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东茶树异常落叶防治的主导因素及关键措施初探——兼与《作用》一文作者探讨[注]](https://www.lunwen00.cn/thumb/01d8145ef920d6c524b10e24.webp)
一、试论皖东地区茶树异常落叶的主导因素及其防止的关键措施——兼与“作用”[注]一文的作者商榷（论文文献综述）
柳丽娜[1]（2020）在《民国时期乡村教育的现代转型（1912-1937）》文中研究说明1912至1937年是我国晚清以来教育现代化努力的一个重要时期。研究这一时期乡村教育的现代转型可以丰富乡村教育现代化理论成果,能够为当下中国乡村教育现代化提供历史镜鉴。本论文以安徽省的乡村教育为研究对象,以文献法为主,辅之以个案研究法和比较归纳法,考察1912至1937年间安徽省乡村教育的发展状态,以揭示民国时期乡村教育在其现代转型过程中所面临的困境与制约。在整理、分析民国时期国家层面的教育政策文件、法令汇编,相关报刊、着作等一般性史料的基础上,重点整理、挖掘了民国时期安徽省乡村教育办理的地方史料,主要包括《安徽教育行政周刊》《安徽教育周刊》《安徽教育行政旬刊》,怀宁县、天长县、阜阳县等八个县的教育志,桐城县和休宁县的县志等。以艾森斯塔德关于教育领域现代化的理论为基础,聚焦1912至1937年间安徽省乡村小学校,从乡村教育组织机构、乡村小学校系统、乡村教育者三个维度,以专门化、组织化和系统化为指征,贯穿以国家意志、精英理想、乡村诉求三条线索,分析乡村教育在这三种力量的综合作用下呈现出的现代转型进程与样态。研究发现:第一,从乡村教育组织机构的现代转型来看,安徽省建立了省、县两级专门的教育行政管理体系。在县与最基层的乡村之间没有专门的教育行政组织,主要通过在乡区设立学区教育委员和保甲制度下以联保主任充任学董来代为行使部分教育行政权力。通过对安徽省怀宁县、天长县、颍上县等样本县乡村小学校发展的总体情况看,乡村小学校的数量都是逐年增加的,就学的学生数也呈上升的趋势。但乡村小学校的建设很多停留在形式上,尤其是初级小学校,虽然有充足的生源,却没有足够的学生,虽然遍布乡村,却时常难以为继。这其中,乡村私塾的影响不可忽视,小学校与私塾,分别作为现代教育和旧式教育机构的代表共存于乡村地区。这折射出的不仅是现代教育在乡村推进的不易,更说明了乡村教育组织机构的现代转型绝不止步于设立专门的组织与机构,更需要组织与机构的系统化有效运行。第二,从乡村教育小学校系统的现代转型来看,安徽省乡村小学校无论是从小学校的建设、课程标准的执行、教学法的运用还是学校内部的管理上都呈现出较多的不成熟性,乡村小学校的办理参差不齐、成效总体不彰。除了一小部分乡村小学校的办理彰显出现代化的活力,更多的乡村小学校呈现出的是较为萧条的景象。此外,位于教育经费体系最底端的乡村小学教育经费,在这一时期,虽有独立之名,但常无独立之实,维持乡村小学校正常运转的教育经费的专门化充满了不确定的因素,常常是金额不足、来源不稳。第三,从乡村教育者角色的现代转型来看,安徽省在国家相关规定的基础上对小学校长和教员的任职资格标准根据省情进行了修订,整体上略低于国家标准。这一时期,安徽省虽然在小学校长任职资格合格化、小学校长专任化等方面进行了诸多努力,但总体上看,乡村小学校长无论从资质还是实质上,特别是实质的胜任力上都没有成为现代化学校系统的合格的专业成员,并由此产生了诸多弊病,校长们的违规行为也层出不穷、五花八门。对小学教员而言,无论是经济收入还是社会地位都处于较低的水平,这与政府对小学教员在任职资格和专业知能等方面的要求是不匹配的。虽然安徽省试图使小学教员达到任职资格标准,通过培训、研究等方式促进小学教员的专业化程度,但从实际效果来看,安徽省各县小学教员,尤其是乡村小学教员的专业化程度总体上依然不高且参差不齐,有些乡村地区的小学教员甚至连形式上的专门化也没有达到,其专业化水平更是令人担忧。这一现象在占乡村小学校多数的初级小学校中尤为明显。1912至1937年的安徽省乡村教育发展的状况表明:民国政府力图对乡村教育的行政组织机构,乡村小学校的设立,学校的课程设置、教则规约、内部管理、办学经费、乡村小学校长和教员的选任、培训及考核等进行现代化的规划,也作出了积极的努力。但是,由于受到传统的、政治的以及经济的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特别是乡村社会自身的制约,民国时期乡村教育的现代转型步履维艰。尽管这一时期乡村教育正处于现代化的进程之中,初步完成了制度层面的现代转型,但观念层面和行为层面的现代转型还远没有完成。
张亚琴[2]（2019）在《《盛京时报》报道中国共产党抗日活动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盛京时报》作为日本侵华的舆论宣传工具,时刻关注着中国国内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动态,尤其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战场的英勇表现,成为其着重关注的对象。本文以《盛京时报》中刊载的有关中共抗日活动的报道文章为依据,对其进行整理和分析,从中总结研究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活动及影响,进而证明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之作用。本文具体从以下三个部分开展论述:第一部分,探析《盛京时报》逐渐着重关注中共活动的背景及原因。一方面,《盛京时报》作为新闻媒体,具有传播和导向舆论的功能,尤其是该报担负着为日本侵华观察中国国情、社情、民意的使命和责任。报道中国国内动向、各派别发展动态是其最主要的任务。另一方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华北、华中敌后的积极活动,使得日军在中国战场的军事行动开展倍受牵绊,这必然引发日方对中共活动开始重点关注。第二部分,梳理《盛京时报》报道的中共抗日活动的具体内容。通过总结梳理《盛京时报》有关中共抗日活动的新闻报道可以看到,该报报道了中共领导人、中共的主张和政策、以及中共的抗日军事活动和中共建立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一些建设活动。《盛京时报》方方面面报道中共的抗日活动,这些史料充分体现出中共在敌后的抗日活动给日军造成的打击力度;部分史料更是直接印证中共在抗日战场上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第三部分,评析《盛京时报》报道中共抗日活动的样态及实质。在梳理《盛京时报》报道的中共抗日活动过程中可以显见,随着相持阶段的到来,该报对中共的报道愈加频繁、深入和详细,体现出日方对中共日益重视的态度;而在具体报道内容中,尤其是在报道中共领导人及根据地建设的新闻消息中,具有明显针对中共、刻意黑化中共的倾向;在报道中共抗日主张以及诸多军事活动时,则又呈现出明显的片面性,意图曲解中共抗日主张、蓄意弱化中共军事打击力。
雷亚伦[3]（2019）在《禅宗美学“心性”对汉传佛教景区景观空间设计的启示》文中研究说明20世纪90年代至今,在打造文化主题景区和发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大背景下,以佛教文化为主要内容的旅游景区开发成为了一种流行。然而,我国佛教文化旅游景区的相关利益部门却普遍把这一特殊文化资源视为创建地方特色文化旅游品牌和吸引游客观光的重要手段。在“宗教搭台、经济唱戏”的利益驱动之下,他们一方面打着弘扬中国传统佛教文化和佛法精神的旗号,另一方面却做着“不如法”设计。一些景区为了应对相同性质景区之间的激烈竞争和满足游客追新猎奇的想法,不惜斥巨资去建造巨型露天佛像、过于豪华的室内外装饰、佛俗迥异的景观小品、泥古的佛教建筑等途径去吸引游客和信众。这种“不如法”设计不仅有损原佛教文化遗存的历史价值、佛教教义、国家宗教法规,同时也不符合当代佛教景区建设“人间佛教”、“人间净土”的实际需要。面对这种“不如法”趋势,自1994年国务院颁布《宗教活动场所管理条例》以来,从中央到地方都陆续制订了一系列条例,然而结果却不尽如人意,甚至出现法律越严佛像越高的窘境。这些问题归根结底,是因为各利益相关者对当前佛教景区设计诉求存在差异,且利益主体各方制衡力有强弱之分。作为一名设计学研究者和佛教景区景观设计实践者,本文以佛教景区景观空间设计为研究对象,禅宗美学“心性”思想为核心论点,针对当前佛教景区“不如法”设计的流行,提出在“心性”思想指导下的设计语境能够更好满足当前佛教景区的现实诉求,有效阻止“不如法”设计的盛行,并予以案例和实践证实本文观点。第一章为禅宗美学“心性”史论梳理,从社会文化宏观背景和禅宗美学发展史的理解与认知角度出发,分析在“心性”思想影响下“宗教禅”到“美学禅”的演变过程,挖掘围绕禅宗思想本源“心性”而产生的审美基本特征。第二章为汉传佛教寺院发展与演变的历史梳理,解读禅宗美学“心性”对古代佛教寺院彻底汉化的影响。第三章为案例分析,针对佛教景区发展现状、设计问题、原因展开深入探讨,提出受禅宗美学“心性”思想启示的设计语境能够有效满足当前景区各方利益的诉求,提供“如法”设计形式,并结合案例给予证明。第四章为理论实证,以参与和调研的南京栖霞三论宗佛教文化园、陕西法门寺文化景区实证本章提出的论点。最后,本文认为,佛教景区与旅游开发实际不存在本质矛盾,依据“心性”的审美设计原则,是可以实现共赢的。当代佛教景区既是僧人诵经礼佛的宗教活动场所,也是社会大众旅游观光、体验佛教文化、学习佛法精神的“人间净土”,而它真正的魅力在于亲身体验佛教对人调心、净化内心、提升生命的内在品质功能。这一点与禅宗“心性”审美思想相当契合。
