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社会积累结构理论述评(论文文献综述)
王海荣[1](2019)在《空间理论视阈下当代中国城市治理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城市作为一个人口聚集性生存的空间存在,其空间本身不再被看成是死亡的、固定的、非辩证的、静止的容器,而是成为一种支配性的、建构性的力量,影响着社会关系、利益结构以及人们日常生活的变化。它在扩张、更新、重组,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加速流动和剧烈变化;它背后有国家/政府的主导、市场的作用、社会力量的参与,各种利益主体围绕空间资源在互相博弈。空间反映着国家与城市中不同社会主体间的权力关系,同时,空间的边界规定着城市与国家的关系;空间是实现城市发展和国家治理的一种有效方式,同时,城市问题愈来愈以空间的形式表现出来;国家要在有界空间范围内促进城市空间发展,服务于国家建设的政治目的,同时,也要解决城市空间问题可能引发的空间社会抗争。正因为如此,我们需要诉诸城市空间治理,防范和化解城市化进程中的风险与危机,协调多元空间利益群体间的矛盾与冲突,维持国家的一体化发展与社会秩序稳定。本文以空间理论和城市政治理论为理论资源,梳理当代中国城市空间治理的历史变迁,从城市空间治理背后的政治意义和所要面对的城市空间问题两个方面回答为什么要进行城市空间治理,继而分析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单一制国家结构在城市空间生产与治理上的表现和具体化。解释这种体制是如何在推行非均衡空间发展战略的情况下,维持了中国城市经济的增长和城市社会秩序的总体稳定,以及它本身在城市空间生产和治理过程中面临的现实挑战,最后试图提出推进中国城市空间治理现代化的具体实践路径。本研究认为,国家建设的空间维度和城市问题的空间向度是当代中国城市空间治理的逻辑起点。城市是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战略空间。对于中国而言,在超大规模的地域范围内,在多元民族、区域、文化、阶层的社会结构中推进现代化进程,空间是国家实现城市发展和国家治理的一种有效方式。国家基于不同历史时期特定的战略需要,有选择性地干预地理空间,介入城市空间生产,促进城市空间治理转型与变迁,进而引发了不同的空间效应和结果。自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中国现代国家建设内容从巩固新生政权、促进经济增长、维持社会秩序稳定到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转变,城市空间生产经历了从强调空间控制、空间商品化、突出空间公共性质向空间多重属性全面发展的转变,城市空间治理模式经历了管理型地方政府、经营型地方政府、服务型地方政府向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地方政府的方向转变。空间始终内在于整个国家治理和城市治理过程之中,与国家建设联系在一起,对于维持国家统一、促进经济发展、实现社会秩序的总体稳定和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但是,城市空间治理的内在矛盾也带来了空间难题,城市问题愈来愈以空间的形式表现出来且差异化特征明显。这体现为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各个层面的一种叠加式的城市空间结构问题,而由此引发的空间社会抗争使城市内部面临失序、分裂和碎片化的风险,使国家的合法性和社会整体的稳定性受到严重挑战。现实城市问题的空间向度凸显了城市治理的空间维度。本研究认为,国家建设的空间维度和城市问题的空间向度是中国单一制国家结构在城市层面上的体现,也是对中国城市空间治理体制的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单一制国家决定了它通过城市空间治理既要实现现代国家建设的目标又要解决城市空间问题。从本质上看,中国城市空间治理是党运用国家权力并动用地方政府、市场和社会力量在城市空间生产层面促进国家建设和城市发展,并解决城市空间生产过程中城市空间问题的过程。中国城市空间治理体制,在权力结构维度上,包括党的领导、中央与地方的府际关系以及地方政府与市场和社会关系;在空间生产维度上,包括这种体制对空间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多重属性的生产。国家与城市中的不同权力主体介入城市空间生产形塑着中国城市空间治理模式。但是,不同治理主体空间生产逻辑之间的冲突和失衡也是引发城市空间问题的根源。党和国家追求对城市空间生产的控制与秩序,以维护政治的合法性;市场参与者通过开发、建设、运营各种生产性和消费性空间,实现资本的增值;城市中的广大市民则试图维护具有使用价值的日常生活空间。城市空间治理体制既是中国城市空间治理的动力机制又引发了城市空间问题,既是对中国城市空间治理内在逻辑的反映,又构成了城市空间治理的现实挑战。面对城市空间治理问题以及由此产生的城市空间问题,我们应当从权力结构和空间生产的维度上探索空间理论视阈下当代中国城市治理的实践路径。在权力结构维度上,协调和理顺多元空间利益主体间的关系。即,加强党对城市空间治理工作的全面领导、加强中央对地方的宏观统筹与引导、加强政府对市场的规范和引导、加强政府对社会的培育与引导。在空间生产维度上,推进城市空间多重属性的全面发展。即,在城市经济空间生产上坚持科学与创新、在城市政治空间生产上注重包容与协商、在城市社会空间生产上秉持公平与共享、在城市文化空间生产上突出特色与传承、在城市生态空间生产上强调绿色与低碳。
隋敏[2](2012)在《企业社会资本研究》文中提出在经济全球化以及信息网络经济的时代背景下,企业价值增值的来源发生了变化,企业日益注重利用其与利益相关者合作关系的处理为自身创造价值,因此,出现了一种新的资本形态——企业社会资本。本文以利益相关者理论作为指导,对企业社会资本领域进行系统性的研究,以实现企业自有资本和社会资本的良性互动,为企业价值创造提供新的增长点,从而对企业经营管理的实践提供切实有效的指导和建议。本文沿着“国内外相关文献述评——研究的理论基础——企业社会资本的本质揭示——企业社会资本的形成机理——企业社会资本的作用机理——企业社会资本的价值创造效应——企业社会资本的开发与利用”这一脉络展开研究。首先,在借鉴内部利益相关者构成企业边界的理论基础上,对企业社会资本进行科学的概念重构,明确企业社会资本由其外部利益相关者所提供的。在此基础上,按照企业外部利益相关者的构成,对企业社会资本进行相应的分类研究,并进一步对企业社会资本的性质和构成要素进行归结,以全面而准确地揭示其本质特征;其次,构建了企业社会资本形成的理论模型,并采用完全信息条件下的无限次重复博弈模型和不完全信息条件下基于声誉模型(KMRW)的有限次重复博弈模型来具体分析企业社会资本的形成机理;再次,按照不同维度的企业社会资本,选取相应的度量指标,并采用因子分析法获得企业社会资本指数,分别以它们作为解释变量,考虑相应的控制变量,通过实证模型的构建来检验企业社会资本的价值创造效应;最后,在对企业社会资本开发现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出一系列切实有效的开发策略,以促进企业社会资本的快速生成与增长;并且,就“如何有效地利用开发出来的企业社会资本”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建议,以充分发挥企业社会资本的价值增值功效,促进企业的长远发展。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是:第一,企业的本质是利益相关者的集体选择,企业所有权的配置是利益相关者集体选择的结果;参与企业集体选择的内部利益相关者(享有企业的所有权)的不同导致了企业自有资本的差异,外部利益相关者不能直接参与企业的集体选择,但由于他们也是企业的利益相关者,企业的活动会对他们的利益产生直接的影响,外部利益相关者的不同则决定了企业社会资本的差异。企业社会资本的目标应该是企业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这一目标只有通过企业与其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协调与合作才能实现。第二,现代意义上的资本具有双重属性,从自然属性看,凡是能够给企业带来价值增值的资源都应当称之为资本,而不论其是物质形态还是非物质形态;从社会属性看,在当前的社会背景下,企业的内部利益相关者与外部利益相关者的最终目标是趋于一致的,他们的关系是一种基于共同利益的协作伙伴关系。企业社会资本的特殊属性主要体现为其嵌入于企业与其边界之外的“外部利益相关者”之间所结成的关系网络结构的这种“社会性”,具有其他类型资本所不具备的一些特殊属性,例如:黏着性、互惠性、属于公共物品、循环再生性、不确定性以及难以被观察和测量。第三,企业社会资本的分类主要应由其外部利益相关者的构成所决定,企业外部利益相关者构成的多样性和动态性使得企业社会资本的具体分类表现为多种形式。但是无论哪一种形式的企业社会资本,其均由网络、信任与规范这三大要素构成,其中,信任是企业社会资本的核心要素。第四,企业社会资本是企业与其外部利益相关者之间在长期的合作过程中,通过重复博弈而逐渐形成的,信任机制和声誉机制是企业社会资本形成的重要动力机制,通过对企业社会资本形成的理论模型进行相应的构建,全面揭示了企业与其外部利益相关者之间由低层次合作关系向高层次合作关系的动态演进;并进一步采用完全信息条件下的无限次重复博弈模型和不完全信息条件下基于声誉模型(KMRW)的有限次重复博弈模型深入分析企业社会资本的核心要素——信任机制和声誉机制是如何形成的。第五,企业社会资本通过对契约履行程度、资源获取与整合、交易成本节约、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等多方面的影响来实现其价值增值的功效;并进一步选取2007-2010年在沪深两地发行A股的房地产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进行实证研究,在对不同类型的企业社会资本进行衡量的基础上,构建一套全面而细致的企业社会资本测量指标体系,证实了政企关系资本、银企关系资本、供应商关系资本、客户关系资本、竞争者关系资本、管理者关系资本、员工关系资本以及社区关系资本等不同类型的企业社会资本以及企业社会资本综合指数对企业价值创造水平所产生的影响。第六,企业的社会资本不是一蹴而成的,而是需要长期的建构与维护,然而企业社会资本的消逝却是顷刻间的,企业应当对其社会资本进行积极的开发与利用,有效地防范企业社会资本潜在的风险,充分发挥其价值增值的功效,从而促使企业战略目标的实现。本文的主要创新之处在于:(1)从利益相关者视角对企业社会资本进行概念重构与重新分类。以利益相关者理论作为指导,对企业和社会的边界给予清晰的界定,从而对企业自有资本和企业社会资本的边界进行清晰的划分,论证企业社会资本的目标应当是企业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并从利益相关者视角对企业社会资本进行重新分类,指出企业社会资本的分类主要应由其外部利益相关者的构成所决定,由于参与企业集体选择的利益相关者并非一成不变,因此,企业的外部利益相关者的构成也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企业外部利益相关者构成的多样性和动态性使得企业社会资本的分类表现为多种形式。(2)对企业社会资本的本质进行创新性的诠释。紧密结合以信息网络化、经济全球化、知识资本化和生产模块化为特征的现代经济社会背景对马克思资本理论学说加以继承与创新,从现代企业所涵盖的利益关系出发,对现代意义上的资本的双重属性(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进行全面而细致的揭示,从而深入地剖析了企业社会资本的基本属性;并通过对企业的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以及社会资本的比较分析,揭示企业社会资本的特殊属性。(3)揭示企业社会资本形成的动态演进机制。引入利益共同体的概念,构建企业社会资本形成的理论模型,并运用完全信息条件下的无限次重复博弈模型和不完全信息条件下基于声誉模型(KMRW)的有限次重复博弈模型分析企业社会资本的核心要素——信任机制和声誉机制的建立和维持,从而深入诠释企业社会资本的形成机理。(4)从企业与其外部利益相关者结成联盟的视角出发,深入地分析不同类别的企业社会资本是如何通过不同的作用路径来直接获取与整合存在于企业边界之外的物质资源与人力资源,并且更进一步解析不同类型的企业社会资本之间是如何相互影响以对物质资源与人力资源的获取与整合产生间接影响。
