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1998～1999年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论文文献综述）
龙小燕[1]（2019）在《我国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新时代、新常态和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宏观调控的理论与实践提出了新要求,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作为实现宏观调控目标最重要的两大经济政策,加强协调配合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阐述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基本概念、梳理相关文献综述和理论基础上,对比了我国宏观调控和西方国家干预、供给学派等理论的区别与联系,提出应统筹兼顾处理好短期与长期、供给与需求、总量与结构、速度与质量四大关系,构建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基本框架。两大政策应加强协调配合,以实现宏观调控目标为核心导向,短期应着力熨平经济周期波动,适时适度发挥政府投资的需求管理优势,维护经济总量基本稳定;长期应着眼优化经济结构,通过供给管理激发市场活力,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实现经济持续优质增长;同时应加强两大政策工具之间的协调配合,提高政策合力。论文回顾了美国自大萧条后、日本和德国自二战后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发展历程,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各国运用两大政策应对金融危机的相关措施;介绍了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两大政策协调配合的历史沿革;总结了各国运用两大政策维护经济总量基本稳定、调整优化经济结构促进增长、利用国债助力实现两大政策目标的经验做法。论文运用不同的实证模型分析了两大政策在维护经济平稳增长、促进结构优化和加强政策工具协调配合的现状,探析了存在的问题和原因。首先,运用VAR模型分析实际GDP增速、赤字率与广义货币供给量M2的关系。研究证明,货币供给变化通常与GDP增速变化方向正相关;财政赤字率变化通常与GDP增速变化方向负相关。赤字财政政策短期可能会诱导货币供给增加,但长期会因挤出效应有损于经济增长;货币供给对赤字影响较小,但在增加产出的同时可能会造成通货膨胀。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类型的组合形式取决于具体的宏观经济形势和政策目标的综合权衡。分析认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经济增长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两大政策效力都有期限约束;政府投资波动对经济增长影响较大;宏观政策执行需把握好力度,尤其是应充分考虑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在政策传导中发挥的巨大作用。第二,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就两大政策对全国及东、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分别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两大政策各自对各地区各次产业结构的影响力均不一样,在各地区产业结构调整中难以发挥合力。分析认为,单靠任一政策调整结构的作用有限,两大政策缺乏全面系统的协调配合机制,缺乏两大政策实施的配合端口,且各地情况和执行方式差异较大,效果不一。第三,从央行资产负债表角度分析,认为利用国债丰富外汇投资未能解决外汇波动带来的基础货币供给调节难题。运用VECM模型就国库现金对货币供应量流通中的现金（M0）、狭义货币供应量（M1）和广义货币供应量（M2）的影响分别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国库现金对货币供应量的冲击总体有限:国库现金对M0变动影响的最大贡献率为35%,对M1变动的最大贡献率为10%,对M2变动的最大贡献率仅为6%。分析认为,我国央行持有国债占央行总资产的比重低、流动性弱,国债市场尚不完善,国债期限结构与发行管理难以满足央行公开市场操作需求等因素制约了国债各项功能的发挥。同时,国库现金预测的科学性、中央国库资金转化为商业银行定期存款的管理有待提高。在经济进入新常态、着力从供给侧推进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结合我国面临的国内外新形势,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宏观调控总体战略基调、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基本机制及相关政策建议。两大政策短期应注重维护经济总量基本稳定,发挥需求管理的优势,应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适当发挥政府投融资的优势,从需求侧维护总量基本稳定;利用国债优势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长期应注重促进结构调整实现经济优质增长,发挥供给管理的优势,支持科技创新引领经济增长动能转换,加大端口扶持力度推动相关市场经济主体改革和发展。在积极稳妥扩展赤字和债务规模、优化国债管理的同时,应利用国债打破外汇占款与人民币发行的直接联系,增加利用国债、国库现金调控货币供应量的主动权,完善人民币发行机制,促进国债和人民币国际化。
阎虎勤[2]（2008）在《中国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相互关系及其协调性的研究》文中认为本文以我国1952—2007年期间的宏观经济统计数据为基础,通过研究我国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问题以及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和周期性循环运动规律,提出我国宏观经济协调运行的政策建议。第一,本文在传统“产出一物价”型Phillips曲线长期模型中,加入了表现经济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乘积效应的交叉乘积项,建立了表现二者之间长期关系的有理函数模型。实证分析发现:二者之间的交叉乘积项对于模型稳定性和误差都有显着影响;在以经济增长率为横轴、以通胀率为纵轴、以有理函数的两条渐近线交点为原点所构成的坐标系下,四个象限就代表了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四种状态;我国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之间的运动规律具有在四象限之间逆时针周期性循环运动的特征。第二,本文采用ARDL、VAR、VECM模型对我国宏观经济增长与通胀之间的相关性、因果性、结构性关系进行了研究。实证分析发现:在1979年以后,不论短期还是长期,我国实际经济增长率与通胀率之间都具有双向格兰杰因果关系和显着的正相关关系;短期中,二者之间的长期不均衡会同时互相做出调整;长期内,二者的滞后一、二期对当期具有显着影响。而根据1978年以前数据实证分析所得到的结论与1979年以后的结论正好相反。改革开放前后,我国宏观经济增长与通胀之间的关系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第三,本文对我国改革开放前后经济增长与通胀的波动性以及波动性对社会福利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实证分析发现:与1978年以前相比,1979年以后,我国经济增长率提高,经济增长平稳性增强,经济波动的财富损失较小,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的波动周期之间具有很高程度的同步性。但是,在改革开放以后,由于价格指数大大提高,所以通货膨胀税也大幅提高。第四,本文分析发现:为了保持我国宏观经济在低通胀（3%）下快速运行,我国整体经济的实际增长率应该控制在7%—10.6%范围以内。
中国人民大学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课题组,刘元春,闫衍,刘晓光[3]（2016）在《持续探底进程中的中国宏观经济——2015—2016年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文中研究指明2016年是中国经济持续探底的一年。在世界经济周期、中国房地产周期、中国债务周期、库存周期、新产业培育周期、政治经济周期以及宏观经济政策再定位等因素的作用下,中国宏观经济将在2016年出现深度下滑,而本轮周期的第二个底部在第3—4季度开始出现,预计将在2017年后期出现稳定的反弹,步入中高速的稳态增长轨道。但需要注意的是,这取决于以上七大周期的调整情况,其决定着本轮经济下行的底部以及底部的深度和持续的长度。我们必须对改革动力体系的构建、房地产市场的复苏、世界经济的变异以及宏观经济政策再定位问题进行高度关注,并认识到中国宏观经济已经出现了大量的新产业、新业态和新动力,在低迷中有繁荣,在疲软中有新气象,在旧动力衰竭中有新动力,在不断探底的进程中开始铸造下一轮中高速增长的基础。
胡鞍钢,王磊[4]（2012）在《中国转型期的社会不稳定与社会治理》文中指出中国进入空前的经济繁荣时代,同时也进入社会矛盾凸显期和社会不稳定时期。其突出表现为:由于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也经历了世界最快的发展与最大规模的社会转型,因此出现世界前所未有的产业结构调整,世界前所未有的失业人口群,世界最突出居民之间、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和不平等,世界最大范围的环境污染和生态赤字,以及各种腐败猖獗,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多,刑事犯罪率持续上升,劳资关系更趋紧张,集体上访等群体性事件迅速增多,这表明在经济空前繁荣背后还存在日益突出的社会不稳定和社会危机。目前看来,经济快速发展与社会矛盾凸显并存将成为今后较长时期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转型的基本特征。本报告专题讨论中国转型期的社会不稳定与社会治理问题,这是顺利实现经济起飞、实现长治久安的核心问题。为此,我们还需要进一步分析和回答五个问题:1.中国当前社会转型的特点是什么?这一背景对社会稳定提出了哪些挑战?2.如何判断我国当前的社会稳定形势?3.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是什么?这些因素是如何作用于社会稳定的?4.不同时期的领导人如何认识和处理社会不稳定问题?我们从中获取了什么经验?5.当前的社会矛盾主要是什么性质?我们应当如何应对这些矛盾冲突?笔者的主要结论是:中国正处在前所未有的社会转型与社会分化时期,同时也进入新的社会不稳定期;经济快速增长背后的社会不公正、不平等、不公平是导致社会不稳定的根源,而政府主要是地方政府不恰当的社会治理方式有时会激化社会矛盾、加剧社会冲突;我国各类社会矛盾几乎都是人民内部矛盾,既是主要矛盾,又是普遍矛盾,而真正属于对抗性的敌我矛盾是极其次要矛盾,也是极个别矛盾;保持和维护社会稳定的实质是在社会利益多元化条件下正确处理和协调人民内部矛盾;解决社会转型期的社会不稳定问题的治本之道是树立"以公民为本""以制度建设为中心"的动态、全面、协调的新稳定观。