田孟[4]（2018）在《中国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制度变迁与现实困境 ——以富县为个案》文中研究指明目前,政府主导下的农村新医改主要表现为大量的公共财政投入和密集的制度建设,然而这些举措却并未实现预期目标,出现了明显的政策偏差,并且最终造成了一种政府、患者（社会）和医院（医生）都不满意的意外结果。这种政策的意外结果构成了笔者的问题意识来源。全面考察农村新医改各项政策的具体实践过程,进而分析和解释其中的政策偏差现象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办法,构成了本文的主要目标。本文主要基于富县这个中西部普通农业县的田野调查,采用将纵向的历史变迁梳理和横向的制度实践分析两个维度相结合的研究路径,探讨了在政府主导下的农村新医改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并试图提出相应的破解之策。由于农村的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深度“嵌入”于国家自上而下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和农村自下而上的经济社会变迁的背景之中,因此,农村医疗卫生服务的供给过程便不仅可以看作是一个考察“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经济学或卫生经济学问题,而且也可以看作是一个透视“国家与社会关系”（或国家与农民关系）的社会学问题。由于当前农村新医改所面临的问题已远远超出“政府-市场”框架的解释能力和认识范围,通过引入“国家-社会”框架,将能有助于深化认识,并对接下来的农村新医改具体实践提供更具针对性和有效性的指导和建议。社会学意义上的“国家-社会”分析框架主要关注的是在以国家力量为主要依托的、包括了现代市场和现代政府等在内的现代性因素进入尚具有传统性特征的乡村社会的过程中,那些包括了既有社会结构和文化、规范等要素在内的传统社会因素的反应、作用及其应对方式。其中,特别强调传统社会性因素和机制在这一现代化过程中的所具有的作用和价值等。具体就农村新医改这一研究主题而言,政府主导的卫生体制必须要在政府、市场和农民（社会）之间达成某种均衡,尤其是要注意调动农民及村社自身的主体性和积极性。笔者认为,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和基于村社的农民合作共同构成了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供给的主要机制。在“国家-社会”框架下,本文主要从纵向的农村卫生事业发展历程和横向的农村新医改的制度实践两个维度具体展开:首先是考察了新医改前的两个阶段农村医疗卫生事业建设的历程和模式,其次是分别考察了政府主导下的农村新医改阶段最主要的三项制度的实践过程及其面临的困境。首先是对于第一阶段即改革开放以前的考察。国民政府在建设现代卫生事业的过程中,不仅未能较好地体现政府主导作用,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也没有以农民为本位,积极发动农民,促成广大农民的积极参与和主体性,这是国民政府时期现代卫生事业不彰的根本原因;而集体时代的农村医疗卫生事业,主要是采取了将行政主导的体制和农民及村社本位的机制相结合的办法,最终快速、有效地推动了现代医疗卫生事业深入到农村社会之中,并取得了巨大成绩。其次是对于第二阶段即改革开放以后至新世纪以前的旧医改的考察。通过引入市场机制,从整体上看,卫生事业活力确实有所增强,卫生机构和卫生人员有所增加,卫生服务能力和服务质量也都有了明显的提高;然而,由于市场失灵的出现和普遍存在,不同区域之间,以及县乡村三级医疗卫生组织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越来越明显,从而严重影响了农村卫生事业的协调发展,“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日益突出并成为民众的不可承受之重。最后是对于第三阶段即新世纪以来政府主导下的农村新医改的考察。政府主导下的农村新医改中的三项主要制度都没有能够很好地实现预期目标,也即出现了政策偏差的现象。其中的关键原因就是在贯彻落实政府主导的原则的同时,没有能够考虑到农村的客观实际并调动农民的内在积极性。不过,笔者并非笼统地进行阐述和演绎,而是对新医改中的三项制度分别进行探讨:第一,在政府主导下的农村卫生人才问题上,笔者认为,现行城乡同一的执业医师制度脱离了农村的客观实际,是导致农村卫生人才事业陷入短缺困境的关键原因。第二,在政府主导下的农民医疗费用负担问题上,笔者发现,新农合筹资量的剧增并没有减轻农民的疾病负担,而是让农民的疾病负担持续性地保持在了一个并不能够保障其避免陷入贫困之中的支出水平之上。新农合制度以大病统筹作为基本的制度定位和将新农合视为社会医疗保险的倾向,不仅违背了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实际,而且也不符合疾病治疗的基本规律。第三,在政府主导下的农村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问题上,笔者发现,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的各项服务主要采取了项目制的方式进行供给,从而非常明显地强化了政府内部“自上而下的决策机制”,导致农民参与决策的空间和主体性严重不足。对于当前政府主导下的农村新医改所遭遇到的困境,必须超越“政府-市场”视角,引入强调社会机制的“国家-社会”分析框架。在后者看来,现代社会的建立过程本质上是现代性因素在整个社会弥散和建立的过程。然而,在此过程中,市场机制和行政机制都并不能自然而然地产生出新的社会秩序。这是因为,市场机制和行政机制都缺乏自律性,故而它们都有可能发生对于社会领域的过度扩展和僭越,也即进入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领域,从而造成社会秩序的进一步混乱。因此,在一个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人们面对的可能不只是市场失灵的问题,也不单是政府失灵的问题,而往往是市场和政府同时出现失灵的问题。对此,“国家-社会”范式强调要超越市场与政府,站在社会的角度来反思市场机制和政府机制,从而为社会秩序的最终达成提供创造性的思路。由此观之,农村新医改的各种制度之所以会在实践过程中遭遇到各种各样的困境和问题,其主要原因是没有能够体现农民的本位原则,农民的参与性和主体性严重不足,农村社会的差异性在决策中没有得到基本的重视和充分的体现,农民的需求偏好得不到有效地地表达和回应。笔者提出,在通过适度下放决策权力的方式以完善政府主导的基本原则的同时,还应着力强调农民及村社在医疗卫生领域中的重要地位,农村医疗卫生政策要以农民为本位,通过将农民有效地组织起来,形成与自上而下的国家各项医疗卫生政策及资源相对接的平台和能力。总之,一方面要继续坚持政府主导的基本原则,另一方面要特别强调以农民为本位的基本方略,即以农村的客观状况和实际需要作为卫生制度改革的基准,并特别注意在村社共同体的基础之上调动农民的内在积极性和主动性,把建立“政府主导下的农民参与模式”作为接下来农村新医改实践的主要方向,这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医疗卫生事业”总体目标中的“中国特色”之所在。
邓仕海[5]（2017）在《唐代西南边政与边吏研究 ——以剑南道为中心》文中提出以剑南道为中心的唐代西南地区是中国古代疆域发展演变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唐代西南边政与边吏,属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领域的重要内容,中国边疆学研究的重要对象。论文在前人的基础上,通过系统疏理、挖掘史料及探索新的视角,对唐朝在以剑南道为中心的西南地区的行政区划沿革、治理政策、官署机构和职官设置、边政实践、重要边吏的选拔和任用在不同时期的特点及其在唐朝边防管理体制和边疆治理中的作用进行了较为系统而深入的探讨。唐代西南边政大致呈现出特点比较鲜明的四个阶段。武德贞观时期唐朝对西南地区的积极经营,主要表现为:唐高祖通过“招抚为主、军事为辅”的方式成功地将巴蜀和云南纳入到了李唐王朝的统治版图,并通过设置军事色彩浓厚的管理机构和大量“因俗而治”的羁縻府州巩固了在西南地区的统治;贞观时期,唐太宗开始推行文治以加强对西南地区的治理和开发。永徽至天宝时期唐朝对西南统治的大幅调整,主要表现为:为遏制吐蕃东扩,积极防御和反击吐蕃的侵扰;设置剑南节度使调整西南边防体制;为了与吐蕃争夺洱海,除重建姚州都督府外,又支持南诏统一了洱海;天宝后期,为遏制南诏东拓,迷信武力,导致南诏判附吐蕃。至德至大中时期唐朝对西南统治的竭力维持,主要表现为:为防止剑南道成为河朔型藩镇,将其一分为二;为明确中央、藩镇和州之间的赋税分配,推行“两税三分”;为了维持表面上的统一,代、德两朝被迫对藩镇“姑息迁就”;德宗朝,韦皋镇蜀二十载,他大力发展西南交通和社会经济、“南抚群蛮、西摧吐蕃”,巩固了唐朝在西南的统治,基本解除了吐蕃对唐朝西部边境的巨大威胁;为抑制藩镇,平定刘辟之乱后,宪宗通过“两税三分制”改革和增加“刺史军权”,削弱了藩镇的经济基础和军事实力;“大和之役”后,李德裕筹边,使西南地区获得了近三十年的安定局面。