王薇[3](2016)在《中国经济增长数量、质量和效益的耦合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间,中国经济总量以年平均增长率超过9%的速度增长,中国成功实现了由贫穷的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的跨越,其显着的增长成就被称为“中国奇迹”。然而遗憾的是,在中国经济数量增长的奇迹背后,埋藏着诸多隐忧,表现在国民经济结构、经济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经济增长与社会利益分配之间的冲突日益加剧,产业结构、需求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的失衡成为一种“常态”,社会贫富差距拉大、能源资源短缺、生态环境恶化等一系列非经济性成本上升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平稳发展的瓶颈。这些因素反映出中国经济增长中的突出问题是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与经济增长数量之间不协调,质量和效益的提高显着滞后于数量扩张。本文通过逻辑演绎的方法对经济增长数量、质量和效益的内涵、形成机制和实现条件进行理论分析。在此基础上,从系统耦合理论视角构建经济增长数量、质量和效益相耦合的分析框架。首先,从三者的内容和作用关系角度阐释耦合理论在分析三者内在相互关系的适用性;其次,从耦合的表现形式、基本特征及演进机制角度系统分析三者耦合的一般规律,并进一步从耦合目标、耦合影响因素、耦合动因、耦合机制等方面阐释三者耦合的逻辑机理;最后,基于该理论框架,采用投影寻踪评价模型和耦合测度模型对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增长数量、质量和效益指数及其耦合性进行定量测度,归纳总结不同阶的特征以及三者耦合度的变动规律,并作出分析和解释。在实证分析结果的基础上,结合现阶段中国经济增长数量、质量和效益耦合制约因素发生的变化,提出实现三者相耦合的机制、路径和政策。本文研究主要得到以下结论:首先,通过对多种质量观及效益观的归纳和比较,对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的概念进行了重新界定,并认为应从内涵和外延两个方面共同理解。其中,经济增长质量的内涵是指对经济增长过程中所产生的经济系统内部除经济总量以外的其他属性的刻画及其度量;而外延是指对经济效率、经济结构、经济运行及经济潜力四个核心属性的优劣程度的判断。经济增长效益的内涵是指经济增长过程中,人与自然物质相互作用所引起的经济、社会、生态整体系统的成果与耗费之间的关系;而外延是指从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三个判断维度来反映经济增长带来的产出与社会目的需要间的契合度。其次,从纵向时序变动角度对我国1978-2014年间的经济增长数量、质量和效益的整体评价发现,经济增长数量总体上经历了“波动增长—稳定增长—指数型增长”的趋势;经济增长质量总体上呈波动上升态势,但经济结构维度指数的下降对其构成显着负面作用;经济增长效益也在微小波动中缓慢增长,但其主要是经济效益提升带动的,社会效益,尤其是生态效益维度的贡献显着降低。再次,对我国经济增长数量、质量和效益的耦合度测算结果来看,三者的耦合性具有显着的阶段性特征。总体上,1978-2014年中国经济增长数量、质量和效益耦合关系的动态变化特征表现为从低发展度下的“低水平耦合”经历“虚假耦合”状态跃迁至高发展度下的“系统相悖”状态。三者的耦合状态是制度、要素及技术层面影响因素非线性叠加的结果。并且,不同阶段的主导影响因素不同,前一时期促进三者协同耦合的因素在后一时期可能转化为制约因素。从具体的实证结果来看,改革开放初期,经济增长数量、质量和效益的协同耦合度呈不稳定的剧烈波动状态;1992-2000年间,三者的耦合趋于稳定,从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来看,这一时期三者的耦合基本处于较良好的协同状态;进入新世纪以后,三者的协调度、发展度和耦合度出现加速分离态势,经济增长数量的超前发展和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的显着滞后导致系统协同耦合性降低。最后,从经济增长数量、质量和效益耦合的跨国研究发现,发达国家三者的耦合程度普遍较高,而发展中国家则相对较低,尤其现阶段经济增长速度较快的新兴经济体,三者之间的不协调性更加突出。虽然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经济增长数量、质量和效益耦合较差的情况,但各个国家的严重程度不同,而中国属于增长数量和质量、效益耦合严重较差的国家之一。作为与中国经济转型形成鲜明对比的俄罗斯,其较低增长数量下的增长效益成绩与中国形成强烈反差。比较研究表明,经济数量增长迅速并不会自发实现质量和效益的同步提升,而经济数量增长缓慢也并非必然限制增长质量和效益的提高,在系统外部因素的正向作用下,才能推动经济增长步入数量、质量和效益协同演进的轨道。中国经济增长数量、质量和效益之间耦合较差是制度、要素、技术等多维因素复合作用的结果。现阶段实现中国经济增长数量、质量和效益相耦合,必须从创新驱动、人力资本积累、结构转化、福利分配、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等多角度的机制入手,推动经济发展战略、经济体制、经济增长方式、经济增长动力及经济结构的多维转型,进而实现三者的协同发展。
马锦生[4](2013)在《资本主义金融化与金融资本主义研究 ——基于美国经济实证的分析》文中研究表明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2008年资本主义世界金融危机、2009年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的接连爆发导致大量经济学者对危机的原因进行了分析。但主流经济学将关注点更多地停留在外生因素和政策层面上,并没有对危机的原因进行更深层次的制度分析。本文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立场,从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本身对原因进行制度分析,探讨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生产与金融的关系。指出无论是金融危机还是债务危机其最根本的原因存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固有的基本矛盾中,即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与社会化生产之间的矛盾。经济的金融化赋予了作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强制解决方式的经济危机以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的具体形式。要正确理解当今发生在资本主义世界的金融危机及债务危机,需要我们重新看待资本主义的“去工业化”与“金融化”过程,并主要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对“去工业化”和“金融化”过程的本质进行解读。本文对金融化概念的理解遵循阿瑞吉的观点,把其解释为一种资本积累模式的转变,利润通过金融渠道获得而不是通过生产和贸易渠道。并把美国当今的金融化看作是以美国为中心的第四个资本主义体系积累周期的金融扩张阶段,每个体系积累周期都由物质扩张阶段和金融扩张阶段两个阶段组成,当体系积累的中心国家达到了金融扩张之际就是该中心以及该体系危机之时,作为体系积累中心的热那亚、荷兰、英国和美国都难逃此规律。从历史上看,热那亚、荷兰、英国在他们失去了生产和贸易的竞争优势时进入了金融化阶段,而今天的美国正在经历着相同的金融扩张。与去工业化相伴随的金融化虽然在短时期内赋予了中心盈利能力的恢复,但长期内却难以持续下去,伴随新的中心的崛起老的中心将会被取代和衰落。从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来看,处于体系积累中心的国家难以摆脱金融化的最终趋势。但金融资本毕竟不能直接创造剩余价值,所以金融资本利润的来源终究还是产业资本所创造的剩余价值,从而使得产业资本的积累和金融资本的积累之间产生了矛盾。这必将会带来劳资之间、资本之间以及市场与政府之间关系的变化,从而资本主义金融化实际上带来的是资本主义的全面转型。本文在对资本主义金融化的内涵和本质进行系统梳理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分析框架解释金融化的发生机制。这一框架包含三个层次的内容:资本主义金融化的实现机制,资本主义金融化的历史演进机制,资本主义金融化的制度驱动因素。本文分析了金融化的机制,论述了工业化,去工业化和金融化的内在关系,指出工业化是金融化基础,去工业化是金融扩张的需求条件。在论证工业化演变为金融化的内在机制的基础上,本文对美国经济的“金融化”进行了理论和实证分析。本文从金融化的角度对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进行了分析,作为解决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措施的金融化导致了金融危机的爆发,同时金融化导致债务危机成为了金融危机的具体形式。作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强制性的解决途径,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发展到金融资本主义阶段下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特有运动方式和必然结果。论文的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是导论部分。本章主要介绍了论文的选题背景、意义、研究方法、主要内容以及论文的创新点及展望等;第二章是关于资本主义金融化的内涵及实质分析,对金融化的内涵从三个角度进行了归纳总结,指出金融化的内涵及实质;第三章研究基于马克思主义货币金融理论的资本主义金融化驱动因素,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探讨金融化的实现机制;第四章从资本主义体系积累视角研究工业化、去工业化与金融化之间的关系,以及资本主义体系扩张的原因及机制,探讨资本主义金融化的历史演进机制;第五章研究资本主义金融化与新自由主义经济体制之间的关系,指出新自由主义经济体制的崛起开启了金融化的进程;第六章研究美国金融化的实证及机制分析,指出了美国经济金融化的表现、驱动因素以及实现机制;第七章研究资本主义金融化与金融危机的关系,论述了作为解决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措施的资本主义金融化、去工业化导致的劳资矛盾加剧和全球经济失衡促使了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第八章研究资本主义金融化与债务危机的关系,金融化建立在家庭、企业和政府负债的基础上,并最终导致了金融危机以债务危机的形式爆发;第九章研究金融化后的资本主义即金融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和未来。试图从美国的“再工业化”战略的实施及美元霸权的不可持续来揭示美国经济未来的走向。
任恒[5](2019)在《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自主治理思想研究》文中认为公共事物的治理难题,自古以来既已困扰着人类社会。传统集体行动理论预言,除非借助政府管制或产权私有的解决方案,否则理性个体将由于无法改变相应的制度安排,致使集体合作不可避免地陷入困境之中。有鉴于上述政策方案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失灵问题,美国当代政治经济学家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基于扎实的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主要以规模较小的公共池塘资源为研究对象,专注于考察不同制度安排将如何增进或阻碍个体之间的合作机制,并从中发现人类社群解决集体行动困境的可能性。不仅如此,奥斯特罗姆还针对制度安排影响公共池塘资源治理绩效的内在机制予以细致阐述,将影响个体选择的内外部变量纳入综合分析范畴,继而扬弃了政府管制与产权私有的传统解决方案,并另辟蹊径地提出资源占用者自主治理的“第三条道路”,构建出一套自主治理的制度分析框架,为解决公共物品供给问题及超越集体行动困境开辟出全新路径。基于此,本文尝试将奥斯特罗姆有关资源占用者们可借助自主组织开展自主治理活动的理论主张,凝练为自主组织的自主治理思想。概言之,本文以奥斯特罗姆的自主治理思想为研究对象,围绕学界有关公共事物治理、集体行动问题与社会制度分析的系列成果,对所涉人物观点进行综合梳理与对比研究。具体而言,本文主要依据奥斯特罗姆逾五十载的学术生涯中有关公共池塘资源自主治理的探索历程,对她关于人类社群能够借助自主组织进行自主治理的丰富思想予以细致研究,旨在完整地呈现奥氏学术思想中的核心内容、结构要素及其发展历程。与此同时,本文遵循生成背景、应用场域、构建逻辑、分析特色与价值审视的研究进路,尝试对这一思想进行系统性、全方位的剖析工作,力图把握奥氏该项研究的衍生脉络、逻辑结构与理论贡献等关键内容,以积累个体之间展开自主合作与治理机制的相关理论知识,为公共资源的治理实践提供了独特的理论借鉴。
