德价值与人生信念的源泉。我们不能因为这一思想教育运动中存在的教条主义、个人崇拜、思想强制等负面因素,而对之作简单化与片面性的理解。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基石与典范,在社会主义中国的文化体系中具有永恒的价值。从持续的时间,发动群众的规模和对人们思想改造的努力程度看,这一学习运动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普及化的一次空前绝后的实践。其暴露出的问题、教训及取得的成就都值得我们认真研究总结。在理论观点的创新上,本研究对建国后国家权力如何深入乡村及其性质作了新的观察。以往对这一时期国家权力深入乡村的研究,多从经济制度、政治结构与社会组织着眼,本研究重点从文化上考察了国家权力对乡村的改造。在对国家权力性质的理解上,本研究摆脱了以往当代中国乡村研究中,在国家—社会互动分析的框架内,从国家权力和意识形态对乡村的渗透、控制及与乡村社会互动的视角对国家权力的分析,转而重点关注革命文化对农民精神与价值世界的积极建构,这是一种新的社会主义教化体系,并不完全是渗透、控制所能概括和解释的。本研究最终还试图提炼出“植根于人心的国家权力”这一分析概念,来理解与解释毛泽东时代中国乡村的社会变革。从来没有一种国家权力试图如此彻底地重塑社会,改造人心。悖论的是,不论国家权力有多么强大,不论领袖的权威与魅力有多大,人心的治理谈何容易!这是国家权力的顶峰,也是它退撤的前兆!通过下孔村的经验观察,笔者还想强调,我们要用“不断生成的传统”这一概念去理解下孔村这类村庄的发展历程与未来的走向。今日下孔村文化繁荣、民风淳厚,既有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又与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新传统的继承、创新与弘扬密切相关。学术界对当代中国乡村的观察,要么重视传统文化的影响,要么强调改革开放后乡村的巨变,对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新传统的积淀与影响普遍关注不够。笔者想强调的是,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新传统的继承创新、发掘弘扬,对社会主义中国未来的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下孔村是观察当代中国农村发展变迁的一扇难得的好窗口,笔者对她的解读才刚刚开始。从新鲜的经验研究中,我们不仅能够提炼出一些解释当代中国乡村发展变迁的理论观点,而且能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具有现实意义的学理思考。
常海[4](2013)在《建国后中共第一代领导人对理论学习问题的认识》文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党的领导人一贯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不断地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问题的认识。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共第一代领导人,在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在民主革命时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问题的认识的基础上,进一步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问题的认识。建国后中共第一代领导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问题的正确认识,促进了全党全国人民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同新中国改革和建设实际的结合,因而取得了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成就。但是,在1957年之后,毛泽东在理论上和理论学习问题上相继提出了许多错误的观点,或肯定了一些错误的观点。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错误的理论观点和错误的学习方针、方法处于支配全局的地位,因而给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造成了许多损失,甚至是长期的严重损失。考察建国后中共第一代领导人对理论学习问题认识的历史,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对于今天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对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和启示意义。对于“建国后中共第一代领导人对理论学习问题的认识”这个问题,本文正文部分论述了以下五个方面的问题:本文第一章,论述了建国后中共第一代领导人认识理论学习问题的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理论学习的思想和民主革命时期中共领导人关于理论学习的思想,是建国后中共第一代领导人认识理论学习问题的思想理论根据。民主革命时期党在理论学习问题上的历史教训和成功经验,是建国后中共第一代领导人认识理论学习问题的经验根据。新中国成立后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后党面临的形势和任务,是建国后中共第一代领导人认识理论学习问题的现实根据。本文第二章,论述了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中共领导人对理论学习问题的认识。其中包括新中国成立后中共领导人对理论学习的强调,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对理论学习的要求,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对理论学习的新要求以及结合斯大林问题所阐述的关于理论学习的思想。本文第三章,论述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中共领导人对理论学习问题的认识。其中包括进一步加强理论学习的要求与错误倾向的发展,理论学习问题上正确作风的弘扬,理论学习问题上两种倾向并存以及理论问题上错误观点的进一步发展。本文第四章,论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共领导人对理论学习问题的认识。其中包括理论学习问题上的全面失误,对理论学习问题上错误观点的批判以及理论学习问题上失误的继续和发展,还包括在这个时期里周恩来、邓小平为纠正理论学习中的错误所作的努力。本文第五章,对建国后中共第一代领导人在理论学习问题上的认识做了总结性的评价。其中包括建国后中国第一代领导人在现记学习的问题上的正确认识的历史意义,在这一问题上的错误认识的危害及其原因,在现记学习问题上的成功经验以及在这一问题上应吸取的历史教训并结合这些经验教训论述了这些经验教训的借鉴意义和启示意义。
邢恩源[5](2013)在《柯庆施与中国当代政治》文中认为柯庆施于“文革”之前主政上海及华东十余年,是建国以后毛泽东最为赏识的地方领导人之一。1949年后,柯庆施先后担任南京市副市长、市长、市委书记,1953年初任江苏省委第一书记,1954年10月调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从1956年起,柯庆施的政治生涯开始如日中天,在风起云涌的政坛上备受瞩目:他积极支持毛泽东对“反冒进”的批评,严厉指责所谓的“右倾保守主义”。1957年在上海贯彻毛泽东“引蛇出洞”反右方针,成为反右派运动主将。同年12月因发表《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的报告得到毛泽东的夸奖。1958年在成都会议上,柯庆施语出惊人地提出:“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大力树立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他全力支持毛泽东发动“大跃进”运动,在1958年夏天放出华东钢铁产量八百万吨的“大卫星”,对毛泽东要求当年全国钢铁产量达到“一 0七0”万吨起了决定性影响。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他首创了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口号。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他一方面对“大跃进”百般维护,另一方面严厉批判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1962年初七千人大会上,他对刘少奇有关大跃进运动的总结报告表示不满,并希望继续跃进;1963年,为响应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重新倡导的“阶级斗争”,提出“大写十三年”口号,在华东迅速掀起现代戏运动,为“文革”的爆发奠定了广泛的舆论氛围和群众基础。此后,他与江青合作在上海打造“文化革命的试验基地”,并提携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基本形成了日后上海“文革”的政治构架。在他的大力支持与运作下,上海成为“文革”爆发的重要策源地。柯庆施的举动深得毛泽东的赏识,地位也随之不断攀升。1956年中共“八大”上他当选中央委员。1958年中共八大二次会上他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从1960年开始担任重新成立的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解放军南京军区第一政委,同时继续兼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市长,成为响当当的华东“第一人”。1965年初升任国务院副总理。关于柯庆施的学术研究很具有典型意义。他是当时中共地方党政负责人中的一员,其表现出的政治姿态带有某种普遍性,只是更加突出和激烈而已。随着毛泽东“继续革命论”理论的变相发展,中共的执政主旨思想越来越急于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急于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中共中央及地方绝大多数领导干部都主动或被动地遵循毛泽东的指导思想亦步亦趋地紧跟。在党内大环境的制约下,柯庆施一方面揣摩毛泽东的心态,一再表达迎合性的极“左”言论,进而献言献策;另一方面彻底贯彻毛泽东所提出的各项“左”的政治方针,一直冲在历次政治运动的最前沿。但是,不可否认,在柯庆施的身上又充满了秉承“左”的路线思想和保持共产党员党性原则相互之间的矛盾。作为建国后在地方上最积极支持和拥护毛泽东极“左”路线的代表,柯庆施在1956—1965年间之所以能够飞黄腾达,说明了他的实际行动完全符合毛泽东的政治理念,是毛泽东政治思想在地方上的具体实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共党内,政治生态已经很不正常,整个社会在“左”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胡艺华[6](2014)在《建国后十七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中国的语境下,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绝不是一个虚构的幻影,而是一个已经存在了近百年并不断得以推进的历史过程。