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略论历史上水族人民与邻近各族人民联合抗暴斗争（论文文献综述）
陈斌[1]（2021）在《人文多样性内生活力与社会治理共生秩序研究 ——云贵高原盘江流域案例及其意义阐释》文中研究说明盘江流域由南盘江、北盘江及共同交汇而成的红水河和诸支流构成。该水系所覆盖的地理区域,上可经横断山脉承青藏高原,下可凭广西盆地接东南低山丘陵,总体处于云贵高原向东南低山丘陵过渡的斜坡地带。高原、盆地、丘陵在山脉与河流的交错分布中有序排列。同时,由于该地域主体部分面向海洋,大气湿度极高,导致境内生物多样性水平较高。苗、布依和汉族作为其主体居民,各民族原有的社会文化,在与世居于此的仡佬族相遇之后,再加上多样性生物特征的作用,不仅促生出新文化形态,为多民族共生传统提供人文多样性资源,而且能将人文多样性与生态多样性很好地契合起来,以创造盘江流域社会文化的内生活力。自秦朝以来的历代王朝国家,或间接、或直接地对此区域实施治理。明清承接前朝遗产,在此综合实施土司、卫所、州县等制度,旨在强化中央集权统一,为民国和新中国奠定治理秩序框架。社会发展史暨“单线进化论”者认为,这些自上而下的制度,是王朝国家对其实施治理的主要内容,也是盘江流域发展进步的唯一动力。本文结合历史文献和实地考察,认为上述社会发展史叙事有失偏颇。一方面,忽略了当地居民多民族共生传统的主体能动性和社会文化的内生活力;另一方面,在斗争哲学视野下,有将边疆地方与王朝国家对立二分的嫌疑。美国政治人类学家斯科特（James C.Scott）,采用从边疆看中心的范式,先后推出“弱者的武器”、“佐米亚”（Zomia）等创新概念,彰显东南亚山民文化的主体能动性,以此弥补了社会发展史的缺陷。但他又因为片面强调山民与河谷平原王朝国家的矛盾冲突斗争哲学,忽视了国家大传统与地方小传统的兼容共生机制。事实上,双方除了冲突斗争的消极层面,还有在交往交流和交易博弈中构建共生秩序的积极层面。本文结合历史文献和田野调查,在对盘江流域文史和社会沿革机制有整体认知的前提下,考察该流域内各民族自明清以来的社会文化生活实践,一方面,彰显当地居民多民族共生传统的主体能动性和社会文化的内生活力。另一方面,超越斗争哲学和对立二分视野,在凸显多样主体前提下,通过开放博弈、公平传承方式,实现多元一体的社会治理共生秩序。质言之,探求、理解和维护文化生态多样性体系形态,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可持续机制,乃本文的主要旨趣。为此,本文进而提出三方面创新观察角度。第一,盘江流域是中国大西南山地诸多类型缩影之一。当地居民依托山地文化生态家园和传统资源,相互之间建立起互动互惠交往模式,且在危机时刻能为外来人提供庇护,由此生成多样化民族文化共生机制;第二,元明清以来的中原王朝强化西南山地开发加深统治。这带来了新的发展动力,又因生计资源过度开发而影响到当地可持续发展。面对新的环境压力,山地民族发挥文化多样性社会整合功能,积极地与王朝国家官吏及其代理展开顽强博弈。其实质是山民希望与王朝国家达成新秩序的维权诉求;第三,王朝/国家面对山民的诉求,应是通过双方代理人理性协商推出新制度,形成“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的新治理秩序。唯因形格势禁或双方代理人损公肥私,乃至无论羁縻制到土司制、土司制到改土归流及“改卫设县”的制度升级中,都难免出现“反抗镇压+善后安民”的运作机制。但事后看,王朝开发新边疆拓展政治经济利益的诉求,总要通过包容民众维护生态家园、生存环境和社区、生计资源权益的某种自治诉求,才能基于互惠达成长治久安。盘江流域山民与历代王朝/国家的长时段博弈,凸显出如下两方面特征:第一,理论上,盘江流域山民与中原王朝/国家的互动,既非完全的斗争哲学,又非完全的消极顺从。更具体讲,它是界于斯科特（James C.Scott）的“佐米亚逃避”、宋怡明（Michael A.Szonyi）的“积极被统治”与拉铁摩尔（O.Lattimore）的“贮存地对抗”之间的“就地坚守在服从中博弈”。它为各界思考边疆民族与王朝国家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的类型样本。第二,实践上,现代国家应对边疆民族基于文化生态家园权益多样性公平传承的博弈诉求,或可借鉴盘江流域互惠双赢的成功经验,致力于边疆民族社区发展与国家治理秩序共建共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关系和主体能动性相互包容意识。本文力图展现盘江流域与王朝国家博弈过程,旨在基于长时段历史经验,探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丰富内涵和机制结构,以此揭示中国筑牢现代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丰厚文化资源,为“一带一路”沿线项目建设提供有普遍价值的社会产品,进而助推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秩序建设。但因笔者志大才疏眼高手低,缺陷漏洞在所难免,恳请前辈导师侪辈同仁鞭策提携批评指正。
李宗璘[2]（2020）在《清代广顺州民族关系研究》文中认为清代的广顺州,指以今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长顺县为中心的地区。广顺州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区,有汉族、布依族、苗族、土家族、仡佬族等10余个民族。清以前,长寨地区的建置沿革与广顺分分合合相始终。明朝时期,广顺州经历金筑土司的统辖,后又“改土归流”废金筑安抚司置广顺州,但以原金氏土司为土知州,使广顺州进入“土流并治”时期。清雍正时期,广顺州南部独立长寨厅出来。光绪年间,长寨厅复为广顺州所辖。因此,整体而言清代的广顺州相当于今长顺县范围。清朝管理广顺州以后,彻底废除广顺州的土司制度,结束了“土流并治”的局面,中央王朝以“州——里——寨”或“州——枝——寨”的三级政区权力机构形式,对广顺州实行统治。清朝统治者在广顺州实行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措施,促进广顺州民族关系的和谐发展。同时,清王朝直接统治广顺地方,不断引起少数民族的反抗斗争,民族问题主要集中于广顺州的南部长寨地区,清政府将贵阳同知移驻长寨地区,设长寨理苗同知厅,并置长寨营,对长寨厅实行军事统治。清政府在劝课农耕的同时鼓励和支持在少数民族地区建立和发展民间集市,推动各民族的贸易交往。多元民族文化在广顺州并存,建立了州学、书院、义学等,使学校教育在全州实现从无到有。清朝统治者的一系列措施以及广顺州各民族间密切的交往关系,客观上促进了这里的民族关系和谐发展,同时推动了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本文以清代广顺州民族关系为研究对象,将文献查阅与田野调查相结合,运用民族学、历史学等学科研究方法,探讨清代广顺州民族关系及其对当时社会的影响和当今社会的重要作用。全文共分为五大部分。第一部分,首先对清代广顺州的建置沿革、自然与人文环境进行概述,论及清代广顺州社会发展的历史基础及自然条件。第二部分,针对清代广顺州的民族格局及其管理进行梳理,论述该地的仲家（布依族）、苗族、汉族、仡佬族等活动主体的来源与分布,揭示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同时,阐述清代对广顺州的管理措施,其中包括行政区划的调整、完善官僚系统的建设、颁布诸多“禁令”以促进当地的稳定发展,为下文深入探讨广顺州的民族关系奠定基础。第三部分,为全文的重点,围绕清代广顺州的民族关系展开全面论述。其中包括政治上的互动,即广顺州与中央王朝的互动、广顺州地方之间的互动;各民族在经济上的交流,包涵开拓交通、农业生产技术及生产工具的传播、商业贸易活动及手工业的交换;各民族在文化上的融合,即传播文化教育、相互通婚、饮食文化的吸纳以及节日文化的交融;语言的传播,凸显民族关系的融洽;民族关系典型案例分析,反映广顺州民族关系的独特性。第四部分,对清代广顺州民族关系的主要特点及其历史作用进行梳理和分析。友好与冲突并存、以友好关系为主流、各民族在冲突中不断融合、民族文化多元共存为清代广顺州民族关系的主要特点;清代广顺州民族关系的发展,对于促进民族地区的开发、维护边疆地区的稳定、推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作用,并为我们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与教训。第五部分,对清代广顺州民族关系发展进行深入思考。要发展好民族关系,必须坚持正确的民族政策,坚持民族平等,加强民族团结。良好的民族关系,有助于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对清代广顺州民族关系的研究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和谐的民族关系促进了社会的稳定,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形成了多元民族文化共存的特征。通过深入探讨清代广顺州民族关系的发展,我们深刻认识到,协调利益冲突是解决民族矛盾的重要方式,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是民族关系发展的重要基础。清代对广顺州的治理,为当今的社会治理提供了一定的启示。在制定民族政策时,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大力发展社会经济与文化,坚决维护民族地区的团结与稳定,建立和发展牢不可破的民族关系。这样,有利于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实现国家长治久安。