孙平[6](2019)在《中国非金融企业金融化经济影响的政治经济学研究 ——基于微观视角》文中提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完成了从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包括金融体系在内的市场机制开始发挥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然而,近些年来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企业层面相关金融维度的重大变化却提示我们,金融发展并不必然导致实体企业实体业务发展,实体企业与金融关联的加深对于企业实体业务的影响存在正负二重性。金融发展为企业提供更为多元的融资渠道,然而我国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却呈现增长过高和过快态势,带来巨大风险隐患。金融市场发展和工具创新为企业提供了更多投资选择,我国实体企业却普遍热衷于各种理财产品、信托贷款等金融资产,引发社会各界对于实体企业“脱实向虚”的忧虑。因而,金融在实体企业发展中作用日益重要,金融与实体企业的关联日益加深,这个过程对实体企业实体业务的影响是什么,其作用机理又是什么,就成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程中具有重要意义的课题。本研究聚焦于非金融企业(实体企业)这一微观主体,对实体企业与金融关联加深给实体企业带来的影响进行研究。与现有研究主要聚焦于金融资产和金融收入维度,对非金融企业金融化给企业资本积累、企业创新和生产效率带来的影响进行研究不同。本研究从金融资产持有、金融收入、债权融资、金融支付、股东价值导向等更为多元的金融化维度,不仅研究了非金融企业金融化对于企业资本积累、企业创新和生产效率的影响,而且研究了非金融企业金融化对于企业劳动就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在作用机理的分析过程中,注重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经典分析构造理论,注重分析普通劳动者、公司经理、股东等不同利益主体的利益关系,注重分析企业的公有性质对于劳动者利益的保护作用,体现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属性。在理论分析基础上,基于我国非金融上市公司微观数据,对非金融企业金融化经济影响进行了计量估计。本研究一共包括九章,可以分为研究基础、主体内容和研究总结三部分。其中,第一部分包括第1至3章,包括绪论、分析基础、相关事实描述和文献述评三章内容,以此作为非金融企业金融化具体研究的基础。第二部分包括第4至8章,分别从金融化的具体维度,研究了非金融企业金融化对企业资本积累、劳动就业、劳动收入份额、企业创新和生产效率五方面的影响。第三部分包括第9章,涵盖研究结论、政策建议和研究展望等内容。其中,第1章介绍了研究背景和问题的提出、研究意义、研究思路、主要内容和框架、可能的创新之处。第2章,对本研究使用的金融化、非金融企业金融化、非金融企业金融化经济影响等概念的涵义进行了说明,对马克思关于不同形式资本运动的研究、西方经济学关于公司资本结构的研究、非正统经济学关于金融化的研究进行了介绍,并从研究关注重点、分析中的理论使用、对于不同群体利益关系分析、注重企业公有性质作用四个方面说明了本研究的政治经济学属性。第3章,从金融资产、金融负债、股东价值导向三个维度,对美英日德和金砖五国相关非金融企业金融化事实进行了描述,并对资本积累、劳动就业、劳动收入分配、企业创新、生产效率五方面经济影响的文献予以述评。第4章,借鉴现有研究,构建了包含企业金融资产持有、房地产持有、债务融资、股东价值导向等金融化相关维度影响企业资本积累的理论框架,重点分析了金融资产对于资本积累的“挤占实物投资效应”和“蓄水池效应”,债务比重对于资本积累的“可用资金规模扩大效应”和“债务支付陷阱效应”,股东价值导向对于资本积累的“股权价值上升效应”和“产业资本利用效率提升效应”,并利用我国非金融上市公司数据量化估计了各维度的实际效应。研究发现,金融资产和股东价值导向对于资本积累影响不显着,但房地产持有和债务融资比重对于资本积累有显着负向影响。第5章,借鉴现有研究,从金融资产、金融负债、股东价值导向三个维度研究了金融化对企业劳动就业的影响,重点分析了金融资产对于劳动就业的“挤出效应”和“蓄水池效应”,金融负债对于劳动就业的“规模扩张效应”和“债务负担效应”,股东价值导向对于劳动就业的“劳动地位下降效应”和“竞争力提升效应”,利用我国上市公司数据对各维度实际效应进行了量化估计,并进一步研究了房地产投资、企业产权性质和岗位异质性对基本回归结果的影响。研究发现,金融负债渠道对劳动就业有显着正向影响,股东价值导向对劳动就业有负向影响但其作用主要体现在民营企业,金融资产渠道对劳动就业的影响不显着,但房地产持有显着负向影响劳动就业。三种维度对不同劳动岗位没有显着影响。第6章,借鉴现有研究,从金融动机、金融收入、金融支出三个维度研究了非金融企业金融化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分析了金融动机的股东最大化机制、金融支出的加成定价机制、金融收入的退出选择权机制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原理,基于我国上市公司数据对实际影响进行了量化估计,并进一步研究了采用不同劳动收入份额度量、劳动异质性、企业产权性质对基本回归结果的影响。研究发现,金融动机对劳动收入份额有显着负向影响,金融化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有利于资本。金融动机和金融收入对普通劳动者和高管都有显着负向影响,但是对于高管的影响微乎其微。金融动机对于劳动收入份额的负向影响体现在民营企业,反映了企业的公有性质对于劳动者收入的维护作用。第7章,借鉴现有研究,从金融资产、金融负债、股东价值导向三个维度,研究了非金融企业金融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阐释了金融资产对企业创新的“蓄水池效应”和“挤出效应,”金融负债对企业创新的“缓解融资约束效应”和“债务负担效应”,股东价值导向对于企业创新的“剩余价值生产效应”和“经营策略转变效应”,利用我国上市公司数据对影响进行了量化估计,并进一步考察了金融化对创新活动比重的影响,以及房地产投资、产权异质性对基本回归结果的影响。研究发现,总体上金融负债规模对企业创新规模有显着正向作用。股东价值导向对企业创新没有显着影响。金融资产对于企业创新没有显着影响,但房地产投资显着负向影响企业创新规模。第8章,借鉴现有研究,从债权融资维度研究了非金融企业金融化对企业生产效率的影响,阐释了债权融资影响生产率的资本积累渠道、人力资本渠道、研究开发渠道作用机理,利用我国上市公司数据对其影响进行了量化估计,并进一步考察了债权融资期限结构、股权融资、企业的产权性质对基本回归结果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非金融企业债权融资对企业生产效率有显着正向影响。分渠道看,资本积累渠道影响显着为负,人力资本和研究开发渠道显着为正。短期和长期债权融资、股权融资对生产效率的影响和显着性与基本回归结果相同。资本积累渠道对于生产效率的负向作用,以及人力资本渠道对于生产效率的正向作用,对于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皆成立。研究开发渠道对于生产效率的影响,国有企业不显着,民营企业显着为正。第9章,概述了研究结论,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并对未来研究相关内容进行了展望。本研究对于我们更为全面和深入地理解我国非金融企业金融化的多元维度及其广泛影响,更加有针对性地设计和实施相关政策措施,更好地实现从金融发展到实体经济发展,有一定理论和现实意义。
刘严宁[7](2016)在《马克思的资本逻辑批判理论及其当代回响》文中指出马克思的资本逻辑批判理论不仅是马克思思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是马克思思想的重要内核,是贯穿马克思全部理论活动和实践活动的中心线索。马克思的资本逻辑批判理论研究的当代兴起具有深厚的现实基础和迫切的理论需要。资本逻辑批判理论的研究有助于整体性马克思之开启,有助于发现马克思理论研究的新生长点,有助于回应当代中国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马克思的资本逻辑批判理论有其产生的实践境遇和理论境遇。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确立了资本逻辑在现代社会的主导地位,资本逻辑的内在限度和矛盾导致了现代社会的整体性危机。这是马克思的资本逻辑批判理论直接的、现实的对象。伴随着从商业资本、农业资本到工业资本等资本形态的转变,资本理论也经历了从重商主义、到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庸俗经济学的理论发展进程。这些理论活动及其成果为马克思的理论创造活动既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又提供了批判和超越的对象。马克思的理论研究经历了从思辨哲学、国家和法的研究转向对现实经济利益、市民社会和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过程。《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的资本逻辑批判理论研究初步定向的文本依据;《神圣家族》、《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为资本逻辑批判理论确立了实践唯物主义的新世界观;《哲学的贫困》、《雇佣劳动和资本》和《共产党宣言》对资本逻辑批判理论作了纲领性表达;《资本论》及其手稿是马克思的资本逻辑批判理论的成熟形态与系统表达。马克思晚年的《法兰西内战》、《哥达纲领批判》等着作和东方社会问题研究是对资本逻辑批判理论的补充和完善。马克思的资本逻辑批判理论的基本内容包括:资本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特定社会生产关系,是一种经济权力,是一种攫取价值增殖的价值,是一种运动。资本逻辑是一种无休止的增殖运动规律,是一种社会运行逻辑,是一种历史性逻辑,是一种资本占主导的意识形态。资本和资本逻辑的内在关系表现在:资本是资本逻辑产生和形成的前提和基础,资本逻辑是资本“量的积累”和“质的飞跃”的历史结果,资本逻辑强化和巩固资本对现代社会的统治。资本逻辑的运行机制表现为:商品是马克思资本逻辑批判理论的逻辑起点,货币资本化是资本逻辑的存在论基础,资本逻辑的现实运行是以追求价值增殖为目的的、连续不断的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过程,剩余价值理论是对资本逻辑剥削本质的科学揭示。资本逻辑历史进步作用和消极作用并存,也预示了资本逻辑必然被扬弃的历史命运。马克思资本逻辑批判理论具有的前提性、辩证性、科学性、价值性等特征。作为千年思想家的马克思,其资本逻辑批判理论也不断被讨论并试图超越,形成了形态各异的理论回应及其成果。帝国主义时代,卢森堡的资本积累理论和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既反映了帝国主义时代的特征和革命实践的需要,又在新的实践基础上推进和发展了马克思的资本逻辑批判理论。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在重建或修正马克思的资本逻辑批判理论,形成了文化转向、符号转向、生态转向和空间转向等不同路向。这些回应既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又有一定的理论合理性,一方面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的资本逻辑批判理论,展现了马克思思想所具有的当代性;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偏离甚至否定了马克思的资本逻辑批判理论的理论内核,走向了马克思的对立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资本逻辑的存在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资本逻辑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实践生成和历史反思构成马克思的资本逻辑批判理论在当代中国重新出场的基础。中国道路的成功和继续前进要求从理论上阐明资本逻辑与社会主义制度共存的可能性与现实合理性;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资本逻辑在中国发挥整体上的积极作用提供了体制机制支撑,同时社会主义制度有效制约了资本逻辑的消极作用及其后果。在中国的未来发展中资本逻辑依然有其积极价值,利用与规制资本逻辑并行是中国道路的长远选择。
吕守军[8](2015)在《抓住中间层次剖析当代资本主义——法国调节学派理论体系的演进》文中提出2007年席卷美国、欧盟和日本等世界主要金融市场的次贷危机,成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从经济增长的"大稳健"时期跌入长期停滞的转折点。①自那时以来,新古典经济学派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受到了猛烈的冲击,资本主导的"全球化"概念不断被质疑。宣扬西方"普世价值"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理念声称,经济的私有化、市场化和自由化将成为世界经济长期稳定增长永不熄灭的引擎,各国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的趋同发展,将以美国模式的全球胜利而宣告"历史的终
