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主”与“上帝”:韩儒对天主教的早期反应（论文文献综述）
王春来[1]（1998）在《“天主”与“上帝”:韩儒对天主教的早期反应》文中研究表明 天主教是在西方传教士尚未进入韩境的情况下,由韩人学者当作"西学"自主引入国内的。早期接触到这种新学问的韩人知识分子对天主教的态度不一,反应各异。大致情形有三种:其一,热情地接纳,视之为新学,一些学者在教理研究的基础上进而上升为义
王春来[2]（1998）在《“天主”与“上帝”:韩儒对天主教的早期反应》文中认为 天主教是在西方传教士尚未进入韩境的情况下,由韩人学者当作"西学"自主引入国内的。早期接触到这种新学问的韩人知识分子对天主教的态度不一,反应各异。大致情形有三种:其一,热情地接纳,视之为新学,一些学者在教理研究的基础上进而上升为义
李丹[3]（2020）在《明清之际耶稣会士《易经》与《圣经》会通研究》文中指出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来华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重大事件。在16世纪西方文化充满血腥的初期全球扩张中,唯一的例外,是与中国文化的和平接触。在这一文化交流中,起到重要主导作用的,是在宗教改革之际刚成立的一支天主教修会——耶稣会。许多在中西文化交通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均来自这支充满活力与创新精神的修会,如利玛窦、罗明坚、汤若望等。在这次长达200年的文化交流中,大量中国文化经典被翻译至欧洲,大量传教士潜心研习中国文化并传授给其他传教士,由此引发了欧洲的汉学热,也开启了真正意义上的欧洲汉学研究。《易经》作为五经之首,自然是耶稣会士们诠释的重点。他们力图从天主教义理的角度对《易经》进行诠释,并以此将中国历史纳入天主教领域中。绪论部分主要回顾了有关耶稣会士易学研究的成果。国外的传教士汉学研究偏重历史性研究,主要聚焦传教士个人来华传教经历和其宗教生涯,研究兴趣点多在于天主教在华发展的历程,而较少对某位传教士具体思想的研究。国内的研究内容丰富,包括传教士来华后的天文、数学、历法、历史研究等,成果最为丰硕的是耶儒互动领域,传教士与儒学的互动一直是近年来的研究热点。但是,目前对耶稣会士易学的独立研究仍然比较匮乏,对此主题的论述多夹杂在耶儒互动的论文或着作中,无法窥得总体全貌。本论文正文共五章,旨在阐释明清时期耶稣会士所采取的文化适应传教政策及在此政策指导下的《易经》与《圣经》会通实践。主要包括耶稣会士对《易经》的译介、从天主教角度出发将象数和卦爻辞与《圣经》会通,以及对某些易理范畴进行宗教性的诠释,以证明中西文化同源于天主真道,《易经》与《圣经》同为天主给予世人的神圣启示。第一章着重阐释耶稣会成立的历史背景及其传教特点。历史上,耶稣会最为引人注目同时也引起最多争议的,是在传教区实行的文化适应政策。耶稣会士在世界各个地区以此宗旨推行传教活动,根据当地文化特色调整策略。这一政策在中国的成效最为突出,打破了多年来天主教难以跨入中国的困境。本章梳理了自利玛窦、罗明坚入华至其传教活动被禁止的近200年间,适应政策的发展与调整。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本文将耶稣会在华适应政策区分为三个发展阶段,即利玛窦时期以“四书”为重的适应阶段,到全面研究学习中国文字、文化、社会生活的全面适应阶段,再到索隐派耶稣会士来华后聚焦《易经》的文化适应阶段。这三个阶段的发展推进,缘于中国社会的变迁、中国知识分子对天主教认识的深入、罗马教会对耶稣会文化适应政策的讨论几个方面,更有“中国礼仪之争”这一历史事件的推动。适应政策的整个发展过程,是耶稣会士对《易经》的了解和研学不断深入的过程,且展示了《易经》如何从一开始在这次交流中附于《圣经》、为《圣经》作注,到后期成为与《圣经》同源的天启之书。第二章梳理了传教士围绕《易经》所产生的各种争议,以及耶稣会士对《易经》的翻译和传播。罗马教廷和其他修会的传教士一直对耶稣会的文化适应政策有所微词,认为其为了迎合中国文化,在天主教教义上做出了过多的让步。面对《易经》这一可以进行多种诠释的文本,耶稣会士欢欣鼓舞,认为可以从中挖掘出上帝的神启,而罗马教廷方面某些传教士认为这是一种可怕的误读并加以拒绝。为了说服罗马方面和其他修会,耶稣会士们不断学习、翻译、介绍《易经》,为《易经》在西方世界的传播做了大量早期工作。法国耶稣会士雷孝思于1736年所译拉丁语《易经》尘封多年后于1834年整理出版,成为西方世界第一个完整的《易经》译本。此译本虽为拉丁语,但对后世颇具影响。1876年英国传教士麦丽芝翻译出版第一本英语《易经》,理雅各则于1882年出版了西方世界最具影响力的英语版《易经》。第三章主要介绍了耶稣会士如何从象、数和卦爻辞这三个方面对《易经》和《圣经》进行会通。因早期来华耶稣会士利玛窦等人对《易经》并未进行非常深入的研究,这一部分内容主要集中在耶稣会士中的索隐派,如白晋、马若瑟、傅圣泽等人的研究。第一节考耶稣会士以易数会通《圣经》的内容。在基督宗教认知体系中,数字与上帝真理存在联系,耶稣会士遵循此传统,以易数解读上帝给予中国古人的启示。同时,康熙帝为证明“西学中源”,鼓励耶稣会士对易数的研究。在这两者的推动下,索隐派对易数的研究包括了具体的数字,如“三”“一”,也包括图书之学,如河图、洛书,是一种较为全面和深入的研究。虽有牵强偏颇之处,但也为传统易学开拓出新思路。第二节考耶稣会士以易象会通《圣经》的内容。耶稣会士发现易象可以无限外延至伦理、哲理领域的特点,将其与《圣经》中的教义理念、故事人物进行会通。同时,因为《圣经》本身所具有的隐喻、象征这一传统,使得以易象会通极为合理。此节主要阐释耶稣会士以汉字之“象”发掘《圣经》之意,如白晋以汉字之“象”塑造伏羲为先知,马若瑟以汉字六书解读《易经》文本、挖掘经文真理。第三节考耶稣会士对具体卦爻辞的会通式解读。卦爻辞因其语言简洁、寓意丰富,给予耶稣会士极大的诠释空间。他们以《圣经》文本为据,将卦与圣经中的事件或人物一一对应。如白晋将《乾》诠释为圣子耶稣的一生经历,《坤》为人类受恶魔诱惑堕落历程。另外,《谦》卦因与基督宗教中谦德有所对应,耶稣会士对其多加以阐述,以期证明《易》中之《谦》乃天主给予中国古人的神圣教化。此种诠释虽有牵强附会之处,却也增加了中西文化的互通性。第四章选取了三个具有代表性的易理范畴,综合考察了耶稣会士对其所做的诠释和与《圣经》会通的方式。其中,“上帝”和“太极”都涉及宇宙生成观,是耶稣会士推进传教工作的关键。只有将中国传统经典中的这两个观念进行了圆融的解释,才能使中国人信服上帝创世之说,才能使中国人信服上帝。另一个“圣人”范畴,则给了耶稣会士很大的空间将其诠释为耶稣救世主或弥赛亚,并以此说明上帝的光芒早就曾照耀到中国。第一节考“上帝”之说。基督宗教至高神在中国的名称,曾有多种选择,如“天主”“大父母”“上帝”,“上帝”为利玛窦所定,引起争议最大,影响最为深远。耶稣会士以《易经》文本为据,以证明古经籍中“上帝”即为基督宗教至高神,中国古人早已得知天主真义。第二节考耶稣会士“太极”观念。耶稣会士对太极的认识有所分歧,利玛窦等人否认太极的宇宙生成意义,以证明基督宗教之神是唯一创造者;索隐派耶稣会士认为太极与天主属性同一,太极即天主,其诠释也不再局限于文本,而扩展到以图、以数、以神秘主义进行诠释。两种观点的分歧源于对中国经籍和中国文化的不同态度。利玛窦认为天主教可“补儒”,因此寻找相同点而剔除不同点;索隐派则认为天主教与中国文化同源,为中西的不同呈现形式,因此太极这一重要且具有本原性的概念必不与天主教义理冲突,而只需探寻其同源性。第三节考耶稣会士的“圣人”观。此处也有两种相异观点。利玛窦等耶稣会士认为中国本无圣人,古籍中圣人之举动皆为耶稣之行为。但此种诠释难以应对古经中内容丰富多变之圣人涵义。另有耶稣会士就此情况,提出中国古经中圣人应为基督宗教先知。以《易传》中圣人行为为例,开启民智、教化世人,实为天主在人间传播真理的代理人,此种解释将伏羲、神农等纳入先知之列,使中国古史与《圣经》所录历史同步,再一次证明中西同源。第五章对耶稣会士的文化适应政策和此政策对《易经》与《圣经》的会通研究所产生的影响、其价值取向进行了反思和评价。第一节论述耶稣会士的会通性易学研究在中国本土儒士中所引起的反响。对于皈依天主教的儒士来说,他们基本认同耶稣会士的会通性诠释,对“上帝”“太极”等基本范畴的理解与耶稣会士保持基本一致。但由于其中国文人的身份,他们能敏锐地发现耶稣会士诠释中牵强不当之处,他们从自身儒学背景出发,对传教士的诠释进行了再诠释,更加丰富了会通的内容和深度,使被西方传教士异化了的中国传统概念部分回归本位。对于反教儒士来说,耶稣会士的诠释不仅是对中华文化的完全误读,也是对中国统治政权的威胁,其目的是破灭儒家思想,他们在自已的反教着作中对耶稣会士的诠释内容一一进行驳斥,所反映的是中国文化思维惯性与思维定势对士人生存样态的制约。