吴琦[5]（2017）在《农民工市民化动态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及其应用》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新型城镇化是我国深化经济改革的重要环节,也是在供给侧改革时期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引擎。农民工市民化是在强调以人为主的城镇化背景下被提出的,其核心是农村劳动力从农村到城市的全面转移,强调从农民到市民的全方位转变,从破除户籍身份藩篱到逐步剥离捆绑在户籍制度改革下的权利分配制度,构建无差异的社会保障和经济发展福利共享体系。然而,我国作为一个人口庞大的发展中国家,劳动力市场中仍存在较明显的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和城市劳动力内部首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性门槛,这都使得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不仅仅要破除“农民工身份”的“显性户籍墙”,还要打破“市民化表现”的“隐性户籍福利墙”。当前农民工市民化相关政策已经在户籍层面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层面开展了一些具体工作和研究,但仍有进一步优化和定量化政策模拟分析的需要。因此,论文试图从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主要特征出发,构建农民工市民化动态CGE模型,对户籍侧农民工市民化政策改革和农民工市民化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政策两个方面进行定量政策研究。本文按照“文献梳理—现状分析—理论建模—政策模拟—政策评估”的逻辑框架展开。首先,系统梳理了农民工市民化内涵、劳动力市场特征与农民工市民化之间的相关研究、局部均衡和一般均衡视角下农民工市民化的定量化研究等文献。并在梳理我国当前农民工转移的年龄、区域、就业和转移偏好四大方面特征的基础上,对农民工市民化的数量型广度水平和质量型深度水平进行测算,刻画出我国农民工市民化的基本发展态势和未来可能的演进趋势。沿着从市民化广度到市民化深度的渐进式改革思路,依据国务院户籍改革意见的分层次框架,结合渐进式市民化分阶段分步骤的核心思想,遵循“分类型、分地区、定责任”的基本原则,从户口登记、人口统计、转移人口落户制度、农业转移人口权益保障制度四个层面搭建推进农民工市民化整体框架,并初步设计了我国农民工市民化的实施路线图。结合预测数据和权威报告,总结概括了在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下我国劳动力市场可能呈现出的主要特征,主要表现在劳动力供给结构的变化、劳动力市场分割变化引致的职业依赖、公共服务均等化政策对农民工市民化决策的影响、人力资本引致的劳动力转移矩阵变化这四个方面。这些为后文构建农民工市民化动态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更新模型历史模拟基线和预测模拟基线和设置政策模拟场景提供了核心思路和量化评估依据。农民工市民化动态CGE模型以CHINAGEM模型为原型,引入劳动力市场内生性分割、有效劳动力方程、价格粘性和工资粘性方程,设置了反映“职业依赖”特征的劳动力供给模块、反映劳动力市场内生性分割的劳动力空缺—填补动态链接机制、反映农村有效劳动力对农业生产的影响方程、反映工资粘性和价格粘性的价格模块,不仅可以使得模型中的劳动力市场模块更加符合中国劳动力市场特征,还可以为定量评估农民工市民化政策效应提供更为可行的模拟分析工具。在动态模拟基线方面,本文重新设置了 2006-2015的历史模拟值,同时详细刻画了产业、劳动力供需的历史模拟基线和预测模拟基线。并根据研究需要,从产出、消费、投资、进出口和就业六个方面对产业进行了划分,重新设置了模型的产业划分和产业映射关系。其中,预测模拟的基线设计综合考虑了权威机构和学者的预测数据,2006-2015年中国经济发展惯性路径和人口老龄化与劳动力结构变化特征。运用该模型,本文系统评估了户籍侧改革下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政策下农民工市民化的经济效应。在户籍侧农民工市民化政策模拟中,考虑了按照当前劳动力市场分割机制和假设劳动力市场完成一体化这两种劳动力市场运行机制。在当前劳动力市场分割机制下的主要结论如下:（1）农民工市民化能扩大就业总规模和优化就业结构。从总量上看,农民工市民化能促进全社会的就业,尤其是吸纳农民工和为农民工提供服务的行业的总就业。从结构上看,农民工市民化中户籍改革、相对工资变动和政策优惠,使得城市劳动力就业增长,农村劳动力就业下降,且城市劳动力增幅高于农村劳动力降幅绝对值,这说明农民工市民化在一定程度上能解决我国城市的隐形失业,为城市产业部门提供更为稳定和更高人力资本的劳动力。当然也不能忽视农民工市民化导致的农业产出的略微下降,在市民化过程中需考虑农村土地转让与农村生产产业化规模化的融合,鼓励家庭农场生产,保障在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同时稳定农业生产,提高农业生产效率。（2）农民工市民化提高了农村劳动力的实际工资水平,降低了城市劳动力的实际工资水平。基于目前我国城乡工资水平差距的绝对值较大,虽然城市劳动力工资水平仍高于农村,但农民劳动力实际工资水平增幅高于城市劳动力实际工资降幅绝对值,城乡工资差距会进一步缩小。因此,这一方面改善了我国城乡收入分配状况;另一方面,工资变化会带动不同行业的资本存量积累,促进我国制造业和服务业产出增长,尤其是为农民工市民化提供服务品的房地产业,卫生和社会工作服务业、教育、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和保险业等。（3）农民工市民化促进了国内消费和投资的增长,并稳步提升了投资和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根据樊分解结果,我国居民消费和消费结构向国产品倾斜促进了内需的扩大。在劳动力要素成本整体下降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了我国出口规模,带动了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较之当前劳动力市场分割机制,劳动力市场一体化机制会增强户籍侧农民工市民化政策对经济的正向影响,实际GDP和和实际GNP均明显上升:有效提高了全社会有效劳动力就业水平,且城镇失业状态有所改善,尤其是与CMW-HSH的结果相比,在全社会有效劳动力就业水平提升的情况下,城镇失业率并没有显着增加;产业产出效应更加明显,尤其是房地产业、建筑业、卫生和社会工作、教育、保险业产业产出的增速快,反映出市民化进程中对住房、公共产品和社会保障的需求增长较为旺盛。基本公共服务政策的实施,能有效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为经济发展带来更稳定的城市劳动力供给,提高全社会就业水平。并有利于拉动基本公共服务政策相关产业的产出,尤其是第三产业受益最大。而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既符合我国未来产业结构发展的目标,也能吸纳很大一部分市民化后的“新市民”。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政策对改善居民福利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消费和投资“两驾马车”的助推下,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政策对我国实际GDP的正向拉动作用明显,且长期拉动效应更加显着。但是由于内需相对较快的增长,进口产品价格相对国内成品价格较低,净出口水平会逐渐下降,贸易平衡可能转变为逆差,这可能会让人民币在将来仍面临一定的贬值压力。
安蕾[6]（2020）在《中国1987-2017年度间动态投入产出表的编制及应用》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当前我国经济面临的挑战与选择,是各级政府和大众普遍关心的问题。经济增长有三个基本的动力:劳动、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虽然大规模投资、大量新增劳动力及效率的提高都对过去30年来我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但2005年前后,这些支撑高速经济增长的因素带来的问题日益凸显,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贯穿宏观调控全过程的主线。国际上定量研究经济结构问题的主流方法是矩阵代数衍生出的投入产出分析方法,主要包括静态投入产出模型及动态投入产出模型两种。但目前研制出的动态投入产出模型主要是用于研究不同时期“生产性固定资产”与社会再生产之间的内在联系,关于“年度间动态投入产出模型”的研究极少。本文从年度间动态投入产出模型的构建理论出发,提出了“年度间动态投入产出表”编制的框架结构,并利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中国19872017年投入产出基本表及延长表,研制出涵盖31个年份、30个部门的“中国19872017年度间动态投入产出表（2002年=100）”,在表的编制方法上有所创新,并基于年度间动态投入产出表对我国宏观经济问题进行研究。完善了动态投入产出模型的基本理论,丰富了利用投入产出表研究经济问题的基本工具,并为相关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的基础数据支持。本文所做的工作具体可分为以下几点:第一,推算出19872017年期间我国未编表年份的18张投入产出补充表。采用标准RAS法,借助R语言软件自动化编表过程,得到19872017年期间我国未编表年份缺失的18张投入产出“补充表”,与13张统一表式结构的“收集表”,共同构成覆盖国民经济30个产品部门的31张连续年份“同部门当年价投入产出序列表”,完善研究的基础数据。第二,研制连续年份“中国19872017年可比价投入产出序列表（2002年=100）”。采用目前常用的方法编制可比价投入产出表,部分年度、部分部门的增加值指标易出现负值。为此,本文在现有可比表编制方法的基础上做出改进:首先,基于国家现有统计数据,整理出“第I、II象限所用价格指数”及“第III象限所用价格指数”,构建“19872017年投入产出可比价格指数体系（2002年=100）”,并按照常用方法编制得到“初始可比表”;然后,借鉴RAS法的思想,提出采用“迭代法”调整“初始可比表”的具体步骤;最终,研制出较为符合经济实际且误差较小的连续年份、30部门的“中国19872017年可比价投入产出序列表（2002年=100）”。为后续年度间动态投入产出表的编制奠定基础,并为本文应用部分及相关研究提供大量数据支撑。第三,完善年度间动态投入产出表编制的理论框架,并研制出具有一定规模的“中国19872017年度间动态投入产出表（2002年=100）”。目前鲜有关于年度间动态投入产出模型的构建、表的编制方法等方面的理论研究。本文从年度表“前一年度的产品生产不能消耗后来年度生产产品”的基本性质出发,引入投资分配系数,内生化外生变量,并通过模型的运行,采取一定的方法将不同年度的静态投入产出模型“链接”起来,使过去的资本积累与经济发展的现在和将来联系在一起,考察一个时间序列上资本投入与扩大再生产的关系。不仅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而且为后续动态的分析和研究国民经济活动提供了一个有力工具。“年度间动态投入产出表”的编制理论是本文研究的核心:（1）明确年度间动态投入产出表的链接变量,给出各象限具体分配基数的确定方法:首先,基于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等理论,选取静态投入产出表中的“资本形成总额”指标作为链接年度间联系的经济变量;其次,研究链接变量与以后年份的具体联系,需根据其构成项目作为资本积累属性上的差异,确定链接变量在年度表中各象限的具体分配基数。本文剥离出“存货增加”中的生产性部分,与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指标之和作为“生产性投资”（第I象限分配基数）,不再用于年度表第II象限最终使用,只在第I象限中间使用之后年份中长期内的年度间、部门层面逐步进行分解,而存货增加指标余下的部分则作为“非生产性投资”（第II象限分配基数）,在年度表最终使用后面年度短期内进行分解,分配未完额作为各期结余,放入年度表第II象限最终使用中设置的“生产性投资余额”、“存货增加余额”栏。（2）提出“新流量分解三步法”解决年度表第I象限上三角形分块矩阵的流量分解问题:第一步,采用“累计比较法”估计各年度分行业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投资时滞,并结合税法规定的固定资产使用年限及实际生产情况,综合确定分部门生产性投资在年度表中的分配年限;第二步,从资本的效能变化角度提出“二项分布折旧理论”,计算各部门生产性投资在各年度的投资分配系数、年分摊额,具有可操作性;第三步,采用结构法从实际使用角度将各年度生产性投资额在年度表的部门层面进行分解。（3）研制出“中国19872017年度间动态投入产出表（2002年=100）”。时间跨度较长,部门分类较多,目前尚无该方面的编制实例,编制方法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并为后续应用研究奠定数据基础。第四,利用前文研制的连续时间可比价投入产出序列表、年度间动态投入产出表数据,由浅入深开展应用研究。一方面,对过去30余年,我国国民经济从生产到最终使用这一完整的实物和价值运动过程中总量与结构演变情况、部门间关联特征及变动情况进行分析;另一方面,假定投资对经济增长具有滞后性、对产出的影响是相对长期的,试图把传统对经济增长的认识转变到本文的思路下,将年度间动态投入产出分析方法与计量经济分析方法相结合,构建面板生产函数模型,对各部门前期“累计投入”如何影响当期产出、变化趋势如何等问题进行研究,对基于年度间动态投入产出表开展的应用做了有益的尝试。相关成果为我国结构改革问题提供了理论及数据支持,研究发现:（1）近几年我国总量指标表现不佳,但随着产业转型升级、部门结构不断优化,未来可期。