李翠芬[3]（2019）在《雷跃龙诗文校注》文中研究说明雷跃龙《葵谷草》收藏於雷氏族谱之中。雷氏族谱有两部,一是名为《新兴雷氏宗谱》,影本为玉溪市澂江县詹剑波所收藏。二为方树梅所收藏之本,李根源曾将此本族谱所藏的《葵谷草》及从他处收集的诗文编成《明新兴雷石庵尚书遗集》,并与《明腾越胡二峰侍郎遗集》合刊,统入《云南丛书》。此後,李鸿祥、王灿纂辑成《玉溪文徵》,收录了《明新兴雷石庵尚书遗集》和《龙在田将军之母李太夫人赞颂碑》。本文在对雷跃龙诗文着录、版本情况分析的基础上和讨论《葵谷草》诗集名称由来、创作时的基础上,对《葵谷草》和其他诗文进行了校注。《葵谷草》校注以《新兴雷氏宗谱》为底本,《云南丛书》和《玉溪文徵》为校本。至於其单篇诗歌则以《云南丛书》本为底本,他书如（康熙）《新兴州志》、（康熙）《云南通志》等为重要的校勘资料。因雷跃龙文稿散佚,故以地方志中着录的文献为底本,他书记载为校本。如有文章仅见於一书,则直接注释。注释内容则主要包括难词难句、人名、地名、典故、官职等。前人对雷跃龙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生平、官职等方面,对其文本的研究则较少,诗文校注也仅局限於《昆池篇》《秋兴三首》《玉溪杂兴四首》。故而,对雷跃龙诗文的不同版本进行对比校勘,并且择善而从,对其进行注释,厘清了不同版本之间诗文的差异,并且注重对诗文的注释,力图在校注过程中对其诗文进行全面的整理。
罗睿[4]（2018）在《“和平共处”原则的历史演进和当代实践》文中提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实行的外交方针陆续有一边倒、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两条线”、“一条线”。改革开放以来,又陆续提出并开始践行“和平共处”、“和平崛起”、“和谐世界”、“和平外交”等外交战略,中共十九大又将“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中国今天的外交方针。这一系列外交方针的演进都与当时的国际政治变化有着巨大的关联。总结出这些演进的缘由及其规律,对于我们今天怎样从理论上更深刻地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在实践中更好地推进“一带一路”战略,无疑是有着重要的启迪意义的。绪论阐述了撰写本论文的选题缘由、理论意义及其实践意义。在总结中外学者对本课题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拟出了本论文的撰写思路和写作方法,指出了该文在研究中可能出现的难点,明确了本文的重点和创新之处。第一章论述了 20世纪50年代,中共首创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背景、内容、作用及其意义。认为中共之所以决定实行一边倒和结束实行一边倒,都是中共独立自主作出的抉择。阐述了从一边倒外交方针转向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思想理论基础、必然性、实质和特点;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对中国营造周边安全环境的重大影响;这一原则逐渐成为国际社会交往准则的历史意义及其当代意义;在当时实行这一原则中的某些局限性。分析了实行“两条线”和“一条线”两种外交战略的原因、内容、实质和影响;中共在“中间地带理论”、“两个中间地带理论”和“三个世界理论”的指导下,成功地实现了“以小球推动大球”的战略转变。由于形成了中、美、苏三国的大三角战略,从而有力地扞卫了中国的国家安全。第二章论述的是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在认识到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时代主题的大背景下,中共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恢复、继承、丰富和发展。着重分析了在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多极化的背景下,中共将“和平共处”原则上升到“和平崛起”战略的必然性;“和平崛起”战略是对“和平共处”原则的继承与发展。论述了“和平崛起”与“和谐世界”、“和平外交”等一系列概念的内在关联。指出了中国从现有国际秩序的反对者转变为国际秩序的维护者的原因、内容及其重大意义。第三章论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的历史背景及其必然性,指出了实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基础,回答了世界舆论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各种质疑,分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建立和谐世界中的应用价值,指出了应该怎样科学掌握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着重阐述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意义和世界意义,并以一系列事例来论证了中国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力践行。总结新中国外交方针的演进历程可以看出:第一,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始终坚持和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在这一外交方针的演进历程中,中共所逐渐形成的和平发展道路理论,以其特有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和平共处理论宝库,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卓越贡献,其必将永远镌刻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二,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始终坚持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这一外交方针的演进历程中,中共所逐渐形成的和平发展道路,在历史、理论和现实的结合上,都凸现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内涵、理论体系和精神实质的内在统一,都凸现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原理和科学精神的历史发展和当代意义,都凸现出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
岑超[5]（2018）在《清代罗斛地区民族关系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清代“罗斛”,指以今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罗甸县为中心的一带地区。罗斛地区地处贵州西南边陲,在建置以前分属黔桂两地,清代改土归流之后,开始成为一个独立的具有政治范畴和地理范畴的区域,这在罗斛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从雍正五年（1727年）建置到清朝末年,这里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并构成了罗斛地区民族关系的主要内容。笔者先后到罗斛地区所属的今贵州罗甸县及其周边地区进行了多次田野调查,发现其境内有不少碑刻、家谱、遗迹等,这些实物资料与清代罗斛境内各个活动主体之间具有密切的联系,从中可以反映出清代罗斛地区各个活动主体的真实状况。本论文以民族关系为研究视角,结合民族学、历史学等学科研究方法,探讨清代罗斛地区民族关系,深入剖析和揭示罗斛地区社会运行的规律。论文主要围绕以下几个部分进行探讨:第一,对清代罗斛地区的地理概况、建置沿革进行概述。同时论及清代罗斛地区社会发展的自然条件和历史基础。第二,论述清代罗斛地区主要活动主体的来源与构成,揭示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清代罗斛境内主要生活着仲家（布依族）、苗族、汉族等族群,同时又形成了岑、黄、王、罗等几个大家族,两者相互交织在一起,各个活动主体之间的互动构成了民族关系的主要形式。第三,论述清代罗斛境内各个活动主体之间互动的具体表现。主要对清王朝在罗斛地区的开拓与管理、各民族之间相互交往的具体表现以及少数民族在剥削与压迫中的反抗斗争等方面进行论述。第四,通过对罗斛境内各个活动主体互动的具体表现,总结清代罗斛地区民族关系的主要特点,即友好与冲突并存,以友好关系为主流,各民族在冲突中不断融合,各民族文化多元共存等,同时对其原因作深入分析。第五,主要围绕清代罗斛地区民族关系对罗斛及其周边地区社会发展的影响进行探讨,并总结清代罗斛地区民族关系发展的经验教训。通过对清代罗斛地区民族关系及其特点和变化的梳理与分析,可以发现当时罗斛地区的民族关系主要是通过中央王朝对这里实行的经营与管理、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互动以及各民族的反剥削反压迫斗争体现出来。