四是咸通以后唐朝在西南统治的日趋衰败,主要表现为:唐诏关系破裂,南诏四犯西川;高骈通过修筑成都罗城和重建西南边防体系,彻底斩断了南诏再次侵犯西川的念头;西南内部矛盾激化,爆发了阡能和韩秀昇之乱;三川内乱,王建成了最大的受益者;王建兼并东川和山南西道,并于公元907年割据称帝,唐朝在西南的统治终结。唐代西南边吏的选拔和任用同样呈现出特点鲜明的四个阶段。武德贞观时期:唐高祖为了加强对西南地区的军事管制,特别重视西南边吏的军事才能和忠诚度;贞观时期,为了推行文治,唐太宗格外重视边吏的治理才能和德行,并制定了相对完备的任用制度。永徽至天宝时期:武则天为改变官僚集团的构成以巩固自己的统治,通过完善和发展科举制度选拔了大量人才;开元时期,唐玄宗为了整饬西南吏治,选拔大量重臣出镇西南;天宝后期,杨国忠秉政并遥领西南,大量“贪求边功”的杨氏亲信把持了西南政局。至德至大中时期:肃、代、德三朝为加强对西南地区的军事控制,选用大量武将到西南任职,考课制度时行时废,失去了应有的功效;唐宪宗为结束西南军人专政的局面,选拔大量文官进入西南,同时推行“徙镇策略”;为解决财政困难,安史之乱后,朝廷对官员的“财经”能力格外重视;考课制度日趋反动,“税钱长数”、“征办先期”、“捕盗多少”等成了考核官员的主要标准。咸通以后:宦官势力在僖宗中后期渗入西南并控制了西南边吏的选用权;王建占据两川后,唐朝彻底丧失了西南边吏的选用权。唐代西南边吏作为唐朝西南治理政策的执行者,许多人在唐朝西南统治秩序的建立和巩固中都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他们是维系唐朝与西南各族群之间关系的纽带,是唐朝西南疆域的开拓者和西南边防的建设与巩固者,还是内地先进生产技术和文化在西南地区的传播者。但是,同样存在许多边吏,他们不顾国家利益,不顾百姓死活,行为残暴、贪污腐化,甚至为贪求边功而故意挑起战争,给唐朝在西南的治理成果造成了严重的破坏。通过对唐代西南边政和边吏互动关系的考察,可以发现,要保证边政与边吏的良性互动,必须建立一个良好的运行机制,这个运行机制至少应该具备三个显着的特点,即制度健全、因地制宜、不断创新。论文力图将唐朝在中国古代治边实践中的继承性、创造性和历史局限性,唐朝西南边吏选拔、任用在不同时期呈现出的特点及其原因,以及西南边吏在唐代边疆管理体制和边疆治理中的具体作用等清晰地展现出来。同时,希望通过对西南地区在唐朝整个历史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的阐述,揭示出西南地区的发展与整个唐朝历史发展轨迹之间的关系,以及它在中国古代疆域形成和统一多民族国家建构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陈栋[6]（2017）在《大结构与微权力：俐侎学生教育生活与教育成就的田野研究》文中提出“俐侏人”是世居于云南省临沧市的一个彝族支系。在其长期对外封闭的社会生活中,逐渐形成了族群独特而又相对独立的社会结构、生活方式和文化系统。通过对相关历史和研究文献进行梳理,并结合在田野调查过程中对俐侏本土文化研究人员进行的深度访谈和对俐侏本土文物进行的归集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俐侏人的族群渊源、地域分布和人口流动等社会情况,以及俐侎人的民间信仰、节庆礼仪、生活方式、族群语言等文化特征。由于自改革开放（尤其是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俐侏社会的封闭状况逐渐被打破并进入急剧变化期,因此很多社会矛盾如民族识别的遗留问题、独特文化的消亡问题等开始凸显。俐侎地区的学校教育正是在这种区域社会变迁和族群存续困境的大背景下,得以大力推进和整体变革的。通过对俐侏地区的十余所学校进行参与式观察,对相关教师、学生、教育管理人员和其他社会人士进行深度访谈,可以发现俐侎地区学校复刻了国家教育的普遍模式并鲜有区域和民族特色,具有维稳和支边的地方性意义。而俐侎地方教育中的本土课程和地方知识等本土化努力均行动迟缓且权力微弱。俐侎地区学校教育的内容及形式通过俐侏学生和学校教师为载体,向俐侏人的社会生活渗透;同时俐侏社会中的组织型和个体型力量,又对俐侏学生的教育成就、俐侏地区学校的整体发展产生支持和制约作用。镶嵌于俐侎社会场域中的教育场域自在且自为地与周遭社会环境进行规则和资源的互换与对流。俐侎族群的早恋早婚、懒散宽松的文化习性和害羞腼腆、实用实际等心理习性,与家庭和社会教育资本匮乏等知识因素、打工潮和精准扶贫等时代因素、外向型和去民族化等教育体制因素交织在一起,共同影响了俐侏学生的教育成就。在俐侎族群文化场域与惯习的作用下,绝大多数俐侎学生得到了家庭、社会对他们教育成就获得方面的纵容与护佑,而这种文化机制恰恰形成了一个社会闭环,维持了俐侏族群的人口和文化的再生产。在空间、时间和意义上都已深埋入俐侎族群生活场域的国家教育体制,通过在这个民族、边疆、农村三重边缘化的区域社会中,传播和制造多元一体的民族格局等意识形态共识,从而达成维稳和接轨的功能。少数俐侏学生在结构化的教育及社会环境中,通过身份、行为和观念三个维度上的微权力运作,利用和转化了家庭、学校的各种规则与资本,达成了对族群传统社会、文化和心理结构的抵制与反哺,迎合了主流价值观和教育成就体系的偏好,取得了较好的教育成就,并与其他学生一起推动了区域社会变迁。基于以上调查分析,并对研究者在田野和书斋中的双向建构过程进行反思,可以尝试构建一种中层理论意义上的区域教育社会学。
石润宏[7]（2017）在《唐代文学中的植物书写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唐代文学有关植物的书写,涉及体裁众多,文学实绩丰赡,是唐人留存下来的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唐代文学植物书写的丰富景象是在先唐文学的基础上形成的,自先秦至六朝的先唐文学为唐代文学提供了众多有关植物的历史典故与文学原型,是唐代文学的植物书写走向深入和繁荣的导引者。唐代文学中的植物书写大致包含以下三个大的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唐代各类文学体裁、具体文学作品对植物题材与意象进行的书写。唐代诗歌在描写季节时经常运用植物意象,勾勒各个季节的植物风景,植物在季节诗中成了季节的指示物和诗人情绪的象征物。唐人喜爱把玩和栽植各类观赏植物,这在唐代诗、文、赋中均有明确表现。唐代描写植物的文学语言中大量出现了体现人们价值判断的言辞,这表明唐人针对植物的精神审美活动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已渐渐步入成熟的境地。唐代笔记小说中与植物有关的条目多达五百余条,这其中既有真实记录,也有文学虚构,均反映了唐人对植物的重视与喜爱。不同的文学创作群体对植物有不同的见解与感受,比如唐代女诗人常以离枝的落花比喻自身,又如唐代诗僧群体因为性喜自然,所以注重利用植物在禅院中仿造建构山野环境,从植物中体味禅机,植物成了诗禅交涉的纽带。第二个方面是唐人营造的植物景观进入到文人视野之后在文学上的反映。唐人十分重视寺院、道观、祠庙、驿道、驿站等建筑群落周围植物景观的营建工作。比如唐代寺观的植物景观以松竹为主而能兼顾各地自有风格,唐代驿道驿站等场所由官方主持驿树的栽种,不同时期也有文人官员按照自身的喜好栽植特有品类的植物,唐代交通要道蜀道地区的植物景观,与上述人造建筑区域情况不同,兼有野生与人造两个方面。唐代文人爱好游览和观赏此类植物景观,并乐于用文学语言加以描绘。第三个方面是自然植物生态系统的地理分布影响到唐代文人的心绪、情感和生活、生产活动,进而产生的较为独特的文学现象。在唐代的政治文化中心,今日中国的黄河流域及其以北地区,植被类型的地理分野直观而易感。植物的生态状况造成自然环境的差异,使文人身处其间有别样的心境感受。比如唐代河东道植被生态的多样性易于激发文人的创作欲望,也影响了唐代文人在河东道的隐逸和闲居活动,进而影响了有关山水田园诗的创作。又如唐代陇右道的荒野风景极大地唤起了文人的羁旅愁思,荒漠草原上飞卷的沙蓬成了客居陇右道文人的自我体认。唐代长城以北地区迥异于关中以南地区的植物地理风景,被心思细腻、善于观察生活的唐代文人所关注,引来他们对异域植物风光的欣赏与书写,如今这些文学语言已成为记录唐代长城以北地区历史地理信息的宝贵文献。
李积庆[8]（2016）在《畲族形成变迁史新论 ——“畲”、汉族群边界的历史考察》文中研究指明畲族是东南地区一个具有特殊文化特征的族群。畲族的形成不仅仅是该族群客观历史发展的结果,还与汉文化语境下“他者”对“畲”族群的建构以及本族群的主观认同有关。在不同族群交往中,自然生态、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都深刻地影响了族群边界的划定。在畲族族群未确定前,畲（畲）作为一种经济方式早已存在,唐宋以后,中国南方地区的畲田农业与精耕细作农业生态边界冲突日益突显,随着华夏化运动在东南地区的加速,“畲”、汉边界在南宋时期的漳州、潮州等地形成,“畲”作为族群称谓也最早出现于这些地区。在主流文化圈“文化中心论”的影响下,“畲”作为区分人群的文化标签,贴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地区非汉族群中。“畲”作为南方一个特殊族群称谓出现在历史的舞台,既是以华夏中心的民族观下对南方非汉族群社会定义的结果,同时也是南方非汉族群自我文化认同的产物。“畲”、汉族群边界的界线常因生态、经济、政治等因素发生漂移,历史上既有畲民通过获得版籍成为编户齐民的情况,也有汉人通过“入山洞”,脱离版籍成为“畲”民的情况,文化认同在族群边界的流动起了重要的作用。在宋元时期,社会动乱频仍,这个时期的历史文献中大量出现了“畲寇”、“畲军”等称呼,这是官方关于化内与化外、“贼”与“民”族群分类的一种延续。此时的“畲”并不一定以血统为区分标准,在一些情况下,“畲”更多的是表明一种政治或文化的身份。在明中叶以后,随着王阳明成功平定闽粤赣地区“畲乱”,越来越多的畲民在华夏化浪潮中不断被“王化”或“儒化”,表现为闽粤赣地区畲民的逐渐减少。这种族群格局的变化,并非全部由畲族人口实质性外迁引起,部分是由于“畲”汉边界移动的结果。正是从明中叶开始,由于族群内部在文化取向上的不同,原本有着密切共生关系的畲族与客家族群逐渐分离,闽粤赣地区原来畲民住区变为客家住区是这种族群分野的结果。明清以后,闽浙赣地区山区开发加快,闽东、浙南等地区成为吸引“畲客”移民的重要地区,明清之际的倭乱与迁界为闽浙赣地区畲民社会的形成提供了良好的历史契机。资源的竞争使得闽浙赣地区的土“客”矛盾日益突出,为了族群的生存与发展,部分畲民通过建构族群历史来维持或淡化族群边界。近代以来,国家权力成为影响族群边界的重要因素,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民族识别政策是划分族群边界的一个重要表现。即使在全球一体化和文化多元化的今天,族群边界仍是观察和理解族群关系最好的窗口。