总体上,19872017年期间,总量指标呈现先增后减态势,19871990年、19962000年及近期三个时间段,各总量指标低于全期平均水平;产业上,研究期间我国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张主要依赖第二产业的生产活动,各项指标与总体呈现基本一致的变化趋势,但随着我国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深入,第三产业异军突起,成为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新战场;产品部门上,近几年各产业内部结构不断优化,经济增长方式由资源依赖的粗放型产品部门向信息化带动的集约型产品部门演变。（2）基于投入产出表纵向反映生产的投入来源、需求消耗情况,行向反映产出的分配去向、供给使用情况的特点,对部门间关联特征及变动情况进行分析,结果显示:需求角度,随着我国行业分工的逐步细化,国民经济生产活动总的资本有机构成及服务化程度逐年上升,但各产品部门的中间消耗情况呈现不同的变化趋势:研究期间30个部门中有14个产品部门的中间投入占比上升,而大多数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住宿和餐饮部门则出现单位产品的物耗下降,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些部门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大多数部门对自身的消耗呈现一定程度的上升趋势,且增加了对第三产业部门的直接消耗,但对第一产业产品的直接消耗在不断减少;下游终端类行业所需中间投入比重大、品种多,需求波及范围较广,相关部门如果符合国家产业升级方向,刺激其生产能力可以加速经济增长,可给予重点扶持。供给角度,一方面,研究期间我国总产出内中间使用合计所占比重呈上升趋势,各部门生产的产品只有少部分直接作为最终产品分配使用,绝大多数又进入其下游行业产品的生产过程,参与更高水平的生产;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增长内、外需“双轮驱动”的特征日益明显。最终消费总量与结构优化升级的速度都在不断加快,从传统实物消费为主,发展为实物与服务消费并重。且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深入,我国对外贸易结构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出口由传统产品向附加价值较高、技术含量较高的高科技产品转型。另外,中上游能源、原材料部门及生产性服务业等部门单位最初投入对国民经济整体的供给推动能力普遍高于行业平均水平,但这类部门通常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和短板,极易出现供给短缺和价格上涨的情况,提高此类部门的生产供应能力是实现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的重点;而对社会的供给推动作用不断减弱的几个部门,社会对其投入需求实际是在减少的,需要预防产能过剩等问题。（3）利用年度间动态投入产出表数据构建面板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在“资本投入”指标的刻画方面与以往有所不同。区分资本存量的“财富属性”与“生产属性”,考虑各部门投资时滞,从年度表中整理各年使用的之前年份资本积累及当期提供的“生产性投资”数据,得到“生产性资本累计”作为“资本投入”的代理指标,构建我国19872017年产品部门生产函数模型。研究结果表明,随着产业结构的升级,资本投入在各部门中的配置也在不断优化,投资的重心由农业、低端产业向高端制造业、现代服务业转变。另外,我国国民经济生产过程中,各部门的效率系数既受产品部门层面个体影响,又随年份变化存在显着差异,而资本的产出弹性系数及劳动的产出弹性系数则受产品部门结构变化的影响显着。
樊颖[7]（2018）在《不确定性视角下中国城镇居民住房决策机制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不确定性是经济主体进行活动和决策的固有环境,基于住房市场握不确定环境下经济主体行为的内在规律,对于促进中国房地产市场发展和宏观经济金融稳定具有重要意义。论文基于不确定性下的中国居民住房决策,深入分析不确定性的内涵和来源;通过构建中国特征的动态随机均衡模型和微观理论/实证研究框架,探讨不确定性对中国居民住房和抵押贷款需求影响的宏观效应和微观机制。论文首先依据现有文献提炼了居民住房决策的内生和外生影响因素,进一步结合中国收入分配制度变革、社会保障体制改革以及利率政策和信贷政策调整,初步确定以收入和消费不确定性为代表的经济不确定性、以利率和信贷不确定性为代表的政策不确定性为影响中国城镇居民住房决策的核心不确定性。在此基础上,论文构建了一个新凯恩斯主义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对影响中国居民家庭住房需求和抵押贷款需求的不确定冲击的宏观效应进行了模拟和比较。通过对于核心路径的分析发现,居民住房需求主要受到收入和消费不确定性的影响;居民抵押贷款需求主要受到收入和信贷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同时分析发现不确定冲击的宏观效应具有频域依赖特征,且在不同房地产市场摩擦环境下存在差异。论文进一步引入中国特殊的人力资本与政府公共产品供给特征,以及社会资本和非正规借贷市场特征,应用微观数据分析和测定了不确定性下中国居民住房需求和抵押贷款需求决策的微观机制及其异质性。在居民住房需求方面,本文发现,第一,住房可以作为抵御收入不确定性的工具,收入不确定性对住房需求的影响在不同流动性约束家庭间存在异质性;第二,相比于收入不确定性,中国城镇居民对于消费不确定性更加敏感,当住房资产抵御消费不确定性的能力越强时,住房需求增加,此外,对于政府公共产品供给较少的地区,住房资产作为抵御消费不确定性工具的作用更加显着。在居民住房抵押贷款需求方面,本文发现,第一,对于高金融素养家庭而言,当其收入不确定性越高时,家庭非正规借款对于居民抵押贷款需求的挤出效应越弱;第二,对于社会资本平均成本越高的地区,当信贷政策不确定性越高时,家庭非正规借款对抵押贷款需求的挤出效应越强。最后,论文从保障房地产市场持续发展和宏观经济金融稳定的角度,针对居民住房需求、抵押贷款需求和房地产市场建设等问题提出针对性政策建议。
张言方[8]（2019）在《政策传导下中国煤炭价格波动及其宏观经济效应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中国经济发展从“高增长”进入“高质量”的新常态,作为能源主体的煤炭价格波动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也越来越凸显。同时,当前我国煤炭价格政策短期内似乎有利于平抑煤价波动,但其长期传导影响及经济运行风险具有较大不确定性。因此,本文以煤炭价格波动为研究对象,深入剖析价格政策对煤价波动的传导影响,科学评估当前我国煤炭价格政策的效力,同时进一步分析不同煤炭价格政策传导下煤价波动的宏观经济效应,以避免陷入“价格波动失常-政府强制干预”的恶性循环。本文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在中国煤炭价格波动的趋势及特征分析部分,本文对照分析我国煤炭价格的波动趋势及政府采取的价格政策,得出我国煤炭价格波动是煤炭市场自发调节和政府干预共同导致的。同时,本文采用EEMD方法对我国煤炭价格波动的周期性和结构性特征进行定量分析,结果表明:我国煤炭价格波动会受到长期趋势、短期市场供需变动引发的高频变量和关键政策调控等重大事件引发的低频变量的综合影响,其中低频变量对煤炭价格波动的解释能力最为显着;同时,煤炭价格调控政策与低频变量的波动结构紧密相关,且可能会对煤炭价格波动产生影响作用;此外,本文采用ARIMA模型预测出2019-2020年我国煤炭价格将保持小幅下降的态势。在中国煤炭价格政策对煤价波动的传导机理部分,本文按照政策发布主体、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等构建出中国煤炭价格政策的分析框架,将煤炭价格政策划分为直接定价政策和间接控价政策,然后按照政策工具的特点设计出不同煤价政策的代理变量,可靠性检验结果表明本文设计的代理变量的长期波动趋势是符合我国煤炭工业发展的实际情况的。鉴于此,本文采用GMM模型深入分析了我国煤炭价格政策对煤炭价格波动的传导效应,并根据预期理论估算出各种政策工具的前瞻性水平,其主要研究结论为:一是2008-2017年期间政府实施的直接定价政策均会对煤炭价格波动发挥抑制作用,并且政府可选择合适的长短期政策工具及政策组合来优化政策调控方案,进而最大化提高直接定价政策的有效性;二是与市场供需的调节作用相比,产量控制政策在短期并不会带来煤炭价格的大幅提升,这为该政策的有效性提供了支持性证据;三是无论实施的间接控价政策是否能有效抑制煤价波动,政策联合发布均会强化政策实施效果;四是不同政策工具的选择会直接影响煤炭价格政策的前瞻性,并且政策发布方式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对政策的前瞻性水平产生影响。在政策传导下中国煤炭价格波动的宏观经济效应情景仿真及方案设计部分,本文基于构建的DSGE模型采用情景分析方法设计出无政策干预的基准情景、中长期合同政策情景、去产能政策情景和市场结构调整政策情景,DSGE仿真结果表明:政策干预会扭曲煤炭供需或其他因素对煤炭价格的传导效应,且中长期合同政策传导下煤价波动对宏观经济的冲击影响被减弱,但去产能政策和市场结构调整政策传导下,上述冲击影响会被强化;同时,不同于中长期合同政策和市场结构调整政策,去产能政策会在长期带来总产出下降,这部分总产出损失可反映出实施该政策的经济成本。此外,间接控价政策对煤炭价格的冲击作用明显弱于市场供需的自发调节,同样地其对宏观经济变量的冲击影响也明显小于后者。最后,基于上述研究成果,本文得出中国煤炭价格调控方案,即政府应客观评估中长期合同政策对平抑煤价发挥的长短期作用,灵活选择政策工具及联合发布方式以提高政策的前瞻性水平,同时可适度加大去产能政策和市场结构调整政策力度,引导和规范煤炭供需双方的市场化交易行为,以合理平抑煤价波动、有效治理煤炭产能过剩和快速提升煤炭市场化程度。该论文有图38幅,表32个,参考文献203篇。
张德园[9]（2020）在《中国经济不确定性及其宏观经济效应研究》文中提出伴随着金融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的深入,世界各国经济发展联系日益紧密的同时,世界经济形势变幻莫测,不确定性因素形影相随。特别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全球不确定性因素明显增加,这使得本已就陷入2008金融危机泥潭而尚待恢复的世界经济一直延续低迷增长的态势。与此同时,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经历30年高速增长后,中国经济活动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近年来也有所增加。一方面,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中美贸易摩擦、美联储货币政策调整、全球经济尤其是新兴经济体经济放缓等外部因素势必对中国经济运行产生影响;另一方面,中国经济正处于深化供给侧改革的关键性时期,经济增长内生性动力依然不足,仍然面临着资本市场杠杆过高、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和金融风险累积等问题,这些内外部不确定性因素相互叠加,加大了中国经济运行的压力和不确定性。在此背景下,本文在充分梳理和借鉴国内外研究的基础上,以中国经济不确定性测度为切入点,采用多种计量经济学模型按照递进式的行文逻辑对中国经济不确定性问题展开实证研究。首先,借鉴Jurado et al.（2015）的研究方法构建出中国经济不确定性指数,并进一步采用MS-AR模型和分位数格兰杰因果检验分析了中国经济不确定性的状态演变特征以及与中国经济周期的联动特征。结果表明,中国经济不确定性的最高峰出现在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次高峰出现在2015-2016年经济下行与“股灾”期间,其他的峰值较小,主要出现在政府频繁调控宏观经济期间。中国经济不确定性难以从低不确定性状态转移到高不确定性状态,但从高不确定性状态转移到低不确定性状态则相对比较容易,并且处于高不确定性区制的持续期仅为低不确定性区制持续期的35%;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2015年中国“股灾”这两个时间段,中国经济处于高不确定性状态的持续时间较长,尤其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中国经济不确定性具有反周期特征,且与经济周期存在明显的先行滞后关系,虽然在整个分布上经济不确定性与经济周期存在显着的双向格兰杰因果关系,但格兰杰因果关系主要体现在低分位数和中上分位数水平上。然后,采用时变溢出指数模型考察了世界主要经济体经济不确定性和中国不同类型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经济不确定性的影响。结果表明,就国际层面而言,中国经济不确定性66.946%的变化是由国际经济不确定性影响引起的,且主要集中于美国、英国、法国和日本,而加拿大、德国和意大利的影响较小。