同时,在互动过程中又表现出较强的族群认同感、民族文化多元共存、协同发展等特征,这对构建新时期和谐的民族关系和推进民族地区跨越式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杨毅[6]（2015）在《歌与生活 ——人类学视阈下的侗族大歌研究》文中提出侗族大歌,侗族民间称为“嘎老”,是流传于侗族南部方言地区的一种具有强烈地域性和浓郁原生性的民族音乐。自20世纪50年代侗族大歌被音乐工作者发现以来,侗族大歌就以其无伴奏自然和声的音乐魅力而逐渐为世人所熟知。侗族大歌从侗族南部方言地区民间进入主流文化关注视野的60年,也是侗族大歌文化场域发生剧烈变动的60年。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旅游开发的带动,现代传播的带动,他者视角的介入,以及社区环境的变迁,对侗族大歌的传承与发展都带来了深刻的变化。一方面,侗族大歌的传播使得这种独特的地域音乐获得了他者认同,展示了侗族文化的特有魅力；另一方面,他者视角的介入也改变了侗族大歌作为侗族社区音乐的评价标准。而地方政府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筹划,更使侗族大歌从自足自为的族群文化,成为一种地方文化的标识和符号。侗族大歌在现代语境中的传承保护,必须要面对这样的文化场域变动。从微观的层面来看,这种文化场域的变动可能只是某种传承方式的变化,而从宏观的层面来看,文化场域的变动其实是侗族这个族群和他们所创造的文化,在新的历史时期的自觉或不自觉的转向。因此,从人类学的视野展开对侗族大歌的整体考察,为它在现代化、全球化的时代氛围中探求侗族大歌的传承与保护,显然有着现实意义。除去绪论和结论,论文共分为六章。绪论部分从三个方面展开。首先简要介绍了侗族大歌的分布地域,并对侗族大歌这一概念进行了界定,以及对侗族大歌的文化地理学因素、依生的民间习俗及其审美特征进行了分析；其次对侗族大歌的研究现状进行了历史文献的梳理；此外,还对研究思路、方法、创新点与不足之处进行了必要的交代。第一章论述侗族大歌的发展演变。对侗族大歌的地域分布、历史形态、发展态势、未来趋向予以时间和空间维度的解析。尤其注重从大歌所处的空间状态中去探寻其区域结构和人文特征。并将其还原到侗族族源与侗歌起源的历史叙事中,从而揭示了侗族大歌当下传承所面临的现实困境：语言环境与“文化自觉意识”的丧失、传承结构的断层、生态空间的破坏。第二章论述侗族大歌的生态环境。本章从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文化环境、展演环境四个层面对侗族大歌的生态环境进行了阐述。侗族大歌的生态环境是侗族大歌存续的核心基因之一。脱离具体生息环境的形式化、抽象化、概念化的侗族大歌,实际上已经在慢慢丧失其艺术生长和发展的土壤。保护侗族大歌最首要的是保持其生态环境的整体存在。第三章论述侗族大歌的歌唱内容。自然意识的张扬、民族记忆的口述、婚姻制度的展演、人伦亲情的礼赞和日常生活的叙写,是侗族大歌歌唱的最主要内容。自然、人生、历史、社会,侗族大歌内容的繁复,体现了整个族群的集体意识,使侗族大歌成为整个民族在生产生活中的审美反映和文化认同表征,富有浓厚的自然气息和生活特质,并以文化符号的形式深入到每个个体的内心深处,从而获得恒存的价值。第四章论述侗族大歌的歌律形态。侗族大歌以格调柔和、委婉优雅的抒情旋律与协调和声的完美结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间支声复调音乐。同时,侗族大歌又以其浪漫独特的气韵转换、形象生动的自然模拟、和谐优雅的风格呈现、错落有致的调式转换（游移）、话语方式的诗意表达以及悠扬自然的和声运用,向世人展示了独特的艺术魅力。音乐发生的自然性、话语方式的诗意性、演唱风格的整一性、和声运用的层次性、音乐调式的柔和性、押韵形式的交互性,是侗族大歌音乐属性的最鲜明特征。本章充分运用了田野调查时收集到的侗族大歌曲谱,对侗族大歌歌律形态进行了实例分析。第五章论述侗族大歌的社会功能。侗族大歌的产生、发展、成熟都离不开特定族群社会对它的需要。特定的侗族社会对侗族大歌的萌生起着规约作用。南部侗族方言地区的社会结构是其艺术社会学基础。本章从群体娱乐、社会交往、审美教育、宗教信仰、民族认同、文化传承六个方面探讨了侗族大歌的社会功能。第六章论述侗族大歌的传承调适。本章从侗族大歌文化场域、符号叙事、现代语境、当下视角的分析入手,呈现了侗族大歌传承过程中接受心理异动、艺术形态固化、审美体验转型、传承模式嬗变等迫在眉睫的现实问题。并由此提出了要从生态维度对侗族大歌进行意义生产重构的观点：侗族大歌是艺术审美存在,但其艺术原动力在于它是一种基于生计操持的艺术。保护侗族大歌,不仅要保护其艺术作品,更重要的是要保持它与社区水乳交融的联系。结论从侗族大歌的文化结构和文化场域进行了分析。在侗族大歌的深层结构中,侗族传统文化与侗族传统社会的同构无处不在。正是这样一种同构性的存在,使得侗族大歌在侗族族群中形成了一种文化场域。这个场域既是地理空间意义的,又是精神领域意义的。时代自觉与文化自觉是侗族大歌这一类民间艺术保护传承不可或缺的两种意识。时代自觉要求我们视其为活态的文化存在,而不是一种静态的文化观瞻,这是文化得以延续的外部条件。而文化自觉则要求我们视其为特定的文化独体,它的生命来自于它所依存的那个特定的族群共同体对于自身文化的价值确认。这是某种特定文化最终存亡的内在基因。
丁进孝[7]（2014）在《1950年至1975年的中越关系研究》文中提出中国与越南是山水相连的邻邦,也是冷战后仅存的几个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之一。中越双方之间有着两干余年之久的友好交往历史,两国国情基本相似、文化相通、理想相同、经济相关。将近一千一百年之久,越南属于中国的郡县,又有近千年是中国的“藩属”。直到1885年6月9日,法国殖民者强迫清政府在天津签订《中法会订越南条约》,清政府放弃了对越南的宗主权,同时承认越南是法国的保护国。从此结束了中越两国的宗藩关系。近代时期,两国人民都遭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压迫和剥削,所以有着共同的目标以及愿望,因此双方应该相互帮助和支持。由于特殊的历史、文化和地缘因素,自古以来中国是对越南影响最大的国家。中国革命成功之后,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1950年1月18日,中越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从此在双方的关系上开启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特别是中国在1950年至1975年的两场越南战争中,都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首先是20世纪50年代中国政府帮助越南赶走了法国殖民统治者,后是在1960年至1973年期间,援助越南抗击美帝国,使越南成功把美帝国赶出自己的国土,并最终赢得了国家的独立与统一。可以说,中越两国的关系既是双方的问题,同时也与东南亚、亚洲以至世界局势有着密切联系。立足亚太是中国稳定周边的有力保障,中国对越南发展关系和越南对中国发展关系一样,是中越两国的既定外交政策。发展中越友好关系不仅符合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且有利于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本文包括绪论、正文、结语三个部分。绪论部分对选题的原由及意义、本文的研究思路、学术界已有研究现状、研究的理论基础等进行了阐述说明。正文部分共分六章。第一章是对中越宗藩关系为背景的简述。自北宋时期至1885年6月法国殖民者强迫清政府在天津签订《中法会订越南条约》为止,宗藩关系是维系中国和越南的纽带,在这条纽带上,中国位于天朝的地位,越南处于藩属的地位。宗藩关系表现在越南新王登基需得到天朝的册封,并定期向中国进献贡品,表示臣服,天朝则以回赐朝贡,维护藩国的安危,以尽其对藩国的义务和责任。近代以来,法国殖民者侵略越南后,中越宗藩关系就已经开始慢慢解体了。所以在越南抗法战争中,清朝政府和中国人民支持越南抗击法国侵略者的斗争,中越关系从此进入新的历史时期。第二章阐述了中越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是中越两党和两国人民友好关系的结晶。在这一时期,中越双方形成了“同志加兄弟”的友好关系。两国建交,为越南夺取抗法斗争的胜利提供了可靠的保证,同时中国也将得到越南人民的支持,有助于追歼中国大陆解放后逃往越南的国民党残部,巩固祖国的南疆。第三章、第四章和第五章分别阐述了新中国政府积极支持越南反抗法国和美国的侵略,双方在抗法、抗美战争中相互支持与合作,使两国关系获得了前所末有的巩固和发展。同时,本文还指出中越在抗美战争中的有关裂痕与分歧。此外,简述了中美缓和及关系正常化等因素,使中越两国之间的裂痕一步一步加深。第六章就阐述了越南华侨华人对抗法、抗美的贡献。华侨华人自古以来与越南各族人民生活在一起,无论是在郡县时期,还是宗藩时期,他们不仅给越南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而且还带来了祖国进步的思想文化,为越南的发展作出了宝贵的贡献。特别是20世纪50年至60年代,在抗法、抗美斗争时期,广大华侨华人与越南人民同甘共苦,并肩抗法、抗美斗争,为争取越南民族的解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结语部分进一步总结了中越关系成功的经验,并且指出双方关系的制约因素。虽然冷战结束后,两国立刻进入恢复正常化时期,同时取得了迅速和全面的发展。但是近些年来,两国领海争端、越台关系和越美关系发展迅速等因素,将不可避免地对中越关系造成影响。同时也提出对中越关系的发展展望,笔者认为两国在“长期稳定、面向未来、睦邻友好、全面合作”16个字方针和“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好伙伴”的四好精神指导下,可以肯定友谊、合作与发展,仍然是中越两国未来关系发展的主导趋势。