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哲学最早传入中国,人们就开始尝试“哲学到大众去”,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这样的探索和实践一刻也不曾停止过。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历程中,曾有过数次历史性突进,其中建国后十七年这一段无疑是最具代表性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作为执政党,在全党全国范围内系统地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运动,开创出了一条与当时历史环境相适应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大众化之路,堪称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历史上的一个成功典范。在科学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命题的前提下,按照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的原则,对建国后十七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运动的历史背景、演进历程、文本、主体、路径方法进行比较全面而系统的考察,力图突破目前学界对建国后十七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研究中的那种流于简单介绍的状况,全面梳理、公正评述建国后十七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运动,总结提炼建国后十七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经验和教训、启示,从而为当代中国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提供有益的历史参照。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这一命题内涵的科学界定和准确把握,是系统研究建国后十七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一个基本理论前提。“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概念的形成和发展经历四个阶段:初步形成:“五四运动”至20世纪30年代;明确提出:20世纪30年代至新中国成立;不断深化: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创新发展:改革开放以后至今。界定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内涵,首先需要从三个方面进行辨正,即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区别开来,与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化区别开来,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联系起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内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人民大众之间的双向互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与人民大众实践活动的有机结合;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主体由社会精英到人民大众的逐步扩展。二、建国后十七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一方面有其历史必然性:巩固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思想基础;在意识形态领域确立马克思主义哲学主导地位的必然要求;探索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的理论准备;对广大干部、知识分子和人民大众进行理论武装的根本举措。另一方面有一系列有利条件:政治保障:共产党执掌国家政权;理论基础:毛泽东哲学思想日趋走向成熟;强大动力:党中央领导集体的高度重视。此外,还应看到苏联对建国后十七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影响:重要动因:对苏联经验的学习;重要条件:与苏联哲学界的互动;重要动力:对苏联模式弊端的反思。三、建国后十七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1949年至1956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开启和初见成效的阶段,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是在政治与哲学良性互动中得以比较顺利地推进,期间主要有三个重大行动:大力宣传并组织广大干部群众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开展主要针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在学术领域广泛发动以弘扬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主旨的哲学批判活动。1956年至1966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深入而曲折发展的阶段,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是在政治与哲学发生偏离的复杂环境中向前推进,成功与失误、经验与教训交织在一起,其中比较突出的事件主要是:理论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系统化宣传;工农兵学哲学、用哲学活动的兴起;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运动的开展。四、建国后十七年产生并应用大量具有时代特点、顺应民众需求、彰显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主要包括经典性文本、解释性文本、介绍性文本等三种形式。文本的使用有四个特点:在注重引进的基础上更加强调文本的中国化;在传承经典的基础上更加强调文本的时代性;在加强学理性的同时更加强调文本的通俗性;在遵循一般性的同时,更加强调文本的针对性。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视角,对五个具有代表性的文本进行简要分析,即毛泽东的《实践论》与《矛盾论》,李达的《<实践论>解说》和《(矛盾论>解说》、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冯契的《怎样认识世界》、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的《工农兵学哲学用哲学》。五、建国后十七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是一个由党的领袖、哲学工作者、人民大众共同参与、协同配合的系统工程。党的领袖起引领作用,主要是通过亲自倡导和组织发动全国性的哲学学习宣传运动,不断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运动投放新理论,带头把哲学理论转化为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哲学工作者起桥梁作用,主要是通过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毛泽东哲学思想,以通俗化的形式宣传和普及哲学理论,批判非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人民大众起根本作用,主要是通过持续不断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充分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解决实际问题,在实践中不断提出新问题、创造新经验。六、建国后十七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主要是通过六条路径来加以推进的,即文本传播、媒体宣传、教育引导、思想改造、制度安排、组织推进等;主要采用五种基本方法,即自主学习法、文本解读法、批判比较法、实践运用法、典型推广法。建国后十七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一个典范,其历史效果主要有:成功地确立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新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切实提高人民大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实践能力;有力地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其教训主要在于:哲学与政治的关系始终没有完全理顺;哲学大众化中存在简单化、庸俗化和极端化的倾向,暴露出实用主义、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等问题;对自身的内在规律研究不够、把握不准。由此我们获得启示: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必须把握科学内涵、夯实理论根基、创新传播方式、建设专业队伍、构建发展机制。
洪啸涛[7](1977)在《提倡照辩证法办事——学习毛主席《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的体会》文中提出《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是毛主席运用唯物辩证法分析和解决国内外重大问题的杰出典范,是实践的、战斗的哲学的光辉篇章。“全党都要学习辩证法,提倡照辩证法办事”,是毛主席在这篇重要讲话中向全党发出的伟大号召。认真贯彻落实毛主席的这个指示,对于我们深入揭批“四人帮”,肃清他们的流毒和影响,实现华主席提出的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具有巨大的指导意义。