顾天翊[9](2019)在《产业扶贫的减贫实现:理论、现实与经验证据》文中指出消除贫困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命题,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推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很好地处理了贫困与发展之间的关系。目前,中国已将贫困发生率控制在1.7%的水平,成为贫困减缓领域表现最为突出的国家之一。但随着贫困人口结构与特征的变化,中国剩余农村贫困人口的扶贫难度日益加剧,传统扶贫方式遇到较大挑战。自2014年开始,作为精准扶贫战略下重要扶贫方式的产业扶贫,由于其扶贫资源配置效率高、扶贫对象精准锁定能力强、扶贫成效长期稳定等优势逐渐成为我国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的重要扶贫方式。产业扶贫依托于“产业+贫困户”的利益联结机制,通过培养贫困人口内生脱贫动力与能力的方式来实现贫困人口生产能力的提高。由于该模式的特殊定位与联结机制,使其同时受“扶贫”与“发展”的双重目标约束。而多重目标约束既增加了地方政府的政策设计难度,也增加了产业扶贫政策的执行难度。仅就政策设计而言,政府如何进行扶贫产业选择,政策扶持与金融扶持方式何如推进,产业主体与贫困户主体的利益冲突如何平衡等方面均缺乏可借鉴的,透明度高、程序公正、可操作性强的政策实践模式。因此,在决胜脱贫攻坚战的关键时期,如何提升产业扶贫的发展效率,增强以扶贫产业为引领的贫困地区的生产能力,成为新形势下推动贫困人口可持续脱贫的关键性课题。鉴于此,本文结合产业扶贫的政策设计思路与运行机制,将扶贫产业的“益贫性”与“效益性”目标纳入到统一的分析框架,并结合多种实证分析工具论证产业扶贫的制度逻辑、影响机制、扶贫实现效应与实现路径。以期为构建具有共赢特征的扶贫产业发展体系提供理论与实证参考。首先,本文结合我国扶贫策略演进的阶段性特征与策略演化进程,从政策形成、基本模式、政策优势与政策特征等维度论证了产业扶贫的制度逻辑。并基于空间面板模型以及CLSD数据实证检验产业扶贫所构建的利益联结机制在实现贫困人口增收方面是否具有合理性。结论表明,产业扶贫通过强化资产专用性、构建多元化的监管体系以及产业优势与资本积累的有效结合,保证了贫困个体稳定增收机制的形成并加速了贫困人口向产业循环的纳入。因此该贫政策能够产生较好的贫困摆脱效应,这为我国产业扶贫政策的政策合理性与逻辑正当性提供了现实证据。但在实践中由于扶贫产业选择的两难、具有内在产业偏好的贫困户对扶贫产业的排斥以及精英捕获等因素的存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扶贫产业合理选择的难度,同时也降低了产业扶贫的成效。其次,本文重点分析了产业扶贫的减贫机理及实际的贫困摆脱效应。在理论层面,本文通过构建涵盖政府、合作社以及贫困户的微观福利均衡模型,论证了产业扶贫的短期福利效应相对弱于贫困户个人信用贷款模式,但只要政府提供的物质资本与贫困户产业禀赋间对接程度较高,且合作社的产业能够适度覆盖贫困户产业,产业扶贫则具有更好地长期福利实现效应。而一般性的贫困户个人信用贷款扶贫模式,虽然存在更强的短期福利增进,且完全自主的再生产选择模式能够给予贫困户产业选择的自由度,避免政府不当干预与产业选择失误的影响。但这一扶贫模式实现持续性稳定增收能力相对不足,也难以形成贫困户再生产的内生资本积累机制,因此无法保证减贫效应的长期实现。在实证层面上,本文以我国六个扶贫改革试验区为实验样本,基于准自然实验的DID模型对产业扶贫的现实减贫效应进行了检验。结论表明相对于一般性的基于贫困个体的小额信用贷款,基于扶贫产业为对象的专项金融资本扶持确实能够通过推动贫困人口向社会产业大循环的纳入,实现贫困人口的内生增收路径的形成。扶贫产业表现出更好的收入增长效应与贫困摆脱效应。但受制于贫困人口发展产业的“市场禀赋不足”,扶贫产业的发展也存在供给结构失衡和可持续发展问题。因此,产业扶贫中扶贫产业专项信贷投放对贫困减缓的作用呈现典型的边际递减特征。再次,考虑到产业扶贫的“益贫性”与“效益性”双重目标约束特征,本文通过“政府-产业主体-贫困户”的主体演化博弈分析,基于主体偏好的差异性论证了产业扶贫中目标冲突的影响。分析发现,政府对产业扶贫的资本支持强度对扶贫产业现实发展,存在典型的信号示范效应。政府扶贫投入的增加,既能强化产业主体的收益预期,从而激励更多产业的参与,同时也能够吸纳更多的贫困户通过参与“产业协同体”,进而实现内生增收渠道的形成。但产业扶贫实施的福利衍生效应与“搭便车”收益的增加,也导致了贫困户个体“拖延行动”的产生。更进一步,本文在分析产业扶贫“益贫性”与“效益性”的双重目标约束基础上,基于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对我国扶贫产业效率进行了评估。结果表明,当前我国扶贫产业发展由于强调“益贫性”职能确实牺牲了一定程度的经济效率。其中,扶贫压力低的省份的扶贫产业具有更高的“效益性”特征,因此该类省份更需要扶贫产业发挥“益贫性”功能,进而提高贫困人口内生脱贫动力;高扶贫压力地区,扶贫产业存在较大的效率损失。这是产业基础、市场环境、贫困人口产业能力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同时也说明我国扶贫产业选择的精准性及合理性依然有待进一步提升。此外,对扶贫产业经济效率影响因素模型的实证分析进一步表明,高扶贫压力省份受限于较低的产业经济效率、资本与市场积累能力不足以及资本稀缺性限制较强等因素的影响,产业扶贫的重点应在提供具有稳定预期的、持续性的扶贫资本供给;而低扶贫压力省份由于具有较好的产业基础与市场环境,因此产业扶贫的重点应更多地将政策重心向扶贫产业的服务性支持转型。最后,基于平衡优化产业扶贫“益贫性”与“效率性”的双重政策目标,本文对产业扶贫实践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其中包括如何提升扶贫产业选择精准性、优化与创新扶贫产业金融支持模式、厘清政府定位、强化产业扶贫的利益联结机制、理顺与完善扶贫产业参与主体的利益保证机制等。本文的创新之处体现在,一是基于一个均衡福利分析框架,论证了产业扶贫的减贫机制,考察了产业扶贫与信用贷款扶贫模式的内在减贫差异;二是基于演化博弈模型,在考虑搭便车收益基础上,分析了产业扶贫过程中不同参与主体的行为偏好及稳定策略的形成机制;三是基于准自然实验的思路,利用双重差分模型在数据条件限制的情况下实现了对产业扶贫贫困摆脱效应的实证考察。
肖斌[10](2013)在《金融化进程中的资本主义经济运行透视 ——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框架》文中研究说明金融化为国际理论界用来描述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新特征,它与全球化、新自由主义共同刻画了三十多年来世界资本主义发生的深刻变化。“全球化、新自由主义、金融化三者中,金融化是主导力量,全球化与新自由主义的本质是金融化的垄断资本在全球的扩张。”可见,金融化与资本主义国内、国际层面的经济活动都有重要联系。它是透视当代资本主义经济运行,包括利润的获取与分配、资本积累活动以及生产总过程的关键点。2007年次贷危机和2009年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爆发之后,很多经济学家在分析危机原因的时候都提到了金融化。因而金融化作为一个现实经济问题,再次备为关注。学术界研究了金融化的定义方式、产生的背景及驱动力、重要表现与特征,也探讨过金融化对经济运行的影响、金融化与金融危机的关系,认为:金融化的主要表现有,金融部门的膨胀、金融部门利润份额的提高、股东价值导向的公司治理、债务规模的扩大;金融化提升了金融部门的地位,拉大了收入分配的差距,金融的自由化导致了金融脆弱性进而产生金融危机。同时,在金融化的一些问题上学术界也存在分歧:如何界定一个金融化的概念,可以全面概括金融化的表现:关于金融化的驱动力也是见仁见智:19世纪末到20世纪前叶的金融资本统治时期与金融化时期,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差别与联系。本文在金融化的时代背景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框架,结合理论、经验、历史等多角度的分析,从一个更深的层次对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进行考察,透视了金融化进程中的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新特征,并且指出金融化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经济运行的必然趋势,它加剧了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脆弱性,激化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从而加速经济危机的到来。本文首先在梳理和总结“金融化”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把“金融化”定义为一种新的资本积累模式的形成,在这个模式中金融处于主导地位,集中表现为资本积累的方式越来越通过金融渠道,以及金融资本积累的独立化倾向。随后,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范畴阐述了金融化的根源。生产力决定的社会分工发展产生了金融部门,其中的金融资本运动方式迎合了价值增殖的动机。驱动金融化的根源还在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特殊性: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价值增殖的悖论致使资本积累越来越依赖于金融渠道;另一方面,金融化是解决资本主义分配关系下需求不足的选择。剩余价值的获取始终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唯一动机与目的,表现为不断地追逐利润和进行资本积累。因而当实体部门经济利润下降之时,资本从生产性部门转移到金融部门。在这里遗留了个问题,那就是金融部门能否满足资本对利润攫取的欲望。紧接着,本文对金融利润与平均利润的关系进行了探讨,目的是为了说明金融利润的来源与金融超额利润的形成;本文从资本功能的维度对金融利润的四种主要形式进行分析,得出金融部门的创业利润与投机利润,是金融部门可能保持超额利润的重要原因。实证研究表明:20世纪80年代之前,金融利润也受平均利润的调节,从而两者有大致相同的走势;在金融化进程中,金融部门参与利润分配的份额明显提高,在总体上,金融部门的利润率已经超过了平均利润率。在金融化进程中,金融部门利润率的提高,金融利润在总利润中分配份额的提升,表明了资本总利润的分配倾向于金融部门或者金融资本。这种趋势对资本主义的社会积累结构产生了重要影响。通过对金融化与新自由主义关系的探讨,我们发现新自由主义与金融化的融合,是新自由主义积累结构最具根本性的特征,因为它具有强烈的金融主导性,一种金融主导的资本积累模式逐渐形成。然后,本文通过对金融资本积累与现实积累的划分,考察了金融主导的资本积累模式的运行机制。从理论上来讲,金融资本积累与现实积累可持的条件不同,但金融利润的源泉是实体部门创造的剩余价值,因而现实积累是金融资本积累的重要前提条件。同时,金融资本积累通过流通效应、投资效应、财富效应可转化为现实积累。从金融化进程中的实际经济运行来看,金融主导的资本积累模式其运行机制的要害之处是金融资本积累越来越具有独立化的倾向,从内容到形式都开始脱离于现实积累。这从两个方面得以说明:一方面,金融主导的资本积累模式所具有的掠夺性,使利润攫取从对剩余价值的分割扩展到对资本、工资、税收的剥夺。另一方面,金融资本积累的索取权和所有权证书,在不通过任何生产过程,就可进行交易并获得利润,这迎合了资本最拜物教的本质。金融资本积累的独立化倾向,也是金融化时期与列宁所说的金融资本统治时期最重要的区别。关于金融主导的资本积累模式对实体部门积累率的影响,本文以美国的经济数据为经验分析对象,发现金融化进程中实体部门的利润率与积累率未能同步增长。相反,积累率降低了,这主要因为是企业被金融部门取走的利润份额在逐渐增多,造成可用于现实积累的利润不足。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以资本积累为中心,金融化扩散到生产总过程的各个环节,包括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在生产方面,体现在金融资本通过资产拆卖、与房地产的共生等方式对产业资本进行洗劫,从经验上来看,金融资本的发展未能沿着马克思的预言而从属于产业资本的发展;在分配方面,金融所有权改变了劳资力量对比,造成的分配效应加剧了收入分配与财富积累的不平等性;在交换方面,金融改变了传统的商品交换模式,推动了交换的历史作用,但也加剧了交换价值实现的矛盾:从消费方面来看:金融化试图解决消费不足的努力,却使消费陷入更深的矛盾中,“透支”经济运行方式加剧了金融的脆弱性。