国际经济不确定性对中国经济不确定性的溢出效应主要集中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后危机期间,尤其是在2007Q2-2010Q2期间美国、英国和法国经济不确定性对中国经济不确定性产生的溢出效应最为明显。就国内层面而言,中国经济不确定性32.233%的变化是由各类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引起的,其中财政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最大,其次为汇率与资本账户政策不确定性,货币政策不确定性紧随其后,而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最小。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经济不确定性的溢出效应主要集中于2008Q1-2011Q2期间,其中财政政策不确定性、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和汇率与资本账户政策不确定性对经济不确定性的溢出效应在2007Q3-2008Q2期间尤为明显。其次,在理论分析经济不确定性影响宏观经济的基础上,运用MH-TVC-SVAR-SV模型实证分析了中国经济不确定性对宏观经济的时变影响,并对比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2015年中国“股灾”两个典型时期的时点脉冲响应结果。结果表明:中国经济不确定性在短期内引致产出、价格和利率下降,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产出、价格和利率下降的幅度大体上呈现出下降的趋势,特别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产出、价格和利率下降的幅度最为明显。短期内中国经济不确定性冲击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期和2015年“股灾”时期对产出、价格和利率均产生了负向影响,但对宏观经济的负向影响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明显大于2015年“股灾”时期的负向影响。中国经济不确定性冲击对产出、价格和利率变化的贡献率呈现出明显的时变特征,且大致呈现出依时间递减的趋势特征,而在持续期上呈现出随期数增加而递增的趋势;经济不确定性冲击对产出、价格和利率变动的贡献率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最大,其次为经济反弹时期,最后为新常态经济下行时期。再次,为进一步探究中国经济不确定性影响宏观经济的渠道,在理论分析金融市场影响不确定性宏观经济效应的基础上,利用C-SVAR模型实证考察了金融市场在经济不确定性冲击宏观经济中的传导作用,以厘清经济不确定性、金融市场和宏观经济之间的影响关系。结果表明:经济不确定性增加引致金融市场压力上升,而金融市场压力上升进一步扩大了经济不确定性冲击对宏观经济的负向效应;金融市场压力上升并未增加经济不确定性冲击对宏观经济负向影响的持续期,而是通过快速增加其负向影响极值来增强这种负向效应。金融冲击虽然也引致经济不确定性水平有所上升,但是经济不确定性在金融市场冲击宏观经济中所起的作用比较小,即经济不确定性在放大金融冲击对宏观经济负面效应中的作用非常小。最后,利用SE-IVAR模型实证考察了价格型和数量型货币政策在经济不确定性冲击宏观经济中所发挥的作用,以厘清经济不确定性、货币政策和宏观经济之间的影响关系。结果表明:不论央行采取价格型还是数量型扩张性货币政策来应对经济不确定性冲击,扩张性货币政策均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经济不确定性对宏观经济的负向效应。当央行采取价格型扩张性货币政策时,货币政策存在明显的时滞性,而当央行采取数量型扩张性货币政策时,货币政策的时滞性并不明显。当央行采取价格型扩张性货币政策时,货币政策通过降低经济不确定性冲击对宏观经济的负向影响值和缩短负向影响的持续期来缓解经济不确定性冲击对宏观经济的负向效应;而当央行采取数量型扩张性货币政策时,货币政策并未缩短经济不确定性冲击对宏观经济的负向影响持续期,而是通过降低经济不确定性冲击对宏观经济的负向影响值来缓解经济不确定性冲击对宏观经济的负向效应。
张培源[10]（2013）在《中国股票市场与宏观经济相关性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股票市场已经成为中国市场经济体系重要组成部分，股票市场能否健康发展是中国经济稳定发展的重要基础，宏观经济则是影响股票市场的基础性因素。厘清股票市场与宏观经济之间的关系是保持股票市场稳定发展的基本前提。论文采用理论分析、经验总结、实证检验等多种方法，从影响股票市场发展的宏观经济角度入手，以股票价格变化与宏观经济变量变化之间的相关性为计量研究对象，从宏观经济周期、宏观经济波动、宏观经济政策、世界经济与国际股市等四个方面分析探讨中国股票市场与宏观经济之间的相关性。宏观经济周期是股票市场运行的基本影响因素。从理论角度分析，股票市场周期与宏观经济周期相关性的基本逻辑是宏观经济基本面决定上市公司经营业绩，上市公司经营业绩对股票价格有决定性影响，宏观经济周期因此成为对股票市场运行具有重要影响的风险因子。同时，股市周期并非被动受宏观经济周期影响，股市运行对宏观经济运行具有能动反作用。股市周期不可能长期看脱离经济周期而独立运行，但股市运行有其自身规律受多种因素影响，在中短期并不能排除股市周期与经济周期背离的可能。从中国股市与宏观经济周期性运行直观经验角度分析，在1996年至2005年5月间，股指与宏观经济一致合成指数基本呈背离态势，在2005年5月至2012年5月期间，股指与宏观经济背离程度缩小。从实证角度计量分析股市与宏观经济周期，发现在经济周期上行阶段两者存在长期稳定的负相关关系，代表两者周期性运行趋势变化的变量之间的GRANGER因果关系不显着，在经济周期下行阶段经济周期两者存在长期稳定正相关关系，代表两者周期性运行趋势变化的变量之间GRANGER因果关系增强。通过研究不同周期股票市场与宏观经济运行相关性，发现以股权分置改革为界点，改革以前无论协整检验或GRAGER因果关系检验都表明两者关系不稳定；股权分置改革以后尽管两者之间协同性增强，但协整检验表明两者之间仍然不存在显着稳定关系，不存在足以支撑计量实证长期稳定关系所需的数量条件，但GRAGER因果关系检验显示股市对宏观经济指标更加敏感，两者相互影响更大。经验分析与计量检验结果基本相符。宏观经济基本面是影响股票市场的决定性因素。宏观经济基本面由各主要宏观经济变量体现。考察宏观经济基本面与股票市场关系可从均值层面或方差层面展开。从理论上讲，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下，股票市场作为国民经济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股票市场与宏观经济变量之间无论在均值或是方差层面都应该存在较为密切的关系，通常表现为存在相互之间的领先滞后关系和双向波动溢出效应。在考察的7个宏观经济变量中有4个变量对上证综指产生单向的波动溢出效应，2个变量与上证综指之间不存在波动溢出效应。宏观经济变量与上证综指之间的波动溢出基本可归结为单向且较弱的波动溢出效应。股票市场收益率和各宏观经济变量在二阶矩层面是非对称的单向波动溢出，同时存在相当程度背离，信息在股市与宏观经济变量间的传递出现中断、失真或异化。宏观经济政策是股票市场运行的重要影响因素。中国股票市场建立时间不长，“政策市”一度较为突出。文章实证部分通过构建VAR（VECM模型），借助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技术，重点分析利率和货币供应量对股票市场影响。从利率对股票价格指数影响角度分析，在经济上行阶段无论脉冲响应分析还是方差分解均表明股价指数对利率反应不敏感，但在经济下行阶段利率对股价指数具有更显着的影响。从M2对股票价格指数影响角度分析，在经济上行阶段脉冲响应分析表明股价指数对M2冲击反应方向不稳定，表现为持续负向反应趋势并呈振荡态势；在经济下行阶段，股价指数对M2冲击呈微弱正向反应，较之上行阶段反应幅度非常小但更符合金融理论。方差分解表明M2在经济运行上行和下行阶段对股指解释能力存在明显不同。M2对股指解释占比在经济扩张期相对较大，在经济紧缩时期则占比非常小。文章运用事件研究法分析了八次印花税调整对股票市场的影响，发现印花税在短期会显着影响股指收益率，印花税短期调控效应明显；从相对较长时间区间看，印花税不会改变市场运行基本趋势。印花税不可当作纯粹的短期调控工具，否则可能人为增加股市“噪音”，加大股市波动，无益于股市长期健康稳定发展。国际股票市场和世界宏观经济是中国股票市场重要外部影响因素。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世界宏观经济和国际股票市场是国内宏观经济在全球范围的延伸。论文在理论分析基础上通过构建DCC-MGARCH模型考察中国股票市场与世界宏观经济和国际股票市场动态相关性。结果显示，从即期波动“传染”效应看，世界宏观经济变化和全球金融波动对中国股票市场的影响大大增强；从中期看，中国股票市场与世界宏观经济和国际股票市场相关性有相当程度提高，但运行独立性仍然非常明显，在一定时期还会出现相互背离，出现联动性逆转，相关性显着下降，这是中国股市去泡沫化的结果；从长期趋势看中国股市不可能脱离于世界宏观经济总体态势而独立运行。金融全球化、经济一体化趋势不可逆转，中国股市国际化程度逐步提高、资本项目逐步放开，中国股市与世界宏观经济、国际主要股市联动性应该逐步增强。论文在对股票市场与宏观经济周期、宏观经济波动、宏观经济政策、世界经济与国际股市之间相关性总结基础上重点从金融、股票市场建设和政策制定执行角度提出了相应建议。
二、1998～1999年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1998～1999年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论文提纲范文）
（1）我国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维护经济稳定,为“五位一体”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的经济环境 |
| 1.2.2 发挥合力共同优化结构调整,促进经济持续高质量发展 |
| 1.2.3 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共同实现宏观调控总目标 |
| 1.3 基本概念与研究范畴 |
| 1.3.1 宏观调控的基本概念 |
| 1.3.2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基本概念与研究范畴 |
| 1.3.3 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必要性 |
| 1.4 研究方法 |
| 1.4.1 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 |
| 1.4.2 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 |
| 1.4.3 历史分析法和比较分析法相结合 |
| 1.5 研究框架 |
| 1.6 创新与不足 |
| 1.6.1 论文创新点 |
| 1.6.2 论文难点与不足 |
| 2 文献综述和理论基础 |
| 2.1 文献综述 |
| 2.1.1 国外相关研究 |
| 2.1.2 国内相关研究 |
| 2.2 宏观调控的理论基础 |
| 2.2.1 马克思关于宏观调控的理论 |
| 2.2.2 经济周期理论 |
| 2.2.3 经济增长理论 |
| 2.2.4 凯恩斯主义流派 |
| 2.2.5 其他理论 |
| 2.3 财政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主要理论模型 |
| 2.3.1 IS-LM曲线——封闭经济下财政与货币政策对经济的影响 |
| 2.3.2 米德冲突——单一政策无法兼顾内外均衡 |
| 2.3.3 丁伯根法则——不同经济目标需要不同的政策工具 |
| 2.3.4 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开放经济下财政货币政策效果不同 |
| 2.4 国内外理论与文献的启示与不足 |
| 2.4.1 我国宏观调控与西方国家干预等理论的联系与区别 |
| 2.4.2 国内外理论与文献的不足 |
| 2.5 构建宏观调控中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基本框架 |
| 2.5.1 短期注重维护经济总量基本稳定,侧重需求管理 |
| 2.5.2 长期注重优化结构提高经济质量,侧重供给管理 |
| 2.5.3 加强两大政策工具协调配合,提高政策合力和效率 |
| 3 世界主要国家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经验与启示 |
| 3.1 美国各阶段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情况 |