王伟[8](2014)在《政治精英培养与政党能力建设 ——中国共产党干部培训制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也是政治精英培训的制度史。中共通过有计划的培养政治精英,提升了政党的整体素质,加强了政党的能力建设。在中共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也逐步探索、构建并完善了政治精英培训制度。制度的物质载体是进行政治精英培训的场域基地,主要是党校和干部院校;理论载体是培训的课程和内容体系;功能是塑造与政党要求相一致的新型政治精英,从而提升政党素质,推动政党发展。在中共发展的九十多年里,制度根据政党的目标和战略,主要培养了两类政治精英:革命精英和执政精英。这些精英也都成为了中共革命和执政的中坚力量,由此也证明了制度的有效性。政治精英培训制度的变迁与中共的发展呈现出同步性的特征,是中共发展的缩影。在建国之前,制度开始初步探索,并逐步建立完善,其目标指向于培养适应战争环境的优秀革命精英,制度的物质载体不断完善,理论载体在经历了教条主义的危害后实现了本土化的创新,即产生了毛泽东思想。从建国至“文革”结束,制度实现了演进发展,但最终走向分化和断裂,其目标指向于培养革命后执政精英,但是由于受内外部环境的综合影响,制度的理论载体演变为新的教条主义,最终制度走向崩溃。改革开放以后,中共开启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制度得以恢复,并实现了变迁和发展。在这一时期,制度致力于培养符合改革需要的新型执政精英,并在制度的物质载体和理论载体上实现了创新。在物质载体上,构建了中国特色的政治精英培训基地体系,并将制度的边界延伸到了国外,派遣政治精英到海外受训或调研考察;在理论载体上,构建了意识形态导向和实用主义导向两个维度的培训内容体系,其中意识形态方面,产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主要内容的新意识形态思想,现实主义导向的课程内容则更加丰富。制度的功能在于再生产出符合政党要求的新型政治精英。一方面,提升政党的学习能力,使政党能够具备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另一方面,实现对政治精英的整合,主要在意识形态教育和党性锻炼两个方面,强化政治精英对政党的认同感和忠诚度。当然,制度在实际运行中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意识形态教育与高素质执政精英培养的张力、党性锻炼与个人利益的张力、政治逻辑与市场侵袭的张力。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的关键在于加强政党的意识形态话语权,让政党牢牢掌握文化领导权。本论文的结构如下:第一章,导论。主要介绍问题的提出和选题意义、进行国内外相关文献的综述、介绍本论文的研究方法和分析思路,界定论文使用的关键概念、提出论文可能的创新点。第二章,讨论政治精英培训与现代政党建设。从现代政党的起源与发展谈起,论述政治精英培养对现代政党建设的重要意义。本章比较了西方资产阶级政党和社会民主党的政治精英培养模式,资产阶级政党主要是培养选举导向型的政治精英,而社会民主党的政治精英培养模式则经历了较大的变化。本章重点论述了共产主义政党的特征和政治精英培养模式。共产主义政党具有强调意识形态、组织结构严密和处于非竞争性政党体制之中的特点,因此政治精英的培养模式也显着区别与资产阶级政党和社会民主党。第三章,讨论建国前党的干部培训制度的探索。将建党至建国分为四个历史时期,即建党初期和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以及解放战争时期,分别讨论这几个时期政治精英培训制度所处的环境、制度的具体安排、制度的绩效和影响制度变迁的变量。第四章,讨论建国至改革开放前党的干部培训制度的演进。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共领导人民恢复生产秩序,开展三大改造,社会主义建设蓬勃开展,政治精英培训制度也实现了制度演进,构建了较为科学的物质载体和理论载体体系。但是在1957年之后,国内政治运动不断,制度缺乏继续演进和变迁的土壤,相继出现了分化和断裂。第五章,讨论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干部培训制度变迁。在这一时期,中共实现了政治路线的转变,将工作的重心转移到了经济建设上来,因此也需要培养大量适应改革需要的新型执政精英。在这一阶段,中共实现了政治精英培训物质载体的完善和理论载体的持续更新,促进了制度的变迁。第六章,讨论制度的特征、功能和问题。制度呈现出与中共同步性变迁的特征,主要是由政党组织结构和意识形态两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制度的功能主要是增强政党的学习能力和实现对政治精英的整合。制度存在的问题表现在意识形态教育与高素质执政精英培养的张力、党性锻炼与世俗利益的张力、政治属性与市场侵袭的张力。在本文的结论部分,总结了政治精英培训制度在提升中共政党能力建设方面的重要意义,认为制度是中共实现政治精英培养、加强政党能力建设的一项基本的政党内部制度安排。本文还认为,制度与中共具有同步性变迁的特征,其变迁受到内部冲突、外部压力、新观念输入、政治精英推动这些基本变量的影响。要解决制度存在的内在张力,就必须加强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实现意识形态的持续更新。
黄家周[9](2015)在《文化建设视域下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研究 ——以广西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同时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人民完成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必然要求,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价值体现和生命力所在。遵循恰当的路径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关键。马克思主义的文化与意识形态理论、精神文化生产理论、文化领导权思想、文化软实力思想是我们理解文化建设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之间关系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彰显了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指导思想的地位,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核心任务;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和繁荣则有助于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进程。我们在探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的过程中应重视文化建设的视域,关注不同地区的“人文特点”,这是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要求。广西是我国少数民族人口最多的省区,加强对该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五四”运动至新中国成立是广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发轫期。“五四”运动前后,广西籍进步知识分子为促进马克思主义在本地区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时期,红七军、红八军和根据地苏维埃政府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开展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发展文化教育事业的政策和措施,深受民族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广西党组织牢固掌握了桂林抗战文化运动的领导权,向各阶层广泛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鼓舞了广西民族群众的抗战斗志。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广西党组织根据新的工作方针,发动群众开展反内战、反独裁,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为配合解放军南下解放广西创造了必要的舆论氛围和群众条件。新中国成立至20世纪80年代初是广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开拓期。新中国成立初期,广西的文化艺术事业全面振兴,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建立体现了中共灵活运用马列主义民族理论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又一次成功实践。“文革”十年却使广西文化艺术事业惨遭破坏,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工作亦历经曲折。随着拨乱反正、思想解放运动的推进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广西文化建设事业重现新的曙光,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工作呈现新的局面。20世纪80年代初至今是广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全面推进期。广西通过创建社会文化先进县工程、建设千里文化长廊工程、推进知识共享工程等活动,实现了整体文化水平的提升。“双学”活动的开展、“四个广西”建设理念的提出、民族文化强区战略的制定和实施、“广西精神”的凝练、“桂理昕”宣传品牌的形成、“美丽广西·清洁乡村(生态乡村)”活动和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深入开展,以及“中国梦”理念和“四个全面”思想在广西的广泛宣传,彰显了新时期广西马克思大众化的新特征。我们通过对广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历程的系统考察和分析,概括了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六条基本路径:一是积极开展民族地区党员干部的教育培训活动增强其引领群众的能力;二是利用有民族特点的多样化载体促进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三是加强民族文化建设发挥先进文化的育人功能;四是发挥先进人物的示范功能和社会力量参与马克思主义宣传的作用;五是发扬民族团结教育在促进民族和谐发展中的作用;六是在学习借鉴其他地区先进经验的基础上推进本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践创新。广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选择过程中蕴含着以下特点:首先,围绕实现群众利益需求而确定目标任务;其次,体现了鲜明的民族特点;再次,采取了多层面的保障措施;最后,呈现出多样化综合化的发展态势。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一项复杂的、艰巨的、长期的系统工程。当代广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的选择和实现过程中依然有不少问题和制约因素,尚存在某些路径不够顺畅、不够明晰、不够完备和适用性欠强等问题,影响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工作的成效。新时期新形势下广西仍然需要继续探索、创新和完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第一,大力发展民族教育,筑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之基。围绕提升教育质量和促进教育公平,充实民族教育的内容;从民族地区实际出发,丰富民族教育的形式。第二,改善民族地区的文化民生,夯实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加强民族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努力发展有少数民族特色的文化产业,倡导和组织健康向上的群众文化活动。第三,充分利用广西民族地区优秀文化资源,开拓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特别是要着力促进优秀民族传统文化、红色文化资源与马克思主义相契合,提升民族群众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程度。第四,建立和健全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实现的组织、制度和机制。我们应遵循统筹兼顾的思想和“以人为本”的原则,建立“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推进中心”,健全广西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人才、经费和奖惩等方面的保障制度,健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反馈和辅助等方面的实践机制。