张宗豪[8]（2014）在《江南船拳文化研究》文中指出江南船拳，是主要流行在我国太湖流域的一种拳种文化，是具有“吴越”体育文化特色的典型代表，有着广泛深厚的江南水乡文化底蕴，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反应江南水乡人民的政治、文化、经济、宗教、风俗和心理文化特征。船拳，故名思议就是在船上打拳，内容包括徒手套路、器械套路和功法练习等。受船身的不断流动和船体的面积限制，不仅给拳术演练者加大了练习难度，而且也提出了更高的身体和心理素质要求。江南船拳是中国武术园地中独一无二的拳种，也是吴越文化宝库中一颗耀眼的明珠，是吴越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以江南船拳文化为研究对象，主要通过文献资料法、实地考察法、口述史方法以及个案研究法等研究手段，以江南船拳的纵向历史发展过程为脉络，以江南船拳发展中横向的社会文化联系为路径，就江南船拳文化进行了多层面、多视角的考察。研究得出的主要结论是：1.苏州是江南船拳产生的起源地。在有关江南船拳产生的起源地问题上，尽管有浙江吴兴说，有上海松江说，甚至还有浙江舟山说等等，但是我们的研究认为苏州是江南船拳产生的起源地。这是因为苏州具备了船拳产生的四个重要条件。第一，苏州水面积占到整个地区的一半，是名副其实的“东方水城”，长期的水乡舟船生活成为导致江南船拳产生的基本条件。第二，苏州自古便有习武的传统，专诸刺吴王的鱼肠剑故事反映了太湖之滨百姓更有其习武的传统，加之古代造船业的发达这些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成为导致江南船拳产生的重要因素。第三，自南宋时就广泛流行的“苏湖熟、天下足”谚语，说明苏州有着富庶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这是导致江南船拳产生的重要基础。第四，吴人自卫防身、防御外敌的目的是船拳形成的内驱力，这是产生江南船拳的最直接的应激因素。2.江南船拳的产生时间是在两宋时期。产生于苏州的江南船拳，虽然从它的发生来看最早可以可追溯到先秦时期，不管是吴越争霸的历史环境，还是水军操练的历史影响，亦或唐代可能就有了船拳活动的影子，但是如果说作为一项较为成熟的体育活动的出现，我们认为应该是在两宋时期，特别是在南宋。这是因为就江南船拳的内容而言，它已构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有来自于船家长期生活内容提炼的船拳，如抛钢叉、板凳拳等；有对古代军事武艺技术的转化，如船拳中的戚继光单刀术、岳家枪等；有对北方拳种文化的吸收与改造，如船拳中的“小罗汉、五虎拳、少林梅花拳”等等。明代以后，江南船拳进入到一个广泛的流行阶段，并出现了功能的泛化。如它既是普通百姓强身健体的手段，也是民间抗御外敌、保家自卫的武器，还是民俗节令中娱乐休闲的文化表演内容。3.江南船拳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三个叠加的船拳文化圈。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江南船拳以苏州为原点，不断呈辐射状向外传播而最终形成了三个叠加的船拳文化圈。第一个被我们称之为“船拳中心文化圈”，它以太湖为中心，包括苏州、无锡、湖州三个地区。其中在苏州，又以越溪的“四方拳”和相城北桥的“开口船拳”为代表。在无锡，比较活跃的有锡山船拳，其中以“小红拳（筱红拳）”代表，以及“双浆”等器械。在浙江湖州，“大连刀”是湖州船拳特有的器械，其形似两把短刀相接，刃面多，便于在狭小空间对付多方面的敌人。第二个被我们称之为“船拳次中心文化圈”，主要包括浙江嘉兴、江苏常州和上海的青浦、松江等地。其中在嘉兴，据说在南宋时，社会上已流行“小金枪”“醉八仙”等江南船拳。在常州，则主要以武进岱湖船拳为特色。在上海松江、青浦一带，流传的拳种和器械主要有“罗汉拳”和木梭。第三个被我们称之为“江南船拳的最外围文化圈”，主要包括江苏的镇江、浙江的杭州和温州等地。由于其距离太湖中心相对偏远，而使船拳内容和表现形式呈现出自我探索的独特性。如镇江船拳中流行的“八极拳”；杭州蒋村船拳中的“大刀开四门”。特别是温州地区在传承江南船拳的过程中，将内河中的船拳表现发展为能适应大海中表演的要求，从而使温州的船拳别具一格。4.江南船拳有着独特的技术风格与特点。江南船拳在其历史演进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简洁、实用的技术风格，在文化上表现出传统与创新并举的特点。如就拳法而言，体现的是顺水势而动，在船头的方寸之地，拳势变化与水流和谐相动，动静相宜，构成了船拳与其他武术技艺的最大区别。由于船只是船拳表演的载体，这种空间限制决定了船拳演练时不可进行大面积的窜、跳、蹦、腾、纵，因而特别注重速度与手法多变，“出招敏捷、收招迅速、如猫捕鼠、如箭在弦”。同时船体的晃动又决定了演练时要随水波荡漾而稳扎马步，以刚为主、以柔为辅，刚柔相济，形成了船拳独到的斗奇斗勇过程。5.船拳文化具有绵绵不息的生存力。船拳文化，作为民俗文化的一部分，具有表演性、节庆性、娱乐性，也承载着教育性、休闲性。船拳文化的民俗性体现在它与节日节庆、时令庆祝的共生关系上，具有绵绵不息的生存活力，其重要的原因就是它的传承是民俗文化凝聚力的体现。船拳凝结了抗倭的民族精神，随着时代和船拳文化的变迁、演变和传承，成为江南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民俗文化的一部分。形式上和文化上的变革，更符合逐渐发展的时代文化心理。船拳以其特有的竞技与表演的魅力，与传统民俗中的各种力量融合，形成了具有本土特色的民间文化形态。船拳作为娱乐生活的组成部分和强体健身的武术形式，逐渐淡化了传统格斗色彩，而更多的体现出表演形式，是观赏者和表演者情感宣泄的方式，也是财有余力的表现。船拳武术与其他民俗文化相互依附、相互交融，共同完成了江南地区的文化建构。6.江南船拳的变迁有特定的原因；传承需要术道并举、多元发展。船拳变迁原因主要有以下四方面：一是现代化进程中，强大的经济冲击力，村落文化的凝聚力逐渐散落；二是生存环境的改变；三是船拳自身受到了外来拳法的影响；四是船拳的价值也在发生改变。船拳的现代变迁根本原因是传统文化力量的削弱和对民间地域文化、民俗的忽视。船拳的产生与发展承载着人们的太多的记忆和地域精神，是值得守护的精神家园,同武术发展的策略一样，船拳的发展与传承也应该完成从技术向文化的转向,多层次、多方位、多元化地进行传播和发展。总之我们认为：江南船拳有独特地缘文化及族群文化心理因素，具有不同中外文化交流特征，深入探究这些因素与特征对于武术文化的研究具有理论与现实意义。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掘江南船拳的技术和相关武术文化，提高江南船拳的社会影响力，使船拳更好地为大众服务，真正意义上地丰富和完善江南武术文化，为江南船拳的未来发展宏图夯实基础。
陆继锋[9]（2013）在《中国民族院校办学理念的变迁研究》文中指出民族院校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形式,是中国大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状况与办学水平事关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民族院校办学理念是不同时期办学思路、办学过程与办学特色的高度凝练,是内外部因素共同作用的历史性与逻辑性相统一的选择结果,是民族院校立足自身发展并彰显特色的顶层设计。研究民族院校办学不仅要追溯历史传统,探寻办学规律,更要认清现实,促进其当下和未来的发展,实现历时性和现实性的有机统一。故此,本研究从民族院校办学理念变迁切入,以“办学理念源于办学实践又指导办学实践”为逻辑出发点,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采用历史研究、文献研究、田野调查、个案研究和多学科综合研究等多种方法,梳理民族院校历史和发展过程。在此基础上,全面分析了各个历史阶段的办学理念,进而得出了民族院校及其理念发展的特殊规律和内容：首先,历史传统是民族院校发展的根基,它孕育了民族院校办学理念；变革是民族院校发展的必然选择,它提升着民族院校办学理念。民族院校需要在“变”与“不变”之间做出抉择,既不能抛弃历史与传统,也不能固步自封,亦步亦趋。其次,特殊性是民族院校的天然属性。在发展历程中,民族院校的特殊性实现了自身的“再生产”——源于特殊并促进特殊；特殊性决定了民族院校特色,特色理念是民族院校的“特殊”资本,是其生命力和竞争力所在。作为一种教育形式,民族院校固要守住特色,却不能把特殊作为发展的资本。民族院校需要在“特”与“不特”做出权衡,不能失其“特”,亦不能舍其“不特”,而需要进一步利用“不特”来支持“特”的发展。第三,民族院校产生的历史背景和时代使命既有自身发展的内外部环境和条件之“利”,也有影响发展之“不利”。民族院校需要不断提升理念,化“不利”为“利”,以促进民族院校持续健康发展。就其研究意义而言,本文能为建设高水平民族院校提供借鉴和参考,最终为培养高素质的少数民族人才,传承和创新少数民族文化,服务我国民族工作和教育工作乃至社会发展作出应有贡献。同时,本研究对于拓宽当代大学办学理念研究领域,丰富民族高等教育理论亦有一定的贡献。