蔡群[9]（2016）在《明清时期沱江流域水旱灾害的初步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沱江是长江上游北岸的一条重要支流,纵穿川北山地、成都平原和川中盆地丘陵等地形单元,流域地形地貌复杂,构造了沱江流域水旱灾害发生的基本场域,从而使历史时期沱江流域的水旱灾呈现出多样性、复杂性和区域性的特点。那么以沱江流域为个案进行水旱灾研究对于我们认识长江流域水旱灾害发生的时空特点和发生机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意义。为了分析明清时期沱江流域水旱灾害发生的基本情况,笔者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研究:首先为了获取基本的数据样本,笔者以沱江流域各地方志、档案史料、明清实录、近代报刊资料,以及近人的水旱灾统计资料、调查资料为基本材料进行数据统计。参考了诸如《中国古代重大自然灾害和异常年表总集》、《中国三千年气象记录总集》、《中国历史大洪水调查资料汇编》、《中国气象灾害大典》（四川卷）、《清代长江流域西南国际河流洪涝档案史料》、《四川两千年洪灾史料汇编》、《四川历代自然灾害述略》、《四川清代前水旱自然灾害资料汇编》、《四川清末民国时期水利部分资料汇编》、《四川省气候历史记载的初步研究》、《四川省百年严重水旱灾害史料（1962年）》等着作。从而整理出明清时期沱江流域水旱灾害发生的年际序列。为了将统计资料进行量化分析,尝试通过水旱灾害被灾县份数、受灾面积、受灾人口等指标建立起明清时期沱江流域水旱灾害的年际指数表。通过水旱灾害的发生数量可以反映出该区域的水旱灾害发生频率,而水旱灾害的指数差异则可以表现各县区的受灾程度差异。这些内容组成了本文的第一章内容,即“资料来源、量化和灾害指数分析”。第二章是“明清时期沱江流域水旱灾害的时空分布”,则是从时间和空间的不同尺度对明清时期沱江流域的水灾和旱灾的基本特征进行分析。时间上主要是王朝、年际分布、季节分布三个尺度,空间上则是县级县区、次级流域以及上中下游的分布三个区域尺度。通过时空分布的特征分析,从而对于沱江流域水旱灾害的基本规律有一个初步的认识,资作该流域防灾抗灾的基本依据。第三章是对明清时期沱江流域水旱灾害的发生原因进行分析。水旱灾害的发生是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社会环境综合作用的结果,从而构成了灾害的双重属性,即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笔者也试图从这两个角度对沱江流域明清时期的水旱灾害发生的原因进行定性分析。沱江流域的地形地貌、植被、水文环境、气候波动等自然地理要素及其变化是水旱灾害发生的生态环境机理,我们可以称之为孕灾环境。从灾害学的角度看,灾害的发生是孕灾环境—致灾因子—承灾体—孕灾环境的一个循环反馈过程,其中作为人类社会的承灾体对于致灾因子的抗击能力很大程度上能够影响到灾害的大小以及是否成灾,所以我们就试图从沱江流域的农业生产、仓储建设、灾害救济、祈神禳灾等角度对沱江流域的社会应对能力进行初步分析。
王晨[10]（2016）在《中国合众蚕桑改良会研究（1918-1937）》文中研究表明合众蚕桑改良会作为近代中外蚕业改良合作中的代表性组织,其长期致力于蚕种的引进,制造以及推广,因生产原料的好坏是中国蚕业兴旺的源头所在,可以说,合众蚕桑改良会的相关活动,是近代中国蚕业转型的重要推动力之一。在它的身上,集中了一般民众、政府、商界人士及外国人士对于中国近代蚕业发展的认识与构想。而该组织的发展与演进的曲折历程,也是一个传统国家向近代转型过渡中在某个领域、某一具体事物中的微观写照。作为中国蚕业的近代转型与发展历程的参与者与见证者,合众蚕桑会自身也随着这种趋势进行或主动或被动的调整,这无疑赋予了它鲜明的个性及时代特征,也使其成为研究“宏观”与“微观”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绝佳样本。在中国传统社会时期,蚕业是十分重要的副业生产项目,它的出现与发展,完美的契合了封建经济中“男耕女织”的生产分工。在明清时期,中国蚕业一度因国外需求大涨及江南整体经济环境的繁荣,在国际市场上占据优势地位,但中央政府所施行的“禁海”及“闭关锁国”政策,不但压缩了蚕业终端产品扩展其海外贸易的空间,也断绝了中外蚕业技术交流与往来的可能性。因外销不畅,蚕业出现资金缺乏,行业回报降低等现象,并且在内需增长乏力,国内消费者购买欲未有明显变化之时,此类情形进一步加剧,造成蚕业发展后续无力的局面。此时,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兴起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扩展,世界范围内政治经济大格局发生剧烈变动,由此导致的市场一体化、贸易全球化等现象,无疑与中国蚕业的发展方向构成鲜明矛盾。以日本为首的新型蚕业产品提供者及贸易者的崛起,对中国蚕业的传统优势地位形成巨大挑战,在与外部对手的竞争中,以往尚能以独家生产者身份加以掩饰的缺点,此时被无限放大。中国在蚕业生产技术、行业管理水平、生产者素质及发展理念等多个蚕业生产及发展要素上,全面落后于日本。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完成了对中国蚕业的赶超,其生产规模与外贸水平在跃居世界首位的同时,还在一直蚕食中国仅有的国际市场占有份额。蚕业的近代衰落,并非是个别现象,它也是中国在融入世界经济、政治、社会新体系的过程中,由于自身准备不足及理念滞后,而出现的必然结果。以蚕业、棉业、茶业为代表的传统行业的衰落及以草帽辫、猪鬃业为代表的新兴行业的畸形发展,也成为近代中国的经济“新常态”。为扭转蚕业颓势,早在清末时期,一些有识之士就开始筹议蚕业的改良与转型,但受到政治气候及中外交流渠道闭塞的影响,这种改良尚未脱离“师夷长技以自强”的朴素理论范畴。其具体活动的执行,不是依靠某些力图通过举办类似洋务来积攒政治资本及口碑的地方实力派官僚,就是被托付于任职于海关部门,在个人行动及资金支出方面不受官方监督的外籍职员。即便如此,相对零散与简单的早期蚕种改良活动,为后世该事业的继续发展积攒了可贵的实践经验,也使国人看到了利用外来技术、外来人员服务于中国蚕业改良的可行性。北洋政府成立后,政府对蚕业关注有所增强,但其总体的衰落趋势并未发生实质性好转。欧战爆发后,欧洲蚕业因法国、意大利等蚕业生产国的相继参战,在国际市场上的影响力几近消失,中国蚕业得到了宝贵的喘息与发展时间。但在战事引起的国际蚕业贸易格局动荡中,日本及美国得利最大,前者进一步巩固了其蚕业生产第一强国地位,后者则成为世界生丝的最大进口国,这无疑为中国蚕业改良带来了新的压力。作为蚕业的主要经营者,江浙地区丝商群体为自身生存及经济利益考虑,依靠逐步健全的团体组织,向政府方面提出了改良中国蚕业的倡议,这无疑与官方发展蚕业,增加税收的想法不谋而合。战后,欧洲经济亟待振兴,但其自身生产资料与生产力的缺乏使法、意等国不得不从发展本国蚕业考虑,寻求与中国的合作,中国合众蚕桑改良会即是这种中外双边需求互相协调下的最终产物。美国、日本则各自从扩大原料来源及掌握中国蚕业状况的角度出发,对组织成立也持支持态度。受外交及贸易关系的影响,改良会中的政商势力、中外势力、外国势力,围绕组织成立初期的经费、管理及会员范围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执与博弈,最终在各方的调和与妥协下,合众蚕桑改良会确立了以官方派驻监理员、丝茧总公所及法国人员三方在名义上共同掌权的初步组织体系。而北洋政府时期外人在华的特殊地位与商人势力的膨胀,使官方代表在会中地位尴尬,长期游离于政府监督管控体系的合众蚕桑改良会虽然进行了长达十年的购种、发种业务,但其并未对中国蚕业的转型产生关键性、实质性的帮助。南京政府成立后,在“革命”意识与理论的指导下,国家公权力逐步渗入社会的各个层面,也使旧有传统产业及社会团体组织发生了巨大变革。在蚕业方面也不例外,政府方面首先对其宏观发展规划进行了重新修订,并且以官方力量为先导,一批隶属于政府管理的蚕业组织与机构相继建立。而作为旧政府时代,江浙地区规模最大的蚕业改良组织,合众蚕桑改良会在人员、组织方面仍具有相当大的利用价值,为此,国民政府通过积极对外交涉,派遣专员办理的方式,完成对合众蚕桑改良会的改组,从而将其纳入以行政权力为保证与基础的整体蚕业改良体系中。此时,受政府推动及西方农业科学技术的发展的影响,中国蚕业改良体系也在理论研究及活动形式上发生着自主蜕变。以往单纯注重蚕种改良的相关组织,纷纷向育种、试验、销售、推广等方面拓展业务,这种变动在合众蚕桑改良会表现的较为明显,以设立蚕种推广所及镇江蚕种制造场为代表,会中的核心业务开始向盈利化、市场化方向发展,这不仅是政府经济支持力度降低后的现实需要,也是完成改组后,延续组织寿命,增强自身竞争性与生存能力的主动求变之策。南京政府成立后,随着国家公权力对行业深入及民族意识的高涨,合众蚕桑改良会不得不面临被官方接收与改组的命运,而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有所提升,外国政府方面对政府旨在收回主权、削弱外籍人员地位的改组工作也予以积极配合。而随着外部经济形势、安全形势的急转直下,30年代中国政府在政治、经济方面陆续施行了“统制政策”,在这一轮的政治经济格局变动中,合众蚕桑改良会逐步走向式微,这也是该时期无数类似组织的最终命运,这种“官强民弱”的相对失衡现象,也与北洋时期形成了鲜明对比。在国家角色缺失、整体经济社会环境未发生根本转变之际,单纯依靠某个组织来拯救蚕业积贫积弱的整体局面的做法并不现实,但其长达十余年的实践活动并非毫无作用。作为以沈联芳、葛敬中、何尚平等人为代表的各界人士参与近代蚕种改良的心血结晶,合众蚕桑改良会不但为日后中国蚕业的复兴与腾飞积蓄了力量,其发展经验与教训也为中国现代农业的转型与对外合作提供了宝贵借鉴。