张华[10](2011)在《“新哲学”大众化运动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根据大量的原始报刊书籍资料,参照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和政治社会背景,对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新哲学大众化运动的产生、发展和演变进程进行了详实的梳理和评论。所谓“新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间的代称。所谓“新哲学大众化运动”,是指从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开始,在中共中央文委直接领导下,以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为组织机构,社联成员艾思奇、沈志远等作为核心骨干力量,带动一系列进步知识分子发起并推动的一场以大众化、通俗化为特征的,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社会思想运动,这场运动在抗战中和建国后一直持续进行。1958年开始的工农兵学哲学用哲学运动是整个新哲学大众化运动的最后一个高潮。该运动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兴起而结束于20世纪60年代。这场运动的发生,有其深刻的历史和学理因素。1927年之后,国民党背叛革命,镇压共产党,并在全国上下推行国民党唯心哲学。此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处于革命的低潮期,工人运动由盛而衰,武装革命遭遇挫折。中共六届二中全会的《宣传决议案》确定了宣传工作中的大众化路线,向大众展开意识形态宣传,准备迎接革命高潮。而此时的苏联哲学界经过几次斗争形成了比较完善的新体系,中国的学术界在此前唯物史观传播的基础上,吸纳了这个体系形成了唯物辩证法的研究热潮。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发展的要求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的脉络在中国共产党需要向大众展开意识形态宣传的时候汇集起来,终于形成一股新哲学大众化运动的潮流,冲破了国民党唯心哲学的围追堵截。中共中央文委领导下的中国社联是这场运动的主要发起组织,而艾思奇对推动这场运动走向第一个高潮的贡献最大。在社联时期,主要的代表人物还有张如心、陈唯实、沈志远、李平心、胡绳、冯定等人。这一时期产生了《大众哲学》、《通俗辩证法讲话》等一批影响巨大的大众哲学作品。随后,日寇开始了对中国的全面侵略,形势的变化迫使大众新哲们离开上海,走向全国,并迎来了这个运动的第二个高潮。抗战时期的新哲学大众化运动,沿着“社联”时期的道路继续前进,涌现了一批充满活力和创造力的新人和反映这个时代背景的新作,比如胡绳的《辩证法唯物论入门》,葛名中的《科学的哲学》等。抗战结束后,中国的主要矛盾又从中外民族矛盾回复到阶级矛盾。新哲学作为工农大众的革命斗争的精神武器,依然需要发挥重大作用。原有的大众化哲学着作仍然在翻印重版,而新的作品也层出不穷。第三个高潮中的新作更注重新哲学的实际应用,突出了思想方法论和人生观等方面。到了1958年,全国上下掀起了工农兵学哲学用哲学运动的新高潮,最终导致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作为一个社会运动的结束。这场运动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学界、政坛走到普通大众的生活中,改造了几代人的思想意识形态,为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本文除弁言外,正文共有八章:第一章“导论”,回顾了国内外的研究,确定本文的研究思路;第二章“正名”,辨析了已有的术语,阐释了“新哲学大众化运动”的名和义;第三章“历史背景”,从社会历史的角度分析新哲学大众化运动之所以兴起的外因;第四章“思想渊源”,从哲学史和思想史的角度分析新哲学大众化运动之所以兴起的内因;第五至七章分别是“第一个高潮:社联时期”、“第二个高潮:抗战中”和“第三个高潮:新中国成立前后”,详细解析了每个时期的代表人物、作品和特征;第八章“结论”,总结了经验教训,阐发了这场运动的历史与现实意义。
二、提倡照辩证法办事——学习毛主席《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的体会(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提倡照辩证法办事——学习毛主席《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的体会(论文提纲范文)
(1)文化建设视域下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研究 ——以广西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选题研究现状 |
1.2.1 国内研究综述 |
1.2.2 国外研究综述 |
1.3 本课题研究思路和内容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内容 |
1.4 本课题研究方法和主要创新 |
1.4.1 研究方法 |
1.4.2 主要创新 |
第2章 民族地区文化建设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关系相关问题探析 |
2.1 有关概念阐释 |
2.1.1 文化和文化建设 |
2.1.2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及其路径 |
2.1.3 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及其路径 |
2.2 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 |
2.2.1 文化与意识形态理论 |
2.2.2 精神文化生产理论 |
2.2.3 文化领导权思想 |
2.2.4 文化软实力思想 |
2.3 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题中应有之义 |
2.3.1 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 |
2.3.2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核心任务 |
2.4 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助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实现 |
2.4.1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
2.4.2 繁荣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
2.4.3 营造良好文化环境和氛围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
2.5 民族文化建设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实现相辅相成 |
2.5.1 民族文化建设过程中开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 |
2.5.2 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实现以民族文化建设为条件 |
第3章 广西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程 |
3.1 广西民族地区的人文特点 |
3.1.1 广西民族地区的总体概况 |
3.1.2 广西民族地区的人文特点 |
3.2 “五四”运动至新中国成立的发轫期 |
3.2.1 广西对“五四”运动的声援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
3.2.2 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文化建设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
3.2.3 桂林抗战文化运动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
3.2.4 解放战争时期广西爱国民主运动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
3.3 新中国成立至20世纪80年代初的开拓期 |
3.3.1 新中国成立开始了广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新征程 |
3.3.2 “文革”十年广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历经曲折 |
3.3.3 思想大解放开启广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新局面 |
3.4 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全面推进期 |
3.4.1 广西系列文化建设工程与转型期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
3.4.2 广西“双学”活动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桂宣传 |
3.4.3 “四个广西”建设与科学发展观的学习实践活动 |
3.4.4 党的十七大精神的学习与“桂理昕”宣传品牌的形成 |
3.4.5 “广西精神”的凝练与建设民族文化强区战略的提出 |
3.4.6 党的十八大后广西的理论宣传与“美丽广西·清洁乡村”系列活动 |
第4章 广西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本路径 |
4.1 开展民族地区党员干部教育培训增强引领群众能力 |
4.1.1 党员干部教育培训贯穿于广西革命和建设的始终 |
4.1.2 多渠道培养民族干部增强其引领民族群众的能力 |
4.2 利用有民族特点的多样化载体促进马克思主义传播 |
4.2.1 重视有民族特点的报刊图书的宣传功能 |
4.2.2 发挥民族文艺在传播马克思主义过程中的作用 |
4.2.3 善用传统大众媒体增强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效果 |
4.2.4 发挥现代传媒打造理论传播新模式的作用 |
4.3 加强民族文化建设发挥先进文化的育人功能 |
4.3.1 新民主主义文化在广西的发展及其功能 |
4.3.2 社会主义文化在广西的发展及其功能 |
4.4 发挥先进人物的示范功能和社会力量的参与作用 |
4.4.1 广西先进人物教育示范功能的发挥 |
4.4.2 广西妇女组织对党的宣传工作的参与作用 |