高燕[10]（2013）在《贵州壮族“杜那妞”同龄群体结构与功能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当前,我国现代化、城市化与城镇化进程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推进。不论是紧邻城市的乡村,还是地处偏远的村寨,其经济发展模式、文化传统、道德规约、伦理、价值观与日常生活等方方面面都不同程度地发生着改变。笔者的前期田野考察即发现,一些曾经宁静祥和、一派世外桃源景象的少数民族村寨已出现赌博、械斗、唯利是图等不良风习。在经历现代化及其价值观念的冲击以前,民族村寨大多依靠寨老、习俗、禁忌、鬼神信仰、民间传说、民族神话与史诗等实现对个体的道德教化与规训,而现实是这些传统道德约束力量正逐步被消解。那么,这些民族村寨在丧失了传统的道德规约质素以后,依靠什么来维持其秩序与和谐呢?笔者带着这一问题再次进入田野,深入贵州省从江县翠里壮族瑶族乡高文壮族村寨的日常生活后发现,这个散杂居于苗族、瑶族与侗族村落中的壮族村寨,至今仍保留一种名为“杜那妞”的活动。“杜那妞”是壮语音译,意为种花生,村寨内的同龄人从七岁左右即自发形成各自的“杜那妞”群体,并组织种花生、除草、收花生、炒花生、聚餐及守岁等活动。“杜那妞”同龄群体及其活动一般从个体童年持续到老年,在个体整个生命历程中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将高文村寨与其周边的苗族村寨与侗族村寨加以比较后发现,高文壮族村寨的经济发展方式灵活多样,传统的稻作农耕与集约化、特色化、科技化的新型农业相结合；更为重视子女的教育问题,尊师重教,人才辈出;壮家人乐观、随和、开朗的民族性格与气质,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勇于开拓、富有创新与变革的精神等,正是对潘光旦先生所提“位育”的诠释——不仅是对其所处自然、文化环境的适应,更是在适应中的主动性创造,以求得个体的“身安”与“心安”,安其所而遂其生。因此,笔者不禁思考,高文村寨的良性发展是否与其“杜那妞”同龄群体及其活动有关呢?此问题还衍生出以下两个具体问题：1、“杜那妞”同龄群体对个体社会化的作用如何?如何实现对个体的道德规约?2、对于散杂居于苗、瑶及侗族村落的壮族人来说,“杜那妞”群体及其活动是否具有增强民族认同的作用?为解决以上问题,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访谈、日常劳作与生活中的参与式观察等方法收集“杜那妞”同龄群体的组织与活动情况、群体成员的民族认同情况、两个壮族乡的民族文化变迁与交融情况、高文壮族家庭教养习俗等方面的一手材料,并结合已有文献如《从江县志》、《黔东南州志》等志书,以及前辈学者如龚佩华等对于黔东南各民族的调查与研究成果,综合运用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人类学、民族学的相关理论对材料加以分析,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杜那妞”同龄群体中的交往互动是个体社会化的重要途径。群体社会化理论认为儿童通过认同同伴群体的一般准则和行为规则来实现社会化,其具体作用机制在于：（1）“杜那妞”群体在交往互动中实现了社会文化的传递与创造；（2）“杜那妞”群体内的同化现象是青少年社会化的关键；（3）“杜那妞”群体成员对群体的情感需要是实现社会化的动力；（4）“杜那妞”群体所构成的独特心理场是实现社会化的有效情境。第二,访谈调查结果显示,“杜那妞”同龄群体中的民族认同程度较高：在民族认定方面,都能快速而准确地说出自己的民族,包括7-12岁的儿童组；对本民族持有积极的、肯定的评价,这主要体现在青年组和中年组,大部分从本民族的民族性格、家庭伦理、村寨经济发展水平、杰出人才等方面展开；行为方面即民族卷入方面,大都喜欢本民族语言,同时并不排斥周边民族如汉族、苗族、侗族和瑶族的语言；喜欢参与村寨内的吹芦笙活动,串寨联谊活动和“杜那妞”聚会活动等。“杜那妞”同龄群体对其成员的民族认同作用机制在于：“杜那妞”群体成员的交往行为客观上达成了哈贝马斯所说的社会的两种功能需要。具体如下：（1）“杜那妞”群体内的成员通过聚餐和平日闲聊的方式,实现了传播、保存经验与知识的目的,同时达成对自身民族归属的认知；（2）“杜那妞”群体成员间的互动交往行为满足了社会整合和群体团结的需要,个体对群体形成强烈的情感依附。这种情感上的依附再附加该群体对民族身份、民族文化的认知,自然而然形成了群体内成员的民族认同。第三,就个体而言,“杜那妞”同龄群体具有促进个体社会化与民族认同的功能,实现了人自身、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就村寨而言,“杜那妞”同龄群体通过对个体的道德规约与心理认同作用而实现了村寨治理,实现了人与社会关系的和谐与村寨和谐。从教育学的学科视角来对“杜那妞”同龄群体加以解读,“杜那妞”同龄群体内的学习与社会化实质是一种身心浸润式的学习与教育,这种教育与学校分科式的知识学习互为补充。此外,“杜那妞”同龄群体对于个体身心发展与村寨发展的核心在于其业已成为个体精神成长的基质与心灵的慰藉,这种慰藉与情感依附正是村寨凝聚力的关键,是乡村自主发展、内源式发展的精神动力。高文村基于群体关系发展起来的合作化、特色化、产业化农业经营模式对广大贫困乡村地区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二、略论历史上水族人民与邻近各族人民联合抗暴斗争（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略论历史上水族人民与邻近各族人民联合抗暴斗争（论文提纲范文）
（1）人文多样性内生活力与社会治理共生秩序研究 ——云贵高原盘江流域案例及其意义阐释（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边疆发展和治理研究前沿探索 |
| 一、选题定义:边疆发展与治理研究 |
| 二、理论成果综述 |
| (一) 政治人类学 |
| (二) 边疆治理研究 |
| (三) 贵州特色经验 |
| 三、本文创新进路 |
| 四、资料来源概说 |
| 五、总体研究框架 |
| 第一章: 盘江流域人文生态 |
| 第一节: 区位沿革与居民构成 |
| 一、内涵四至 |
| 二、边关通道 |
| 三、居民层累 |
| 第二节: 资源耕作与混融秩序 |
| 一、山水田土资源 |
| 二、生计耕作结构 |
| 三、治理秩序混融 |
| 第二章: 集市、生计与互惠 |
| 第一节: 集市类别与功能 |
| 一、形成机理 |
| 二、集市类别 |
| 三、集市功能 |
| 第二节: 族际互惠:青岩案例 |
| 一、名称及区位 |
| 二、形成及变迁 |
| 三、辐射及职能 |
| 四、物源及去向 |
| 第三节: 社会互惠:营屯案例 |
| 一、区位.村名.村史叙事 |
| 二、集市、物产与社会关系 |
| 三、为社会而互惠:WXH的生活史 |
| 第三章: 社会整合绘事后素 |
| 第一节: 拟血亲拓展村寨圈 |
| 一、源起与内涵生成 |
| 二、云顶村案例 |
| 三、营屯村案例 |
| 四、鸟王村案例 |
| 第二节: 结姻亲拓展交际网 |
| 一、婚姻制度与结构功能 |
| 二、“坐花园” |
| 三、“射背牌” |
| 四、姻亲即社会 |
| 第三节: “主客-陪客”丧葬礼制 |
| 一、内涵概说 |
| 二、传统形式 |
| 三、现代沿革 |
| 四、文化逻辑 |
| 第四章: 维权抗争:卫所制度下的民意表达 |
| 第一节: 被“再域化”的日常生活 |
| 一、卫所营建及过程 |
| 二、“借地设防”以牟利 |
| 三、被“再域化”的日常生活 |
| 第二节: 原住民维权抗争类别 |
| 一、常态抗争 |
| 二、非常态抗争 |
| 三、逻辑特征 |
| 第三节: 天顺石门战事 |
| 一、事件过程 |
| 二、社会背景 |
| 三、边政疏失 |
| 四、经验教训 |
| 第五章: 博弈求秩序:流官治理下的民意表达 |
| 第一节:“改土归流”得失辨析 |
| 一、土司制属性 |
| 二、招抚之策 |
| 三、改土归流 |
| 第二节 :控告土官 |
| 一、韦清澜联名控告 |
| 二、云顶村民联合智斗 |
| 三、“均衡三角” |
| 第三节 :抵制胥吏 |
| 一、村名叙事 |
| 二、村庄茶产 |
| 三、胥吏苛征 |
| 四、案例启示 |
| 第六章 :观念秩序:民间传说中的共生超越 |
| 第一节 :背牌图案印章叙事 |
| 一、背牌型构 |
| 二、隐序图案 |
| 三、认同与区分体系 |
| 第二节 :印章起源传说与衍文 |
| 一、青山长官司与副长官司 |
| 二、“倒停王”与“看家虎” |
| 三、牛作为山民祖先化身 |
| 四、“牛虎相争” |
| 结语:内生活力与共生秩序 |
| 一、盘江流域的发展与治理 |
| 二、边疆发展与治理研究的主要范式 |
| 三、盘江流域发展与治理中的共生秩序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主要学术活动及成果 |
（2）清代广顺州民族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意义 |
| 三、相关研究综述 |
| (一)民族关系史相关理论研究现状 |
| (二)国内清代广顺州民族关系研究现状 |
|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五、研究重点与难点 |
| (一)重点 |
| (二)难点 |
| 六、创新之处与不足 |
| (一)创新之处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清代广顺州概况 |
| 一、建制沿革 |
| 二、自然地理 |
| 第二章 清代广顺州的民族构成及其管理 |
| 一、清代广顺州的民族构成 |
| (一)主要民族 |
| (二)分布格局 |
| 二、清代对广顺州的管理 |
| (一)调整行政区划 |
| (二)设官建制 |
| (三)颁行“禁令” |
| 第三章 清代广顺州的民族关系 |
| 一、“民族关系”的含义 |
| 二、政治上的互动 |
| (一)广顺州与中央王朝的互动 |
| (二)广顺地方之间的互动 |
| 三、各民族在经济上的交往 |