第二节考耶稣会士《易经》研究在欧洲的回响。虽然在礼仪之争时期,对《易经》的研究和评价是罗马教廷斥责耶稣会士的主要原因,但是若干年后,耶稣会士的研究得到了教廷的承认,并认为是对《圣经》内容的丰富与扩充。从学术角度来说,耶稣会士的易学研究推动了西方对中国经典的了解和认识,特别是索隐派的易学研究,使欧洲汉学真正踏上了正确的途径。他们对于《易经》与《圣经》会通的努力引起了极大的争议,这一争议反过来又引起了后世学者的兴趣,并在此基础上出现了更为理性的西方易学研究和更为严谨的《易经》译本。不可不提的是莱布尼茨的二进制与白晋的易数研究,这在东西方已广为人知。另外,莱布尼茨对于“普遍语言”的追求也在索隐派的易学研究中找到了灵感。第三节是对耶稣会士《易经》《圣经》会通的总体反思与评价。由于《易经》与《圣经》属于两种不同的文化认知系统,若想将两者会通,耶稣会士难免要采取一些策略,如初期只认同古经古儒,而排斥宋儒注疏。以往学者往往将这一策略视为对中国文化的误读。但若考察耶稣会士在华近二百年的互通研究,会发现其研究策略和研究主体的变化与调整。从利玛窦时期以天主之学为主体,到索隐派于中国古籍和汉字中寻找天主痕迹,这一会通从起初的宗教诠释转为汉学研究。但是由于中西文化存在鲜明且不可调和的差异之处,如耶稣会士所设想的全然互通必不可能,其所做的努力虽有不合理之处,但由于其具有较为一致的目标,即相信并努力寻求中国古典中一神宗教的证明,且其会通与解读具有延续性,可达到其他个别诠释所不能达到的状态,构成了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并成为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一大盛况。
韩二帅[4]（2014）在《回顾与展望:中韩建交以来国内的朝鲜半岛基督教史研究》文中指出自1992年中韩建交以来,国内关于朝鲜半岛基督教史的研究取到了丰硕成果。主要体现在:基督教正式传入朝鲜半岛前的研究、在朝鲜半岛传播历史的研究、教案研究、基督教与朝鲜半岛近代化的研究、基督教与朝鲜半岛政治的研究以及基督教史的比较研究等。中韩建交以来朝鲜半岛基督教史研究的兴盛,得益于两国政治关系的改善、经济合作的增强和两国文化自古以来的密切联系。
李强[5]（2019）在《中西之间：晚清江南地区中国耶稣会士群体研究（1842—1912）》文中提出中国耶稣会士是明末以耶稣会为代表的天主教进入中国传教后,出现的新型宗教群体,中外学界历来少有关注。本文在中国近现代史的视域内,依据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宗教观,考察晚清江南地区中国耶稣会士的传教活动与学术活动,以及他们在近代天主教本地化及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作用与局限。本文共分六章。第一章导论,介绍本文的选题缘由、相关概念界定、研究现状综述、研究方法和中文及英、法、拉丁文史料来源,以及论文框架、写作思路。第二章突破以往明清天主教史研究专注于着名来华耶稣会传教士和中国基督徒的局限,根据在华天主教的重要时间节点,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整体性地回溯1840年前中国耶稣会士群体的“初现”和消亡过程,进而揭示他们在来华西方传教士与中国基督徒、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天主教会与中国社会之间扮演的中介性角色。第三章考察晚清时期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的“再现”和发展概况,重点分析该群体发展的历史阶段、内部结构、社会定位以及代际谱系等重要议题,论证了中国耶稣会士所受中西融合的宗教和世俗教育,使其具有了特殊的宗教性与国际性。他们作为天主教与中国社会结合的产物,来自本地社会,服务本地教会,这种本地性是影响他们传教活动和学术活动的关键。第四章着重讨论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的传教活动。首先,与以往“教案”史侧重于民教冲突研究不同,通过黄伯禄、李问渔的个案梳理他们在“调和民教”,实现“民教相安”的活动及由此显示出的政治认同;其次,在近代天主教《圣经》汉译史的视域下,考察中国耶稣会士《圣经》汉译文本的概况,分析他们翻译《圣经》的主体性地位;最后,系统地考察中国耶稣会士“护教”论述对近代中国天主教徒宗教认同、社会认同的塑造。通过以上三个议题探讨了中国耶稣会士在近代天主教本地化进程中起到的主体性地位。第五章侧重于考察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的学术活动。首先,考察他们参与晚清“西学东渐”的学术活动,特别是他们的地理学着作及由此透露出来的民族意识。其次,借助新史料考察黄伯禄与英国汉学家之间的学术交往,讨论中国耶稣会士群体与近代“东学西传”之间的关系;最后,着重梳理中国耶稣会士整理和研究本地教会史的着述活动,并分析他们的宗教认同和社会认同。以上研究显示,中国耶稣会士综合了宗教性、世俗性、学术性的多重身份,促成他们参与近代中西文化互动的进程,也促使他们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天主教信众自我身份辨识的塑造。第六章为本文结语部分。首先,在天主教本地化视域下从国际性与本地性、宗教性与世俗性、民族性与时代性、历史性与延续性等四个角度全面把握该群体的整体特性,借此分析他们的历史角色及历史局限性。其次,着重考察他们的文化认同及影响。中国耶稣会士的整体特性及文化认同,是理解他们的中介性角色如何在晚清中国社会尤其是江南地区具体体现的重要因素。总体来看,晚清江南地区中国耶稣会士的发展,亦是天主教与近代来华殖民力量互相影响的结果。但他们区别于西方传教士的民族意识和文化认同,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基督徒的宗教生活,也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天主教与中国社会之间的冲突。尽管如此,他们的历史局限性使得这一群体只能主动或被动地适应中国社会的发展趋势,发挥的社会影响和历史作用也大多限于中国天主教内部。
柳岳武[6]（2020）在《清代天主教东输朝鲜及对中国“天下体系”的影响》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清康熙至嘉庆间,在京传教士和朝鲜人士以教堂为基地、以一届届来华燕行使为媒介,分阶段、多途径地经由中方,将天主教传入了朝鲜。与之对应,朝鲜方也经历了一个由初期抵制,到逐渐崇信,乃至皈依的过程。虽同属"夷教",然清代朝鲜人自始至终均抵制藏传佛教,却又最终接纳了天主教,这实质上反映了朝鲜人对新的"天下秩序"的思考与选择。清代天主教东输朝鲜,不只是将天文历法、科学知识、西洋宗教等输入了朝鲜,更使朝鲜人由此前的"罢黜诸教"、"独尊儒学",拐向皈依基督教和诸教"回归"之路;某种程度上对中朝双方均产生了重要影响,瓦解了以中国为中心的"天下体系"。
王刚[7]（2014）在《明清之际东传科学与儒家天道观的嬗变》文中认为本论文通过对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会通中一些重要原着的考察与梳理,通过对利玛窦及中士一些重要人物的科学实践活动的追踪和考察,认为,东传科学通过三条主要途径对儒家天道观产生了影响,这三条途径是：（1）利玛窦通过宗教哲学对儒家天道观的调适和改造,尽管很难用具体数据来揭示这种调适和改造对儒家天道观的影响程度,但是,从中士的对之回应来说,其影响范围和力度亦可见一斑；虽然,利玛窦对宋明理学的“理”展开了批驳与改造,但是,他从学理上对于儒学的调适方法中,已经承认了“格物穷理”的合法性,并试图以“格物穷理”的名义引进西学,其目的是为了西学传播的合法身份,并博得中士的亲近与好感,不过,就实际效果而言,他已经率先以其对儒学理解的前结构,改变了程朱格物穷理的一些主要原则及方法,从而引发了徐光启在中西科学会通的实践过程中,对格物穷理的界定与程朱之格物穷理有了本质性的变化。（2）西方科学对儒家天道知识内容的更新和转型,促使中国传统数学中以“通神明”为主的内算,让位于以“类万物”为主的外算,也引发了中国传统天文学向前近代天文学的转向；用数学、实验等科学方法认识天道,考察天道的方式中已经排除了儒家体悟和默会的方式；这既使中国传统天算的儒家文化功能发生了变化,又使儒家对天道的格物发生了本质性的改变,从而,既增加了儒家天道中宇宙普遍规律性的内涵,淡化了儒家天道观中天道与人事吉凶的联系,也淡化了儒家知识论与道德论之间的联系；（3）有些儒士试图利用西学来重新构建儒家天道观,其构建的天道观中理性程度明显加强,而性命文化中的神秘性也有所弱化。这些都表明儒家天道观已经呈现出嬗变的特征。