4.4.3 广西青年学生组织对党的宣传工作的参与作用 |
4.5 强化民族团结教育在促进民族和谐发展中的作用 |
4.5.1 民族团结教育是广西革命和建设事业成功的法宝 |
4.5.2 新世纪新阶段广西强化民族团结教育的新举措 |
4.6 学习借鉴其他地区先进经验推进自身实践创新 |
4.6.1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对其他地区先进经验的学习借鉴 |
4.6.2 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时期对其他地区先进经验的学习借鉴 |
第5章 广西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的主要特点 |
5.1 明确的目标任务 |
5.1.1 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宣传马克思主义 |
5.1.2 结合满足民族群众利益需求选择科学理论大众化的路径 |
5.2 鲜明的民族特点 |
5.2.1 以民族干部、群众和青少年学生为宣传重点对象 |
5.2.2 以普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党的民族政策为重要内容 |
5.2.3 运用民族文化资源作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重要载体 |
5.3 多层面的保障措施 |
5.3.1 物质保障 |
5.3.2 组织保障 |
5.3.3 人力保障 |
5.3.4 制度保障 |
5.4 多样化综合化的发展态势 |
5.4.1 多样化态势 |
5.4.2 综合化态势 |
第6章 完善广西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的思考 |
6.1 阻碍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实现的问题和制约因素 |
6.1.1 主要问题 |
6.1.2 制约因素 |
6.2 发展民族教育筑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之基 |
6.2.1 发展民族教育提升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成效 |
6.2.2 着力促进教育公平并充实民族教育内容 |
6.2.3 根据民族地区特点丰富民族教育形式 |
6.3 改善文化民生夯实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 |
6.3.1 加强民族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
6.3.2 发展有少数民族特色的文化产业 |
6.3.3 倡导和组织健康向上的群众文化活动 |
6.3.4 维护少数民族的文化权益及培育少数民族群众的主体意识 |
6.4 利用优秀民族文化资源开拓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 |
6.4.1 促进民族传统文化优秀因子与马克思主义相契合 |
6.4.2 深入挖掘和弘扬广西红色文化 |
6.4.3 广泛宣传和践行广西精神 |
6.5 建立健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实现的组织、制度和机制 |
6.5.1 建立“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推进中心” |
6.5.2 健全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保障制度 |
6.5.3 健全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践机制 |
结束语 |
致谢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论着及科研情况 |
(2)建国十七年中学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绪论 |
一、选题缘起及研究意义 |
二、研究现状 |
三、论文研究方法、写作框架及学术创新 |
第一章 国民经济恢复背景下的中学思想政治教育(1949 年10月~1952 年底) |
一、新中国中学思想政治教育的确立 |
二、通过政治课和各科教学进行思想政治教育 |
三、政治运动中的思想政治教育 |
四、发挥党、团组织和少先队、学生联合会等的作用 |
小结 |
第二章 社会主义改造背景下的中学思想政治教育(1953 年初~1956 年底) |
一、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任务的提出 |
二、学习苏联,通过各科教学进行思想政治教育 |
三、时事政策教育 |
四、开辟思想政治教育的多种途径 |
小结 |
第三章 “左”倾政治运动冲击下的中学思想政治教育(1957 年初~1960 年底) |
一、中学思想政治教育的加强 |
二、“左”倾政治运动的强大冲击 |
三、政治课与各科教学中的思想政治教育 |
四、思想政治教育的多途径展开 |
小结 |
第四章 调整背景下的中学思想政治教育(1961 年初~1963 年底) |
一、中学思想政治教育的调整 |
二、调整中的波折 |
三、政治课的调整及各科教学中的思想政治教育 |
四、多样化的思想政治教育形式 |
小结 |
第五章 “反修防修”背景下的中学思想政治教育(1964 年初~1966 年5 月) |
一、“反修防修”席卷中学教育领域 |
二、“以阶级斗争为纲”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 |
三、以政治课为主的中学思想政治教育 |
四、其他思想政治教育途径 |
小结 |
结语 |
一、历史评价 |
二、几点思考 |
参考文献 |
后记 |
(3)革命与教化:毛泽东时代乡村文化的一项微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图表目录 |
绪论 |
一、问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二、概念阐释 |
三、理论视野与研究方法 |
四、学术史综述 |
五、文献资料与调查访谈 |
六、主要创新与研究难点 |
第一章 下孔村及其研究价值 |
第二章 共产党印象 |
第一节 “共党来了铲人如割草,无论贫富皆难逃” |
第二节 “羊群走路靠头羊,群众看的是共产党” |
小结 |
第三章 政治运动与革命文化的输入 |
第一节 锣鼓喧天进公社 |
第二节 整党整风 |
第三节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
第四节 文化大革命 |
小结 |
第四章 革命文化:话语·仪式·象征·记忆 |
第一节 革命话语体系 |
第二节 仪式与象征 |
第三节 革命的记忆 |
小结 |
第五章 被改造的农民:社会主义新农民的塑造之一 |
第一节 冬学民校与政治夜校 |
第二节 学雷锋 |
第三节 学大寨 |
第四节 破四旧、立四新 |
第五节 思想检讨与重做新人 |
小结 |
第六章 学毛着:社会主义新农民的塑造之二 |
第一节 运动的兴起与发展 |
第二节 学习制度 |
第三节 学习内容 |
第四节 学习方法 |
第五节 记忆与认识 |
第六节 典型个案 |
小结 |
结论 革命与教化 |
参考文献 |
致谢 |
农村调查及访谈资料 |
附录 A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4)建国后中共第一代领导人对理论学习问题的认识(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目录 |
引言 |
第一章 建国后中共领导人认识理论学习问题的根据 |
一、 建国后中共领导人认识理论学习问题的思想理论根据 |
(一)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理论学习的思想 |
(二) 民主革命时期中共领导人关于理论学习的思想 |
二、 建国后中共领导人认识理论学习问题的经验根据 |
(一) 民主革命时期党在理论学习问题上的历史教训 |
(二) 民主革命时期党在理论学习问题上的成功经验 |
三、 建国后中共领导人认识理论学习问题的现实根据 |
(一) 新中国成立后党面临的形势和任务 |
(二)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后党面临的形势和任务 |
第二章 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中共领导人对理论学习问题的认识 |
一、 中共领导人对执政党加强理论学习问题的强调 |
(一)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理论教育的规定 |
(二) 刘少奇对理论学习和宣传问题的论述 |
(三) 中共中央对知识分子理论学习的要求 |
二、 社会主义改造期间对理论学习的新要求 |
(一) 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提出与理论学习的新要求 |
(二) 结合过渡时期总路线进行理论学习 |
(三) 批判唯心主义与理论学习 |
(四) 对知识分子理论学习的新要求 |
三、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对理论学习的新要求 |
(一) 关于党和国家面临的新形势和新任务 |
(二) 关于防止和克服主观主义 |
(三) 关于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相结合 |
四、 结合斯大林问题所阐述的理论学习思想 |
(一) 关于正确对待革命领袖 |
(二) 关于正确认识苏联革命和建设的基本经验 |
(三) 关于反对教条主义等错误倾向 |
第三章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中共领导人对理论学习问题的认识 |
一、 加强理论学习的要求与错误倾向的发展 |
(一) 毛泽东关于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的论述 |
(二) 错误理论观点的出现和发展 |
(三) 中共中央关于学习毛泽东思想的要求 |
二、 理论学习问题上正确作风的弘扬 |
(一) 毛泽东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
(二) 中共中央关于干部和党员学习的规定 |
(三) 刘少奇关于树立实事求是作风的论述 |
(四) 毛泽东、周恩来等关于树立实事求是作风的论述 |
三、 理论学习问题上的两种倾向并存 |
(一) 阶级斗争问题上错误观点的发展 |
(二) 对干部理论学习的进一步要求 |
(三) 对群众性理论学习活动的提倡 |
(四) 结合中苏论战所阐述的理论学习思想 |
四、 理论问题上错误观点的进一步发展 |
(一) 中苏两党公开论战和错误理论观点的进一步发展 |
(二) 理论学习问题上错误观点的发展 |
(三) 思想文化领域里批判的逐步“升级” |
第四章 “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共领导人对理论学习问题的认识 |
一、 理论学习问题上的全面失误 |
(一) 错误理论观点的进一步严重 |
(二) 对别有用心的言论的认可 |
(三) 错误理论观点的系统化和合法化 |
(四) “毛泽东思想大学校”和“革命大批判” |
二、 对理论学习问题上错误观点的批判 |
(一) 对理论学习问题上错误观点的初步批判 |
(二) 中央对干部理论学习的新要求 |
(三) 对理论学习问题上错误观点的进一步批判 |
(四) 周恩来批判极“左”思潮的努力 |
三、 理论学习问题上失误的继续和发展 |
(一) 错误理论的继续坚持和“批林批孔” |
(二) 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 |
(三) 邓小平为系统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所作的努力 |
(四) 理论问题上的再失误 |