| 3.1.1 “罗斯福新政”中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1.2 二战期间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1.3 二战后至70年代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1.4 20世纪80年代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1.5 20世纪90年代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1.6 21世纪国际金融危机前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2 日本各阶段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情况 |
| 3.2.1 财政政策的演进 |
| 3.2.2 货币政策的演进 |
| 3.2.3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
| 3.3 德国各阶段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情况 |
| 3.3.1 二战后到60年代中期中性的财政政策和偏紧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
| 3.3.2 6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反周期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
| 3.3.3 80年代初至2008年紧缩的财政政策与偏紧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
| 3.4 2008年金融危机后主要国家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概况 |
| 3.4.1 美国应对金融危机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
| 3.4.2 日本应对金融危机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
| 3.4.3 德国应对金融危机中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
| 3.5 国际经验的启示 |
| 3.5.1 两大政策共同维护经济基本稳定 |
| 3.5.2 两大政策配合促进经济结构调整 |
| 3.5.3 充分利用国债功能助力两大政策实现各自目标 |
| 4 我国宏观调控中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历史沿革 |
| 4.1 从双松到双紧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1993年—1997年) |
| 4.1.1 从双松转向双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
| 4.1.2 两大政策共同抑制固定资产投资过热 |
| 4.1.3 央行试行以国债为公开市场操作对象 |
| 4.2 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1998年—2004年) |
| 4.2.1 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
| 4.2.2 共同支持基础设施建设维护经济总体稳定 |
| 4.2.3 利用特别国债注资国有商业银行应对亚洲金融危机 |
| 4.2.4 国债期限结构受限央票成为公开市场业务主力 |
| 4.3 双稳健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2005年—2008年) |
| 4.3.1 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
| 4.3.2 两大政策引导经济结构调整 |
| 4.3.3 财政部发行特别国债购买外汇储备进行投资 |
| 4.4 积极财政政策与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协调配合(2008年—2011年) |
| 4.4.1 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
| 4.4.2 共同支持4万亿投资应对经济下滑 |
| 4.4.3 共同支持结构调整促进出口、投资和消费 |
| 4.4.4 中央国库现金管理商业银行定期存款业务逐步增加 |
| 4.5 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2011年—今) |
| 4.5.1 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 |
| 4.5.2 两大政策定向扶持相关领域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 4.5.3 两大政策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 |
| 4.5.4 两大政策加大国债、国库现金工具协调配合力度 |
| 5 两大政策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与原因探析 |
| 5.1 实际GDP增速、赤字率及货币供给M2增速关系的实证研究 |
| 5.1.1 样本数据及计量方法 |
| 5.1.2 基本检验 |
| 5.1.3 VAP模型建立及检验 |
| 5.1.4 脉冲响应函数及方差分解 |
| 5.1.5 实证分析结论 |
| 5.2 原因探析 |
| 5.2.1 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经济增长相互影响 |
| 5.2.2 政府投资波动对经济增长影响较大 |
| 5.2.3 货币政策目标与执行传导力度需合理把握 |
| 6 两大政策促进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与原因解析 |
| 6.1 样本数据及计量方法 |
| 6.1.1 样本数据选取及说明 |
| 6.1.2 计量方法 |
| 6.2 两大政策促进我国各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 6.2.1 两大政策促进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 6.2.2 两大政策促进东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 6.2.3 两大政策促进中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 6.2.4 两大政策促进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 6.2.5 实证分析结论 |
| 6.3 原因解析 |
| 6.3.1 单靠任一政策作用有限,难以发挥合力促进结构调整 |
| 6.3.2 两大政策缺乏协调配合的机制和端口支撑 |
| 6.3.3 各地差异较大,执行财政、货币政策的方式和效果不一 |
| 7 两大政策工具在协调配合中的实证分析及原因分析 |
| 7.1 国债对货币供给量的影响分析 |
| 7.1.1 外汇占款大幅波动使货币供给较为被动 |
| 7.1.2 外汇占款过多影响金融机构资金效率和货币政策有效贯彻 |
| 7.1.3 利用特别国债创新外汇管理仍未解决货币供给难题 |
| 7.1.4 利用“央票”等货币政策工具对冲“外汇”效率低于国债 |
| 7.2 国库现金对货币供给量的VECM模型实证分析 |
| 7.2.1 变量选择及单位根检验 |
| 7.2.2 国库现金影响流通中的现金(M0)的实证分析 |
| 7.2.3 国库现金影响狭义货币供给量(M1)的实证分析 |
| 7.2.4 国库现金影响广义货币供给量(M2)的实证分析 |
| 7.2.5 实证分析结论 |
| 7.3 原因分析 |
| 7.3.1 央行持有国债规模和比例过低 |
| 7.3.2 国债规模的安全区间难以确定,国债管理有待提高 |
| 7.3.3 国债市场尚不完善 |
| 7.3.4 缴税周期性特征使国库现金对货币供应量产生影响 |
| 7.3.5 国库现金预测的科学性有待提高 |
| 7.3.6 中央国库现金进行商业银行定期存款管理有待进一步提高 |
| 7.3.7 两大政策缺乏协调配合机制 |
| 8 完善宏观调控中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建议 |
| 8.1 宏观经济面临的国际国内新形势 |
| 8.1.1 国际经济新形势 |
| 8.1.2 国内经济新形势 |
| 8.2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宏观调控的总体战略基调 |
| 8.3 构建宏观调控中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基本机制 |
| 8.4 短期维护经济基本稳定,发挥需求管理优势 |
| 8.4.1 采用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
| 8.4.2 发挥政府投融资优势,从需求侧维护总量基本稳定 |
| 8.4.3 利用国债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 |
| 8.5 长期促进结构调整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侧重供给管理 |
| 8.5.1 两大政策协调配合以科技创新引领经济增长动能转换 |
| 8.5.2 推动相关市场经济主体改革和发展 |
| 8.6 加大两大政策工具协调配合力度,提高政策效率 |
| 8.6.1 积极稳妥扩展赤字和债务规模,进一步优化政府债务管理 |
| 8.6.2 善于利用国债、国库现金增加货币供应量调控的主动权 |
| 8.7 进一步完善其他制度供给 |
| 参考文献 |
| 博士研究生学习期间科研成果 |
| 后记 |
（2）中国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相互关系及其协调性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引言 |
| 1.1 研究问题的提出及研究的思路 |
| 1.1.1 研究问题的提出 |
| 1.1.2 研究问题的思路 |
| 1.2 研究问题的方法及过程框架 |
| 1.2.1 文献回顾部分的主要内容 |
| 1.2.2 数据搜集与整理部分的主要内容 |
| 1.2.3 建立模型部分的主要内容 |
| 1.2.4 实证结果与解释部分的主要内容 |
| 1.2.5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部分的主要内容 |
| 1.3 研究的意义和主要创新点及不足 |
| 1.3.1 研究的意义 |
| 1.3.2 研究的主要创新点 |
| 1.3.3 研究的不足 |
| 第2章 理论及文献回顾 |
| 2.1 Phillips曲线及其发展 |
| 2.1.1 "失业-工资"型Phillips曲线 |
| 2.1.2 "失业-物价"型Phillips曲线 |
| 2.1.3 "通胀预期"型Phillips曲线 |
| 2.1.4 "产出-物价"型Phillips曲线 |
| 2.1.5 "Gordon三角模型"Phillips曲线 |
| 2.1.6 长期Phillips曲线 |
| 2.1.7 混合新凯恩斯Phillips曲线 |
| 2.1.8 Phillips曲线研究的不足 |
| 2.2 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 |
| 2.2.1 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之间的长期负相关性 |
| 2.2.2 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之间的短期负相关性和因果关系 |
| 2.2.3 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之间的正相关性 |
| 2.2.4 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之间的非线性关系 |
| 2.2.5 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之间的适度比例关系 |
| 2.2.6 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之间关系的预测 |
| 2.3 通货膨胀率及其它价格指数 |
| 2.3.1 通货膨胀的本质及其危害 |
| 2.3.2 通货膨胀税与实际税收之间的关系 |
| 2.3.3 通货膨胀与货币政策之间的关系 |
| 2.3.4 通货膨胀率与各种缩减指数之间的关系 |
| 2.3.5 通货膨胀率与各种缩减指数之间的正相关性 |
| 2.3.6 国际间通货膨胀率与各种缩减指数之间的影响 |
| 2.3.7 通货膨胀的不确定性与合理范围 |
| 2.4 中国经济运行中的周期性波动及其福利影响 |