二、试论皖东地区茶树异常落叶的主导因素及其防止的关键措施——兼与“作用”[注]一文的作者商榷（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试论皖东地区茶树异常落叶的主导因素及其防止的关键措施——兼与“作用”[注]一文的作者商榷（论文提纲范文）
（1）民国时期乡村教育的现代转型（1912-1937）（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的缘起 |
| 二、研究的问题与意义 |
| (一) 研究的问题 |
| (二) 研究的意义 |
| 三、相关研究文献综述 |
| (一) 晚清至民国时期中国教育现代化研究 |
| (二) 晚清至民国时期中国乡村教育现代化研究 |
| (三) 晚清至民国时期安徽省教育现代化研究 |
| (四) 对已有研究的分析与评价 |
|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五、基本概念界定 |
| (一) 乡村教育 |
| (二) 乡村小学校 |
| (三) 现代教育 |
| (四) 教育现代转型 |
| 六、样本县基本情况 |
| 第一章 民国时期乡村教育发展的背景 |
| 一、民国时期的国家教育制度 |
| (一) 明确教育宗旨和教育目标 |
| (二) 颁行现代学制和制定教育法令法规 |
| 二、民国时期影响初等教育制度设计的主要教育思想 |
| (一) 普及教育思想及其对初等教育制度设计的影响 |
| (二) 义务教育思想及其对初等教育制度设计的影响 |
| (三) 国民教育思想及其对初等教育制度设计的影响 |
| (四) 平民教育思想及其对初等教育制度设计的影响 |
| 三、民国时期的乡村教育运动 |
| 四、民国时期的安徽省社会和初等教育发展概况 |
| (一) 安徽省社会发展概况 |
| (二) 安徽省初等教育发展概况 |
| 第二章 民国时期乡村教育组织机构的现代转型 |
| 一、教育行政组织的专门化、系统化 |
| (一) 国家教育行政组织的专门化、系统化 |
| (二) 安徽省教育行政组织的专门化、系统化 |
| (三) 安徽省县级及以下地方教育行政组织的运行 |
| (四) 安徽省教育行政组织的特征 |
| 二、乡村小学校的专门化、组织化 |
| (一) 国家关于小学校的制度设计 |
| (二) 安徽省乡村小学校的设立 |
| (三) 安徽省乡村小学校与乡村私塾并存 |
| 第三章 民国时期乡村教育小学校系统的现代转型 |
| 一、乡村小学课程的现代化 |
| (一) 国家对小学课程的制度设计 |
| (二) 安徽省对国家小学课程标准的执行情况 |
| 二、乡村小学教学法与教则的现代化 |
| (一) 小学教学法的现代演进 |
| (二) 小学教则的现代演进 |
| 三、乡村小学内部管理的规范化 |
| 四、乡村小学教育经费的专门化 |
| (一) 国家层面教育经费独立的相关政策 |
| (二) 安徽省教育经费的专门化 |
| (三) 安徽省乡村小学校的经费保障情况 |
| 第四章 民国时期乡村教育者角色的现代转型 |
| 一、乡村小学校长角色的专门化 |
| (一) 国家对小学校长角色专门化的制度设计 |
| (二) 安徽省乡村小学校长角色的专门化 |
| 二、乡村小学教员角色的专门化 |
| (一) 国家关于小学教员角色专门化的制度设计 |
| (二) 安徽省乡村小学教员角色的专门化 |
| 第五章 民国时期乡村教育现代转型的基本特征与历史镜鉴 |
| 一、民国时期乡村教育现代转型的基本特征 |
| (一) 传统与现代的交织决定了乡村教育现代转型的难度 |
| (二) 国家意志、知识精英和乡村社会之间的张力制约了乡村教育现代转型的程度 |
| (三) 乡村小学校的边缘地位延缓了乡村教育现代转型的进度 |
| 二、历史镜鉴:面向未来的中国乡村教育现代化 |
| (一) 时间维度的中国乡村教育现代化 |
| (二) 空间维度的中国乡村教育现代化 |
| 参考文献 |
| 本人在学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 致谢 |
（2）《盛京时报》报道中国共产党抗日活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引言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研究现状综述 |
| (三)研究方法与重难点 |
| 一、《盛京时报》报道中共抗日活动的背景 |
| (一)日办中文报纸《盛京时报》的本质属性 |
| (二)报纸属性使之密切关注中国政局 |
| (三)中共积极的抗日活动引起重点关注 |
| 二、《盛京时报》报道中共抗日活动的主要内容 |
| (一)关注中共领导人的活动 |
| (二)报道中共的抗日主张和策略 |
| (三)重视报道中共的抗日军事活动 |
| (四)注意报道抗日根据地的情况及活动 |
| 三、《盛京时报》报道中共抗日活动的评价 |
| (一)报道力度增大显示中共抗日影响力不断增大 |
| (二)有关中共领导人及抗日根据地的报道内容具有“针对性” |
| (三)报道中共抗日主张和军事活动时具有明显的片面性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3）禅宗美学“心性”对汉传佛教景区景观空间设计的启示（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目的和意义 |
| 三、相关界定 |
| 四、文献综述 |
| 五、思路框架与内容 |
| 六、研究方法 |
| 七、研究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禅宗“心性”的美学思想发生与历史演进 |
| 1.1 禅宗思想的创立与“心性”美学的雏形 |
| 1.1.1 拈花微笑的美学史价值 |
| 1.1.2 达摩禅法的美学解读 |
| 1.1.3 “东山法门”的美学意味 |
| 1.2 “心性”美学思想的发展与成熟 |
| 1.2.1 南顿北渐之争及美学影响 |
| 1.2.2 马祖道一对于“心性”美学彻底本土化的构建 |
| 1.2.3 从宗教禅到美学禅 |
| 1.3 “心性”美学思想的基本特征 |
| 1.3.1 “即心即佛”审美思想与摆脱羁绊的自由精神 |
| 1.3.2 “不立文字”审美思想与直觉体验的思维方式 |
| 1.3.3 “空观”审美思想与物我同一的审美意境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心性”对历代汉传佛教寺院设计的影响 |
| 2.1 两晋—南北朝:“心性”美学思想下的禅寺初创 |
| 2.1.1 政治经济文化及佛教特征 |
| 2.1.2 “世间即涅盘”美学思想与寺院选址 |
| 2.1.3 “清静无为”美学思想与凿窟修禅的盛行 |
| 2.1.4 历史经验:“心性”影响下的禅寺“佛向自然寻” |
| 2.2 隋唐:“心性”美学思想下的禅寺兴起 |
| 2.2.1 政治经济文化及佛教特征 |
| 2.2.2 隋唐寺院建筑空间的基本格局 |
| 2.2.3 “空无”美学思想与禅林的兴起 |
| 2.2.4 历史经验:“心性”启示下的禅寺“农禅双修制” |
| 2.3 唐中叶以降:“心性”美学思想下的禅寺兴盛与演变 |
| 2.3.1 政治经济文化及佛教特征 |
| 2.3.2 百丈禅寺:“不立佛殿,唯树法堂”的向心之象 |
| 2.3.3 百丈禅寺的变异 |
| 2.3.4 历史经验:基于“心性”的禅寺“象”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心性”对当代佛教景区景观空间设计的启示 |
| 3.1 当代佛教景区调研现状 |
| 3.1.1 汉族地区重点佛教景区的整体情况 |
| 3.1.2 佛寺类型分析 |
| 3.1.3 景观空间设计特征 |
| 3.2 当代佛教景区设计所存在的问题 |
| 3.2.1 不如法设计的主要特征 |
| 3.2.2 不如法设计的主要原因 |
| 3.2.3 案例分析 |
| 3.3 “心性”在当代佛教景区景观空间设计中的应用及其启示 |
| 3.3.1 “即心即佛”审美思想与完善的游憩活动体系 |
| 3.3.2 “不立文字”审美思想与环保教化功能 |