陈登[8]（2002）在《利玛窦伦理思想研究 ——兼论利玛窦对中西文化的会通》文中研究指明本博士论文的选题是“利玛窦伦理思想研究”。它从比较文化和史论结合的角度，尝试将利玛窦伦理思想放到特定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进行系统的考察，即从比较文化史的角度对中国儒家文化和西方基督教文化最初的、也是极为重要的接续点上形成的利玛窦的伦理思想进行系统的分析，力图说明在宗教传播和文化交流中通过和平而又有选择的交流和对话所产生的创造性的融合更值得提倡。在论述上坚持逻辑和历史的一致，把学术理论与思想史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在深层次上把握利玛窦伦理思想发展的基本规律，揭示其主要的特点。同时，本文试图把利玛窦伦理思想视为中国基督教伦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中西伦理思想交流的重要思想资源。通过对它的研究，探索中西伦理思想交流史研究的新领域，进一步丰富对中西伦理思想关系的认识。本研究有助于增进中西学者的相互理解，以达到学术上的互补。 本书分八个部分。主要内容包括：绪论；第一章，利玛窦伦理思想形成的基础；第二章，利玛窦天主教神学伦理观；第三章，利玛窦的交往伦理观；第四章，利玛窦的其它伦理观；第五章，利玛窦对中西文化的会通；结语和参考文献。 绪论部分侧重分析了选题的构思、研究目的、学术意义和国内外研究的状况，并简要介绍了利玛窦的生平及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作用与影响。本论文认为，由利玛窦开启的明清之际天主教的传入与中国文化的交流促进了中西文化的相互沟通和了解。利玛窦在中国进行的宗教对话中所倡导的方法和思想体现了当代宗教的宽容和对话精神。他留下的中文和意大利文的着作至今仍然可以用作进行宗教和文化对话的典范。宗教对话本身体现了当今时代多元化与和解的精神。但是任何真正的对话都需要在彼此平等的人们之间相互交流中进行。对话包含着尊重、同情、甚至友谊，对话双方应该是互为主体。而且，任何一方似乎应当首先承认对方宗教所具有的独立的价值和意义。 本论文第一章概括地分析了利玛窦伦理思想形成的社会历史环境和思想文化背景;揭示了西方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以及明末社会政治思想氛围对利玛窦的影响;阐释了利玛窦对异质文化的宽容、重视学习中国文化，注重学术传教等具有人文主义特点的做法的思想基础。并对天主教与科学的关系以及耶稣会对科学的态度进行了某些有别于我国学术界通行观点的探索性思考。 本论文第二章结合利玛窦的天主教神学观比较详细地论述其天主教神学伦理观。在中世纪，神学在天主教内居于绝对支配地位，其它学科如哲学、伦理学和科学等都被视为神学的奴牌。利玛窦的伦理观是建立在其神学观的基石之上的，要研究利玛窦的伦理观就必须先了解他的神学观。学术界通常认为利玛窦为了附儒合儒隐瞒了天主教的启示真理，在本章对学术研究中极少论及的利玛窦的基督论和原罪观进行了分析，指出尽管利玛窦囿于中国具体情况很少公开谈论这些，但他并没有回避三位一体和原罪这类中国人难以理解的问题。 本论文第三章围绕着利玛窦的为人之道和交友之道，分析和研究了其人际交往的方式、态度、意图。强调利玛窦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凭借他高崇贞洁的品德和相须相枯的友情。虽然曾有学者对利玛窦的友谊观进行过一些研究和讨论，但都是以《交友论》内容为依据。本章从交往伦理这一更大视角来系统地思考利玛窦的交友观，而且使用的材料超出了《交友论》的范围，这样来理解利玛窦的友谊观可能更全面些。 本论文第四章分别讨论了利玛窦的婚姻钡、孝亲观、生死观和财富观。分析了这些伦理观与儒家伦理思想的差异以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意义与价值。 本论文第五章专门讨论了利玛窦对中西文化的会通。从利玛窦所进行的天主教中国化的尝试、创造性诊释及作用和与佛教儒学化的比较三个方面分析了其会通的得失和启迪。并审视利玛窦所采取的合儒补儒、拒斥佛道和科学传教等进行会通的策略和手段。 本论文的结论部分探讨了利玛窦伦理思想的影响、启示和局限。从“天学精神与明末士大夫”、“世俗人心与天主教伦理”、“礼仪之争缘由及结局”、“合儒路线与新教传教士”和“台湾士林哲学的历史渊源”等方面论述了利玛窦的影响。从“采取适应策略，寻求文化融合”、“加强思想批判，确立补儒超儒”、“注重逻辑推论，强调理性分析，’、“提供对话精神，重视文化交流”等方面讨论利玛 2一一一<sub><sup><sup>一一----<sub>——窦伦理思想的启示。从“信仰主义出世观”、“过度儒学化的困境”、“神学伦理的独断主义”等三个方一面分析了利玛窦伦理思想的局限。并指出尽管利玛窦有着自身难以超越的思想障碍和难以克服的局限，但就他所处的时代而言，他的思想是远远走在其他传教士的前面。 明末由利玛窦开创的这次天主教与儒学的对话，虽然是出于传教策略的考虑，故所作之会通多是拟同，因而在对儒学的理解与阐释中，有不少是出无知或有意的误读与误释。但其中很多误读与误释充满着创造性，它们至少廓清和拓展了对话?
王岩[9]（2020）在《中日韩《孟子》学研究 ——以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为中心》文中研究表明作为“四书”之一,儒学经典《孟子》在中国宋朝、日本江户时代、韩国朝鲜朝都具有重要影响,其仁说、性善说、“不动心”说、仁政说等深刻影响着中日韩三国的社会思潮走向、社会制度建设乃至民族文化心理的形成。中日韩三国大儒均带着经世致用的济世情怀和历史使命感进入了注释《孟子》的领域,以注释儒学经典的方式表达着对天道、人性和社会等问题的看法,引领着时代思潮的走向。其中,尤以朱熹（1130-1200）、伊藤仁斋（1627-1705）和丁若镛（1762-1836）的注释最具代表性。在中国宋朝,在汉学向宋学转移的大势下,朱熹《孟子集注》以赵岐注为底本,上承韩愈、周敦颐、程颐、张载,下采张栻、杨时、范祖禹、吕希哲、尹焞、吕大临、游酢、谢良佐、侯仲良、周孚先等人,荟萃条疏,辨同别异,将经学研究的重点转向了对心性之微的探索、宇宙之理的追索,建立起以理学精神为主的新孟子学,影响元明清七百余年的中国历史。并且,伴随着朱子学在汉文化圈的流播,《孟子》在日本及朝鲜均产生了重要影响。日本镰仓时代（1192-1333）末期即已出现汉学与宋学的分野。进入江户时代后,朱子学在幕府支持下获得了官学地位。十八世纪,反朱子学的力量壮大了起来,古学派开创者伊藤仁斋建立起以《论语》《孟子》为核心的古学思想体系,恢复人伦日用的古学之道,开启了儒学日本化进程。作为仁斋思想成熟时期的着作,《孟子古义》既是仁斋古学思想的代表,又是江户时代日本儒学试图摆脱朱子学影响、实现本土化的反映,鲜明体现了儒学在异域文化背景下的变化形态。儒学传入韩国的最早记载是公元640年唐太宗设立崇文馆,新罗、高句丽、百济将子弟送到唐朝学习,关于《孟子》可查证的最早记载是罗末丽初（约为公元十世纪）崔致远（857-?）在《无染和尚碑铭》中的六处征引。而《孟子》的正式接受是在朝鲜朝时期。作为实学派集大成者,茶山丁若镛认为《孟子》所体现的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想、积极践行的实践精神,最能体现洙泗之学的真谛。茶山倾浸心血注释的《孟子要义》,既继承了朝鲜朝前期儒学的成果,又吸取了西学的内容,成为能够体现性理学、阳明学、北学和西学的思想载体,体现了十九世纪韩国儒学界尝试以儒学世界观来理解西方思想体系的努力。然而,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的《孟子》诠释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建立在其对“道”不同角度的理解之上。朱熹将宇宙起源、万物化生、飞禽动植、山川河流等自然现象融入对“道”的理解,进而为传统儒学中将自然秩序与人伦道德联结起来的“天人一体”思想提供了形而上的宇宙论根据。伊藤仁斋与丁若镛都反对从形而上的“天理”来理解“道”的视角,转而将“道”的视角拉回到人伦日用之间,强调了自然秩序与人伦道德之间的分离,构成了其《孟子》阐释的思想基础。如果说对“道”的理解体现了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对人与世界关系的不同理解,那么,对“理”的不同阐释则凸显出朱子学东传日韩之后所引起的种种反映。伊藤仁斋与丁若镛都以条理、腠理、文理之义来重新理解“理”,从而完成了对朱熹“天理”之义的解构。故对“道”、“理”的不同理解构成三家对《孟子》阐释不同的深层原因,但伊藤仁斋与丁若镛又并非决然相同,而是存在着若干具体差异。