第五章 建国后中共第一代领导人对理论学习问题认识的历史评价 |
一、 理论学习问题上正确认识的历史意义 |
(一) 对民主革命时期党的理论学习思想的发展 |
(二) 对新中国各项改革和建设的促进作用 |
二、 理论学习问题上错误认识的危害和原因 |
(一) 理论学习问题上错误认识造成的危害 |
(二) 理论学习问题上错误认识产生的原因分析 |
三、 在理论学习问题上应吸取的经验教训及其现实启示 |
(一) 在理论学习问题上应吸取的经验教训 |
(二) 理论学习问题上经验教训的现实启示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后记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5)柯庆施与中国当代政治(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英文摘要 |
绪论 |
一、选题缘起 |
二、学术史回顾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第一章 引言 |
第一节 去世后的哀荣 |
一、病逝成都 |
二、超乎常规的葬礼 |
三、死因重提 |
第二节 出身和早期经历 |
一、出身 |
二、新潮学生 |
第三节 家庭和工作作风 |
一、简朴的家庭生活 |
二、勤恳的工作作风 |
第二章 早期生涯 |
第一节 峥嵘岁月 |
一、见到列宁 |
二、年轻的共产党员 |
三、在“王明路线”时期 |
第二节 延安整风之中 |
一、与刘少奇“结怨” |
二、延安整风的开展 |
三、被“抢救” |
第三节 石家庄的“试验田” |
第三章 在南京的日子 |
第一节 主政南京 |
一、刘少奇的一封电报 |
二、接管南京 |
三、基层政权的建立 |
四、恢复生产 |
五、推动城市转型 |
第二节 江苏省委书记任上 |
一、中共高层“过渡”时间上的分歧 |
二、“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 |
第三节 推行农业合作化 |
一、“农业社会主义思想” |
二、为江苏互助合作运动打下基础 |
三、推行统购统销工作 |
第四章 在上海初显身手 |
第一节 初露锋芒 |
一、入主上海 |
二、跑步进入社会主义 |
三、上海的“对资改造” |
四、“论十大关系”对上海的影响 |
第二节 关于反右运动 |
一、整风运动 |
二、鼓励鸣放 |
三、反右主将 |
四、上海反右派风暴 |
第五章 从反冒进到大跃进 |
第一节 柯庆施与大跃进运动兴起 |
一、“主要矛盾”问题 |
二、乘风破浪 |
三、批评反冒进 |
四、无限崇拜 |
五、“急先锋” |
第二节 城市大跃进的楷模 |
一、上海进入“大跃进” |
二、“一0七0”指标的提出 |
三、大炼钢铁 |
四、“技术革命” |
五、“全国一盘棋” |
第三节 上海农村人民公社化 |
一、推波助澜 |
二、大办人民公社 |
三、短暂的纠“左” |
四、不服输 |
第六章 庐山会议后的继续跃进 |
第一节 庐山会议 |
一、再度转向 |
二、上海反右倾斗争 |
三、打击刘顺元 |
第二节 继续跃进 |
一、工业再跃进 |
二、“救命稻草” |
三、“穷过渡” |
第三节 跃进的代价 |
一、更上层楼 |
二、保钢 |
三、农村危局 |
四、不糊涂的糊涂账 |
第七章 七千人大会前后 |
第一节 坚守最后的阵地 |
一、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
二、不同的反思 |
三、最后的“社会主义阵地” |
第二节 分裂的开始 |
一、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
二、中央高层重心的偏移 |
三、为毛泽东辩护 |
第三节 重提“阶级斗争” |
一、中共八届十中全会 |
二、上海的阶级斗争之弦 |
三、“四清”运动 |
第八章 文化大革命的试验基地 |
第一节 倡导现代戏 |
一、“大写十三年” |
二、华东各地贯彻 |
三、毛泽东的支持 |
第二节 “文革”前华东现代戏高潮 |
一、华东成为现代戏的海洋 |
二、全国现代戏高潮的出现 |
三、高潮的背后 |
四、柯庆施的文艺“四清”运动 |
第三节 柯庆施与“文革”的发动 |
一、与江青合作 |
二、提携张春桥、姚文元 |
三、关于“评海瑞罢官”的争议 |
结语 |
附1 1954 年—1965年上海市委主要领导 |
附2 1949 年以后柯庆施大事记 |
参考文献 |
后记 |
(6)建国后十七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课题研究的缘起 |
二、国内外研究的综述 |
三、课题研究的价值、思路、方法和创新点 |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命题的解读 |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概念的形成和发展 |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概念的初步形成:“五四运动”至20 世纪30年代 |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概念的明确提出:20世纪30年代至新中国成立 |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概念的不断深化: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 |
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概念的创新发展:改革开放以后至今 |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内涵界定 |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辨正 |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内涵 |
第二章 建国后十七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时代背景 |
第一节 建国后十七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历史必然性. |
一、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是巩固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思想基础 |
二、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是在意识形态领域确立马克思主义哲学主导地位的必然要求 |
三、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是探索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的理论准备 |
四、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是对广大干部、知识分子和人民大众进行理论武装的根本举措 |
第二节 建国后十七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有利条件 |
一、共产党执掌国家政权为建国后十七年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提供了政治保障 |
二、毛泽东哲学思想日趋走向成熟为建国后十七年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奠定了理论基础 |
三、党中央领导集体的高度重视为建国后十七年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注入了强大动力 |
第三节 苏联对建国后十七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的影响 |
一、对苏联经验的学习是建国后十七年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重要动因 |
二、与苏联哲学界的互动是建国后十七年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重要条件 |
三、对苏联模式弊端的反思是建国后推进十七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重要动力 |
第三章 建国后十七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演进历程 |
第一节 1949年—1956年:开启和初见成效阶段 |
一、开展全国性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运动 |
二、开展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 |
三、发动以弘扬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主旨的哲学批判活动 |
第二节 1956年—1966年:深入而曲折发展阶段 |
一、理论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系统化宣传 |
二、工农兵学哲学、用哲学活动的兴起 |
三、“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运动的开展 |
第四章 建国后十七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主要文本 |
第一节 建国后十七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文本使用情况 |
一、建国后十七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文本使用的概况 |
二、建国后十七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文本使用的特点 |
第二节 建国后十七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主要文本分析 |
一、毛泽东的《实践论》与《矛盾论》 |
三、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 |
四、冯契的《怎样认识世界》 |
五、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的《工农兵学哲学用哲学》 |
第五章 建国后十七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主体作用 |
第一节 党的领袖的引领作用 |
一、亲自倡导和组织发动全国性的哲学学习宣传运动 |
二、不断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运动投放新理论 |
三、带头把哲学理论转化为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 |
第二节 哲学工作者的桥梁作用 |
一、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和毛泽东哲学思想 |
二、以通俗化的形式宣传和普及哲学理论 |
三、批判非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 |
第三节 人民大众的根本作用 |
一、持续不断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 |
二、充分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解决实际问题 |
三、在实践中不断提出新问题、创造新经验 |
第六章 建国后十七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路径与方法 |