| 2.4.1 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周期性规律的客观性 |
| 2.4.2 中国宏观经济运行波动周期及其成因 |
| 2.4.3 中国宏观经济运行波动周期的测定 |
| 2.4.4 中国宏观经济运行波动周期的拐点 |
| 2.4.5 中国宏观经济运行波动性的福利影响 |
| 2.5 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因素 |
| 2.5.1 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劳动力因素 |
| 2.5.2 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资本因素 |
| 2.5.3 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消费因素 |
| 2.5.4 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金融货币因素 |
| 2.5.5 生产投入要素的边际产出和产出弹性 |
| 2.5.6 生产函数的设计及其分析方法 |
| 2.6 加强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协调管理 |
| 2.6.1 中国宏观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性 |
| 2.6.2 协调理论对研究经济增长与通胀之间关系的启示 |
| 2.6.3 中国宏观经济协调性研究中的协调系数定义 |
| 第3章 数据搜集与整理 |
| 3.1 数据来源与时段划分 |
| 3.1.1 原始数据收集的时间范围和研究时段划分 |
| 3.1.2 研究中所使用的重要数据及其来源 |
| 3.2 原始及初级衍生数据的整理 |
| 3.2.1 以上年为100表示的名义和实际增长率及缩减指数 |
| 3.2.2 以百分数(%)表示的名义和实际增长率及缩减指数 |
| 3.2.3 名义增长率、实际增长率和缩减指数的使用 |
| 3.3 计量工具与一般性检验 |
| 3.3.1 计量工具和变量名使用规则 |
| 3.3.2 计量模型的显着性检验方法及说明 |
| 3.4 时间序列数据的平稳性检验 |
| 3.4.1 经济时间序列平稳性ADF检验方法 |
| 3.4.2 经济时间序列平稳性检验中滞后阶数选择 |
| 3.4.3 经济时间序列回归分析中"伪回归"的预防 |
| 3.5 时间序列数据的协整性检验 |
| 3.5.1 经济时间序列协整关系的Engle-Granger两步检验法 |
| 3.5.2 经济时间序列协整关系的Johansen-Juselius检验法 |
| 3.5.3 经济时间序列协整关系及误差修正模型 |
| 3.6 数据变量之间的格兰杰因果性检验 |
| 3.6.1 一般概率论中所讲的因果关系 |
| 3.6.2 格兰杰因果关系及其模型判断方法 |
| 3.6.3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中的信息集 |
| 第4章 分析模型的确定 |
| 4.1 后顾型Phillips曲线模型 |
| 4.1.1 研究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基本理论模型 |
| 4.1.2 变量之间的长期和短期关系及VAR、ARDL、VECM模型 |
| 4.1.3 水平变量的平稳性以及它们之间的协整性和因果性检验模型 |
| 4.2 通货膨胀税的估计模型 |
| 4.2.1 以购买力表示的通货膨胀税及其估计模型 |
| 4.2.2 以产值表示的通货膨胀税及其估计模型 |
| 4.2.3 通货膨胀税与实际货币发行量之间的关系模型 |
| 4.3 双曲线形式的有理函数模型 |
| 4.3.1 有理函数的性质以及拟合方法 |
| 4.3.2 通货膨胀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双曲函数关系-RI=G(DI)模式 |
| 4.3.3 通货膨胀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双曲函数关系-DI=F(RI)模式 |
| 4.3.4 通货膨胀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有理函数的交叉建模 |
| 4.4 不具有双曲线特征的有理函数模型 |
| 4.4.1 通货膨胀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多项式函数关系 |
| 4.4.2 通货膨胀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多项式函数的交叉建模 |
| 4.5 经济运行波动性及其福利影响 |
| 4.5.1 通货膨胀率和经济增长率波动周期的确定 |
| 4.5.2 通货膨胀率和经济增长率波动周期拐点确定 |
| 4.5.3 经济增长的周期性波动对社会福利的影响程度 |
| 4.6 生产函数与经济增长的边际产出和产出弹性 |
| 4.6.1 生产函数的确立及其性质的讨论 |
| 4.6.2 影响经济增长因素的边际产出与产出弹性分析 |
| 第5章 实证结果与解释 |
| 5.1 1953-2007年中国经济增长与通胀之间的相关性和因果关系 |
| 5.1.1 代表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的时间序列的单位根检验和协整检验 |
| 5.1.2 1979-2005年中国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模型分析 |
| 5.1.3 1953-1978年中国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模型分析 |
| 5.1.4 1953-2005年中国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模型分析 |
| 5.1.5 1953-2007年中国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模型分析 |
| 5.1.6 1979-2005年中国货币发行量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模型分析 |
| 5.1.7 1979-2005年中国投资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模型分析 |
| 5.1.8 1979-2005年中国居民消费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模型分析 |
| 5.2 1952-2007年中国通货膨胀税与税收收入和货币发行量之间的关系 |
| 5.2.1 1952-2007年中国通货膨胀税与实际税收的比较 |
| 5.2.2 1978-2007年考虑经济增长情况下通货膨胀税与货币发行量的比较 |
| 5.2.3 1978-2007年不考虑经济增长情况下通货膨胀税与货币发行量的比较 |
| 5.2.4 1953-2007年中国实际税收收入与通胀之间的关系 |
| 5.2.5 1953-2007年中国实际税收收入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
| 5.3 1979-2005年中国经济增长与通胀之间的双曲线关系和四种状态 |
| 5.3.1 1979-2005年中国经济增长率与通胀率的统计分析 |
| 5.3.2 1979-2005年中国经济增长率与通胀率之间的整体相关性分析 |
| 5.3.3 1979-2005年中国经济增长率与通胀率之间的分级相关性分析 |
| 5.3.4 1979-2005年中国以通货膨胀率为因变量的双曲函数模型DI=F(RI) |
| 5.3.5 1979-2005年中国宏观经济运行过程中的四种状态分析 |
| 5.3.6 1979-2005年中国以经济增长率为因变量的双曲函数模型RI=G(DI) |
| 5.3.7 对两种类型的双曲函数DI=F(RI)和RI=G(DI)模型方程的再讨论 |
| 5.4 1953-1978年中国经济增长与通胀之间的多项式关系和九种状态 |
| 5.4.1 1953-1978年中国经济增长率和通胀率统计分析 |
| 5.4.2 1953-1978年中国经济增长率与通胀率之间的整体相关性分析 |
| 5.4.3 1953-1978年中国经济增长率与通胀率之间的分级相关性分析 |
| 5.4.4 1953-1978年中国以通货膨胀率为因变量的有理函数模型分析DI=F(RI) |
| 5.4.5 1953-1978年中国以经济增长率为因变量的有理函数模型分析RI=G①I) |
| 5.4.6 1953-1978年中国宏观经济运行过程的九种状态讨论 |
| 5.5 1953-2005年中国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的周期性波动 |
| 5.5.1 1953-1978年中国各个产业经济增长率与缩减指数的波动周期分析 |
| 5.5.2 1979-2005年中国各个产业经济增长率与缩减指数的波动周期分析 |
| 5.5.3 1953-1978与1979-2005年中国宏观经济波动性的对比分析 |
| 5.5.4 1979-2005年中国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构成要素周期波动性分析 |
| 5.5.5 1978-2005年中国劳动力投入周期波动性分析 |
| 5.5.6 1978-2005年中国货币供应周期波动性分析 |
| 5.5.7 1979-2008年中国经济增长与通胀周期性波动的拐点分析 |
| 5.6 1952-2005年中国经济增长的波动性对财富水平的影响 |
| 5.6.1 1952-1978年中国经济增长的波动性对财富水平的影响 |
| 5.6.2 1978-2005年中国经济增长的波动性对财富水平的影响 |
| 5.6.3 1979-2005年中国消费与投资增长的波动性对财富水平的影响 |
| 5.6.4 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中的波动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性分析 |
| 5.7 1978-2005年中国经济增长与通胀影响因素的边际分析 |
| 5.7.1 1978-2005年中国各主要产业产出对国内生产总值的影响 |
| 5.7.2 1978-2005年中国消费和投资因素对国内生产总值的影响 |
| 5.7.3 1978-2005年中国劳动力投入因素对国内生产总值的影响 |
| 5.7.4 1978-2005年中国货币供应量对国内生产总值的影响 |
| 5.7.5 1978-2005年中国存款准备金率与存款利率变化对经济增长和通胀的影响 |
| 5.8 1953-2005年中国经济增长与通胀之间关系的协调性分析 |
| 5.8.1 中国宏观经济增长与通胀协调运动的发展目标 |
| 5.8.2 1953-1978年中国经济增长和通胀的协调运行分析 |
| 5.8.3 1979-2005年中国经济增长和通胀的协调运行分析 |
| 5.8.4 1953-2005年中国经济增长和通胀的协调运行分析 |
| 第6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6.1 研究结论 |
| 6.1.1 1953-2007年中国经济增长与通胀之间的相关性和因果关系 |
| 6.1.2 1952-2007年中国通货膨胀税与税收和货币发行量以及通胀率之间的关系 |
| 6.1.3 1979-2005年中国经济增长与通胀之间的双曲线关系和四种状态 |
| 6.1.4 1953-1978年中国经济增长与通胀之间的多项式关系和九种状态 |
| 6.1.5 1953-2005年中国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的周期性波动研究结论 |
| 6.1.6 1952-2005年中国经济增长的波动性对财富水平的影响研究结论 |
| 6.1.7 1978-2005年中国经济增长与通胀影响因素的边际分析研究结论 |
| 6.1.8 1953-2005年中国经济增长与通胀之间关系的协调性分析研究结论 |
| 6.2 政策建议 |
| 6.2.1 要综合考虑中国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 |
| 6.2.2 加强对于通货膨胀的治理降低居民隐性税收负担 |
| 6.2.3 认识中国经济发生周期性波动的规律保持经济平稳运行 |
| 6.2.4 加大对于第一、三产业的投入力度引导居民消费增长 |
| 6.2.5 防止经济增长出现严重倒退和严重大起大落 |
| 6.2.6 建立临界值预警机制保证经济增长与通胀之间关系的协调运行 |
| 附表 |
| 附表1:基础数据搜集及初级衍生数据整理 |
| 附表2:1979-2005年各产业增长率与通胀率分级相关系数 |
| 附表3:1979-2005年各产业增长率与通胀率乘积项单根检验 |
| 附表4:1979-2005年DI=F(RI)类型双曲函数模型方程及检验 |
| 附表5:1979-2005年RI=G(DI)类型双曲函数模型方程及检验 |
| 附表6:1953-1978年各产业增长率与通胀率分级相关系数 |
| 附表7:1953-1978年各产业增长率与通胀率乘积项单根检验 |