具体来说,朱熹以理气一体宇宙观为基础,以心性之学为核心,视《孟子》为阐释仁义礼智本然之性的儒学经典,进而使儒家在心性之说上超越佛家,巩固了社会价值观引领的地位。仁斋提出一元之气为天道之全体,反对朱熹以“心性”解《孟子》的作法,将《孟子》视为体现仁义之德、王道之要的儒学经典,最终以“仁义之德”表达了对君臣、父子人伦秩序的尊崇。与仁斋相似,丁若镛亦在反对理气一体宇宙观的基础之上,形成了以“孝弟慈”为核心的人伦之道。然而,丁若镛更为强调“心”的实践意义,认为“天命之性”的贵重当体现于“行事”之间尽己之心的意愿之上。但是,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对《孟子》主旨的不同把握并非临空蹈虚,而是在对《孟子》具体学说的阐释之中充分展开。《孟子》开篇即提出“仁”字,对“仁”一字之阐释凸显出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对《孟子》的不同把握。《孟子集注》“仁者,心之德,爱之理”实际上分宇宙界与人生界两个层次来说仁。仁之理为天地生物之心,仁之气是天地温和之气,一“仁”字实际上绾合了理与气,接通了宇宙界与人生界。朱熹以天地之理、阴阳之气来说仁,既继承了孔孟儒学,又将仁字上升至宇宙界,使“仁”具有贯通天人的特色,真正体现了中国儒学特有的精神传统和认识世界的方式。伊藤仁斋从人伦之道的古学观点出发,认为仁只是爱,不是“爱之理”;仁是忠信之爱,是实德,是实实在在的人伦情感;仁不是个人的私情、私爱,而是遍施于他人的公共之爱。而其思想基础则是天道与人道分立、道德法则与自然秩序分离的天人分立思想。可见,对中国儒学中对于天人关系的舍弃,透露出仁斋及德川儒学在吸收中国儒学时所持有的标准:即以是否具有指导社会生活和制度建设的实用性为标尺。这种以实用性选择文化的态度,不仅在江户时代迅速将儒学转化为推动社会兴盛的工具,也是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民族能够迅速从传统中转型,吸取西方文化中的有用部分,从而实现经济腾飞和社会转型的文化心理基础。茶山将“仁”看作现实社会中孝弟慈等人伦关系,尤其注意分辨心与仁义礼智之间的差别。茶山认为,仁义礼智与心并非是一段,仁义礼智只是在外之德行,能够真正地实现这一德行的根本在于“心”的权衡抉择,从而突出了“心”自主抉择的重要性,体现了韩国儒学注重实践性的特征。进而,茶山接受利玛窦西学的影响,将“天”理解为人格神意义的上帝,从而在天人关系的把握上区别于朱熹,形成了韩国儒学的特质。经由朱熹之解,性善说既成为《孟子》的核心思想,又成为日韩儒者绕不开的话题。朱熹“性即理”继承了汉儒以“天人宇宙图式”论性的传统,其“理一分殊”性学体系解决了儒家悬而未决的“性与天道”形而上根据的问题;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不离不即的关系,又最终将性善说挽回到人生义上来。仁斋“性好恶说”分离了“性”与仁义礼智大德之间的关系,认为气质之性天然有好仁义的倾向,顺性则可行仁义,顺人情可知性善,甚至将情提高到了“道”的位置,体现了德川儒者重“情”的普遍特点,为教化说、王道说打下了基础。丁若镛“性嗜好说”沿袭先秦儒学“以心见性”的模式,注重从心的好恶判断等直观感受上来认识性,既为心的自主之权留下广阔的空间,又使性善说能从朱熹天理的框架中脱离开来,具有指导人生实践和社会治理的实际意义。要言之,对“性善”的不同理解实根源于三家对天人关系的不同把握。《孟子·公孙丑上·不动心》章因提出了“不动心”、“知言”、“善养吾浩然之气”、“集义”等重要论断历来备受关注,是理解三家《孟子》阐释异同的绝佳样本。朱熹重视“未尝必其不动而自然不动”的圣贤心态以及俯仰无愧怍的浩然之气,集中阐述了“集义”的日用功夫,表现了理学沟通天地正气与人之精神气魄、推崇以“义”为核心的日常践履功夫的品格。仁斋以朱子学为继承和批评的对象,批驳朱熹对“不动心”和“浩然之气”的重视,集中阐发了以“仁义”为核心的思想,表现了古学派不谈性与天道、注重人伦日用之道的实学特色。丁若镛集中阐发了对“心”为神形妙合之主的推崇,“不动心”只是志士仁人在伦理世界的世俗心态,完成了对朱熹所言“天理”与“不动心”关系的分离。仁政是孟子提出的治世理想,为中日韩儒者描摹了一幅理想社会的图景。朱熹认为仁政之大要在于人君一心之间的天理人欲之别,君子尽本性之善,由一心上溯至天理;圣人笃恭而天下平,修一己之德而天下从之。仁斋认为王道说是《孟子》乃至“四书”的主旨,其“生生之德”既继承了朱熹天地生生之意发畅不已的生命观,又将之限定在人世间的范围之内,具有了瞩目于人伦日用之道的古学特色。仁斋认为,仁政之本在于人君能与民偕乐,与天下同情,将“好货”、“好色”等合理情感欲望推己及人,形成了别具特色的“与民偕乐”（“同民之好恶”）之说。丁若镛认为,治国当以用人、理财为要务,合理的田制是社会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的基础,经界之法、井田之制为礼乐兵刑等制度的根本,并重视以天命启迪道心的教化说,尝试为朝鲜朝的变革描绘出现实路径。结言之,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都以儒学经典《孟子》的重新诠释来表达对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世界关系的认识,这种经典的学问生产方法奠定了以经书为核心的东亚精神传统、思想传统,维护了儒家精神在东亚文化圈内的主导地位。但是,由于三国对以“天人关系”为主的儒学核心价值理解不同,形成了三国儒学的不同特色,影响到三国的近代化进程。然而,中日韩同属汉文化圈,整体上存在不同于西方的精神传统:即都不以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作为社会发展的根基和目标,而是注重群体合作、人际和谐。这既是儒学带给中日韩文化共同的基本要义,也是三国的历史传统和民族文化心理,是三国面临西方文化之时所共同拥有的思想底色,对我们今日理解人与社会的关系亦具有深刻影响。
纪建勋[10]（2012）在《历史与汉语神学—明末清初天主（上帝）存在的证明研究》文中认为明末清初,在以“利玛窦规矩”为主的适应策略的影响下,传教士除了用教会正统神学向国人证明上帝的存在外,更因国人的实用理性精神与阿奎那用自然神学来证明上帝的存在两方面存有一定程度的契合,努力发扬基督教神学对希腊哲学的诠释传统,秉持修正或驳斥的立场积极展开对儒学的调适与发明以向士大夫证明上帝的存在。对于明末清初天主教上帝存在问题的研究,其展开将以蒂利希宗教哲学两种类型的划分为隐性观照平台,重点探寻中西思想交汇下传教士对上帝存在的证明以及证明所带来的神学和儒家思想的调和,期许藉此能为上帝存在的证明问题及当下汉语神学的发展提供一新的思考视阈。研究分为证明与修正、神名与证明、天学与证明三部分,它们既有机相连,又各有侧重。上篇看传教士如何在中文教理书中证明上帝的存在,不仅看他们如何中规中矩使用天主教的正统神学来给出证明,更要析究他们如何对奥古斯丁神学和阿奎那神学中上帝存在的证明做出各有偏重的取舍；不仅看他们如何藉奥古斯丁本体论的证明来修正与调和孟子之学,更要藉蒂里希的两种类型的证明与牟宗三对宋明理学的判教来析究传教士利用奥古斯丁“心学”意义上的证明对孟子的良知良能说的诠释。牟宗三融合康德哲学与孔孟陆王的心学,以中国哲学以与康德哲学互相诠释的做法,正如数百年前利玛窦用奥古斯丁普遍认可的论证来与孟子的良知良能说互相诠释并提出“良能说”的道德论证。中篇讨论传统意义上的神名与上帝存在的证明间的关联。明清天主教的“帝天说”引起了儒家的天论和基督教上帝论之间的砥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上帝天主论”与其说是译名问题,不如说是证明问题,是传教士藉先秦古经中的“帝”、“天”崇拜的主宰、人格含蕴来推证上帝中国古已有之的问题,这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汉语神学。“帝”与至上神当然不同,但传教士的知识背景既是基督教神学对古希腊哲学的诠释传统,其所借重者正是“六经注我”之法与“得鱼忘筌”之意。明末"Deus"的“大父母”说法是天主教当时提出的影响较为广泛的神名之一,儒家“大父母”思想肇端于易经,滥觞于理学的乾父坤母的宇宙论,而天主教传统中往往强调“父”,也有崇拜圣母的传统,两者之间的契合使传教士和儒家基督徒提出“大父母”神名。这是从自身信仰和传统的应然推理出发来证明上帝的存在。另外,“大父母”说法也是一种借喻,此种“策略性”的手段,耶稣会传教士们用来最为娴熟。其背后所体现出的一个重要的差异就是儒家的大父母强调生而化有万物,天主教的天主是从虚无中创造万物,这是儒耶“大父母”思想之最大的不同。