综合本文对金融化进程中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透视,金融化加剧的金融脆弱性、金融化积累模式内在的悖论性、金融化积累模式的剥夺性,激化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使当代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矛盾增多,因而金融化走向危机将不可避免。金融化走向危机的逻辑,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的转变发展方式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要协调发展金融、房地产与实体经济;主要通过自主创新来夯实实体经济的发展;还要提高劳动收入分配缩小收入差距;最后要以共同富裕作为改革发展的方向和目标。通过这些措施以避免转变发展方式进入金融化的经济运行模式,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稳步前进。本文可能的创新主要是以下几点:(1)考察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过程,就是考察资本主义的生产总过程。目前对金融化进程中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探讨,要么是从货币运行的方面、生产资源配置方面、经济增长等方面着手,要么是单独分析生产总过程的某个环节,而鲜有从生产总过程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进行系统性的阐述。本文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从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来考察金融化与生产总过程的关系,以期加深理解金融化进程中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新特点。(2)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方法,运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范畴,力图对金融化产生的根源做出马克思主义解读。在目前研究金融化的文献中,主流经济学家从金融工具创新、经济发展、生产力等角度分析过金融化的原因;大多数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从金融势力上升、经济停滞等一些视角研究过金融化产生的原因,但最多分析到利润率下降这一层面,就止步不前了。而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视角研究金融化的根源,是鲜见的理论框架。因此,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范畴来透视金融化的根源,是本文的一大特点。(3)在研究金融部门利润的文献中,关注在垄断产生金融高额利润的较多,很少有从金融利润与平均利润的关系入手。本文在借鉴希法亭分析银行利润思路的基础之上,基于资本功能的维度,把金融资本分工为货币经营资本、借贷资本、金融部门的创业资本、金融投机资本,并分别论述各类资本利润与平均利润的关系,从而探讨了金融部门高额利润的原因。以此方法来分析金融利润,是本文的又一特点。(4)通过考察现实积累与金融资本积累可持续的条件,本文对金融资本积累转化为现实积累的机制进行了尝试性的分析。在目前的文献研究中只注意到金融资本积累的虚拟性和掠夺性,而未深入研究金融资本积累通过一些方式、途径转换为现实积累的机制。因此,本文通过一些机制效应的分析,力图建立起金融资本积累与现实积累的另一层联系,并在此抛砖引玉,以期学术界有更深入的相关研究。
二、社会积累结构理论述评(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社会积累结构理论述评(论文提纲范文)
(1)空间理论视阈下当代中国城市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缘起 |
(一)问题的提出 |
(二)研究的意义 |
二、文献综述 |
(一)国外学者的相关研究 |
(二)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 |
三、研究思路 |
四、研究方法 |
(一)历史分析方法 |
(二)比较研究方法 |
(三)文献分析方法 |
五、研究的可能创新与不足 |
(一)可能的创新 |
(二)研究的不足 |
第一章 核心概念、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一、核心概念 |
(一)空间与空间生产 |
(二)治理与城市治理 |
(三)中国城市空间治理 |
二、理论基础 |
(一)国家空间理论 |
(二)城市治理理论 |
三、分析框架 |
(一)城市权力结构维度的三对关系 |
(二)城市空间生产维度的五重属性 |
第二章 空间理论视阈下当代中国城市治理过程与模式的历史演进 |
第一节 1949-1978:巩固新生政权导向下城市空间治理 |
一、城市中的“单位中国”:城市内部的空间治理过程与模式 |
二、城市区域中的“中央国家”:城市之间的空间治理过程与模式 |
第二节 1978-2002:促进经济增长导向下城市空间治理 |
一、经营中的城市中国:城市内部的空间治理过程与模式 |
二、竞争中的城市中国:城市之间的空间治理过程与模式 |
第三节 2002-2012:维护社会秩序稳定导向下城市空间治理 |
一、城市中的“社会回归”:城市内部的空间治理过程与模式 |
二、城市区域中的“平衡策略”:城市之间的空间治理过程与模式 |
第四节 2012-2018: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导向下城市空间治理 |
一、全面深度改革中的城市中国:城市内部的空间治理过程与模式 |
二、区域协调发展中的城市中国:城市之间的空间治理过程与模式 |
第三章 空间理论视阈下当代中国城市治理的政治意义与问题对象 |
第一节 国家建设的空间维度:空间理论视阈下当代中国城市治理的政治意义 |
一、国家建设的空间维度 |
二、中国国家建设与城市空间治理的逻辑关系 |
三、中国城市空间治理转型的特点 |
第二节 城市问题的空间向度:空间理论视阈下当代中国城市治理的问题对象 |
一、城市问题的空间向度 |
二、中国城市空间问题的表现形式 |
三、中国城市空间问题的特点 |
第四章 空间理论视阈下当代中国城市治理的内在逻辑与现实挑战 |
第一节 内在逻辑:中国城市空间治理体制的特殊性与优越性 |
一、领导核心:城市空间治理中的“中国共产党” |
二、集权与分权:城市空间治理中的中央与地方关系 |
三、有为与有效:城市空间治理中的政府与市场关系 |
四、主导与自主:城市空间治理中的政府与社会关系 |
第二节 现实挑战:城市空间生产逻辑的冲突与失衡 |
一、基于政治建构的权力逻辑:作为控制与秩序的空间 |
二、基于资本增值的市场逻辑:作为生产与消费对象的空间 |
三、基于生活需要的社会逻辑:作为使用价值的日常生活空间 |
第五章 空间理论视阈下当代中国城市治理的实践路径 |
第一节 优化城市空间治理结构 |
一、全面加强党对城市空间治理工作的领导 |
二、优化城市空间治理过程中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关系 |
三、优化城市空间治理过程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
四、优化城市空间治理过程中政府与社会的关系 |
第二节 完善城市空间属性的生产 |
一、城市经济空间的生产坚持科学和创新 |
二、城市政治空间的生产注重包容与协商 |
三、城市社会空间的生产秉承公平与共享 |
四、城市文化空间的生产突出特色与传承 |
五、城市生态空间的生产强调绿色与低碳 |
结语 |
附录一 |
附录二 |
附录三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期间的科研成果 |
后记 |
(2)企业社会资本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导论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思路与方法 |
1.2.1 研究思路 |
1.2.2 研究方法 |
1.3 研究内容与创新点 |
1.3.1 研究内容 |
1.3.2 创新点 |
2 文献综述 |
2.1 企业社会资本的相关研究 |
2.1.1 社会资本概念的提出及其理论发展 |
2.1.2 关于企业社会资本概念和性质的文献述评 |
2.1.3 关于企业社会资本分类和构成的文献述评 |
2.1.4 关于企业社会资本形成和作用机理的文献综述 |
2.2 企业价值创造的相关研究 |
2.2.1 关于企业价值内涵的文献述评 |
2.2.2 关于企业价值创造驱动因素的文献述评 |
2.3 综合评述 |
3 理论基础 |
3.1 集体选择理论 |
3.2 利益相关者理论 |
3.2.1 利益相关者理论的提出及发展 |
3.2.2 国内外学者对利益相关者分类的研究 |
3.2.3 本文对于利益相关者概念和分类的界定 |
3.3 企业资源理论 |
3.3.1 资源基础理论 |
3.3.2 资源依赖理论 |
3.3.3 扩展的资源理论 |
3.4 本章小结 |
4 企业社会资本的性质及其分类 |
4.1 企业社会资本的概念界定 |
4.1.1 企业本质理论的演变与发展 |
4.1.2 企业社会资本的概念重构 |
4.2 企业社会资本的性质 |
4.2.1 企业社会资本的基本属性 |
4.2.2 对易混淆概念的比较分析 |
4.3 企业社会资本的分类 |
4.3.1 政企关系资本 |
4.3.2 供应商关系资本 |
4.3.3 客户关系资本 |
4.3.4 竞争者关系资本 |
4.3.5 债权人关系资本 |
4.3.6 其他关系资本 |
4.4 企业社会资本的构成要素 |
4.4.1 网络 |
4.4.2 规范 |
4.4.3 信任 |
4.5 本章小结 |
5 企业社会资本的形成机理 |
5.1 企业社会资本形成的理论模型 |
5.1.1 企业社会资本形成的动因:利益需求 |
5.1.2 企业社会资本形成的前提条件:合作关系的建立 |
5.1.3 企业社会资本形成的有效载体:利益共同体 |
5.1.4 企业社会资本的最终生成 |
5.2 企业社会资本形成的动态博弈模型 |
5.2.1 企业与其外部利益相关者博弈的结构 |
5.2.2 基于无限次重复博弈的信任机制的形成 |
5.2.3 基于有限次重复博弈的声誉机制的形成 |
5.3 基于企业生命周期视角的企业社会资本动态演进路径 |
5.3.1 “强关系——内生——横向式信任关系网络”型生成路径 |
5.3.2 “弱关系——外生——纵向式信任关系网络”型生成路径 |
5.3.3 “纵横结合式信任关系网络”型积累路径 |
5.4 本章小结 |
6 企业社会资本的作用机理 |
6.1 企业社会资本对契约履行程度的影响 |
6.2 企业社会资本对物质资源、人力资源获取与整合的影响 |
6.2.1 企业社会资本对其他资源获取与整合的重要载体:联盟的形成 |
6.2.2 不同类型的企业社会资本对其他资源获取与整合的直接影响 |
6.2.3 不同类型的企业社会资本对其他资源获取与整合的间接影响 |
6.3 企业社会资本对交易成本节约的影响 |
6.3.1 企业社会资本——信任机制——交易成本节约 |
6.3.2 企业社会资本——信息传递机制——交易成本节约 |
6.3.3 企业社会资本——机会主义防范机制——交易成本节约 |
6.4 企业社会资本对商业模式创新的影响 |
6.4.1 企业社会资本对商业模式创新理念的影响 |
6.4.2 企业社会资本对商业模式创新路径的影响 |
6.4.3 企业社会资本对商业模式创新手段的影响 |
6.5 企业社会资本对技术创新的影响 |
6.5.1 企业社会资本——利用式学习——渐进式技术创新 |
6.5.2 企业社会资本——探索式学习——突破式技术创新 |
6.6 本章小结 |
7 企业社会资本的价值创造效应研究 |
7.1 企业社会资本影响企业价值创造的理论模型 |
7.2 研究设计 |
7.2.1 研究假设 |
7.2.2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7.2.3 变量的定义及度量 |
7.2.4 回归模型构建 |
7.3 实证分析与检验 |
7.3.1 描述性统计分析 |
7.3.2 变量之间的相关性检验 |
7.3.3 企业社会资本综合因子的提取 |
7.3.4 多元回归结果分析 |
7.3.5 进一步的讨论 |
7.3.6 稳健性测试 |
7.4 研究结论 |
7.5 本章小结 |
8 企业社会资本的开发与利用 |
8.1 企业社会资本开发与利用现状 |
8.1.1 企业社会资本的形成来源单一化 |
8.1.2 企业社会资本的存量普遍较低 |
8.1.3 企业社会资本的扩张性不足 |
8.1.4 企业社会资本的风险防范机制缺失 |
8.1.5 企业社会资本开发与利用的手段落后 |
8.2 企业社会资本开发策略 |
8.2.1 设置专门的联盟管理机构 |
8.2.2 提升企业诚信水平 |
8.2.3 创建基于利益相关者合作与信任的企业文化 |
8.2.4 确立供应链融资模式 |
8.2.5 充分利用制度环境 |
8.3 企业社会资本利用策略 |
8.3.1 立足已有条件,从小处入手 |
8.3.2 明确发展目标,善于利用模式创新 |
8.3.3 社会资本积累要与企业价值创造紧密结合 |
8.3.4 建立企业社会资本的风险预警机制 |
8.3.5 积极运用信息技术网络 |
8.4 本章小结 |