| (一)开拓交通 |
| (二)农业生产技术及生产工具的传播 |
| (三)商业贸易活动 |
| (四)手工业的交换 |
| 四、各民族在文化上的融合 |
| (一)传播文化教育 |
| (二)相互通婚 |
| (三)饮食文化的吸纳 |
| (四)节日文化的交融 |
| 五、语言的传播 |
| 六、民族关系典型案例分析 |
| 第四章 清代广顺州民族关系的主要特点与历史作用 |
| 一、清代广顺州民族关系的主要特点 |
| (一)友好与冲突并存 |
| (二)加强民族团结与反对民族分裂相结合 |
| (三)体现多元共通的民族文化 |
| 二、清代广顺州民族关系发展的历史作用 |
| (一)促进民族地区的开发 |
| (二)维护边疆地区的稳定 |
| (三)提供可借鉴的经验与教训 |
| 第五章 对清代广顺州民族关系发展的思考 |
| 一、坚持正确的民族政策 |
| 二、坚持民族平等 |
| 三、民族团结是维护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校期间科研成果 |
| 附录1 |
| 附录2 |
| 附录3 |
| 附录4 |
（3）雷跃龙诗文校注（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选题缘起和意义 |
| (二) 雷跃龙的基本情况 |
| 1、雷跃龙生活的时代 |
| 2、雷跃龙的家世 |
| 3、雷跃龙的生平 |
| (三) 雷跃龙诗文着录与版本情况 |
| 1、《葵谷草》着录情况 |
| 2、雷跃龙其他诗文着录与收录情况 |
| 3、《葵谷草》的版本情况 |
| (四) 研究综述 |
| 一、《葵谷草》诗集名称由来及创作时间 |
| (一) 《葵谷草》诗集名称由来 |
| (二) 《葵谷草》的创作时间 |
| 二、校注正文 |
| (一) 凡例 |
| (二) 《葵谷草》校注 |
| 葵谷说 |
| 锺楷士兼寄方神生四首 |
| 题画二首 |
| 园居偶兴二首 |
| 中秋侍宴待月应教 |
| 渔父吟 |
| 有怀四首 |
| 秋思四首 |
| 忆梦四首 |
| 横江四首 |
| 遣兴 |
| 石叶 |
| 中秋对月二首 |
| 会轩朱 |
| 寄怀方神生兼答清问 |
| 杂诗九首 |
| 古蹟八咏 |
| 感旧四首 |
| 锺楷士兼寄方神生四首 |
| 漫兴八首 |
| 惆怅词六首 |
| 谑浪词四首 |
| 赋得天寒翠袖薄 |
| 赋得钗头凤 |
| 重咏马嵬坡罗袜 |
| 有所思四首 |
| (三) 其他诗文校注 |
| 昆池篇 |
| 秋兴三首 |
| 玉溪桥 |
| 玉溪杂兴 |
| 九龙池倚树问溪 |
| 九日园居 |
| 杯湖亭忆旧 |
| 西山诗 |
| 奉为循例陈情恳乞天恩俯赐恤典以光泉壤以隆孝事疏 |
| 陈情恳乞赐典以彰孝治疏 |
| 石淙杨文襄公传 |
| 孔公重修学宫记 |
| 文川李氏重建宗祠记 |
| 张公堤碑记 |
| 江川修河建城碑记 |
| 曲江新城碑记 |
| 龙在田将军之母太夫人赞颂碑 |
| 大茔庄墓志 |
| 结语 |
| 附录:雷跃龙传记资料汇编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和平共处”原则的历史演进和当代实践（论文提纲范文）
| 本文的创新之处 |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实践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本文的研究框架与主要方法 |
| 四、本文的重点、难点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中国共产党对“和平共处”原则的首创及践行 |
| 第一节 一边倒外交方针: 探索“和平共处”原则的先声 |
| 一、一边倒外交方针的提出及其践行 |
| 二、一边倒外交方针的终结及其原因 |
| 第二节 对一边倒外交方针的重大调整: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及其践行 |
| 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正式提出 |
| 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对一边倒外交方针的重大转变 |
| 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适用范围的拓展及其被国际社会所接受 |
| 第三节 “从两条线”战略、“一条线”战略到“新三角战略”: “和平共处”原则在曲折中前行 |
| 一、“两条线”战略形成的背景、内容和影响 |
| 二、“一条线”战略形成的背景、内容和影响 |
| 三、美苏中三角战略关系的形成 |
| 第二章 建立国际新秩序: 中国共产党对“和平共处”原则的恢复和发展 |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对“和平共处”原则恢复和发展的历史背景 |
| 一、对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经验的总结与反思 |
| 二、对时代主题转换的全新认识 |
| 三、“和平共处”原则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精髓的坚持和发展 |
| 四、“和平共处”原则的成功践行 |
| 第二节 以“和平共处”原则为基础来建立国际新秩序 |
| 一、建立国际新秩序主张的提出 |
| 二、建立国际新秩序的主要内容 |
| 第三章 “和平外交”战略: 中国共产党对“和平共处”原则的拓展 |
| 第一节 “和平崛起”战略是中国和平发展的必由之路 |
| 一、“和平崛起”战略的提出 |
| 二、“和平崛起”战略是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继承和发展 |
| 第二节 从“和平崛起”战略到“和平外交”战略 |
| 一、从“和平崛起”战略向“和谐世界”战略的转变 |
| 二、从“和谐世界”战略向“和平外交”战略的转变 |
| 第三节 开始了对国际秩序观认识上的重大转变 |
| 一、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有了新的认识 |
| 二、开始了推动国际新秩序合理化的进程 |
| 第四章 人类命运共同体外交方针: 中国共产党对“和平共处”原则的最新发展 |
| 第一节 人类命运共同体外交方针提出的基础 |
| 一、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理论来源 |
| 二、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现实基础 |
| 第二节 人类命运共同体外交方针的提出及其必然性 |
|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外交方针的提出 |
| 二、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然性 |
| 第三节 科学认识人类命运共同体外交方针的内涵 |
| 一、国际社会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内涵的质疑 |
| 二、掌握科学认识人类命运共同体内涵的方法 |
| 三、科学认识人类命运共同体内涵必须把握三对人类命运共同体 |
| 四、科学认识人类命运共同体内涵的本质 |
| 第四节 人类命运共同体外交方针中的价值观和特点 |
|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观对全球的适用性 |
|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观的特点 |
| 第五节 人类命运共同体外交方针提出的意义 |
|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外交方针的世界意义 |
|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外交方针的中国意义 |
| 三、中国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外交方针的践行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一、经典着作 |
| 二、中共中央文件及领袖着作 |
| 三、学术着作 |
| 四、报纸和文献 |
| 五、外文文献 |
| 六、外国政治人物讲话 |
| 致谢 |
（5）清代罗斛地区民族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相关研究综述 |
| (一)民族关系史理论研究 |
| (二)西南地区民族关系史研究 |
| (三)罗甸民族资料搜集与研究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四、研究重点和难点 |
| (一)重点 |
| (二)难点 |
| 五、论文创新点 |
| (一)对新资料的搜集和整理 |
| (二)区域社会史研究视角 |
| 第一章 清代罗斛地区概况 |
| 一、地理概况 |
| 二、建置沿革 |
| 第二章 清代罗斛地区的民族与家族 |
| 一、民族 |
| (一)仲家(布依族) |
| (二)汉族 |
| (三)苗族 |
| (四)其他民族 |
| 二、家族 |
| (一)岑氏家族 |
| (二)黄氏家族 |
| (三)王氏家族 |
| (四)罗氏家族 |
| 第三章 清代罗斛地区民族关系的基本格局 |
| 一、清王朝对罗斛地区的开拓与管理 |
| (一)设置罗斛州判 |
| (二)设置罗斛厅 |
| (三)以亭目管理少数民族地区 |