此外,阿奎那在论证上帝存在时使用了宇宙论证明,“大父母”神名实际上也暗含着一种宇宙论的逻辑推理在里面：每个人都有父母,再往上推,就会有一个超越个体的共有的父母,即上帝。下篇讨论“天学”与证明问题。首先对“天学”定义做一分疏,将关注的重点放在明末语境中“实学”或“天文历算之学”此一层涵义上面。在明末,儒家基督徒认识并接受上帝的存在有两种进路：徐光启和李之藻等人用天文历算之学把“天”与“主”联系在一起,这是一条由“天学”进到“神学”的道路；而杨廷筠等人注重从心性论的探讨、从超世与超性的对鉴中寻找上帝,这是一条由“心学”进到“神学”的道路。这里我们似乎又看到了蒂里希两种类型思想的影子。以此观之,儒家的天论从纵贯角度来看也未尚不存在两种诠释类型：先秦的主宰人格神与宋明理学中的天理本体范畴。传教士之东来,激发起思想界对“天学”的热烈讨论。狭义上的中西“天学”即指中西天文历算之学,两者遭逢后引致的“历法之争”与“康熙历狱”,也因中西天文学具有不同的“通天’”、“通神”的政治甚至形上意义,而使争论早已超出中西历法疏密优劣之先进性的比较层面而臻抵思想史的世界。从此一角度言,“历法之争”也应划归于“礼仪之争”的范畴。明清鼎革之际,中西天算之学分别具有为“王权”和“神权”服务的不同性质。两者间的契合与差异以及耶稣会士通过“天学”来证明上帝存在的努力主要体现在策略和目的两个方面。策略上,职掌钦天监的汤若望及南怀仁迫于不宦誓约及教皇视星占术数为迷信的圣谕两方面压力,有意淡漠选择术乃天道始基、天垂吉凶的传统形上解释,强将其降格释为只不过是具有尊古及教化作用的风俗习惯。如此以来,就通过“祛魅”手段消解了中国星占学的“通天”功能,为天主教“通神”铺平了道路。目的上,耶稣会士还通过翻译绍介西方天文宇宙学着作,从当时中西天算之学的交汇点“藉通天以通神”入手来推导天主的存在,惟中方是为通“天”,是为政治和王权服务,耶稣会士所代表的天文学是为通“神”,是为教会和神权服务。这里的“天”是中国传统下的“事天”、“敬天”、“祭天”之天,“神”是天主教的至上神上帝。以李之藻协助傅泛际翻译亚里士多德《天论》而成的《寰有诠》为例,其主要使用两类方式来证明上帝的存在。一是通过首卷的阿奎那神学尤其是详细的五路证明来直接推证天主的存在,这是一种通过翻译神学经典来让士人阅读理解进而认信的方式。二就是通过其余五卷神学主导下的亚里士多德的宇宙学来间接推证天主的存在。将阿奎那自然神学的证明中的逻辑链条迁移至天文学的广袤宇宙,其元寰宇、神寰宇、形寰宇、总寰宇、小寰宇的寰宇五义就兼具逻辑与空间的双重链条。在具体的天文历算层面,论文主要以望远镜为个案来进行说明,通过第六章探讨了历局所代表的官方和民间光学技艺家之间的互动,而薄珏其人,实是联通远镜之学由朝到野之流播的枢纽人物。与伽利略发明望远镜以及近代实验科学的发展引起了西方人观念上的变革相应,薄珏其人其事所代表的“远镜质测之学”也对明清以降受西方实验科学冲击下新认识论的形成有所助益。望远镜及其学问传到民间,王夫之讲论远镜质测之法,方以智认为万历间传入的远西学详于质测而拙于言通几。望远镜的应用,还看到各星球间没有“理”与“气”的存在,耶稣会士从对理学认识论的调和与重释中推证上帝的存在,上帝不是与人的认识与世界的物质同一的存在而是更高的存在。伽利略用望远镜来寻找上帝的存在,来华传教士认为上帝的居所正是在“九重天神”（九重天即九大行星）之上。
二、“天主”与“上帝”:韩儒对天主教的早期反应（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天主”与“上帝”:韩儒对天主教的早期反应（论文提纲范文）
（1）“天主”与“上帝”:韩儒对天主教的早期反应（论文提纲范文）
| 一视天主教为异端:韩儒对天主教的一种反应 |
| 二走向信仰实践:韩儒对天主教的另一种反应 |
| 三“西学”:一种有益的知识 |
（3）明清之际耶稣会士《易经》与《圣经》会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现有研究成果及其不足 |
| 三、本研究的创新性及其不足 |
| 四、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耶稣会在华传教历程与文化适应政策 |
| 第一节 天主教入华传教历程 |
| 一、第一次接触: 大秦景教 |
| 二、天主教在华传教事业的困境 |
| 第二节 耶稣会的诞生与传教基调 |
| 一、耶稣会的诞生 |
| 二、耶稣会的文化适应精神 |
| 第三节 耶稣会在中国的文化适应政策 |
| 一、利玛窦时期的文化适应策略 |
| 二、由礼仪之争引起的转向: 全面适应阶段 |
| 三、白晋聚焦《易经》的文化适应策略 |
| 第二章 耶稣会士与《易经》的相遇 |
| 第一节 耶稣会士对《易经》的介绍 |
| 一、初入华耶稣会士对《易经》的介绍 |
| 二、《中国哲学家孔子》中的《易经》形象 |
| 三、索隐派耶稣会士对《易经》的介绍 |
| 第二节 耶稣会士对《易经》的翻译 |
| 一、索隐派译《易经》 |
| 二、西方世界第一个《易经》全译本 |
| 第三章 耶稣会士以象数、卦爻辞与《圣经》的会通 |
| 第一节 耶稣会士以“数”会通 |
| 一、易学中的“数” |
| 二、耶稣会士以“数”会通的原因 |
| 三、耶稣会士以“数”会通的具体内容 |
| 第二节 耶稣会士以“象”会通 |
| 一、易学中的“象” |
| 二、耶稣会士以“象”会通的原因 |
| 三、以汉字之“象”会通 |
| 第三节 耶稣会士以卦爻辞会通 |
| 一、以卦爻辞对《圣经》故事进行会通 |
| 二、以卦爻辞对天主教义进行会通: 以谦德为例 |
| 第四章 耶稣会士以基本易理范畴与《圣经》的会通 |
| 第一节 耶稣会士诠释“上帝” |
| 一、中国古经籍中的“上帝” |
| 二、从“天主”到“上帝” |
| 三、“术语之争”与“上帝” |
| 四、索隐派耶稣会士与“上帝” |
| 第二节 耶稣会士诠释“太极” |
| 一、“太极”的宇宙生成意义 |
| 二、“太极”非“天主” |
| 三、“太极”即“天主” |
| 四、论耶稣会士“太极”观诠释取向 |
| 第三节 耶稣会士诠释“圣人” |
| 一、中国传统“圣人”形象 |
| 二、“圣人”为耶稣 |
| 三、“圣人”为弥赛亚 |
| 四、论耶稣会士“圣人”观诠释取向 |
| 第五章 耶稣会士《易经》《圣经》会通的影响与反思 |
| 第一节 中国儒士对耶稣会士《易经》《圣经》会通的回应 |
| 一、护教儒士的回应 |
| 二、反教儒士的回应 |
| 第二节 耶稣会士《易经》研究在欧洲的回响 |
| 一、罗马教会对耶稣会士研《易》的反映 |
| 二、莱布尼茨的“二进制”与《易经》 |
| 三、耶稣会士与西方汉学的兴起 |
| 第三节 对耶稣会士《易经》《圣经》会通的回顾与反思 |
| 一、耶稣会士《易经》《圣经》会通的主体选择 |
| 二、耶稣会士《易经》《圣经》会通研究的文化困境 |
| 三、耶稣会士《易经》《圣经》会通研究的价值 |
| 主要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4）回顾与展望:中韩建交以来国内的朝鲜半岛基督教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一基督宗教正式传入朝鲜半岛前的研究 |
| 1.燕行使与传教士的交往研究 |
| 2.天主教典籍在朝鲜半岛传播的研究 |
| 二基督宗教在朝鲜半岛传播历史的研究 |
| 1. 文化传播学视野下的朝鲜半岛基督教史研究 |
| 2. 基督新教在朝鲜半岛迅速盛行的原因 |
| 3. 传教策略与朝鲜半岛教会本土化 |
| 三朝鲜半岛基督教教案研究 |
| 1. 教案发生的原因及影响 |
| 2. 基督教与其他宗教的冲突 |
| 3. 中韩教案的比较研究 |
| 四基督教与朝鲜半岛近代化的研究 |
| 1. 基督教与朝鲜半岛社会发展 |
| 2. 基督教与中韩妇女运动的比较研究 |
| 3. 基督教与朝鲜半岛近代教育、医疗事业 |
| 五基督教与朝鲜半岛政治的研究 |
| 1. 基督教与朝鲜半岛宗教政策 |
| 2. 朝鲜半岛传教士与基督徒的个案研究 |
| 3. 韩国教会海外传教运动研究 |
| 小结 |
（5）中西之间：晚清江南地区中国耶稣会士群体研究（1842—1912）（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由及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概念界定 |
| 第三节 研究现状综述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与史料来源 |
| 第五节 论文框架与写作思路 |
| 第二章 老耶稣会的本地化:1840 年前中国耶稣会士群体的初现与消亡 |
| 第一节 明末来华耶稣会与中国会士的初现(1580—1644) |
| 一 明末来华耶稣会士与早期中国辅理修士 |
| 二 明末来华耶稣会发展中国会士的主要考量 |