第一节 建国后十七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基本路径 |
一、文本传播 |
二、媒体宣传 |
三、教育引导 |
四、思想改造 |
五、制度安排 |
六、组织推进 |
第二节 建国后十七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主要方法 |
一、自主学习法 |
二、文本解读法 |
三、批判比较法 |
四、实践运用法 |
五、典型推广法 |
结语:建国后十七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评价与启示 |
一、建国后十七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效果 |
二、建国后十七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反思 |
三、建国后十七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启示 |
参考文献 |
附录 |
后记 |
(8)政治精英培养与政党能力建设 ——中国共产党干部培训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图表索引 |
第一章 导论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和选题意义 |
一、 问题的提出 |
二、 选题意义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一、 国内关于中共政治精英培训制度研究的文献综述 |
二、 国外关于中共政治精英培训制度研究的文献综述 |
三、 进一步开展对中共政治精英培训制度研究的学术空间 |
第三节 研究方法 |
一、 历史制度主义方法 |
二、 实证研究方法 |
三、 比较研究方法 |
第四节 主要概念界定 |
一、 政治精英与中共政治精英 |
二、 政党能力建设 |
第五节 本文的分析思路 |
第六节 本文可能的创新点 |
第二章 政治精英培训与现代政党建设 |
第一节 现代政党建设与政治精英培养 |
一、 现代政党的起源与发展 |
二、 现代政党发展与政治精英队伍建设 |
三、 现代政党政治录用与政治精英培养 |
第二节 西方主要政党政治精英培养机制 |
一、 资产阶级政党与选举导向型政治精英培养 |
二、 社会民主党与多向度政治精英培养 |
第三节 干部培训与共产主义政党政治精英培养 |
一、 强意识形态政党与纲领型政治精英培养 |
二、 组织严密的政党结构与政治精英培养的主客观需求 |
三、 非竞争性政党体制与职业革命家的政治精英培养目标 |
小结 |
第三章 制度的探索与创立:建国前党的干部培训制度的探索 |
第一节 制度的探索:建党初期和大革命时期的干部培训(1919—1927.7) |
一、 革命需要与意识形态引入:干部培训制度产生的早期环境 |
二、 制度载体的产生与革命精英培养 |
三、 制度的初步探索: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构建的制度分析 |
第二节 制度的创立:土地革命时期党的干部培训(1927.8—1937.7) |
一、 对抗中生存与意识形态中国化:冲突环境下制度的独立发展 |
二、 核心制度的创立与实干型精英培养 |
三、 制度的形成:关键节点与制度生成动因 |
第三节 制度的完善:抗日战争时期党的干部培训(1937.7—1945.8) |
一、 政党自主发展与意识形态整合:战争环境下制度的全面发展 |
二、 制度的进一步完善与政治精英主体地位的确立 |
三、 制度的完善:路径依赖与制度内在价值的重构 |
第四节 解放战争时期党的干部培训(1945.8—1949.10) |
一、 国家机器扩张与干部紧缺的矛盾:全面战争环境下对干部的需求 |
二、 阶级基础扩大与制度边界延伸:制度载体的拓展与全方位干部培训 |
三、 制度边际延伸与政党整合:大规模培训干部的现实需要 |
小结 |
第四章 制度演进与制度断裂:建国至改革开放前党的干部培训制度的演进 |
第一节 制度的演进: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干部培训(1949—1956) |
一、 主体角色转变与客体多样化:过渡时期制度演进的环境 |
二、 政治精英培训正规化:制度体系与内涵的建构 |
三、 制度的演进:倾向与影响变量分析 |
第二节 制度的分化:社会主义探索时期党的干部培训(1956.9—1966.6) |
一、 制度环境变迁与制度分化 |
二、 制度的分化与调整 |
三、 制度规定与现实运行的分化 |
第三节 制度断裂:“文革”时期党的干部培训制度的扭曲(1966—1976) |
小结 |
第五章 制度变迁与制度化: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干部培训制度变迁 |
第一节 制度的变迁:改革开放初期党的干部培训(1976.10—1982.9) |
一、 政治路线回归与意识形态重构 |
二、 制度的变迁:载体恢复与内涵重建 |
三、 制度变迁的关键节点与影响变量 |
第二节 制度化与科学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党的干部培训(1982.10—2000) |
一、 意识形态发展与二元结构环境下对执政精英的要求 |
二、 制度化与科学化:任务与目标的转变 |
三、 推动制度化与科学化的综合动因 |
第三节 制度的完善:新时期围绕培养高素质执政精英的干部培训(2000—) |
一、 国情变化与政党能力提升 |
二、 制度的进一步完善与高素质执政精英培养 |
三、 制度完善的特征与影响变量 |
小结 |
第六章 对制度的特征、功能与问题的分析 |
第一节 制度同步性变迁及根源 |
一、 制度的同步性变迁 |
二、 制度同步性变迁的根源 |
第二节 制度的主要功能 |
一、 强化政党学习能力 |
二、 加大政党整合力度 |
第三节 制度发展的问题与应对之策 |
一、 意识形态标准与高素质执政精英培养的张力 |
二、 党性修养与世俗利益的冲突 |
三、 政治属性与市场侵袭的矛盾 |
四、 应对问题的策略选择 |
小结 |
结论 |
参考文献 |
后记 |
(9)文化建设视域下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研究 ——以广西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选题研究现状 |
1.2.1 国内研究综述 |
1.2.2 国外研究综述 |
1.3 本课题研究思路和内容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内容 |
1.4 本课题研究方法和主要创新 |
1.4.1 研究方法 |
1.4.2 主要创新 |
第2章 民族地区文化建设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关系相关问题探析 |
2.1 有关概念阐释 |
2.1.1 文化和文化建设 |
2.1.2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及其路径 |
2.1.3 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及其路径 |
2.2 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 |
2.2.1 文化与意识形态理论 |
2.2.2 精神文化生产理论 |
2.2.3 文化领导权思想 |
2.2.4 文化软实力思想 |
2.3 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题中应有之义 |
2.3.1 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 |
2.3.2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核心任务 |
2.4 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助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实现 |
2.4.1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
2.4.2 繁荣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
2.4.3 营造良好文化环境和氛围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
2.5 民族文化建设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实现相辅相成 |
2.5.1 民族文化建设过程中开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 |
2.5.2 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实现以民族文化建设为条件 |
第3章 广西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程 |
3.1 广西民族地区的人文特点 |
3.1.1 广西民族地区的总体概况 |
3.1.2 广西民族地区的人文特点 |
3.2 “五四”运动至新中国成立的发轫期 |
3.2.1 广西对“五四”运动的声援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
3.2.2 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文化建设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
3.2.3 桂林抗战文化运动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
3.2.4 解放战争时期广西爱国民主运动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
3.3 新中国成立至20世纪80年代初的开拓期 |
3.3.1 新中国成立开始了广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新征程 |
3.3.2 “文革”十年广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历经曲折 |
3.3.3 思想大解放开启广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新局面 |
3.4 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全面推进期 |
3.4.1 广西系列文化建设工程与转型期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
3.4.2 广西“双学”活动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桂宣传 |
3.4.3 “四个广西”建设与科学发展观的学习实践活动 |
3.4.4 党的十七大精神的学习与“桂理昕”宣传品牌的形成 |
3.4.5 “广西精神”的凝练与建设民族文化强区战略的提出 |
3.4.6 党的十八大后广西的理论宣传与“美丽广西·清洁乡村”系列活动 |
第4章 广西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本路径 |
4.1 开展民族地区党员干部教育培训增强引领群众能力 |
4.1.1 党员干部教育培训贯穿于广西革命和建设的始终 |
4.1.2 多渠道培养民族干部增强其引领民族群众的能力 |
4.2 利用有民族特点的多样化载体促进马克思主义传播 |
4.2.1 重视有民族特点的报刊图书的宣传功能 |
4.2.2 发挥民族文艺在传播马克思主义过程中的作用 |
4.2.3 善用传统大众媒体增强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效果 |
4.2.4 发挥现代传媒打造理论传播新模式的作用 |