9 结论与展望 |
9.1 主要研究结论 |
9.2 研究不足 |
9.3 研究展望 |
主要参考文献 |
致谢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3)中国经济增长数量、质量和效益的耦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导论 |
1.1 选题背景和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选题意义 |
1.2 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 |
1.2.1 研究思路 |
1.2.2 研究内容 |
1.3 研究方法 |
1.4 论文的创新之处 |
1.5 论文的结构框架 |
第二章 相关文献述评 |
2.1 关于经济增长数量研究的文献述评 |
2.1.1 国外关于经济增长的理论研究 |
2.1.2 国内经济增长数量的研究 |
2.1.3 对现有研究的评价 |
2.2 关于经济增长质量研究的文献述评 |
2.2.1 国外对经济增长质量的研究 |
2.2.2 国内对经济增长质量的研究 |
2.2.3 对现有文献的评价 |
2.3 关于经济增长效益研究的文献述评 |
2.3.1 国外对经济增长效益的研究 |
2.3.2 国内对经济增长效益的研究 |
2.3.3 对现有文献的评价 |
2.4 关于经济增长数量、质量和效益关系研究的文献述评 |
2.4.1 经济增长数量、质量和效益关系的理论研究 |
2.4.2 经济增长数量、质量和效益关系的实践研究 |
2.4.3 对现有文献的评价 |
2.5 对现有研究的总体评价及本文的研究思路 |
第三章 经济增长数量、质量和效益的理论阐述 |
3.1 经济增长数量、质量和效益的基本理论解释 |
3.1.1 经济增长数量的形成机制及实现条件 |
3.1.2 经济增长质量的形成机制及实现条件 |
3.1.3 经济增长效益的形成机制及实现条件 |
3.2 经济增长数量、质量和效益的关系阐释 |
3.2.1 经济增长数量和质量的关系 |
3.2.2 经济增长数量和效益的关系 |
3.2.3 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的关系 |
3.2.4 经济增长数量、质量和效益的关系 |
第四章 经济增长数量、质量和效益耦合的逻辑分析框架 |
4.1 经济增长数量、质量和效益耦合分析框架的构建思路 |
4.1.1 耦合理论在经济学研究中的适用性分析 |
4.1.2 系统耦合在经济增长数量、质量和效益关系研究中的合理性分析 |
4.1.3 经济增长数量、质量和效益耦合关系的确立 |
4.2 经济增长数量、质量和效益耦合的一般规律 |
4.2.1 经济增长数量、质量和效益耦合的表现形式 |
4.2.2 经济增长数量、质量和效益耦合的基本特征 |
4.2.3 经济增长数量、质量和效益的耦合演进机制 |
4.3 经济增长数量、质量和效益耦合的逻辑机理 |
4.3.1 经济增长数量、质量和效益相耦合的目标 |
4.3.2 经济增长数量、质量和效益耦合的影响因素 |
4.3.3 经济增长数量、质量和效益相耦合的动因 |
4.3.4 经济增长数量、质量和效益的耦合机理 |
第五章 中国经济增长数量、质量和效益耦合的历史考察 |
5.1 中国经济增长数量的演进轨迹 |
5.1.1 经济增长速度的变动趋势 |
5.1.2 经济总量的变动趋势 |
5.2 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演进轨迹 |
5.2.1 经济效率维度的演进 |
5.2.2 经济结构维度的演进 |
5.2.3 经济运行维度的演进 |
5.2.4 经济潜力维度的演进 |
5.3 中国经济增长效益的演进轨迹 |
5.3.1 经济效益维度的演进 |
5.3.2 社会效益维度的演进 |
5.3.3 生态效益维度的演进 |
5.4 中国经济增长数量、质量和效益耦合历程的初步判断 |
第六章 中国经济增长数量、质量和效益的耦合评价 |
6.1 中国经济增长数量、质量和效益指数的测度 |
6.1.1 经济增长数量指数测度 |
6.1.2 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评价指标的构建 |
6.1.3 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指数的测度方法 |
6.1.4 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指数的测度结果 |
6.2 中国经济增长数量、质量和效益的耦合测度模型 |
6.2.1 经济增长数量、质量和效益的耦合度测算方法 |
6.2.2 经济增长数量、质量和效益的耦合度测算结果 |
6.2.3 经济增长数量、质量和效益的耦合效应分析 |
6.2.4 经济增长数量、质量和效益耦合的阶段性规律与理论解释 |
6.3 经济增长数量、质量和效益耦合的国际比较 |
6.3.1 各国经济增长数量、质量和效益指数测度 |
6.3.2 各国经济增长数量、质量和效益耦合度测度及比较分析 |
6.3.3 经济增长数量、质量和效益耦合的国际比较对中国的启示 |
第七章 实现中国经济增长数量、质量和效益耦合的机制 |
7.1 中国经济增长数量、质量和效益耦合制约因素的新变化 |
7.1.1 制度的扭曲性固化 |
7.1.2 要素成本全面上升 |
7.1.3 技术创新的机遇和障碍并存 |
7.2 中国经济增长数量、质量和效益相耦合的目标模式 |
7.3 中国经济增长数量、质量和效益耦合的实现机制 |
7.3.1 创新驱动机制 |
7.3.2 人力资本积累机制 |
7.3.3 结构转化机制 |
7.3.4 福利分配机制 |
7.3.5 人与自然协调发展机制 |
第八章 实现中国经济增长数量、质量和效益相耦合的路径和政策 |
8.1 实现中国经济增长数量、质量和效益相耦合的路径 |
8.1.1 经济发展战略转型——由赶超型战略向竞争型战略转型 |
8.1.2 经济体制转型——由数量型向质量效益型体制转型 |
8.1.3 经济增长动力转型——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 |
8.1.4 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从成本外生化向成本内生化转型 |
8.1.5 经济结构转型——从多元化向高级化经济结构转型 |
8.2 实现中国经济增长数量、质量和效益相耦合的政策取向 |
8.2.1 短期政策——放松需求抑制 |
8.2.2 长期政策——解除供给约束 |
第九章 结论及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9.1 结论 |
9.2 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4)资本主义金融化与金融资本主义研究 ——基于美国经济实证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导论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背景及意义 |
第二节 论文的研究方法和主要内容 |
1.2.1 论文的研究方法 |
1.2.2 论文的主要内容 |
第三节 论文的创新点及展望 |
1.3.1 论文的创新点 |
1.3.2 论文的展望 |
第二章 资本主义金融化内涵及其实质 |
第一节 金融化的内涵 |
2.1.1 企业治理视角的金融化 |
2.1.2 资本之间关系视角的金融化 |
2.1.3 积累模式视角的金融化 |
第二节 资本积累的矛盾 |
2.2.1 资本主义生产与资本主义市场的矛盾 |
2.2.2 资本主义生产与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 |
第三节 金融化的实质 |
2.3.1 货币与资本的本质 |
2.3.2 金融化的本质 |
第四节 结论 |
第三章 资本主义金融化的实现机制 |
第一节 货币向资本的转化 |
3.1.1 货币的性质 |
3.1.2 货币的职能 |
3.1.3 货币转化为资本 |
第二节 货币资本向生息资本的转化 |
3.2.1 资本主义信用使货币成为资本商品 |
3.2.2 利息使得资本商品形式得以发展 |
第三节 资本的分化与资本积累的分化 |
3.3.1 资本的分化 |
3.3.2 虚拟资本的积累 |
3.3.3 金融资本的形成 |
3.3.4 资本积累的分化 |
第四节 金融化积累的周期性 |
3.4.1 资本主义体系演进的动力学机制 |
3.4.2 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辩证关系 |
第五节 结论 |
第四章 资本主义金融化的历史演进机制 |
第一节 资本积累的阶段 |
4.1.1 重商主义阶段 |
4.1.2 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阶段 |
4.1.3 垄断资本主义阶段 |
4.1.4 国际垄断资本主义阶段 |
第二节 资本主义的工业化、去工业化与金融化 |
4.2.1 工业化 |
4.2.2 工业化与去工业化 |
4.2.3 金融化 |
第三节 资本主义体系积累周期 |
4.3.1 资本主义体系扩张的原因 |
4.3.2 资本主义体系扩张的机制 |
第四节 结论 |
第五章 资本主义金融化的制度驱动因素 |
第一节 资本积累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 |
5.1.1 资本积累矛盾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 |
5.1.2 新自由主义经济体制的崛起 |
第二节 新自由主义经济体制的特征和本质 |
5.2.1 新自由主义经济体制的特征 |
5.2.2 新自由主义经济体制的本质 |
第三节 结论 |
第六章 美国经济金融化分析 |
第一节 美国经济金融化的表现 |
6.1.1 债务成为经济运行的基础 |
6.1.2 金融业成为经济增长的重点 |
6.1.3 资本成为收入分配的重点 |
6.1.4 金融成为经济调控的中心 |
第二节 美国经济金融化的驱动因素 |
6.2.1 金融化的根本驱动因素:资本的自治 |
6.2.2 金融化的直接驱动因素:实体经济停滞 |
6.2.3 金融化的具体驱动因素:货币的虚拟化 |
第三节 美国经济金融化的实现机制 |
6.3.1 家庭收入的资本化 |
6.3.2 公司积累的金融化 |
6.3.3 金融功能的掠食化 |
6.3.4 资本积累的全球化 |
第四节 结论 |
第七章 资本主义金融化与金融危机 |
第一节 金融危机原因综述 |
7.1.1 马克思关于两种类型金融危机成因的分析 |
7.1.2 主流经济学对当前金融危机成因的分析 |
7.1.3 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对当前金融危机成因的分析 |
第二节 国际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基本矛盾的解决途径及其影响 |
7.2.1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及其演进 |
7.2.2 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逻辑 |
7.2.3 国际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基本矛盾的解决途径 |
7.2.4 生产关系调整所带来的影响 |
第三节 结论 |
第八章 资本主义金融化与主权债务危机 |
第一节 债务危机的爆发 |
第二节 债务危机的原因综述 |
8.2.1 高福利政策 |
8.2.2 政策体系的制度性缺陷 |
8.2.3 金融危机救助措施 |
第三节 债务危机的直接表现 |
8.3.1 消费大于生产产生经常项目赤字 |
8.3.2 财政支出大于财政收入产生财政赤字 |
第四节 金融化与主权债务危机的内在联系 |
8.4.1 家庭部门债务的增加 |
8.4.2 企业部门债务的增加 |
8.4.3 政府部门债务的增加 |
第五节 结论 |
第九章 金融资本主义的特征、本质和未来 |
第一节 金融资本的含义与循环 |
9.1.1 金融资本含义的变化 |
9.1.2 金融资本的演进逻辑 |
9.1.3 金融资本的循环 |
第二节 金融资本主义的特征与本质 |
9.2.1 金融资本主义的特征 |
9.2.2 金融资本主义的本质 |
第三节 金融资本主义的未来 |
9.3.1 当今美国金融化的性质 |
9.3.2 金融化积累模式的不可持续 |
9.3.3 再工业化战略的失灵 |
9.3.4 美元霸权的不可持续 |
第四节 结论 |
参考文献 |
致谢 |
个人简历 |
(5)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自主治理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中文详细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起与研究价值 |
(一)选题缘起 |
(二)研究价值 |
二、文献梳理与研究综述 |
(一)国外相关研究的考察 |
(二)国内相关研究的考察 |
(三)简要评析 |
三、论文架构与研究方法 |
(一)论文架构 |
(二)研究方法 |
四、可能的贡献与研究不足 |
(一)可能的贡献 |
(二)研究不足 |
第一章 奥斯特罗姆自主治理思想的生成背景 |
一、时代命题:奥斯特罗姆所处的社会环境 |
(一)倡导自发秩序:新古典自由主义的复兴 |