| 第二节 清初来华耶稣会与中国会士的发展(1644—1724) |
| 一 顺治朝传教环境对耶稣会发展中国会士的影响 |
| 二 康熙朝传教环境的变化与中国耶稣会神父的出现 |
| 第三节 “百年禁教”时期的中国耶稣会士(1724—1840) |
| 一 雍乾禁教时期耶稣会发展中国会士举措的变化 |
| 二 耶稣会被“取缔”后的中国耶稣会士群体 |
| 三 “禁教”时期江南地区的中国神职群体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一 作为“西教士”与中国基督徒之间的中介 |
| 二 作为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之间的中介 |
| 三 作为西方天主教会与中国社会之间的中介 |
| 第三章 新耶稣会的本地化: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群体的再现与发展 |
| 第一节 “教权”冲突与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群体的形成 |
| 一 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群体形成的历史背景 |
| 二 准备阶段:1850 年徐汇公学的设立与课程设置 |
| 三 形成阶段:1862 年耶稣会初学院的建立 |
| 第二节 “教务“增长与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群体的发展 |
| 一 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的阶段性量化分析 |
| 二 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的内部结构 |
| 第三节 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群体的代际谱系与社会定位 |
| 一 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的代际谱系 |
| 二 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的社会定位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一 中西宗教与世俗教育的融合塑造 |
| 二 西方天主教会与本地社会的结合产物 |
| 第四章 “华人为教士者”: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的传教活动 |
| 第一节 “调和民教”:中国耶稣会士的传教活动与“教案”治理 |
| 一 “民教冲突”:中国耶稣会士的传教活动与“教案”发生 |
| 二 “调和民教”:中国耶稣会士的“教案”观——以李问渔为例 |
| 三 “民教相安”:中国耶稣会士与“教案”的解决 |
| 第二节 “华文圣经”:中国耶稣会士与《圣经》翻译 |
| 一 早期来华耶稣会士与《圣经》翻译 |
| 二 近代天主教《圣经》翻译的时代特色 |
| 三 中国耶稣会士《圣经》翻译作品概况 |
| 第三节 “耶儒释老”:中国耶稣会士的宗教对话(护教)着述 |
| 一 中国耶稣会士宗教对话着述概况 |
| 二 “专辟佛老”:黄伯禄宗教对话着述研究 |
| 三 “护教斗士”:李问渔宗教对话着述研究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一 缓和中西冲突与构建新型政教关系 |
| 二 《圣经》汉译与西方天主教信仰的本地化 |
| 三 从基督宗教间冲突到宗教学研究的雏形 |
| 第五章 “学贯夫中西者”: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的学术活动 |
| 第一节 “泰西之学”:中国耶稣会士与晚清“西学东渐” |
| 一 李问渔的西学译介 |
| 二 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的地理学着作 |
| 三 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西学东渐”活动之影响 |
| 第二节 “淹贯中西”:中国耶稣会士与晚清“东学西传”——黄伯禄与英国汉学家庄延龄的学术交往 |
| 一 英国汉学家庄延龄与黄伯禄的书信来往 |
| 二 庄延龄中国宗教研究着作与黄伯禄 |
| 三 黄伯禄及其他中国耶稣会士的“汉学”研究着作之价值 |
| 第三节 “光前启后”:中国耶稣会士的本地教会史研究 |
| 一 中国耶稣会士对徐光启历史的整理 |
| 二 中国耶稣会士对许甘第大(Candida Hiu)历史的整理 |
| 三 中国耶稣会士整理本地教会史的本地化意义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一 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多重身份 |
| 二 中国天主教徒的自我身份辨识 |
| 第六章 结语:本地化视域下的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群体 |
| 第一节 本地化视域下反观晚清中国耶稣会士的整体特性 |
| 一 国际性与本地性的统一及差异 |
| 二 宗教性与世俗性的双重结合 |
| 三 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群体本质 |
| 四 历史性与延续性的宗教阶层 |
| 第二节 文化认同:理解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在近代天主教本地化进程中历史主体性地位的关键 |
| 一 在晚清历史语境中缓和天主教信仰价值与中国社会的冲突 |
| 二 塑造天主教信仰符号与中国传统文化表达方式的结合 |
| 三 影响该群体宗教实践和社会生活的文化认同之来源 |
| 表格索引 |
| 图片索引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成果 |
| 致谢 |
（7）明清之际东传科学与儒家天道观的嬗变（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第一章 利玛窦对儒家天道观理解的前见 |
| 第一节 利玛窦来华前的精神与境 |
| 1. 基督教人文中理性与信仰的张力 |
| 2. 利玛窦时代文艺复兴中的人文主义 |
| 第二节 耶稣会简介 |
| 第三节 利玛窦教育背景中的知识框架 |
| 1. 童年和少年的知识经历 |
| 2. 加入耶稣会前后的知识经历 |
| 3. 利玛窦的记忆法及在华的应用 |
| 4. 丁先生对利玛窦的科学塑造 |
| 5. 动身来华途中的知识经历 |
| 6. 利玛窦来华前的知识积累总结 |
| 第二章 利玛窦来华后知识结构的体现与应用的一个案例 |
| 第一节 《山海舆地全图》之前 |
| 1. 范礼安钦点利玛窦来华传教 |
| 2. 利玛窦对中国文化的初次印象 |
| 第二节 利玛窦世界地图的风采 |
| 1. 利玛窦第一版世界地图的绘制缘起 |
| 2. 利玛窦世界地图的版本及影响 |
| 第三节 由浑天说的比喻而引发的问题 |
| 第四节 浑天说思想的形成及其儒家文化元素 |
| 1. 浑天说思想的初期形成要素 |
| 2. 张衡浑天说的要点及思想 |
| 第五节 浑天说与儒家经典中天道观的融合与协调 |
| 1. 陆绩对浑天说论证中的儒经模式 |
| 2. 葛洪对浑天说论证中的儒家文化元素 |
| 3. 朱熹新浑天说中的理学注入 |
| 第六节 利玛窦世界地图中的地球观及天文内容详解 |
| 1. 利玛窦的地球观 |
| 2. 世界地图的作图原则及地球经纬度的标示 |
| 3. 两种测量地理纬度的方法 |
| 4. 直观演示天球和地球的关系的《天地仪图》 |
| 5. 亚里士多德的固体同心球的宇宙体系的介绍 |
| 6. 介绍四元行及气之三际说 |
| 7. 日食、月食图及其说明 |
| 8. 《范天图》及绘制节气线的方法 |
| 第三章 《天主实义》中利玛窦对儒家天道观的理解与调适(Ⅰ) |
| 第一节 《天主实义》成书背景及其对儒学的整体理解 |
| 1. 《天主实义》成书背景 |
| 2. 利玛窦对儒学的定位及综合理解 |
| 3. 《天主实义》成书时间考 |
| 第二节 利玛窦对儒家天道观调适的原则 |
| 第三节 天主的移植及其文化意义 |
| 1. 天主是天地万物的主宰 |
| 2. 天主是天地万物的创造者 |
| 3. 天主唯一性的论证 |
| 4. 利玛窦对天主论证的文化意义 |