4.3 加强民族文化建设发挥先进文化的育人功能 |
4.3.1 新民主主义文化在广西的发展及其功能 |
4.3.2 社会主义文化在广西的发展及其功能 |
4.4 发挥先进人物的示范功能和社会力量的参与作用 |
4.4.1 广西先进人物教育示范功能的发挥 |
4.4.2 广西妇女组织对党的宣传工作的参与作用 |
4.4.3 广西青年学生组织对党的宣传工作的参与作用 |
4.5 强化民族团结教育在促进民族和谐发展中的作用 |
4.5.1 民族团结教育是广西革命和建设事业成功的法宝 |
4.5.2 新世纪新阶段广西强化民族团结教育的新举措 |
4.6 学习借鉴其他地区先进经验推进自身实践创新 |
4.6.1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对其他地区先进经验的学习借鉴 |
4.6.2 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时期对其他地区先进经验的学习借鉴 |
第5章 广西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的主要特点 |
5.1 明确的目标任务 |
5.1.1 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宣传马克思主义 |
5.1.2 结合满足民族群众利益需求选择科学理论大众化的路径 |
5.2 鲜明的民族特点 |
5.2.1 以民族干部、群众和青少年学生为宣传重点对象 |
5.2.2 以普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党的民族政策为重要内容 |
5.2.3 运用民族文化资源作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重要载体 |
5.3 多层面的保障措施 |
5.3.1 物质保障 |
5.3.2 组织保障 |
5.3.3 人力保障 |
5.3.4 制度保障 |
5.4 多样化综合化的发展态势 |
5.4.1 多样化态势 |
5.4.2 综合化态势 |
第6章 完善广西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的思考 |
6.1 阻碍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实现的问题和制约因素 |
6.1.1 主要问题 |
6.1.2 制约因素 |
6.2 发展民族教育筑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之基 |
6.2.1 发展民族教育提升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成效 |
6.2.2 着力促进教育公平并充实民族教育内容 |
6.2.3 根据民族地区特点丰富民族教育形式 |
6.3 改善文化民生夯实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 |
6.3.1 加强民族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
6.3.2 发展有少数民族特色的文化产业 |
6.3.3 倡导和组织健康向上的群众文化活动 |
6.3.4 维护少数民族的文化权益及培育少数民族群众的主体意识 |
6.4 利用优秀民族文化资源开拓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 |
6.4.1 促进民族传统文化优秀因子与马克思主义相契合 |
6.4.2 深入挖掘和弘扬广西红色文化 |
6.4.3 广泛宣传和践行广西精神 |
6.5 建立健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实现的组织、制度和机制 |
6.5.1 建立“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推进中心” |
6.5.2 健全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保障制度 |
6.5.3 健全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践机制 |
结束语 |
致谢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论着及科研情况 |
(10)“新哲学”大众化运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弁言 |
第一章 导论 |
第一节 为何研究新哲学大众化运动 |
一、理论意义 |
二、现实意义 |
第二节 新哲学大众化运动研究综述 |
一、国内研究的情况 |
二、国外研究的情况 |
第三节 本文的研究思路 |
一、研究方法 |
二、创新之处 |
三、难点 |
第二章 正名 |
第一节 新哲学 |
一、作为专有名词的新哲学 |
二、新哲学之风行 |
三、新哲学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 |
四、新哲学一词的时代性 |
五、使用新哲学一词的标志性事件 |
六、国内外学界对新哲学一词的使用 |
七、新哲学之新 |
八、余论 |
第二节 大众 |
一、“大众”的多质性在语境中消解 |
二、“大众”的最初使用 |
三、“大众”的阶级性 |
四、“大众”的远源 |
五、新哲学大众化运动中的“大众” |
六、“新哲学”和“大众”的关系 |
第三节 大众化 |
一、对“大众化”的误解和误用 |
二、“大众化”最初使用 |
三、“大众化”和“学术化” |
四、新哲学的“大众化” |
五、“大众化”和“通俗化” |
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形态 |
第四节 大众化运动 |
一、运动 |
二、大众化运动 |
第五节 新哲学大众化运动 |
一、对现有术语的分析 |
二、“新哲学大众化运动”这一术语的优点 |
三、主要历史文献 |
第三章 历史背景 |
第一节 国民党党治文化的哲学思想 |
一、党治文化的推行 |
二、民生哲学 |
三、唯生论 |
四、力行哲学 |
第二节 国民党唯心哲学的“大众化” |
一、代表书刊 |
二、对新哲学的歪曲和攻击 |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革命斗争形势的逆转 |
一、中国共产党在革命低潮中寻求路线转变 |
二、上海工人运动由盛而衰 |
第四节 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中大众化路线的发展 |
一、六大以前 |
二、六大以后 |
三、文委和社联 |
第四章 思想渊源 |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苏联的发展 |
一、二、三十年代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 |
二、两次论战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新体系的确立 |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新体系对新哲学大众化运动的影响 |
四、布哈林、郭列夫等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开创性工作 |
第二节 唯物史观和辩证法在中国的传播 |
一、二十年代唯物史观的传播 |
二、瞿秋白的首创之功 |
三、三十年代唯物辩证法在学术界的传播 |
第三节 新社会科学运动 |
一、兴起 |
二、社联纲领的指导和推动 |
三、社联骨干力量的身体力行 |
四、贡献巨大的出版社 |
五、新社会科学着作对新哲学的介绍 |
第四节 大众化运动 |
一、大众化运动 |
二、中国共产党对大众化运动的领导 |
三、向通俗化的进展 |
第五章 第一个高潮:社联时期 |
第一节 张如心 |
一、生平 |
二、《无产阶级底哲学》 |
三、《辩证法学说概论》 |
四、《哲学概论》 |
第二节 艾思奇 |
一、生平 |
二、《大众哲学》 |
三、其他“哲学讲话” |
四、《如何研究哲学》 |
五、《民族解放与哲学》等 |
第三节 陈唯实 |
一、生平 |
二、《通俗辩证法讲话》 |
三、《通俗唯物论讲话》 |
四、《新哲学世界观》 |
五、《新哲学体系讲话》 |
第四节 沈志远 |
一、生平 |
二、《现代哲学基本问题》 |
三、《妇女社会科学常识读本》 |
第五节 李平心 |
一、生平 |
二、《社会哲学概论》 |
三、《社会科学研究法》 |
四、《青年的修养与训练》 |
五、《自修大学》上的“哲学知识座谈”专栏 |
第六节 胡绳 |
一、生平 |
二、《新哲学的人生观》 |
三、《哲学漫谈》 |
四、其他文章 |
第七节 冯定 |
一、生平 |
二、初露锋芒 |
三、《青年应当怎样修养》 |
第八节 其他 |
一、《哲学座谈》(《通俗哲学讲话》) |
二、温健公《现代哲学概论》 |
三、李正文《唯物辩证法讲座》 |
四、王健“通俗社会科学讲话” |
五、《青年文化》的“哲学讲话” |
六、李石岑 |
七、其他 |
第六章 第二个高潮:抗战中 |
第一节 时代背景 |
一、孤岛上海 |
二、延安 |
三、重庆 |
第二节 胡绳 |
一、《辩证法唯物论入门》 |
二、《思想方法》 |
三、新“哲学漫谈” |
第三节 艾思奇等 |
一、艾思奇《哲学讲座》 |
二、艾思奇《哲学选辑》等 |
三、陈伯达和陈唯实 |
第四节 新锐作者 |
一、黄特 |
二、巴克 |
三、平生 |
四、麦园 |
五、葛春霖 |
第七章 第三个高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 |
第一节 解放战争时期 |
一、沈志远 |
二、胡绳 |
三、冯定 |
第二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 |
一、马特 |
二、新哲学通俗题解 |
第三节 工农兵学哲学 |
一、概述 |
二、哲学家的工作 |
三、工农兵的代表作品 |
四、历史的教训和意义 |
第八章 结论 |
第一节 新哲学大众化运动的意义 |
一、意义 |
二、大众化和中国化的关系 |
第二节 大众化的内容和形式 |
一、新哲学大众化的内容 |
二、新哲学大众化的形式 |
第三节 启示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四、提倡照辩证法办事——学习毛主席《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的体会(论文参考文献)
- [1]文化建设视域下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研究 ——以广西为例[D]. 黄家周. 西南交通大学, 2015(08)
- [2]建国十七年中学思想政治教育研究[D]. 易春秋. 中共中央党校, 2005(05)
- [3]革命与教化:毛泽东时代乡村文化的一项微观研究[D]. 吴家虎. 南开大学, 2012(06)
- [4]建国后中共第一代领导人对理论学习问题的认识[D]. 常海. 东北师范大学, 2013(01)
- [5]柯庆施与中国当代政治[D]. 邢恩源. 南京大学, 2013(01)
- [6]建国后十七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研究[D]. 胡艺华. 湖南师范大学, 2014(09)
- [7]提倡照辩证法办事——学习毛主席《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的体会[J]. 洪啸涛. 安徽教育, 1977(06)
- [8]政治精英培养与政党能力建设 ——中国共产党干部培训制度研究[D]. 王伟. 中共中央党校, 2014(10)
- [9]文化建设视域下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研究 ——以广西为例[D]. 黄家周. 西南交通大学, 2015(08)
- [10]“新哲学”大众化运动研究[D]. 张华. 扬州大学, 201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