(二)回归公共治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塑 |
(三)理性官僚制的正当性反思 |
二、理论积淀:集体行动问题的研究传统 |
(一)来自政治学视角的分析 |
(二)来自经济学视角的分析 |
(三)来自社会心理学视角的分析 |
(四)小结 |
三、学术延承:自主治理思想的理论渊源 |
(一)公共选择理论 |
(二)新制度经济学 |
(三)合作博弈理论 |
(四)多中心治理理论 |
第二章 奥斯特罗姆自主治理思想的应用场域 |
一、运作对象:小规模的公共池塘资源 |
(一)物品类型与公共池塘资源 |
(二)资源系统、资源单位及其占用者 |
二、预设前提:行为假设与制度多样性 |
(一)制度分析的行为假设:完全理性与有限理性的结合 |
(二)作为博弈规则的制度:一项基于新制度主义的理解 |
三、场域困境:集体行动中的机会主义 |
(一)资源治理的三大模型 |
(二)激励结构的四重缺陷 |
(三)制度供给的二阶困境 |
第三章 奥斯特罗姆自主治理思想的构建逻辑 |
一、从质疑到开创:思想生成的演进路径 |
(一)质疑:非此即彼的政策方案 |
(二)开创:另辟蹊径的治理路径 |
二、从个体到系统:自主治理的分析脉络 |
(一)影响个人策略选择的综合变量 |
(二)集体行动情境自主治理的难题 |
(三)公共资源长期存续的设计原则 |
(四)集体行动制度层次的嵌套分析 |
三、从IAD到 SES:自主治理的研究框架 |
(一)制度分析与发展(IAD)框架 |
(二)诊断社会—生态系统(SES)框架 |
(三)IAD与 SES框架的关联互动 |
四、从信任到互惠:自主治理的核心要素 |
(一)社会资本的内涵及关键特征 |
(二)奥斯特罗姆的借鉴及其超越 |
第四章 奥斯特罗姆自主治理思想的分析特色 |
一、问题聚焦:以问题为中心的跨学科研究 |
(一)多学科交叉的综合分析方法 |
(二)发展与实证经验一致的理论 |
二、研究进路:制度分析与经验研究相结合 |
(一)理性选择的制度分析途径 |
(二)田野调查与实验研究并重 |
三、分析视角:基于个人主义的方法论 |
(一)有关个体行为的决策分析 |
(二)有限重复博弈理论的运用 |
第五章 奥斯特罗姆自主治理思想的价值审视 |
一、奥斯特罗姆思想的学术史定位 |
(一)公共治理谱系中的自主治理思想 |
(二)自主治理:复合民主的微观基础 |
二、自主治理思想的理论价值 |
(一)传统集体行动理论的变革 |
(二)当代制度分析视野的拓展 |
(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完善 |
(四)多中心治理理论的奠基石 |
三、自主治理思想的局限审视 |
(一)适用性层面的局限 |
(二)实操性层面的局限 |
结语 重视奥斯特罗姆的学术遗产 |
一、摈弃万能药:诊断现实世界的复杂性 |
二、警惕理论模型的隐喻化用法 |
三、治理话语中积极公民的塑造 |
参考文献 |
附录一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生平及学术研究历程 |
附录二 美国布鲁明顿学派的思想精义:多中心治理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后记 |
(6)中国非金融企业金融化经济影响的政治经济学研究 ——基于微观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1.2 研究意义 |
1.3 研究思路 |
1.4 主要内容和框架 |
1.5 研究方法 |
1.6 可能的创新之处 |
第2章 非金融企业金融化经济影响的分析基础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2.1.1 金融化 |
2.1.2 非金融企业金融化 |
2.1.3 非金融企业金融化经济影响 |
2.2 相关理论借鉴 |
2.2.1 马克思关于不同形式资本关系的研究 |
2.2.2 西方经济学关于公司资本结构的研究 |
2.2.3 非正统经济学(Heterodox Economics)关于金融化的研究 |
2.3 本研究的政治经济学属性 |
2.3.1 聚焦金融化对资本积累、劳动就业和劳动收入分配的影响等政治经济学关注重点 |
2.3.2 运用剩余价值生产和分配等政治经济学经典分析构造理论 |
2.3.3 注重金融化过程中劳动者、管理者及股东等相关主体利益关系分析 |
2.3.4 强调企业公有性质及其实现形式对劳动者利益保护的作用 |
第3章 非金融企业金融化经济影响国际比较研究:典型事实及文献述评 |
3.1 非金融企业金融化的基本事实 |
3.1.1 金融资产维度 |
3.1.2 金融负债维度 |
3.1.3 股东价值导向维度 |
3.2 非金融企业资本积累状况及金融化对其影响文献述评 |
3.2.1 非金融企业资本积累状况 |
3.2.2 非金融企业金融化对资本积累影响文献述评 |
3.3 非金融企业劳动就业状况及金融化对其影响文献述评 |
3.3.1 非金融企业劳动就业状况 |
3.3.2 非金融企业金融化对劳动就业影响文献述评 |
3.4 非金融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状况及金融化对其影响文献述评 |
3.4.1 非金融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情况 |
3.4.2 非金融企业金融化对劳动收入份额影响文献述评 |
3.5 非金融企业创新状况及金融化对其影响文献述评 |
3.5.1 非金融企业创新活动情况 |
3.5.2 非金融企业金融化对创新活动影响文献述评 |
3.6 非金融企业金融化对生产效率影响文献述评 |
3.7 结论 |
第4章 中国非金融企业金融化对于资本积累影响研究 |
4.1 引言 |
4.2 非金融企业金融化影响资本积累的理论分析 |
4.2.1 非金融企业资本积累的理论框架 |
4.2.2 非金融企业金融化影响资本积累的作用机制 |
4.3 非金融企业金融化影响资本积累的实证分析 |
4.3.1 计量方程设定和估计方法 |
4.3.2 所用数据和回归结果 |
4.4 稳健性检验 |
4.5 研究结论和启示 |
4.5.1 研究结论 |
4.5.2 启示 |
第5章 中国非金融企业金融化对于劳动就业影响研究 |
5.1 引言 |
5.2 非金融企业金融化影响劳动就业的理论机制 |
5.2.1 金融资产维度:“挤出效应”与“蓄水池效应” |
5.2.2 金融负债维度:“规模扩张效应”与“债务负担效应” |
5.2.3 股东价值导向维度:“劳动地位下降效应”和“竞争力提升效应” |
5.3 非金融企业金融化对劳动就业影响的计量检验 |
5.3.1 基准模型设定和变量、数据说明 |
5.3.2 基准模型估计与结果讨论 |
5.4 稳健性检验:房地产投资、企业产权性质与岗位异质性的影响 |
5.4.1 房地产投资与金融化的劳动就业效应 |
5.4.2 产权异质性与金融化的劳动就业效应 |
5.4.3 岗位异质性与金融化的劳动就业效应 |
5.5 研究结论和启示 |
5.5.1 研究结论 |
5.5.2 启示 |
第6章 中国非金融企业金融化对于劳动收入份额影响研究 |
6.1 引言 |
6.2 非金融企业金融化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机制 |
6.2.1 金融动机与股东价值最大化 |
6.2.2 金融支出与加成定价 |
6.2.3 金融收入与退出选择权 |
6.3 非金融企业金融化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实证检验 |
6.3.1 计量模型设定和变量说明 |
6.3.2 估计结果讨论 |
6.4 稳健性检验 |
6.4.1 不同劳动收入份额指标作为被解释变量 |
6.4.2 劳动异质性与非金融企业金融化的劳动收入份额效应 |
6.4.3 产权异质性与非金融企业金融化的劳动收入份额效应 |
6.5 研究结论和启示 |
6.5.1 研究结论 |
6.5.2 启示 |
第7章 中国非金融企业金融化对于企业创新影响研究 |
7.1 引言 |
7.2 非金融企业金融化影响企业创新的作用机制 |
7.2.1 金融资产维度:“蓄水池效应”和“挤出效应” |
7.2.2 金融负债维度:“缓解融资约束效应”与“债务负担效应” |
7.2.3 股东价值导向维度:“剩余价值增加效应”和“经营策略转变效应” |
7.3 非金融企业金融化影响企业创新的实证检验 |
7.3.1 基准模型设定和估计 |
7.3.2 金融负债渠道作用估计结果 |
7.3.3 稳健性检验 |
7.4 进一步讨论:创新活动比重、房地产投资与产权异质性 |
7.4.1 非金融企业金融化对企业创新活动比重的影响 |
7.4.2 非金融企业房地产持有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
7.4.3 产权异质性对于非金融企业金融化创新效应的影响 |
7.5 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
7.5.1 研究结论 |
7.5.2 政策建议 |
第8章 中国非金融企业金融化对于生产效率影响研究——基于债权融资维度 |
8.1 引言 |
8.2 非金融企业债权融资影响生产效率的作用机制 |
8.2.1 非金融企业债权融资影响生产效率的资本积累渠道 |
8.2.2 非金融企业债权融资影响生产效率的人力资本渠道 |
8.2.3 非金融企业债权融资影响生产效率的研究开发渠道 |
8.3 非金融企业债权融资影响生产效率的实证检验 |
8.3.1 回归模型设定、变量和数据说明 |
8.3.2 基本回归结果 |
8.3.3 内生性检验 |
8.4 稳健性检验:债权融资期限、权益融资、企业产权性质 |
8.4.1 融资期限结构与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的生产率效应 |
8.4.2 非金融企业股权融资的生产率效应 |
8.4.3 企业产权异质性与非金融企业债权融资的生产效率效应 |
8.5 结论和政策建议 |
8.5.1 研究结论 |
8.5.2 启示 |
第9章 主要结论、政策建议及研究展望 |
9.1 主要结论 |
9.2 政策建议 |
9.3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目录 |
后记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7)马克思的资本逻辑批判理论及其当代回响(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导论 |
1.1 马克思资本逻辑批判理论研究之兴起 |
1.1.1 资本逻辑批判与整体性马克思思之开启 |
1.1.2 资本逻辑批判与马克思理论研究的新生长点 |
1.1.3 资本逻辑批判与当代中国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 |
1.2 马克思的资本逻辑批判理论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1.2.1 马克思的资本逻辑批判国内研究的现状 |
1.2.2 马克思的资本逻辑批判理论国外研究现状 |
1.2.3 国内外研究现状评析 |
1.3 论文的主要观点和结构安排 |
第2章 马克思的资本逻辑批判理论产生的背景 |
2.1 马克思的资本逻辑批判理论产生的时代境遇 |
2.1.1 资本逻辑成为现代社会主导逻辑的历史进程 |
2.1.2 资本逻辑导致的现代社会危机 |
2.2 马克思的资本逻辑批判理论的理论境遇 |
2.2.1 前资本主义的“资本”概念 |
2.2.2 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资本理论 |
第3章 马克思的资本逻辑批判理论的历史演进 |
3.1 马克思的资本逻辑批判理论之初步定向 |
3.1.1 马克思资本逻辑批判的初步定向之文本依据 |
3.1.2 资本概念与资本逻辑批判的初步阐发 |
3.1.3《手稿》资本逻辑批判之基本评价 |
3.2 资本逻辑批判的实践唯物主义基础之确立 |
3.2.1 实践唯物主义:新世界观的确立 |
3.2.2 马克思的资本逻辑批判理论的哲学基础 |
3.3 马克思的资本逻辑批判理论之纲领性表达 |
3.3.1《哲学的贫困》:唯物史观催生的政治经济学之果 |
3.3.2《雇佣劳动与资本》:资本逻辑增殖秘密的初步揭示 |
3.3.3《共产党宣言》:资本逻辑批判理论的纲领式表达 |
3.4 资本逻辑批判理论的成熟与系统表述 |
3.4.1 《资本论》及其手稿的理论创作历程 |
3.4.2 《资本论》对资本逻辑的科学揭示 |
3.5 马克思晚年对资本逻辑批判理论的补充和完善 |
3.5.1 超越资本逻辑革命实践活动的理论总结与设想 |
3.5.2 东方社会跨越资本逻辑的可能性设想 |
第4章 马克思的资本逻辑批判理论的基本内容 |
4.1 资本与资本逻辑之本质规定 |
4.1.1 资本及其本质 |
4.1.2 资本逻辑之本质规定 |
4.1.3 资本与资本逻辑之内在关联 |
4.2 资本逻辑的运行机制 |
4.2.1 商品:马克思的资本逻辑批判理论的逻辑起点 |
4.2.2 货币资本化:资本逻辑的存在论基础 |
4.2.3 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资本逻辑的现实运行 |
4.2.4 剩余价值理论:资本逻辑剥削本质的揭示 |
4.3 资本逻辑的历史作用 |
4.3.1 资本逻辑的历史进步作用 |
4.3.2 资本逻辑的消极作用 |
4.4 资本逻辑的扬弃 |
4.4.1 历史极限:资本逻辑扬弃的内在根据 |
4.4.2 共产主义:扬弃资本逻辑的必然结果 |