| 第四节 利玛窦对宋明儒学天道观的批评与改造 |
| 1. 对佛家、道家本体论的批评 |
| 2. 对宋儒“太极”说的界定和批评 |
| 第五节 天主的嫁接：“吾天主,乃古经书所称上帝也” |
| 第四章 利玛窦对儒家天道的理解与调适(Ⅱ) |
| 第一节 利玛窦对“性”的规定与调适 |
| 1. 对“性”及“人性”的规定 |
| 2. 对天主赋性论的解释与论证 |
| 3. 对儒家复性说的质疑与拒斥 |
| 4. “良善”与“习善”的区分对儒学思想的意义 |
| 第二节 利玛窦论“为己之学” |
| 1. 论学及认识事物的机制与过程 |
| 2. 对儒家仁学的补充与改造 |
| 第三节 对儒家“万物一体”命题的分析与拒斥 |
| 1. 儒家“万物一体”命题的内涵 |
| 2. 对“万物一体”的误读及拒斥 |
| 第五章 中国古代天文历法的儒家文化功能 |
| 第一节 观象授时之儒家文化功能的延伸 |
| 1. 沟通天人及体察天道 |
| 2. 《论语》案例：“历数”与为政及知命的关联 |
| 第二节 礼与政皆以天道为根本 |
| 第三节 孔子以历书考察礼的案例分析 |
| 第四节 儒家天算观念中改正朔的文化意义 |
| 第五节 司马迁儒家天道观念中对律历的看法 |
| 第六节 司马迁之后诸名士对天文历法的儒家文化功能的素描 |
| 第七节 周易象数与历法的关联性案例：《大衍历》历议解析 |
| 第八节 欧阳修、程颐对历法的儒家文化功能的理解 |
| 1. 欧阳修对历法的儒家文化功能的理解 |
| 2. 程颐对历法的儒家文化功能的理解 |
| 第六章 关于程朱格物穷理的几点解析 |
| 第一节 二程从穷理知天道到穷致物理 |
| 第二节 对自然的格物穷理在二程理学思想中的位置 |
| 第三节 二程体察天道的两种方式 |
| 第四节 朱子的“格物致知”补传及其说明 |
| 1. 朱子的“格物致知”补传 |
| 2. 朱子“格物致知”补传的说明 |
| 第五节 朱子格物学说中的知识主义取向及问题 |
| 1. 朱子格物学说中的知识主义取向 |
| 2. 知识与道德：儒学框架内的一种相互协调 |
| 3. 与徐光台先生商榷：自然知识在朱子格物穷理中的地位问题 |
| 第六节 儒家传统中知识论元素的两点说明 |
| 1. 早期儒经中的天算知识 |
| 2. 朱子对孔子“游于艺”观念的解析 |
| 第七节 朱子格物致知实践中的天文历法研究 |
| 1. 朱子对历法的研究 |
| 2. 朱子的天文思想 |
| 第七章 《几何原本》与格物穷理 |
| 第一节 中国传统数学的儒家文化源头及功能 |
| 第二节 《几何原本》的翻译过程和目的 |
| 1. 《几何原本》的翻译过程 |
| 2. 徐光启翻译《几何原本》的目的 |
| 第三节 徐光启对《几何原本》的“艺用”定位 |
| 第四节 徐光启对《几何原本》的形式思维方法的定位 |
| 第五节 徐光启之格物穷理之学中的儒家传统象数观的变迁 |
| 1. 儒家传统象数的含义 |
| 2. 中国古代数学的象数学传统 |
| 3. 徐光启所领悟的东传科学的象数观 |
| 第八章 从《几何原本》至《崇祯历书》的中西天算会通 |
| 第一节 《几何原本》之后的数学会通 |
| 1. 徐光启的数学会通工作 |
| 2. 李之藻的数学会通工作 |
| 第二节 《崇祯历书》之前的东传天文学会通 |
| 1. 利玛窦的《乾坤体义》 |
| 2. 阳玛诺的《天问略》 |
| 3. 熊三拨、徐光启合着的《简平仪说》 |
| 4. 熊三拔、周子愚合着的《表度说》 |
| 第三节 《崇祯历书》编修过程中的几个文化因素 |
| 1. 西法改历先声中的中西科学比较 |
| 2. 徐光启改历筹划中的有关文化方针 |
| 3. 改历过程中的中西历法斗争及其文化因素 |
| 第九章 薛凤祚对《崇祯历书》的研究及其儒家天道观 |
| 第一节 薛凤祚正弦法原和《崇祯历书·大测》的关系 |
| 1. 邓玉函之《大测》中的正弦法原 |
| 2. 薛凤祚之《历学会通》中的正弦法原 |
| 3. 薛凤祚正弦法原和《大测》的基因相似性与变异性 |
| 4. 薛凤祚对《大测》的会通特征 |
| 第二节 薛凤祚对《崇祯历书》的选要和重构 |
| 1. 薛凤祚对《崇祯历书》的选要基调定位及选要文本的来源 |
| 2. 薛凤祚对《崇祯历书·日躔历指》的选要和重构 |
| 3. 薛凤祚对《崇祯历书·月离历指》的选要和重构 |
| 4. 本节结语 |
| 第三节 明末清初东传科学与薛凤祚的天道观 |
| 1. 天道有定数之双层含义 |
| 2. 自然的客观性和性命观的神秘性之比重问题 |
| 3. 性命观的神秘性对自然的客观性之制约作用 |
| 4. 自然的客观性对性命观的神秘性的制约作用 |
| 5. 本节结语 |
| 第十章 游艺对儒家天道观的诠释和构建过程 |
| 第一节 《前集》内容简介及卷一吸收西学的考证 |
| 第二节 游艺天道观中西方天文学和儒家天文的互释与评析 |
| 1. 中西天文学的关联与互释 |
| 2. 西方天文学对儒家天文概念的界定和评析 |
| 第三节 游艺天道观中的儒家文化意蕴 |
| 1. 游艺天道观中的两重治历思想 |
| 2. 游艺天道观中的儒家星象政治学之双层意蕴 |
| 3. 游艺天道观中对西学解释的儒学前提 |
| 4. 西方科学知识为儒家性命文化服务的一个案例 |
| 第四节 游艺对儒家天道观的多维诠释和构建 |
| 1. 中学与西学的探讨和交流 |
| 2. 自然现象的物理解释 |
| 第五节 游艺对“科学”和“伪科学”的划界 |
| 1. 对天文观测和吉凶占候的划界 |
| 2. 对地理观察和风水堪舆的划界 |
| 3. 对“科学”之“数”和吉凶祸福之“数”的划界 |
| 4. 对“科学”和“伪科学”划界的不彻底性 |
| 5. 划界的思想基础和目的 |
| 6. 本节结语 |
| 论文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8）利玛窦伦理思想研究 ——兼论利玛窦对中西文化的会通（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利玛窦的宗教传播与文化交流 |
| 二、 利玛窦伦理思想研究状况述评 |
| 三、 利玛窦伦理思想研究选题分析 |
| 第一章 利玛窦伦理观形成的思想背景 |
| 第一节 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的影响 |
| 一、 利玛窦与文艺复兴 |
| 二、 耶稣会与宗教改革 |
| 三、 天主教与科学技术 |
| 第二节 明末思想文化氛围的影响 |
| 一、 王学与天主教传播 |
| 二、 实学与天主教传播 |
| 三、 利玛窦与东林党人 |
| 第二章 利玛窦天主教神学伦理观 |
| 第一节 利玛窦天主教神学观 |
| 一、 天主存在说 |
| 二、 灵魂不灭说 |
| 三、 来世果报说 |
| 四、 三位一体说 |
| 五、 人类原罪说 |
| 第二节 利玛窦天主教伦理观 |
| 一、 信仰与宽容 |
| 二、 大伦与博爱 |
| 三、 人性与道德 |
| 四、 平等与服从 |
| 五、 禁欲与修身 |
| 第三章 利玛窦的交往伦理观 |
| 第一节 利玛窦的为人之道 |
| 一、 待人以诚 |
| 二、 以德报怨 |
| 三、 推己及人 |
| 四、 入乡随俗 |
| 第二节 利玛窦的交友之道 |
| 一、 友情至上 |
| 二、 平等精神 |
| 三、 以文会友 |
| 四、 相须相佑 |
| 第四章 利玛窦的其它伦理观 |
| 第一节 利玛窦的家庭伦理观 |
| 一、 利玛窦的婚姻观 |
| 二、 利玛窦的孝亲观 |
| 第二节 利玛窦的生死观与财富观 |
| 一、 利玛窦的生死观 |
| 二、 利玛窦的财富观 |
| 第五章 利玛窦对中西文化的会通 |
| 第一节 会通的得失与启迪 |
| 一、 天主教儒学化尝试 |
| 二、 创造性诠释及作用 |
| 三、 与佛教儒学化比较 |
| 第二节 会通的策略与手段 |
| 一、 合儒补儒 |
| 二、 拒斥佛道 |
| 三、 科学传教 |
| 结语 |
| 一、 利玛窦伦理思想的影响 |
| 二、 利玛窦伦理思想的启示 |
| 三、 利玛窦伦理思想的局限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9）中日韩《孟子》学研究 ——以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 1.1.1 中日韩《孟子》学研究背景 |
| 1.1.2 本文特点及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思路与框架 |
| 1.3.1 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对《孟子》主旨之不同把握 |
| 1.3.2 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对天人关系之不同理解 |