| 二、罗斛地区各民族的交往 |
| (一)场市的发展 |
| (二)商品贸易 |
| (三)文化教育的传播 |
| (四)相互通婚 |
| 三、罗斛地区少数民族的反抗斗争 |
| (一)嘉庆年间王囊仙、韦朝元起义 |
| (二)咸同年间苗民起义 |
| (三)各亭人民反对苛捐杂税 |
| 第四章 清代罗斛地区民族关系的主要特点及其变化的因素 |
| 一、清代罗斛地区民族关系的主要特点 |
| (一)友好与冲突并存,友好关系是主流 |
| (二)在冲突中相互融合 |
| (三)各民族文化多元共存 |
| (四)民族分布体现民族关系 |
| 二、罗斛地区民族关系变化的因素 |
| (一)清王朝在罗斛地区统治政策的变化 |
| (二)“土流并治” |
| (三)民族人口构成的变化 |
| (四)战争的影响 |
| 第五章 清代罗斛地区民族关系发展的影响及其经验教训 |
| 一、清代罗斛地区民族关系发展的影响 |
| (一)和谐的民族关系促进罗斛地区的稳定 |
| (二)加速少数民族社会的变化 |
| (三)各民族联系不断加强 |
| (四)周边地区社会环境得到改善 |
| 二、清代罗斛地区民族关系发展的经验教训 |
| (一)协调利益冲突是解决民族矛盾的重要途径 |
| (二)和谐民族关系是推动罗斛社会发展的关键 |
| (三)民族政策的制定需要注重民族关系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校期间科研成果及获奖情况 |
| 附录 |
（6）歌与生活 ——人类学视阈下的侗族大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对象概述 |
| 一、侗族的族群分布 |
| 二、侗族大歌的概念界定 |
| 三、侗族大歌的文化地理学因素 |
| 四、侗族大歌依生的民间习俗 |
| 五、侗族大歌的审美特质 |
| 第二节 侗族大歌的研究现状 |
| 一、宋代至中华民国时期：侗族大歌演唱场景的描述 |
| 二、20世纪50至60年代：侗族大歌的挖掘整理 |
| 三、20世纪80至90年代：侗族大歌的研究蔚为大观 |
| 四、21世纪初至今：侗族大歌的研究成绩斐然 |
| 第三节 研究设计、思路、方法、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一、研究意义 |
| 二、研究范式 |
| 三、研究思路和方法 |
| 四、创新点和难点 |
| 第一章 侗族大歌的发展演变 |
| 第一节 侗族大歌的地域分布 |
| 一、侗族民歌的南北分界 |
| 二、侗族大歌的流传区域 |
| 三、侗族大歌分布地域原因探究 |
| 第二节 侗族大歌的历史形态 |
| 一、侗族族源追溯 |
| 二、侗族大歌的起源考 |
| 三、侗族大歌的民间传说 |
| 第三节 侗族大歌的发展态势 |
| 一、侗族大歌的兴衰历程 |
| 二、侗族大歌的空间变迁 |
| 第四节 侗族大歌的未来趋向 |
| 一、侗族大歌语言环境与“文化自觉意识”的丧失 |
| 二、侗族大歌传承结构的断层 |
| 三、侗族大歌生态空间的破坏 |
| 第二章 侗族大歌的生态环境 |
| 第一节 侗族大歌的自然环境 |
| 一、地形、地貌和土壤 |
| 二、气候条件 |
| 三、物产资源 |
| 第二节 侗族大歌的社会环境 |
| 一、侗族社会的组织结构——“款” |
| 二、侗族社会的宗法组织——“补腊” |
| 三、侗族社会的宗族组织——“歌班” |
| 四、侗族社会的人种特征 |
| 五、侗族社会的生产方式——“自给自足” |
| 第三节 侗族大歌的文化环境 |
| 一、宗教祭祀活动 |
| 二、婚配恋爱活动 |
| 三、其他节庆习俗 |
| 第四节 侗族大歌的展演环境 |
| 一、鼓楼 |
| 二、民居 |
| 三、寨门 |
| 四、戏台 |
| 第三章 侗族大歌的歌唱内容 |
| 第一节 自然意识的张扬 |
| 一、自然之声的模拟 |
| 二、自然之象的表达 |
| 三、自然之境的描述 |
| 第二节 民族记忆的口述 |
| 一、敷陈侗人起源 |
| 二、叙述迁徙历史 |
| 三、讴歌民族英雄 |
| 第三节 婚姻制度的展演 |
| 一、真实细腻的心灵流露 |
| 二、大胆率真的爱意呈现 |
| 三、含蓄蕴藉的情感表达 |
| 第四节 人伦亲情的礼赞 |
| 一、养育之情的感恩 |
| 二、人伦秩序的教化 |
| 三、童真童趣的升华 |
| 第五节 日常生活的叙写 |
| 一、生产与生活的描绘 |
| 二、劳动与爱情的交织 |
| 三、艺术与生命的感悟 |
| 第四章 侗族大歌的歌律形态 |
| 第一节 音乐发生的自然性 |
| 第二节 话语方式的诗意性 |
| 第三节 演唱风格的整一性 |
| 第四节 和声运用的层次性 |
| 一、多声部民歌概述 |
| 二、侗族大歌多声部和声音乐的出现 |
| 三、侗族大歌多声部音乐的和声运用 |
| 第五节 音乐调式的柔和性 |
| 一、我国五声性调式概述 |
| 二、侗族大歌的主要调式及相互转换 |
| 三、侗族大歌的调式重叠 |
| 第六节 押韵形式的交互性 |
| 一、句内韵的使用 |
| 二、句间韵的使用 |
| 三、“同”韵的使用 |
| 四、三种押韵形式的混合使用 |
| 第五章 侗族大歌的社会功能 |
| 第一节 侗族大歌的群体娱乐功能 |
| 第二节 侗族大歌的社会交往功能 |
| 第三节 侗族大歌的审美教育功能 |
| 一、侗族大歌自身“美”的教化 |
| 二、侗族大歌“情感教育”的和谐功能 |
| 第四节 侗族大歌的宗教信仰功能 |
| 第五节 侗族大歌的民族认同功能 |
| 一、侗族大歌分布地域的独特性体现 |
| 二、侗族大歌体现的民族认同 |
| 三、侗族大歌对民族认同的意义呈现 |
| 第六节 侗族大歌的文化传承功能 |
| 第六章 侗族大歌的传承调适 |
| 第一节 文化场域与接受心理变化 |
| 第二节 符号叙事与艺术形态固化 |
| 第三节 现代语境与审美体验转型 |
| 一、内蕴审美向外显审美转化 |
| 二、复合审美向单向审美转化 |
| 三、诗性审美向创意审美转化 |
| 第四节 社区变迁与传承方式嬗变 |
| 第五节 生态维度与意义生产重构 |
| 结论 |
| 附录1：贵州省侗族大歌传承人名录 |
| 附录2：贵州省侗族大歌歌师名录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7）1950年至1975年的中越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理由及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论文的研究方法 |
| 四、论文的创新与不足 |
| 五、论文的布局 |
| 第一章 1950年前的中越关系简要回顾 |
| 第一节 封建社会时期中越宗藩关系的演变 |
| 一、宗藩关系概述 |
| 二、中越宗藩关系的形成与发展 |
| 三、中越宗藩关系的特征 |
| 第二节 殖民地时期的中越关系 |
| 一、法国对越南的侵略和越中人民的抗法斗争 |
| 二、中法战争爆发后中越人民的反侵略斗争 |
| 三、《中法会订越南条约》的签署与中越关系的变化 |
| 第三节 20世纪30至40年代中越两国的革命友谊 |
| 一、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对越南革命的支持和帮助 |
| 二、越南共产党和人民对中国革命的支持 |
| 第二章 中越新关系的开端 |
| 第一节 中国对外政策基础 |
| 一、中国外交战略观念中的传统思想 |
| 二、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确立和发展 |
| 第二节 越南对外政策基础 |
| 一、越南古代传统思想 |
| 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
| 第三节 中越两国建立外交关系 |
| 一、中越联络处建立的过程 |
| 二、中越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
| 第三章 中越联手抵抗法国的侵略(1950-1954) |
| 第一节 越南为独立自由而战争 |
| 一、中国国民党部队入越受降与法国重返侵略越南 |
| 二、越南人民坚强抵抗 |
| 三、越南努力寻求外援 |
| 第二节 中国援越抗法战略决策 |
| 一、援越抗法的决策 |
| 二、援越抗法的方针及内容 |
| 三、中国援越抗法的具体原则 |
| 第三节 中越联手抵抗法国的侵略 |
| 一、中国向越南派遣顾问与全面援越抗法 |
| 二、中国帮助越南建设正规部队和提高战斗力 |
| 三、中越联手抵抗法国的实施及成就 |
| 第四章 日内瓦会议前后中越关系更加紧密 |
| 第一节 1954年的国际形势 |
| 一、斯大林去世后苏联外交政策的调整 |
| 二、朝鲜战争后中国外交政策的调整 |
| 三、美国政府对印度支那的政策 |
| 第二节 中越在日内瓦会议为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努力 |
| 一、中越两国的准备 |
| 二、越南的八项建议 |
| 三、中国在会议上推动和平进程 |
| 第三节 日内瓦会议后中越关系的加强 |
| 一、日内瓦协议签订后各国的反应 |
| 二、日内瓦协议签订后的越南局势 |
| 三、日内瓦会议后中国对越南的援助 |
| 第五章 中越在抗美战争中的相互支持与合作(1954-1975) |
| 第一节 国际背景 |
| 一、全面发展的冷战局势 |
| 二、大国间的缓和趋势 |
| 三、中苏两国关系的恶化对中越关系的影响 |
| 四、美国对越南的干涉 |
| 第二节 中国援越抗美战略决策过程 |
| 一、中国对越南的外交政策 |
| 二、中国出兵援助越南抗击美国侵略 |
| 三、中国对越南援助的主要内容 |
| 第三节 中越在越南战争中的矛盾与分歧 |
| 一、中国外交战略的调整 |
| 二、中美关系在越南战争中的转变 |
| 三、中越在越南抗美战争中的矛盾与分歧 |