4.4.3 社会革命:扬弃资本逻辑的现实途径 |
4.4.4 无产阶级:扬弃资本逻辑的主体力量 |
4.5 马克思的资本逻辑批判理论的基本特征 |
4.5.1 前提性批判 |
4.5.2 辩证性批判 |
4.5.3 科学性批判 |
4.5.4 价值性批判 |
第5章 马克思的资本逻辑批判理论的历史回响 |
5.1 帝国主义阶段的资本逻辑批判 |
5.1.1 卢森堡的资本积累理论 |
5.1.2 列宁的帝国主义论 |
5.2 晚期资本主义的资本逻辑批判转向 |
5.2.1 哈贝马斯的资本逻辑批判之文化转向 |
5.2.2 鲍德里亚的资本逻辑批判之符号转向 |
5.2.3 生态社会主义的资本逻辑批判之生态转向 |
5.2.4 新马克思主义的资本逻辑批判之空间转向 |
5.3 马克思的资本逻辑批判理论历史回响之批判 |
5.3.1 历史回响之时代合理性 |
5.3.2 历史回响之理论合理性 |
5.3.3 历史回响:发展拟或曲解 |
第6章 资本逻辑与中国道路 |
6.1 资本逻辑与社会主义制度关系的再认识 |
6.1.1 资本逻辑批判理论在当代中国的重新出场 |
6.1.2 资本逻辑在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可能性 |
6.1.3 资本逻辑在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现实合理性 |
6.2 中国道路中的资本逻辑 |
6.2.1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逻辑 |
6.2.2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资本逻辑 |
6.2.3 中国的改革开放之路与资本逻辑 |
6.3 利用与规制并行:资本逻辑在中国的未来走向 |
6.3.1 资本逻辑:当代中国社会矛盾问题的重要根源 |
6.3.2 爱恨交织:资本逻辑在当代中国的现实境遇 |
6.3.3 利用与规制资本逻辑并行:中国道路的长远选择 |
结语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9)产业扶贫的减贫实现:理论、现实与经验证据(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方法 |
1.3 研究内容与结构安排 |
1.3.1 研究内容 |
1.3.2 结构安排 |
1.4 本研究的创新 |
第2章 理论与文献述评 |
2.1 相关概念界定与辨析 |
2.1.1 贫困 |
2.1.2 产业扶贫 |
2.1.3 金融扶贫 |
2.2 贫困理论与致贫原因的相关研究 |
2.2.1 恶性循环贫困论 |
2.2.2 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 |
2.2.3 人力资本贫困理论 |
2.2.4 社会资本贫困论 |
2.3 反贫困理论及其进展 |
2.3.1 临近最小努力理论 |
2.3.2 二元经济结构论 |
2.3.3 益贫式增长理论 |
2.4 扶贫模式及其减贫效应的相关研究 |
2.4.1 财政扶贫的方式及其效应 |
2.4.2 金融扶贫的路径及减贫实现研究 |
2.4.3 产业扶贫的相关研究 |
2.5 理论与文献述评 |
2.6 本章小结 |
第3章 产业扶贫的策略形成与制度逻辑 |
3.1 中国贫困人口特征分析 |
3.1.1 贫困人口区域分布 |
3.1.2 贫困人口规模变化 |
3.1.3 贫困人口的贫困特征 |
3.1.4 相对贫困成为现阶段贫困人口主要特征 |
3.2 中国扶贫实践与策略演变 |
3.2.1 扶贫工作整体推进思路的变迁 |
3.2.2 金融扶贫策略的历史演进 |
3.3 产业扶贫的制度逻辑 |
3.3.1 产业扶贫的主要模式 |
3.3.2 产业扶贫的制度优势 |
3.3.3 产业扶贫实践中暴露的问题 |
3.4 利益联结体与减贫实现:产业扶贫的制度合理性检验 |
3.4.1 研究设计 |
3.4.2 参数估计与检验 |
3.4.3 利益联结体与贫困减缓 |
3.5 本章小结 |
第4章 产业扶贫的贫困摆脱效应分析 |
4.1 产业扶贫的减贫实现逻辑 |
4.1.1 产业扶贫的减贫实现路径 |
4.1.2 产业扶贫的减贫争议 |
4.2 产业扶贫的减贫效应比较:一个数理框架 |
4.2.1 产业扶贫模型化的相关假定 |
4.2.2 贫困户主体的均衡福利分析 |
4.2.3 其他参与主体的均衡福利分析 |
4.3 产业扶贫的减贫效应评估 |
4.3.1 研究思路与模型设计 |
4.3.2 样本与变量说明 |
4.3.3 参数估计与检验 |
4.3.4 产业扶贫的减贫效应分析 |
4.4 本章小结 |
第5章 产业扶贫的“益贫性”与“效益性”分析 |
5.1 扶贫产业兼具益贫与效益的基础逻辑 |
5.1.1 扶贫产业“益贫性”与“效益性”的双重目标 |
5.1.2 扶贫产业盈利与扶贫的冲突 |
5.2 产业扶贫的益贫与效益:基于演化博弈的分析 |
5.2.1 参与主体有限理性约束的施加 |
5.2.2 产业扶贫参与主体的静态博弈策略 |
5.2.3 产业主体、贫困户的演化博弈分析 |
5.3 扶贫产业的“效益性”评估 |
5.3.1 效率评估模型的选择 |
5.3.2 变量与样本说明 |
5.3.3 参数估计与模型诊断 |
5.4 扶贫产业经济效率决定的影响因素分析 |
5.4.1 模型设计与变量说明 |
5.4.2 参数估计与检验 |
5.4.3 扶贫产业经济效率的影响机制分析 |
5.5 本章小结 |
第6章 实现益贫与效益共赢的产业扶贫政策建议 |
6.1 产业视角:提升扶贫产业选择智慧 |
6.2 金融视角:优化产业扶贫金融支持策略 |
6.3 政府视角:厘清定位、提升产业管理能力 |
6.4 构建“共赢”式发展体系的针对性措施 |
6.4.1 优化扶贫产业发展环境、夯实产业发展基础 |
6.4.2 强化参与主体的利益联结机制、提升产业扶贫质量 |
6.4.3 完善产业扶贫参与主体的利益保障机制 |
6.5 本章小结 |
第7章 结论 |
7.1 全文的结论 |
7.2 不足与未来展望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参与的科研项目 |
致谢 |
(10)金融化进程中的资本主义经济运行透视 ——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框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导论 |
1.1 研究背景介绍 |
1.2 论文研究目的和意义 |
1.2.1 论文研究的目的 |
1.2.2 论文研究的意义 |
1.3 主要研究内容及研究方法 |
1.3.1 主要研究内容 |
1.3.2 论文主要的研究方法 |
1.4 论文可能的创新和不足之处 |
1.4.1 论文可能的创新点 |
1.4.2 论文存在的不足之处 |
2. 文献综述 |
2.1 金融化定义的争论 |
2.2 金融化的表现及特征 |
2.3 推动金融化进程的原因 |
2.4 金融化对经济运行的影响 |
2.4.1 金融化在宏观经济层面的影响 |
2.4.2 金融化在微观经济层面的影响 |
2.4.3 金融化对国际经济关系的影响 |
2.5 金融化与金融危机 |
2.5.1 金融化与金融危机的内在逻辑 |
2.5.2 金融化与金融危机案例 |
3. 相关概念与基本理论 |
3.1 相关概念的界定 |
3.1.1 金融化的概念与内涵 |
3.1.2 金融资本的界定 |
3.2 相关概念的比较 |
3.2.1 金融化与经济虚拟化 |
3.2.2 金融化与金融全球化 |
3.2.3 金融化与金融深化 |
3.2.4 金融化与金融泡沫 |
3.3 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框架与分析工具 |
3.3.1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范畴 |
3.3.2 社会分工理论 |
3.3.3 剩余价值理论 |
3.3.4 马克思主义的资本积累理论 |
3.3.5 一般利润率下降规律理论 |
4. 透视的起点:金融化的根源 |
4.1 金融化的根源:生产力的维度 |
4.1.1 生产力的发展产生金融业:社会分工的推动 |
4.1.2 金融化趋势:对马克思有关产业资本一个逻辑的发展 |
4.2 金融化的根源:生产关系的维度 |
4.2.1 金融化是解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价值增殖悖论的途径 |
4.2.2 金融化是缓解资本主义分配关系下需求不足的选择 |
4.3 本章小结 |
5. 金融化进程中金融利润与平均利润的关系 |
5.1 金融利润与平均利润关系的研究背景 |
5.2 透视金融利润的源泉 |
5.3 金融利润与平均利润:基于资本功能的维度 |
5.3.1 货币经营资本参与平均利润的形成 |
5.3.2 借贷资本的利润:平均利润分割的利息 |
5.3.3 金融部门的创业利润:金融部门超额利润形式 |
5.3.4 投机资本的利润:金融部门的另一种超额利润 |
5.4 金融利润与平均利润关系的实证研究 |
5.5 本章小结 |
6. 金融化对社会积累结构的冲击:金融主导的资本积累模式形成 |
6.1 社会积累结构的演化 |
6.1.1 新自由主义与社会积累结构 |
6.1.2 社会积累结构的划分及其特征 |
6.2 金融化与新自由主义的社会积累结构 |
6.2.1 金融化与新自由主义的关系 |
6.2.2 新自由主义社会积累结构:金融主导的资本积累 |
6.3 金融主导的资本积累模式形成的另一种透视 |
6.3.1 资本积累与金融的信用中介阶段 |
6.3.2 资本积累与金融的信用依赖阶段 |
6.3.3 产业资本与金融的融合阶段 |
6.3.4 金融资本独立循环阶段 |
7. 金融主导的资本积累模式:内部运行机制与影响 |
7.1 金融资本积累与现实积累的划分 |
7.2 两种资本积累持续的条件 |
7.2.1 现实积累持续的条件 |
7.2.2 金融资本积累持续的条件 |
7.3 金融资本积累转化为现实积累的机制 |
7.3.1 金融资本的流通效应 |
7.3.2 金融资本的投资效应 |
7.3.3 金融资本的财富效应 |
7.3.4 实体部门的金融投资利润转化为现实积累 |
7.4 金融资本积累的独立:从形式到内容 |
7.5 金融主导的资本积累模式对积累率的影响:理论与经验 |
8. 金融化与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透视经济运行的四个环节 |
8.1 金融化与生产 |
8.1.1 金融化与金融生产性实践的演进 |
8.1.2 金融化对产业资本的剥夺 |
8.1.3 金融部门与房地产部门的共生性 |
8.2 金融化与收入分配 |
8.2.1 所有制形式的变化:从个人和家庭所有权到金融所有权 |
8.2.2 金融化进程中劳资力量的变化 |
8.2.3 金融化进程中分配格局的变化 |
8.3 金融化与交换 |
8.3.1 金融资本循环与交换过程的矛盾 |
8.3.2 金融化对交换功能的推动 |
8.4 金融化与消费 |
8.4.1 消费不足矛盾的内生性与金融化 |
8.4.2 金融化对解决消费不足矛盾的努力 |
8.4.3 金融化模式下扩大消费的悖论 |
9. 结论与启示 |
9.1 金融化走向危机的逻辑 |
9.1.1 金融化加剧了金融脆弱性 |
9.1.2 金融主导的资本积累悖论 |
9.1.3 金融化的剥夺性积累激化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 |
9.2 金融化对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启示 |
9.2.1 协调发展金融、房地产与实体经济 |
9.2.2 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夯实实体经济 |
9.2.3 缩小收入差距、扩大内需是转方式的必然要求 |
9.2.4 以共同富裕为改革的目标与发展的方向 |
参考文献 |
后记 |
致谢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四、社会积累结构理论述评(论文参考文献)
- [1]空间理论视阈下当代中国城市治理研究[D]. 王海荣. 吉林大学, 2019(02)
- [2]企业社会资本研究[D]. 隋敏. 中国海洋大学, 2012(01)
- [3]中国经济增长数量、质量和效益的耦合研究[D]. 王薇. 西北大学, 2016(05)
- [4]资本主义金融化与金融资本主义研究 ——基于美国经济实证的分析[D]. 马锦生. 南开大学, 2013(07)
- [5]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自主治理思想研究[D]. 任恒. 吉林大学, 2019(02)
- [6]中国非金融企业金融化经济影响的政治经济学研究 ——基于微观视角[D]. 孙平. 山东大学, 2019(02)
- [7]马克思的资本逻辑批判理论及其当代回响[D]. 刘严宁. 上海师范大学, 2016(08)
- [8]抓住中间层次剖析当代资本主义——法国调节学派理论体系的演进[J]. 吕守军. 中国社会科学, 2015(06)
- [9]产业扶贫的减贫实现:理论、现实与经验证据[D]. 顾天翊. 吉林大学, 2019(02)
- [10]金融化进程中的资本主义经济运行透视 ——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框架[D]. 肖斌. 西南财经大学, 2013(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