| 3.3.3 “空观”审美思想与超越景观的“禅境” |
| 3.3.4 案例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心性”理论实践及案例分析 |
| 4.1 “心性”美学思想下的三论宗佛教文化园艺术规划设计 |
| 4.1.1 三论宗佛教文化园概况 |
| 4.1.2 三论宗“祖庭”文化景观空间序列的构建 |
| 4.1.3 塑造象征、比拟性的佛教文化景观符号 |
| 4.2 传承与“创新”——法门寺文化景区景观空间设计 |
| 4.2.1 法门寺文化景区概况 |
| 4.2.2 基于“心性”影响下的古法门寺“圣地” |
| 4.2.3 缺乏“心性”禅境下的新法门寺“胜地” |
| 4.3 “心性”在当代佛教景区实践经验的总结 |
| 4.3.1 明确佛教景区设计理念和目标 |
| 4.3.2 塑造与当地环境相融合的整体空间格局 |
| 4.3.3 营造具有“禅境”的景观空间氛围 |
| 本章小结 |
| 总结与反思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一、文中图片来源 |
| 二、旅游信息需求访谈调查表 |
| 三、作者参与的实践项目 |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4）中国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制度变迁与现实困境 ——以富县为个案（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的背景及问题的提出 |
| 1.2 文献综述：政策的社会学研究 |
| 1.3 理论资源与分析框架 |
| 1.4 研究方法和田野工作 |
| 1.5 章节安排及主要内容 |
| 2 改革开放前的富县现代卫生事业：从1949年到1984年 |
| 2.1 现代卫生事业在民国时期从无到有 |
| 2.2 现代卫生的全面建立：三级卫生网 |
| 2.3 现代卫生事业全面建立的基本思路 |
| 2.4 现代卫生事业全面建立的重要创新 |
| 2.5 本章小结：集体时代的成就与经验 |
| 3 市场化思路下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从1985年到2000年 |
| 3.1 分田到户以后“落单”的村医 |
| 3.2 以“放权让利”为核心的医改 |
| 3.3 医改后卫生事业中的政府行动 |
| 3.4 市场主导下的资源动员及困境 |
| 3.5 本章小结：成就、问题和经验 |
| 4 农村新医改的卫生人才困境：政府主导下的医师资格制度 |
| 4.1 医学毕业生过剩与农村医生短缺的悖论 |
| 4.2 卫生人才“过剩-短缺”困境的既有研究 |
| 4.3 医师制度的变迁与农村卫生人才的困境 |
| 4.4 本章小结 |
| 5 农村新医改的医疗费用困境：政府主导下的合作医疗制度 |
| 5.1 新农合制度的现状及其问题 |
| 5.2 新农合制度困境的既有研究 |
| 5.3 新农合制度困境的制度原因 |
| 5.4 本章小结 |
| 6 农村新医改的农民参与困境：政府主导下的基本公卫制度 |
| 6.1 基本公共卫生制度的概况及其困境 |
| 6.2 基本公共卫生制度困境的既有研究 |
| 6.3 基本公共卫生制度困境的理论分析 |
| 6.4 基本公共卫生制度困境的实践分析 |
| 6.5 基本公共卫生制度困境的破解之道 |
| 6.6 本章小结 |
| 7 总结：农村新医改研究的范式转换及其困境的破解之道 |
| 7.1 从“政府-市场”到“国家-社会”：卫生政策研究范式转换 |
| 7.2 农村“新医改”困境的破解之道：政府主导下的农民参与 |
| 7.3 政府主导下的农民参与：一些具体的农村新医改政策建议.. |
| 7.4 本研究的可能创新、不足、以及接下来的研究方向和打算..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目录 |
（5）唐代西南边政与边吏研究 ——以剑南道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研究价值 |
| (一) 选题缘由 |
| (二) 研究价值 |
| 二、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回顾 |
| (一) 边政方面 |
| (二) 边吏方面 |
| 三、写作思路、基本框架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西南地区概况 |
| 第一节 西南历史地理概况 |
| 一、自然环境 |
| 二、主要交通路线 |
| 三、唐代西南社会经济概况 |
| 第二节 西南行政区划沿革 |
| 一、先秦时期 |
| 二、秦汉时期 |
| 三、蜀汉时期 |
| 四、两晋南北朝时期 |
| 五、隋朝 |
| 第三节 唐代西南族群概况 |
| 一、僚人 |
| 二、党项 |
| 三、白兰和西山八国 |
| 四、东女国 |
| 五、西蛮、东蛮、三王蛮、凌蛮、董蛮 |
| 六、吐蕃 |
| 七、爨 |
| 八、洱海地区诸族群 |
| 第二章 唐代西南边政 |
| 第一节 武德贞观时期唐王朝对西南地区的积极经营(618—649年) |
| 一、招抚西南 |
| 二、官署机构 |
| 三、行政建置 |
| 四、羁縻府州 |
| 五、军事部署 |
| 第二节 永徽至天宝时期唐朝对西南统治的大幅调整(650—755年) |
| 一、西南政治生态的一波三折 |
| 二、频繁的战争—唐蕃交流的主旋律 |
| 三、姚州都督府的兴废——唐王朝经略云南的缩影 |
| 四、设置剑南节度使——西南边防体制的重大调整 |
| 五、独具特色的赋役制度 |
| 六、为遏制吐蕃支持南诏统一洱海 |
| 七、连续失误致使南诏判附吐蕃 |
| 第三节 至德至大中时期唐朝对西南统治的竭力维持(756—859年) |
| 一、玄宗武力镇压蜀军兵变 |
| 二、分治两川 |
| 三、两税三分 |
| 四、韦皋镇蜀 |
| 五、宪宗抑藩 |
| 六、德裕筹边 |
| 第四节 咸通以后唐王朝在西南统治的日趋衰败(860-907年) |
| 一、咸通之后的唐诏关系 |
| 二、地方势力与官僚集团的冲突 |
| 三、高层权力之争与三川内乱 |
| 四、王建割据与唐王朝统治的终结 |
| 第三章 唐代西南边吏 |
| 第一节 武德贞观时期的西南边吏(618—649年) |
| 一、武德贞观时期唐王朝对西南边吏的选拔 |
| 二、武德贞观时期唐王朝对西南边吏的任用 |
| 三、武德贞观时期唐王朝西南边吏的作用 |
| 第二节 永徽至天宝时期的西南边吏(650—755年) |
| 一、永徽至天宝时期唐王朝对西南边吏的选拔 |
| 二、永徽至天宝时期唐王朝对西南边吏的任用 |
| 三、永徽至天宝时期唐王朝西南边吏的作用 |
| 第三节 至德至大中时期的西南边吏(756—859年) |
| 一、至德至大中时期唐王朝对西南边吏的选拔 |
| 二、至德至大中时期唐王朝对西南边吏的任用 |
| 三、至德至大中时期西南边吏的作用 |
| 第四节 咸通以后的唐王朝西南边吏(860—907年) |
| 一、咸通以后唐王朝对西南边吏的选拔 |
| 二、咸通以后唐王朝对西南边吏的任用 |
| 三、咸通以后唐王朝西南边吏的作用 |
| 第四章 唐代西南边政与边吏互动关系探究 |
| 第一节 唐代西南边政对西南边吏选拔和任用的影响 |
| 一、唐代西南边政对西南边吏选拔的影响 |
| 二、唐代西南边政对西南边吏任用的影响 |
| 第二节 边吏对边政的影响 |
| 一、唐代西南边吏对西南治理政策的影响 |
| 二、唐代西南边吏对西南治理成果的影响 |
| 第三节 边政与边吏良性互动机制探究 |
| 一、健全制度 |
| 二、因地制宜 |
| 三、不断创新 |
| 结论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清单 |
（6）大结构与微权力：俐侎学生教育生活与教育成就的田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文献综述 |
| 三、核心概念界定 |
| 四、研究框架与主要内容 |
| 五、主要研究方法与研究过程 |
| 第一章 俐侎人的族群身份与生存状况 |
| 第一节 俐侏人概况 |
| 一、族群名称及其历史渊源 |
| 二、族群地域分布情况 |
| 三、族群人口发展及流动情况 |
| 第二节 俐侎人的生存环境及其社会生活 |
| 一、俐侎人的生存环境与生存状态 |
| 二、历史遭遇的地域投射:俐侎人的社会生活变迁 |
| 三、俐侎人的总体教育状况 |
| 第三节 现今俐侎人社会生活中所遭遇的主要困境 |
| 一、民族识别的遗留问题 |
| 二、政策待遇的忽视问题 |
| 三、独特文化的消亡问题 |
| 第二章 俐侎人的族群风俗与社会文化 |
| 第一节 自然崇拜与万物有灵:俐侎人的民间信仰 |
| 一、万物有灵:祭社林、田地、山神、畜神、龙洞等 |
| 二、多神崇拜:祭家庙、土庙、石佛 |
| 三、俐侎人的禁忌和习惯法 |
| 第二节 家堂祭祀与族内融通:俐侎人的节庆礼仪 |
| 一、“桑沼哩”:俐侎人的情人节 |
| 二、火把节:俐侎人的“团圆节” |
| 三、春节和其他节日:对祖先的敬畏与祈求 |
| 第三节 早婚内婚与葬祭以礼:俐侎人的婚丧嫁娶 |
| 一、婚姻 |
| 二、丧葬 |
| 三、生育 |
| 第四节 靠山吃山与自给自足:俐侎人的衣食住行 |
| 一、一袭黑衣掩映下的风华:俐侎人的服饰文化 |
| 二、靠山吃山的简约自然:俐侎人的饮食文化 |
| 三、依山而居的大通房:俐侎人的建筑文化 |
| 四、“交通基本靠走”:俐侎人的出行方式 |