| 第二章 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之学术特色 |
| 2.1 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体现时代之思想 |
| 2.2 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对《孟子》之推崇 |
| 第三章 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关于“道”之异同及其意义 |
| 3.1 朱熹对“道”之理解 |
| 3.1.1 阴阳之气与自然秩序 |
| 3.1.2 “人之气”与“天地之气” |
| 3.2 伊藤仁斋对“道”之理解 |
| 3.2.1 对朱熹之“道”的批评 |
| 3.2.2 “道”至近至浅 |
| 3.2.3 “道”在人伦之间 |
| 3.3 丁若镛对“道”之理解 |
| 3.3.1 “道”是人伦之道 |
| 3.3.2 “天之主宰为上帝” |
| 3.4 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之“道”的意义指向 |
| 3.4.1 朱熹之道贯通天人 |
| 3.4.2 伊藤仁斋人伦之道关注人间 |
| 3.4.3 丁若镛天道尊崇“上帝” |
| 3.4.4 “道”决定三家学问底色 |
| 第四章 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关于“理”之异同及其意义 |
| 4.1 朱熹对“理”之理解 |
| 4.2 伊藤仁斋对“理”之理解 |
| 4.2.1 对朱熹之“理”的批评 |
| 4.2.2 “一元之气”为天道之全体 |
| 4.3 丁若镛对“理”之理解 |
| 4.4 “理”为三家分歧之根本 |
| 第五章 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关于《孟子》理解之异同及其意义 |
| 5.1 朱熹《孟子集注》的特点 |
| 5.1.1 朱熹对《孟子》作者等问题之理解 |
| 5.1.2 朱熹对《孟子》主旨之把握 |
| 5.2 伊藤仁斋《孟子古义》的特点 |
| 5.2.1 仁斋对《孟子》作者等问题之理解 |
| 5.2.2 仁斋对《孟子集注》之继承与反驳 |
| 5.3 丁若镛《孟子要义》的特点 |
| 5.3.1 丁若镛对《孟子》作者等问题之理解 |
| 5.3.2 丁若镛对《孟子》主旨之把握 |
| 5.4 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孟子》诠释之意义 |
| 第六章 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关于孟子仁说之异同及其意义 |
| 6.1 朱熹对孟子仁说的理解 |
| 6.2 伊藤仁斋对孟子仁说的理解 |
| 6.2.1 仁只是爱,不是理 |
| 6.2.2 “仁”只在人伦之间 |
| 6.2.3 仁是公共之爱 |
| 6.3 丁若镛对孟子仁说的理解 |
| 6.3.1 仁是“人伦之成德” |
| 6.3.2 仁成于行事之后 |
| 6.4 孟子仁说反映三家思想之异同 |
| 第七章 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关于孟子性善说之异同及意义 |
| 7.1 朱熹对孟子性善说的理解 |
| 7.1.1 朱熹“性即理”的理论来源 |
| 7.1.2 朱熹“性即理”的主要内容 |
| 7.1.3 朱熹“性即理”的地位及意义 |
| 7.2 伊藤仁斋对孟子性善说的理解 |
| 7.2.1 伊藤仁斋“性好恶说”的理论来源 |
| 7.2.2 伊藤仁斋“性好恶说”的主要内容 |
| 7.2.3 伊藤仁斋“性好恶说”的意义 |
| 7.3 丁若镛对孟子性善说的理解 |
| 7.3.1 丁若镛“性嗜好说”的理论来源 |
| 7.3.2 丁若镛“性嗜好说”的主要内容 |
| 7.3.3 丁若镛“性嗜好说”的意义 |
| 7.4 孟子性善说全面反映三家学问之异同 |
| 第八章 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关于孟子“不动心”之异同及其意义 |
| 8.1 朱熹对孟子“不动心”的理解 |
| 8.1.1 “道义”是“不动心”的根本 |
| 8.1.2 “知言”即是“知道” |
| 8.1.3 “浩然之气”是“不动心”之襄助 |
| 8.2 伊藤仁斋对孟子“不动心”的理解 |
| 8.3 丁若镛对孟子“不动心”的理解 |
| 8.4 以孟子“不动心”蠡测三家儒学思想 |
| 第九章 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关于孟子仁政说之异同及意义 |
| 9.1 朱熹对孟子仁政说的理解 |
| 9.1.1 不忍人之心与不忍人之政 |
| 9.1.2 一正君心而国定 |
| 9.2 伊藤仁斋对孟子王道说的理解 |
| 9.2.1 “生生之德” |
| 9.2.2 “君为民之父母”与“与民偕乐” |
| 9.2.3 “慈爱为仁”与“仁政”说 |
| 9.2.4 仁斋论教育 |
| 9.3 丁若镛对孟子仁政的理解 |
| 9.3.1 举用贤才与理财丰产 |
| 9.3.2 教化与道心 |
| 9.4 以孟子仁政说管窥三家儒学思想 |
| 结语:中日韩三国《孟子》学研究及其意义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10）历史与汉语神学—明末清初天主（上帝）存在的证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导论 |
| 一、必然与必要 |
| 二、历史与汉语神学 |
| 上篇 证明与修正 |
| 引言 |
| 第一章 证明工具、方法及过程 |
| 一、证明工具：“人禽之别”与“格物穷理”之重释 |
| 二、证明方法：教义证明与理性证明之抉择 |
| 三、证明过程：自然推理与自然神学之使用 |
| 第二章 奥古斯丁的证明及对孟子思想与理学的修正 |
| 一、良知良能：道德论证与孟子思想 |
| 二、“良能说”：普遍认可的论证与本体论证明 |
| 三、“太极”和“理”：驳论、认识论的证明与理学 |
| 结语 |
| 中篇 神名与证明 |
| 引言 |
| 第三章 帝天说：一个角度的回溯与反思 |
| 一、继承与创新 |
| 二、悖立与整合 |
| 三、上帝与天主 |
| 第四章 明末天主教“Deus”之“大父母”说法考诠 |
| 一、《天主实义》与《圣水纪言》：“大父母”说法的提出 |
| 二、追根溯源：“大父母”说法的渊源 |
| 三、本色之探：东方的“大父母”与西来的“天主” |
| 结语 |
| 下篇 天学与证明 |
| 引言 |
| 第五章 藉“通天”以“通神” |
| 一、“天学”说法之种种 |
| 二、传教士与中西“天文学” |
| 三、《寰有诠》与“藉通天以通神” |
| 第六章 薄珏与西学 |
| 一、薄珏其人 |
| 二、薄珏与西学 |
| 三、简短的结论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四、“天主”与“上帝”:韩儒对天主教的早期反应（论文参考文献）
- [1]“天主”与“上帝”:韩儒对天主教的早期反应[J]. 王春来. 韩国研究论丛, 1998(S1)
- [2]“天主”与“上帝”:韩儒对天主教的早期反应[J]. 王春来. 韩国研究论丛, 1998(S1)
- [3]明清之际耶稣会士《易经》与《圣经》会通研究[D]. 李丹. 山东大学, 2020(08)
- [4]回顾与展望:中韩建交以来国内的朝鲜半岛基督教史研究[J]. 韩二帅. 当代韩国, 2014(01)
- [5]中西之间：晚清江南地区中国耶稣会士群体研究（1842—1912）[D]. 李强. 上海大学, 2019(02)
- [6]清代天主教东输朝鲜及对中国“天下体系”的影响[J]. 柳岳武. 社会科学, 2020(03)
- [7]明清之际东传科学与儒家天道观的嬗变[D]. 王刚. 山东大学, 2014(04)
- [8]利玛窦伦理思想研究 ——兼论利玛窦对中西文化的会通[D]. 陈登. 湖南师范大学, 2002(01)
- [9]中日韩《孟子》学研究 ——以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为中心[D]. 王岩. 山西大学, 2020(12)
- [10]历史与汉语神学—明末清初天主（上帝）存在的证明研究[D]. 纪建勋. 复旦大学, 2012(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