| 附表8:1953-1978年DI=F(RI)类型多项式函数模型及检验 |
| 附表9:1953-1978年RI=G(DI)类型多项式函数模型及检验 |
| 附表10:1953-2005年中国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的波动周期计算 |
| 附表11:1979-2005年中国消费、投资、劳动力、货币的波动周期计算 |
| 附表12:1952-2005年经济增长的波动性对财富水平影响的估计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3）持续探底进程中的中国宏观经济——2015—2016年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论文提纲范文）
| 第一部分总论与预测 |
| 第二部分开启新常态攻坚期的2015年 |
| 第三部分探底过程中的2016年 |
| 一、探底的基本逻辑与预测 |
| 二、2016年四个重点关注的问题 |
| 第四部分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
（5）农民工市民化动态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及其应用（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与研究框架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研究框架与主要内容 |
| 1.3 |
| 1.3.1 论文技术路线图 |
| 1.3.2 论文的主要创新之处 |
| 第2章 农民工市民化相关文献综述 |
| 2.1 农民工市民化的内涵 |
| 2.2 劳动力市场特征对农民工市民化影响的相关研究 |
| 2.3 局部均衡视角下农民工市民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的相关研究 |
| 2.4 一般均衡视角下农民工市民化与经济发展的相关研究 |
| 2.4.1 劳动力CGE模型的研究进展 |
| 2.4.2 一般均衡视角下的农民工市民化经济效应研究 |
| 2.5 文献评述 |
| 第3章 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下的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主要特征 |
| 3.1 我国农民工转移的特征与趋势分析 |
| 3.1.1 农民工转移的阶段性划分 |
| 3.1.2 现阶段我国农民工转移的新特征 |
| 3.1.3 供给侧改革下农民工转移的趋势分析 |
| 3.2 农民工市民化水平 |
| 3.2.1 户籍城镇化率与人口城镇化率 |
| 3.2.2 农民工市民化静态水平 |
| 3.2.3 农民工市民化动态水平 |
| 3.3 农民工市民化基本思路与路径设计 |
| 3.3.1 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基本思路 |
| 3.3.2 农民工市民化路径设计 |
| 3.4 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下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主要特征 |
| 3.4.1 劳动力总供给增速下降,青壮年农民工转移增速小幅上升 |
| 3.4.2 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性分割逐步破解,非制度性分割趋于强化 |
| 3.4.3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对农民工市民化决策的影响将日益增大 |
| 3.4.4 人力资本提升带来的人口质量红利将改变劳动力转移矩阵 |
| 3.5 小结 |
| 第4章 农民工市民化动态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的构建 |
| 4.1 CHINAGEM模型简介 |
| 4.1.1 CHINAGEM模型基础数据结构 |
| 4.1.2 CHINAGEM模型中的行业部门划分 |
| 4.1.3 闭合规则 |
| 4.1.4 历史模拟基线和预测模拟基线的更新 |
| 4.2 农民工市民化动态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HINAGEM-CRMW)的模拟基线设计 |
| 4.2.1 模拟基线与闭合条件的设置 |
| 4.2.2 行为方程主要弹性的设置 |
| 4.2.3 农民工市民化动态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历史模拟基线 |
| 4.2.4 农民工市民化动态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预测模拟基线 |
| 4.3 农民工市民化动态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HINAGEM-CRMW)的构建 |
| 4.3.1 生产模块 |
| 4.3.2 居民收入模块 |
| 4.3.3 考虑农民工市民化“职业依赖”特征的多元劳动力供给模块 |
| 4.3.4 考虑农民工市民化对农村有效劳动力的影响方程 |
| 4.3.5 考虑劳动力市场分割的空缺—匹配动态机制 |
| 4.3.6 考虑工资粘性和价格粘性的价格模块 |
| 4.3.7 劳动力市场的短期和长期动态滞后调整机制 |
| 4.3.8 资本积累的动态跨期链接机制 |
| 4.3.9 参数的敏感性分析 |
| 4.4 小结 |
| 第5章 户籍侧改革下农民工市民化的动态一般均衡分析 |
| 5.1 农民工市民化的户籍政策模拟场景 |
| 5.1.1 农民工市民化户籍政策的模拟场景设计 |
| 5.1.2 闭合设置 |
| 5.2 当前劳动力市场分割机制下的市民化政策模拟结果及分析 |
| 5.2.1 当前劳动力市场分割机制模拟 |
| 5.2.2 户籍侧农民工市民化政策的机制影响路径图 |
| 5.2.3 当前劳动力市场分割机制下农民工市民化政策的政策效应 |
| 5.2.4 参数的敏感性分析 |
| 5.3 劳动力市场一体化机制下的农民工市民化模拟结果及分析 |
| 5.3.1 劳动力市场一体化机制下的市民化路径转变 |
| 5.3.2 劳动力市场一体化机制下的市民化政策模拟场景设计 |
| 5.3.3 劳动力市场一体化机制下的市民化政策效果 |
| 5.4 小结 |
| 第6章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政策下农民工市民化经济效应研究 |
| 6.1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政策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研究 |
| 6.2 农民工市民化相关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政策模拟场景设置 |
| 6.2.1 农民工市民化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成本 |
| 6.2.2 农民工市民化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政策模拟场景 |
| 6.3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政策下农民工市民化政策效果分析 |
| 6.3.1 劳动力市场结构效应分析 |
| 6.3.2 资本要素效应分析 |
| 6.3.3 产业结构效应分析 |
| 6.3.4 宏观经济效应分析 |
| 6.4 小结 |
| 结论与研究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完成的论文及科研情况 |
| 附录B 1949-2016年中国人口和户籍城镇化率 |
| 附录C 全国各省户籍制度改革细则 |
（6）中国1987-2017年度间动态投入产出表的编制及应用（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引言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静态投入产出分析 |
| 二、动态投入产出分析 |
| 三、总量与结构研究 |
| 第三节 研究内容及文章结构 |
| 一、研究内容 |
| 二、文章结构 |
| 第四节 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年度间动态投入产出模型的构建理论 |
| 第一节 静态价值型投入产出模型概述 |
| 一、价值型投入产出表 |
| 二、平衡关系 |
| 三、投入产出模型 |
| 第二节 可比价投入产出序列表的编制理论 |
| 一、同部门当年价投入产出序列表的编制方法 |
| 二、投入产出补充表的编制方法 |
| 三、可比价投入产出序列表的编制方法 |
| 第三节 年度间动态投入产出模型的构建方法 |
| 一、年度间动态投入产出表的基本概念 |
| 二、年度间动态投入产出表的编制方法 |
| 三、年度间动态投入产出模型的构建理论 |
| 第三章 中国1987~2017 年度间动态投入产出表的编制 |
| 第一节 中国1987~2017 年可比价投入产出序列表的编制 |
| 一、编制同部门当年价投入产出序列表 |
| 二、编制投入产出补充表 |
| 三、构建1987~2017 年投入产出可比价格指数体系 |
| 四、编制可比价投入产出序列表 |
| 第二节 中国1987~2017 年度间动态投入产出表的编制及模型的构建 |
| 一、第I、II象限分配基数的计算 |
| 二、第I象限流量的分解 |
| 三、第II、III象限的编制 |
| 四、年度间动态投入产出模型的构建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可比价投入产出表及年度间动态投入产出表的分析应用 |
| 第一节 1987~2017 年中国经济总量与结构变化分析 |
| 一、总产出构成及变化分析 |
| 二、增加值构成及变化分析 |
| 三、部门关联特征变化分析 |
| 四、最终使用构成及变化分析 |
| 第二节 1987~2017 年中国产品部门生产函数估计 |
| 一、理论基础 |
| 二、数据情况 |
| 三、模型选择及估计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一、总量及结构变化情况 |
| 二、部门间关联变化情况 |
| 三、各部门投入产出关系 |
| 第五章 结论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 A 中国1987~2017年30 部门可比价投入产出序列表 |
| 附录 B 中国1987~2017 年度间动态投入产出表 |
| 致谢 |
| 在读期间完成的研究成果 |
| 一、发表的学术论文 |
| 二、参加的研究项目 |
| 三、申请的专利或获奖情况 |
（7）不确定性视角下中国城镇居民住房决策机制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不确定性的内涵和外延 |
| 1.2.2 居民住房决策 |
| 1.2.3 研究简评 |
| 1.3 研究范围、内容和方法 |
| 1.3.1 研究范围 |
| 1.3.2 研究内容 |
| 1.3.3 技术路线 |
| 1.3.4 论文结构安排 |
| 第2章 中国居民住房和抵押贷款需求与核心不确定性 |
| 2.1 中国居民住房需求和抵押贷款需求特征 |
| 2.1.1 居民住房需求特征 |
| 2.1.2 居民抵押贷款需求特征 |
| 2.2 影响居民住房和抵押贷款需求的核心不确定性的界定 |
| 2.2.1 经济不确定性 |
| 2.2.2 政策不确定性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不确定性影响住房决策的宏观效应 |
| 3.1 基础模型构建与求解 |
| 3.1.1 模型结构设定与中国特征 |
| 3.1.2 经济主体决策 |
| 3.1.3 均衡系统与模型求解 |
| 3.2 数据来源与参数估计 |
| 3.2.1 数据来源与预处理 |
| 3.2.2 时域—频域分解 |
| 3.2.3 校准与参数估计 |
| 3.3 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 |
| 3.3.1 全局分析 |
| 3.3.2 时频分析 |
| 3.4 情景模拟分析与反事实比较 |
| 3.4.1 住房持有成本 |
| 3.4.2 房价粘性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不确定性影响住房决策的微观机制:住房需求 |
| 4.1 收入不确定性影响下的住房需求 |
| 4.1.1 收入不确定性的影响机制 |
| 4.1.2 收入不确定性的度量与实证设计 |
| 4.1.3 实证结果与讨论 |
| 4.1.4 稳健性检验 |
| 4.2 消费不确定性影响下的住房需求 |
| 4.2.1 消费不确定性的影响机制 |
| 4.2.2 消费不确定性的度量与实证设计 |
| 4.2.3 实证结果与讨论 |
| 4.2.4 稳健性检验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不确定性影响住房决策的微观机制:抵押贷款需求 |