| 第五节 心口相传与自我强化:俐侎人的语言文化 |
| 一、俐侎人的民族语言 |
| 二、俐侎人的民歌小调 |
| 三、俐侎人的民间故事 |
| 第三章 俐侎学生学校教育生活的田野调查 |
| 第一节 复刻:国家教育的区域化写照 |
| 一、学校日常教育结构 |
| 二、教育管理活动结构 |
| 第二节 守望:学校教育的地方性意义 |
| 一、教育维稳 |
| 二、教育支边 |
| 第三节 洞察:地方教育的本土化努力 |
| 一、教育场域中的本土课程 |
| 二、学校场域中的地方知识 |
| 第四章 俐侎学生社会教育生活的田野调查 |
| 第一节 嵌入与共变:社会场中的教育场域 |
| 一、俐侎地区的社会发展与教育变革 |
| 二、俐侎地区的社会力量的教育作为 |
| 第二节 早婚与懒散:俐侏族群文化的教育影响 |
| 一、早恋早婚:小登科压倒大登科 |
| 二、懒散宽松:族群生活习性的教育制约 |
| 第三节 害羞与实用:俐侎族群心理的教育影响 |
| 一、害羞腼腆:封闭环境下的闭塞心理 |
| 二、实用实际:打工潮的影响和追逐眼前利益 |
| 第五章 俐侎学生教育成就的社会学分析 |
| 第一节 护佑与闭环:俐侏族群文化对学生教育成就的影响 |
| 一、社会护佑:俐侎族群文化传统对学生的“放任自流” |
| 二、社会闭环:俐侎族群文化传统对族群再生产的维持 |
| 第二节 维稳与接轨:教育体制对俐侎学生教育成就的影响 |
| 一、维稳: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教育的结构化功能 |
| 二、接轨:国家教育结构的同化与涵化作用 |
| 第三节 抵制与反哺:俐侎学生在结构化环境中的微权力 |
| 一、文化抵制:对族群传统社会结构的反抗与超越 |
| 二、文化反哺:由俐侎学生推动的区域社会变迁 |
| 第六章 反思与奠基:从田野经验到迈向区域教育社会学 |
| 第一节 走进田野:田野调查的初见与追索 |
| 一、初入田野:满腔热诚和不知所措交织的旅程 |
| 二、再访田野:灵活变通与随时跟进并存的探险 |
| 第二节 形成文本:田野资料的处理与运用 |
| 一、处理访谈资料:录音的整理、筛选和取用 |
| 二、处理纸质文献:材料的归类、编码和提取 |
| 第三节 未来之路:迈向一种“区域教育社会学” |
| 一、“区域教育社会学”何以可能 |
| 二、区域教育社会学的田野经验 |
| 三、区域教育社会学的实践反思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相关成果发表情况 |
（7）唐代文学中的植物书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本论题的选题理由及意义 |
| 二、本论题的研究现状及趋势 |
| 三、本论题的研究内容及方法 |
| 第一编 唐前与唐代文学的植物书写 |
| 第一章 唐前文学植物题材与意象发展史 |
| 第一节 先秦:中国文学植物题材与意象的发生 |
| 一、《诗经》:古代文学运用植物的滥觞 |
| 二、《离骚》:文学植物道德比况的先导 |
| 三、《尔雅》:中国古代植物研究的鼻祖 |
| 四、《山海经》:中国植物神话传说的起源 |
| 第二节 汉代:文学植物题材与意象的发展 |
| 一、《上林赋》:汉人对植物的圈养与欣赏 |
| 二、《神异经》:植物神话想象的丰富 |
| 三、古诗十九首:文学以植物起兴的娴熟运用 |
| 第三节 魏晋南北朝:文学植物题材与意象的初步兴盛 |
| 一、魏晋南北朝植物赋:文学描写植物的精细化 |
| 二、《世说新语》:以植物喻人的常态化 |
| 三、《南方草木状》:植物知识向边疆地区的扩展 |
| 四、陶渊明对植物的接受与书写 |
| 第二章 唐代季节诗的植物书写 |
| 第一节 唐代春季诗的植物书写 |
| 一、春季诗中的植物 |
| 二、春季诗书写植物的类型与模式化问题 |
| 三、唐代春季诗的“梅柳”并题现象及其原因 |
| 第二节 唐代夏季诗的植物书写 |
| 一、夏季诗中的植物 |
| 二、植物对文人苦热情绪的消解 |
| 第三节 唐代秋季诗的植物书写 |
| 一、秋季诗中的植物 |
| 二、植物在秋季诗中的意义:悲秋之寓物 |
| 第四节 唐代冬季诗的植物书写 |
| 一、冬季诗中的植物 |
| 二、冬季诗以春写冬:植物报春来 |
| 第三章 唐文的植物书写 |
| 第一节 唐文所反映的唐代文人对植物的栽种与翦除 |
| 一、文人对植物的栽种 |
| 二、文人对植物的翦除 |
| 第二节 唐赋题咏植物时的互贬现象 |
| 一、互贬现象的实例 |
| 二、互贬现象的产生原因及意义 |
| 第四章 唐五代笔记小说的植物书写 |
| 第一节 唐五代笔记小说中的植物意象 |
| 第二节 唐五代笔记小说中植物故事的真与假 |
| 第三节 唐五代笔记小说虚构故事中植物的四种类型 |
| 第四节 唐人植物故事想象的灵感来源 |
| 第五章 唐代女诗人的植物书写 |
| 第一节 接受与营造:女性诗作中的植物意象 |
| 第二节 单纯与专注:女诗人的自然书写 |
| 一、宫廷妇女身居内宫,借植物以娱乐 |
| 二、家庭妇女身居宅院,借植物以抒情 |
| 第三节 花的形象:物我两忘 |
| 一、花与女性可以互相比喻 |
| 二、唐代女诗人以落花离枝比喻夫妻离别 |
| 三、花与女诗人的形象交织浑融 |
| 第六章 唐代诗僧的植物书写 |
| 第一节 唐代诗僧的主要生活场景 |
| 一、唐代诗僧的日常活动 |
| 二、唐代诗僧的居处环境 |
| 第二节 唐代诗僧与自然山水 |
| 一、自然山水对诗僧的意义 |
| 二、诗僧群体与文人群体栖居自然的区别 |
| 第三节 唐代诗僧与植物 |
| 一、诗僧利用植物在禅院中建构自然 |
| 二、诗僧厨房中的食用植物 |
| 第二编 植物景观与唐代文学 |
| 第七章 唐代寺院道观植物景观的文学表现 |
| 第一节 寺院道观的植物景观在唐诗中的反映 |
| 一、道观的情况 |
| 三、寺院的情况 |
| 第二节 重要寺观植物景观考述 |
| 一、专写植物景观的唐诗 |
| 二、知名景观考述 |
| 第三节 唐代寺观植物景观的特点及其人文意义 |
| 一、植物景观特点:以松竹为主而兼顾各自独有风格 |
| 二、松竹成为主要造景植物的原因 |
| 三、寺观植物景观的人文意义 |
| 第八章 唐代祠庙植物景观的文学表现 |
| 第一节 祠庙的植物景观在唐诗中的反映 |
| 第二节 唐代文学对知名祠庙植物景观的描绘 |
| 一、桃花夫人庙的桃花景观 |
| 二、武侯祠的松柏景观 |
| 三、竹郎庙的竹子景观 |
| 第九章 唐代驿道驿站植物景观的文学表现 |
| 第一节 唐诗中的馆驿植物景观 |
| 一、馆驿题材诗中的植物信息统计 |
| 二、馆驿题材诗歌描写植物的诗学意义 |
| 第二节 唐人对馆驿植物的栽植与维护 |
| 一、官方的行为:“驿树”与“官柳” |
| 二、驿站周边植物的栽植:以褒城驿为例 |
| 第三节 唐代蜀道题材诗中描写的植物景观 |
| 一、唐诗所见蜀道地区的植物 |
| 二、唐人蜀道题材诗与边塞诗描写植物景观的差异 |
| 第四节 唐代有关馆驿植物的传说数则 |
| 一、馆驿植物传说能够反映历史真实 |
| 二、思先驿的桧树生药传说 |
| 三、枫亭驿的荔枝与梅妃传说 |
| 第三编 植物生态与唐代文学 |
| 第十章 唐代河东道的植被状况与文学创作之关系 |
| 第一节 从文学作品看唐代河东道的植被生态状况 |
| 一、河东道特殊的地理区位对生态和人文的影响 |
| 二、唐代河东道的植被生态状况 |
| 第二节 唐代文人在河东道的隐逸和闲居活动 |
| 一、唐代文人的仕隐心态与隐居地点选择 |
| 二、唐代文人在河东道隐逸和闲居的地点 |
| 第三节 河东道植被生态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
| 一、河东道植被生态的差异性与多样性易于激发作家写作的兴致 |
| 二、自然植被类型影响了唐代文人在河东道的隐逸和闲居活动,进而影响了有关山水田园诗的创作 |
| 三、河东道文人园林内的植物是沟通自然与文学的桥梁 |
| 第十一章 唐代陇右道的植物生态与文学 |
| 第一节 荒野中的文学体验 |
| 一、荒野的风景 |
| 二、荒野寻绿 |
| 第二节 荒野植物蓬草与陇右道客居文人的自我体认 |
| 一、蓬草象征义的发展 |
| 二、沙蓬:一个经典的边塞意象 |
| 三、心随蓬转:陇右道客居文人的自我比拟 |
| 第三节 杜甫陇右诗的植物书写 |
| 一、杜甫陇右诗植物书写之宏观层面:反映陇右的地理风景 |
| 二、杜甫陇右诗植物书写之微观层面:反映杜甫的心志风骨 |
| 第十二章 唐代长城以北地区的植被生态与文学书写 |
| 第一节 唐代长城以北地区的生态环境 |
| 一、唐代长城的地理位置 |
| 二、长城以北地区的自然地理环境 |
| 三、唐人对长城以北一些重要地理概念的感知与描绘 |
| 第二节 唐代文学对长城以北地区植被生态的书写 |
| 一、唐代文学中长城以北的大草原 |
| 二、长城以北地区植被生态的历史状况 |
| 三、胡峤《陷北记》对长城以北地区植物的书写 |
| 征引文献目录 |
| 在读期间有关成果发表情况 |
| 全文图版 |
| 后记 |
（8）畲族形成变迁史新论 ——“畲”、汉族群边界的历史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中文文摘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及意义 |
| 二、研究史综述 |
| 三、思路方法 |
| 第一章 唐宋时期“畲”汉族群的文化生态边界 |
| 第一节 生态语境下的畲田农业与边界冲突 |
| 一、唐宋时期的畲田农业及其分布情况 |
| 二、畲田农业与精耕细作农业之间冲突 |