| 5.1 中国城镇居民住房抵押贷款需求决策机制 |
| 5.1.1 抵押贷款需求与非正规借贷 |
| 5.1.2 基础模型:内生互动机制 |
| 5.2 收入不确定性影响下的住房抵押贷款需求 |
| 5.2.1 收入不确定性的影响机制 |
| 5.2.2 数据来源与实证设计 |
| 5.2.3 实证结果与讨论 |
| 5.2.4 稳健性检验 |
| 5.3 信贷政策不确定性影响下的住房抵押贷款需求 |
| 5.3.1 信贷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机制 |
| 5.3.2 数据来源与实证设计 |
| 5.3.3 实证结果与讨论 |
| 5.3.4 稳健性检验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结论与展望 |
| 6.1 研究的主要成果与政策建议 |
| 6.1.1 主要研究成果 |
| 6.1.2 主要政策建议 |
| 6.2 主要学术贡献、局限性与未来研究展望 |
| 6.2.1 主要学术贡献 |
| 6.2.2 局限性与未来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8）政策传导下中国煤炭价格波动及其宏观经济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2 研究内容 |
| 1.3 研究方法与思路 |
| 2 国内外研究评述 |
| 2.1 中国煤炭价格的形成机制 |
| 2.2 煤炭价格波动的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 |
| 2.3 政策传导下煤炭价格的波动研究 |
| 2.4 煤炭价格波动对宏观经济的影响研究 |
| 2.5 本章小结 |
| 3 中国煤炭价格波动的趋势及特征分析 |
| 3.1 中国煤炭价格波动的历史趋势及政策调控 |
| 3.2 中国煤炭市场的发展态势分析 |
| 3.3 中国煤炭价格波动的特征分析 |
| 3.4 中国煤炭价格波动的趋势预测 |
| 3.5 本章小结 |
| 4 中国煤炭价格政策对煤价波动的传导机理分析 |
| 4.1 中国煤炭价格政策的构成 |
| 4.2 中国煤炭价格政策的特征分析 |
| 4.3 中国煤炭价格政策的代理变量设计 |
| 4.4 中国煤炭价格政策对煤价波动的传导机理 |
| 4.5 本章小结 |
| 5 中国煤炭价格政策对煤价波动的传导影响及前瞻性分析 |
| 5.1 中国煤炭价格政策的传导模型构建 |
| 5.2 中国煤炭直接定价政策对煤价波动的传导影响 |
| 5.3 中国煤炭间接调价政策对煤价波动的传导影响 |
| 5.4 中国煤炭价格政策的前瞻性分析 |
| 5.5 本章小结 |
| 6 政策传导下中国煤炭价格波动的宏观经济效应模型设计 |
| 6.1 DSGE模型概述 |
| 6.2 中国煤炭价格波动的宏观经济系统构建 |
| 6.3 中国煤炭价格波动的DSGE模型设计 |
| 6.4 模型参数的校准和估计 |
| 6.5 DSGE模型的稳健性分析 |
| 6.6 本章小结 |
| 7 政策传导下中国煤价波动的宏观经济效应情景仿真和调控方案设计 |
| 7.1 煤炭价格政策调控情景设计 |
| 7.2 无政策干预下煤炭价格波动的宏观经济效应 |
| 7.3 中长期合同政策传导下煤炭价格波动的宏观经济效应 |
| 7.4 去产能政策传导下煤炭价格波动的宏观经济效应 |
| 7.5 市场结构调整政策传导下煤炭价格波动的宏观经济效应 |
| 7.6 中国煤炭价格调控方案设计 |
| 7.7 本章小结 |
| 8 研究结论与研究展望 |
| 8.1 研究结论 |
| 8.2 论文的创新之处 |
| 8.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作者简介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9）中国经济不确定性及其宏观经济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不确定性的度量 |
| 1.2.2 不确定性的来源因素分析 |
| 1.2.3 不确定性的宏观经济效应 |
| 1.2.4 金融市场在不确定性冲击宏观经济中的作用 |
| 1.2.5 不确定性与宏观经济政策相互作用 |
| 1.3 主要研究目标、结构安排和主要内容 |
| 1.3.1 主要研究目标 |
| 1.3.2 结构安排与主要内容 |
| 1.4 研究方法、主要创新与不足之处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主要创新 |
| 1.4.3 不足之处 |
| 第2章 经济不确定性理论基础 |
| 2.1 实物期权效应 |
| 2.2 预防储蓄效应 |
| 2.3 Oi-Hartman-Abel效应 |
| 2.4 不确定性商业周期理论 |
| 2.5 不确定性金融摩擦理论 |
| 第3章 中国经济不确定性测度与典型事实分析 |
| 3.1 中国经济不确定性指数构建原理 |
| 3.2 中国经济不确定性测度与结果分析 |
| 3.2.1 变量选取与数据处理 |
| 3.2.2 中国经济不确定性结果分析 |
| 3.3 中国经济不确定性的典型事实特征分析 |
| 3.3.1 基于MS-AR的中国经济不确定性状态演变特征分析 |
| 3.3.2 基于分位数格兰杰因果检验的中国经济不确定性与经济周期关联特征分析 |
| 3.4 本章小节 |
| 第4章 国际经济与国内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经济不确定性的时变溢出效应分析 |
| 4.1 时变溢出指数模型基本原理 |
| 4.2 国际经济不确定性对中国经济不确定性的时变溢出分析 |
| 4.2.1 变量选取与数据处理 |
| 4.2.2 格兰杰因果检验 |
| 4.2.3 时变溢出效应分析 |
| 4.3 国内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经济不确定性的时变溢出分析 |
| 4.3.1 变量选取与数据处理 |
| 4.3.2 格兰杰因果检验 |
| 4.3.3 时变溢出效应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中国经济不确定性对宏观经济的时变冲击效应分析 |
| 5.1 经济不确定性影响宏观经济的理论分析 |
| 5.2 MH-TVC-SVAR-SV模型原理 |
| 5.3 基于MH-TVC-SVAR-SV模型的经济不确定性对宏观经济的冲击效应分析 |
| 5.3.1 变量选取与数据处理 |
| 5.3.2 模型设定与先验信息 |
| 5.3.3 脉冲响应分析 |
| 5.3.4 时变方差分解 |
| 5.4 稳健性检验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中国经济不确定性影响宏观经济的金融渠道分析 |
| 6.1 金融市场影响不确定性宏观经济效应的理论分析 |
| 6.2 C-SVAR模型基本原理 |
| 6.3 基于C-SVAR模型的金融渠道分析 |
| 6.3.1 数据选取与变量处理 |
| 6.3.2 模型设定 |
| 6.3.3 脉冲响应分析 |
| 6.4 稳健性分析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货币政策在中国经济不确定性冲击宏观经济中的作用分析 |
| 7.1 SE-IVAR模型基本原理 |
| 7.2 基于SE-IVAR模型的货币政策作用分析 |
| 7.2.1 变量选取与数据处理 |
| 7.2.2 模型设定与非线性检验 |
| 7.2.3 广义脉冲响应分析 |
| 7.3 稳健性分析 |
| 7.4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10）中国股票市场与宏观经济相关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相关研究综述 |
| 1.2.2 相关文献评论 |
| 1.3 研究方法 |
| 1.3.1 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 |
| 1.3.2 比较分析与历史分析相结合 |
| 1.3.3 理论分析与经验分析相结合 |
| 1.3.4 抽象分析与具体分析相结合 |
| 1.4 研究内容 |
| 1.4.1 问题界定 |
| 1.4.2 主要内容 |
| 1.5 技术路线 |
| 1.6 可能的创新之处 |
| 2 股票市场与宏观经济周期相关性分析 |
| 2.1 股票市场和宏观经济周期相关性理论分析 |
| 2.1.1 股票市场周期与宏观经济周期理论 |
| 2.1.2 股市周期与宏观经济周期相关性理论 |
| 2.2 股票市场与宏观经济周期相关性实证分析 |
| 2.2.1 经验分析 |
| 2.2.2 计量分析 |
| 2.3 小结 |
| 3 股票市场与宏观经济波动相关性分析 |
| 3.1 多变量 GARCH 模型与研究方法 |
| 3.1.1 单变量条件异方差模型 |
| 3.1.2 多变量条件异方差模型 |
| 3.1.3 两变量 MGARCH（1，1）－BEKK 模型波动溢出效应检验 |
| 3.2 两变量 GARCH-BEKK 模型实证结果分析 |
| 3.2.1 数据选取与基本检验 |
| 3.2.2 均值方程估计及 ARCH 效应检验 |
| 3.2.3 MGARCH－BEKK 模型波动溢出效应估计结果分析 |
| 3.3 小结 |
| 4 股票市场与宏观经济政策相关性分析 |
| 4.1 股票市场与货币政策 |
| 4.1.1 货币政策影响股票市场 |
| 4.1.2 股票市场影响货币政策 |
| 4.1.3 货币政策是否应该盯住股票市场 |
| 4.1.4 货币政策对中国股票市场影响实证分析 |
| 4.2 股票市场与财政政策 |
| 4.2.1 财政政策影响股票市场 |
| 4.2.2 财政政策对中国股票市场影响实证分析 |
| 4.3 小结 |
| 5 股票市场与国际市场因素相关性分析 |
| 5.1 股票市场与国际市场因素相关性理论 |
| 5.1.1 国内外股票市场联动性理论 |
| 5.1.2 国内外股票市场联动性机制 |
| 5.1.3 股市与世界经济相关性理论 |
| 5.2 条件相关多元 GARCH 模型与研究方法 |
| 5.2.1 相关性研究方法概述 |
| 5.2.2 不变条件相关多元 GARCH 模型 |
| 5.2.3 动态条件相关多元 GARCH 模型 |
| 5.3 条件多元 GARCH 模型实证结果分析 |
| 5.3.1 数据选择及特征 |
| 5.3.2 均值方程估计及 ARCH 效应检验 |
| 5.3.3 DCC-MGARCH 模型实证结果 |
| 5.4 小结 |
| 6 结论及建议 |
| 6.1 基本关系总结 |
| 6.1.1 股票市场与宏观经济周期 |
| 6.1.2 股票市场与宏观经济波动 |
| 6.1.3 股票市场与宏观经济政策 |
| 6.1.4 股票市场与国际影响因素 |
| 6.2 建议 |
| 6.2.1 加强股票市场制度建设 |
| 6.2.2 强化股票市场运行监管 |
| 6.2.3 完善政策制定与执行 |
| 6.2.4 继续培育和保护投资者 |
| 6.2.5 防范金融风险跨界传递 |
| 7 结束语 |
| 7.1 论文不足 |
| 7.2 研究展望 |
| 8 参考文献 |
| 9 致谢 |
四、1998～1999年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论文参考文献）
- [1]我国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研究[D]. 龙小燕.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 2019(01)
- [2]中国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相互关系及其协调性的研究[D]. 阎虎勤. 厦门大学, 2008(08)
- [3]持续探底进程中的中国宏观经济——2015—2016年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J]. 中国人民大学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课题组,刘元春,闫衍,刘晓光.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2016(01)
- [4]中国转型期的社会不稳定与社会治理[A]. 胡鞍钢,王磊. 国情报告（第八卷 2005年（下））, 2012
- [5]农民工市民化动态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及其应用[D]. 吴琦. 湖南大学, 2017(06)
- [6]中国1987-2017年度间动态投入产出表的编制及应用[D]. 安蕾. 云南财经大学, 2020(07)
- [7]不确定性视角下中国城镇居民住房决策机制的研究[D]. 樊颖. 清华大学, 2018(04)
- [8]政策传导下中国煤炭价格波动及其宏观经济效应研究[D]. 张言方. 中国矿业大学, 2019(01)
- [9]中国经济不确定性及其宏观经济效应研究[D]. 张德园. 吉林大学, 2020(08)
- [10]中国股票市场与宏观经济相关性研究[D]. 张培源. 中共中央党校, 201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