| 第二节 文化语境下的南方“畲洞”及其聚落人文 |
| 一、山洞:从洞穴居址到“蛮夷”聚落称谓的转变 |
| 二、作为地名和聚落形态的“畲” |
| 第三节 小结 |
| 第二章 华夏化运动与宋代“畲”汉族群边界的形成 |
| 第一节 华夏化运动与南方“山洞”地区的开发 |
| 一、华夏化运动及其对“蛮夷”地区的影响 |
| 二、唐宋时期南方“山洞”地区的开发 |
| 第二节 “夷夏”观念下的华南非汉族群格局 |
| 一、华夏“异己观”的形成及其文化特性 |
| 二、“夷夏之辨”视野下华南地区的非汉族群格局 |
| 第三节 畲族先民的族群来源与华夏族“异族”概念的漂移 |
| 一、华安仙字潭汰溪石刻与畲族先民的关系 |
| 二、“山都”、“木客”族群边界的移动 |
| 三、“蟹”族群边界的移动 |
| 四、“盘瓠子孙”的族群边界的移动 |
| 第四节 宋代“畲”、汉族群边界的形成 |
| 一、唐宋时期南方汉族文化认同的增强 |
| 二、标签化与作为族群文化特征的“畲” |
| 三、族群边界冲突与南宋“畲”族群称谓的出现 |
| 第五节 小结 |
| 第三章 宋明时期畲、汉族群边界的流动 |
| 第一节 国家认同与畲汉边界的流动 |
| 一、族群边界流动:“畲入汉”与“汉入畲” |
| 二、国家认同:版籍作为族群区分的意义 |
| 第二节 “贼”、“民”分类与宋代以来的“畲乱” |
| 一、畲瑶“盗”、“寇”、“贼”族群印象的由来 |
| 二、“贼”、“民”转化与畲汉边界的流动 |
| 三、宋至明“畲寇”减少的原因分析 |
| 第三节 小结 |
| 第四章 明中叶以降闽粤赣地区畲汉族群结构的变化 |
| 第一节 “畲乱”治理与闽粤赣地区社会秩序的重建 |
| 一、国家机构的设置和交通线路的开辟 |
| 二、教化活动与里甲制度的实施 |
| 第二节 明中叶以后闽粤赣地区族群格局的变动 |
| 一、明中叶以后闽粤赣地区的畲族的走向 |
| 二、明清时期“畲”、“客”的分离 |
| 第三节 闽西南地区畲民的“儒化”与“王化” |
| 一、闽西南地区畲民的“儒化” |
| 二、闽西南地区畲民的“王化” |
| 第四节 明清时期闽西南地区畲民宗族社会的形成 |
| 一、闽西南地区畲民宗族势力的发展 |
| 二、资源竞争与宗族边界 |
| 第五节 小结 |
| 第五章 明清时期闽浙赣地区畲汉族群格局的变迁 |
| 第一节 明清时期畲民迁入闽浙赣地区的经济政治背景 |
| 一、明清时期商业化进程对山区经济结构的影响 |
| 二、明清时期闽浙赣山区经济的开发 |
| 三、明清之际的倭乱与迁界 |
| 第二节 明清时期闽东北地区畲民地方化 |
| 一、畲民经济方式的转变 |
| 二、闽东北畲汉族群的互动与融合 |
| 第三节 明清闽浙赣地区土客矛盾与畲汉边界的维持 |
| 一、土客矛盾与族群冲突 |
| 二、畲、汉族群边界的维持 |
| 三、学额之争与畲汉边界的强化 |
| 第四节 明清以来畲民族群历史的建构 |
| 一、畲民精英分子的反思与“非畲化”思潮 |
| 二、畲民对本族群历史的建构 |
| 第五节 小结 |
| 第六章 余论 |
| 一、生态文化语境与族群分类 |
| 二、族群边界与文化认同 |
| 三、历史记忆与文化建构 |
| 四、近代以来畲汉族群边界的再造 |
| 附录1 |
| 附录2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 索引 |
| 个人简历 |
（9）明清时期沱江流域水旱灾害的初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概念界定 |
| 第一章 资料来源、量化和灾害指数分析 |
| 第一节 明清时期沱江流域水旱灾害史料的分布 |
| 第二节 量化方式的总结与探讨 |
| 第三节 明清时期沱江流域水旱灾害指数分析 |
| 第二章 明清时期沱江流域水旱灾害的时空分异特征 |
| 第一节 水灾的时空分布 |
| 一、时间维度的特征分析 |
| 二、空间维度的特征分析 |
| 三、小结 |
| 第二节 旱灾的时空分布 |
| 一、时间维度的特征分析 |
| 二、空间维度的特征分析 |
| 三、小结 |
| 第三章 明清时期沱江流域的孕灾环境——水旱灾害时空分布成因分析 |
| 第一节 沱江流域孕灾的自然环境因素 |
| 一、地形地貌与水旱灾害 |
| 二、明清时期沱江流域的植被概况与水旱灾害 |
| 三、沱江的水文环境概况 |
| 四、气候变化与水旱灾害 |
| 第二节 沱江流域水旱灾害的应对能力分析 |
| 一、明清时期灾害救治机构与救灾程序 |
| 二、明清时期沱江流域水旱灾害的“防”与“治”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10）中国合众蚕桑改良会研究（1918-1937）（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1、选题缘起及问题的提出 |
| 2、学术史回顾 |
| 3、研究空间及概念界定 |
| 4、本文主要研究路径及章节 |
| 第一章 合众蚕桑改良会的初创 |
| 第一节 清末民初的蚕桑业及其困境 |
| 1. 整体经济形势的萧条 |
| 2. 蚕桑业生产技术水平的盛极而衰 |
| 3. 日本蚕业的崛起及与其对中国相关行业的冲击 |
| 第二节 晚清民末蚕桑改良事业的初步开展 |
| 1. 清末民初振兴蚕业的论争与实践 |
| 2. 清末民初蚕桑改良的进步与局限 |
| 第三节 合众蚕桑改良会的筹组及其成立 |
| 1. 外籍人员对于中国蚕丝业的担忧与扶植构想 |
| 2. 合众蚕桑改良会的正式成立 |
| 3. 中心组织形式及主要负责人的确立 |
| 4. 地方性组织网络的建构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合众蚕桑改良会的内部权力纷争 |
| 第一节 欧战后各国在“华丝振兴”问题上的不同面相 |
| 1. 美国、法国对华丝的扶植 |
| 2. 日本独霸中国生丝厚利的企图 |
| 第二节 国际关系变动下的合众蚕桑改良会 |
| 1. “有碍主权”问题 |
| 2. 日本参会问题 |
| 3. 经费问题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合众蚕桑改良会的改组 |
| 第一节 新政府对蚕业发展的全面介入 |
| 1. 制定宏观发展规划 |
| 2. 建立健全相关组织 |
| 第二节 中国合众蚕桑改良会的改组 |
| 1. “费由我出,政则他人”:外人掌控下的合众蚕桑改良会 |
| 2. 新政府社团改组政策的初步实施 |
| 3. 围绕“交权”及“改组”的中外博弈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合众蚕桑改良会的核心业务革新 |
| 第一节 中国蚕桑改良系统与机制的西化倾向 |
| 1. 对蚕业问题认识的趋新与深化 |
| 2. 新型蚕业改良活动的开展 |
| 第二节 合众蚕桑会蚕业改良思路与方式的嬗变 |
| 1. 由“购买”到“制种” |
| 2. 由“分发”到“指导”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合众蚕桑改良会的蚕业教育活动 |
| 第一节 合众蚕桑改良会介入蚕业教育的形式演进 |
| 1. 合众蚕桑改良会自立教育机构早期设想及探索 |
| 2. 与高等教育机构的合作 |
| 第二节 中国合众蚕桑改良会镇江女子蚕业学校的创办与发展 |
| 1. 中国女子蚕业教育的兴起 |
| 2. 合众蚕桑改良会镇江女子蚕业学校的筹组与发展 |
| 3. 职业去向与生源:镇江女子蚕业学校与蚕业近代化的双向互动 |
| 4. 镇江女子蚕业蚕校的突破与独特性 |
| 5. 合众蚕桑改良会科研事业的后续进行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蚕桑改良组织的近代命运与传统农、蚕业的转型困境 |
| 附录(一) 《中国合众蚕桑改良会章程暨监理员规程》 |
| 附录(二) 《中国合众蚕桑改良会办事细则》 |
| 资料来源及参考文献 |
| 后记 |
四、试论皖东地区茶树异常落叶的主导因素及其防止的关键措施——兼与“作用”[注]一文的作者商榷（论文参考文献）
- [1]民国时期乡村教育的现代转型（1912-1937）[D]. 柳丽娜. 安徽师范大学, 2020(01)
- [2]《盛京时报》报道中国共产党抗日活动研究[D]. 张亚琴.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9)
- [3]禅宗美学“心性”对汉传佛教景区景观空间设计的启示[D]. 雷亚伦. 上海大学, 2019(02)
- [4]中国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制度变迁与现实困境 ——以富县为个案[D]. 田孟. 华中科技大学, 2018(05)
- [5]唐代西南边政与边吏研究 ——以剑南道为中心[D]. 邓仕海. 云南大学, 2017(05)
- [6]大结构与微权力：俐侎学生教育生活与教育成就的田野研究[D]. 陈栋. 南京师范大学, 2017(01)
- [7]唐代文学中的植物书写研究[D]. 石润宏. 南京师范大学, 2017(12)
- [8]畲族形成变迁史新论 ——“畲”、汉族群边界的历史考察[D]. 李积庆. 福建师范大学, 2016(05)
- [9]明清时期沱江流域水旱灾害的初步研究[D]. 蔡群. 西南大学, 2016(02)
- [10]中国合众蚕桑改良会研究（1918-1937）[D]. 王晨. 华中师范大学, 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