| 第六章 越南华侨对抗法、抗美的贡献 |
| 第一节 中国人移民越南的过程及原因 |
| 一、从秦代至公元968年丁部领统一安南 |
| 二、越南独立建国至1885年《中法会订越南条约》的签署 |
| 三、从越南沦为法国殖民地至1945年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 |
| 四、从1950年至1975年越南实现南北统一 |
| 第二节 华侨华人对越南抗法、抗美的贡献 |
| 一、华侨华人与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建立 |
| 二、华侨华人与越南人民坚持九年抗法战争(1946年至1954年)#177 |
| 三、越南华侨在日内瓦会议协议后积极参与抗美斗争 |
| 第三节 华侨华人在越南社会、经济、文化的地位和作用 |
| 一、越南华侨华人的社团组织 |
| 二、华侨华人的经济状况及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
| 三、华侨华人的文化状况及其贡献 |
| 结语 |
| 一、中越关系的制约因素 |
| 二、中越关系未来趋势预测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
| 附录2 |
| 附件 |
| 博士攻读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目录 |
| 后记 |
（8）江南船拳文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及其目的、意义 |
| 第二节 相关研究文献综述 |
| 一、 关于船拳的源流及武术技术特点研究 |
| 二、 关于船拳的文化内涵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的研究 |
| 三、 关于船拳传承以及在中小学体育课中的应用研究 |
| 四、 关于区域性船拳特点的研究 |
| 第三节 相关概念界定 |
| 一、 文化和吴越文化 |
| 二、 江南与江南船拳 |
| 三、 文化圈和江南船拳文化圈 |
| 第四节 研究思路和方法及可能的创新点 |
| 一、 研究对象与内容 |
| 二、 研究方法 |
| 三、 本研究的创新点 |
| 第一章 江南船拳的产生与传播 |
| 第一节 江南船拳产生起源地研究 |
| 一、 关于江南船拳产生起源地的几种说法 |
| 二、 我们的研究结果 |
| 第二节 江南船拳产生的客观环境分析 |
| 一、 水乡环境的孕育 |
| 二、 吴越文化的滋养 |
| 第三节 江南船拳内容的多元化特征 |
| 一、 内容来源的多元化 |
| 二、 内容表现的多元化 |
| 第四节 江南船拳文化的传播路线与特征 |
| 一、 江南船拳中心文化圈 |
| 二、 江南船拳次中心文化圈 |
| 三、 江南船拳最外围文化圈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不同空间的江南船拳文化研究 |
| 第一节 中心文化圈的江南船拳研究 |
| 一、 中心文化圈船拳文化环境独特性 |
| 二、 中心文化圈船拳的内容与分类 |
| 三、 中心文化圈船拳的流派与传人 |
| 四、 中心文化圈船拳的个案研究—苏州船拳 |
| 第二节 次中心文化圈船拳文化研究 |
| 一、 次中心文化圈的文化独特性 |
| 二、 次中心文化圈船拳的内容与分类 |
| 三、 次中心文化圈船拳的流派与传人 |
| 四、 次中心文化圈船拳的个案研究—常州船拳 |
| 第三节 最外围文化圈船拳文化研究 |
| 一、 最外围文化圈船拳的文化独特性 |
| 二、 最外围文化圈船拳的内容与分类 |
| 三、 最外围文化圈船拳的流派与传人 |
| 四、 最外围文化圈船拳的个案研究—舟山船拳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不同空间江南船拳文化的比较 |
| 第一节 江南船拳的共性价值 |
| 一、 格斗、健身价值 |
| 二、 教育价值 |
| 三、 娱乐价值 |
| 四、 传承价值 |
| 第二节 不同文化圈船拳的个性差异 |
| 一、 技术形态层面的个性差异 |
| 二、 物质形态层面的个性差异 |
| 三、 精神形态层面的个性差异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江南船拳的文化生存力研究 |
| 第一节 江南船拳的传承动力分析 |
| 一、 船拳文化的物质性传承动力 |
| 二、 船拳文化的精神性传承动力 |
| 第二节 江南船拳的民俗文化力研究 |
| 一、 江南船拳的民俗文化力表现 |
| 二、 江南船拳传承的时空连续性特征 |
| 三、 江南船拳民俗生活化 |
| 第三节 江南船拳与民俗文化发展的互动 |
| 一、 民俗文化推动船拳文化变迁 |
| 二、 庙会文化在船拳发展中的作用 |
| 三、 船拳表演的竞技魅力与民俗的融合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现代化进程中江南船拳的变迁、发展与启示 |
| 第一节 变迁的特征、原因及规律分析 |
| 第二节 江南船拳文化的发展对策 |
| 第三节 江南船拳文化研究的启示 |
| 本章小结 |
| 研究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1：本文的实地调研工作 |
| 附录 2：苏州十只台子船拳图片 |
| 附录 3：攻读博士期间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9）中国民族院校办学理念的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和意义 |
| 二、研究现状及评价 |
| 三、核心概念界定 |
|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
| 第一章 院校萌芽与理念孕育 |
| 第一节 民族高等教育的最初形态 |
| 一、三种主要形式 |
| 二、元代民族高等教育 |
| 三、清代民族高等教育 |
| 四、贡献和启示 |
| 第二节 满蒙文高等学堂 |
| 一、诞生背景 |
| 二、办学特点 |
| 三、贡献和启示 |
| 第三节 蒙藏学校 |
| 一、北洋政府时期办学 |
| 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办学 |
| 三、解放初期的蒙藏学校 |
| 四、贡献和启示 |
| 第四节 边疆院校 |
| 一、兴办与办学背景 |
| 二、边疆院校的兴办 |
| 三、办学特点与理念 |
| 四、贡献和启示 |
| 小结 |
| 第二章 延安首创与理念萌生 |
| 第一节 办学实践 |
| 一、背景 |
| 二、诞生与实践 |
| 第二节 办学理念 |
| 一、民族教育理念 |
| 二、院校理念 |
| 小结 |
| 第三章 重建探索与理念初显 |
| 第一节 办学实践 |
| 一、筹建诞生(1950-1951) |
| 二、初建探索(1951-1966) |
| 三、曲折动荡(1966-1976) |
| 第二节 办学理念 |
| 一、民族教育理念 |
| 二、院校定位 |
| 三、院校理念 |
| 小结 |
| 第四章 调整改革与理念成型 |
| 第一节 办学实践 |
| 一、恢复调整(1976-1985) |
| 二、前期改革(1985-1989) |
| 三、深化改革(1989-1993) |
| 第二节 办学理念 |
| 一、民族教育理念 |
| 二、院校定位 |
| 三、院校理念 |
| 小结 |
| 第五章 加快发展与理念提升 |
| 第一节 办学实践 |
| 一、平稳发展(1993-2000) |
| 二、规模扩张(2000-2005) |
| 三、内涵提升(2005-) |
| 第二节 办学理念 |
| 一、民族教育理念 |
| 二、院校定位 |
| 三、院校理念 |
| 小结 |
| 第六章 理念变迁与发展审视 |
| 一、“变”与“不变”：核心理念之熔铸 |
| 二、“特”与“不特”：特色理念之彰显 |
| 三、“利”与“不利”：未来发展之思虑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学术成果 |
（10）贵州壮族“杜那妞”同龄群体结构与功能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目录 |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问题提出 |
| (一) 两个相邻村寨和谐度对比 |
| (二) 经济、教育发展低水平与高和谐度的悖论 |
| (三) 高文壮族“杜那妞”同龄群体是否关系村寨和谐 |
| 二、文献综述 |
| (一) 国内已有非正式群体研究述评 |
| (二) 国外已有同类群体研究 |
| (三) 和谐问题研究 |
| 三、研究设计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三) 理论基础 |
| 第一章 “杜那妞”同龄群体存在场域 |
| 一、历史沿革与壮族概貌 |
| (一) 从江县历史沿革 |
| (二) 从江县壮族概况 |
| 二、从江县民族分布与民族关系 |
| (一) 民族分布 |
| (二) 民族关系 |
| 三、高文壮族村寨的经济文化类型 |
| 第二章 “杜那妞”同龄群体溯源与影响因素 |
| 一、“杜那妞”同龄群体溯源 |
| (一) “老同”、“各同”与“为顶” |
| (二) “杜那妞”群体与“老同”、“各同”、“为顶”之比较 |
| 二、家庭与父母教养方式对“杜那妞”同龄群体的影响 |
| (一) 高文壮族家庭类型与功能 |
| (二) 高文壮族父母教养方式 |
| (三) 家庭教养方式对“杜那妞”同龄群体的影响 |
| 第三章 “杜那妞”同龄群体结构与活动过程 |
| 一、同龄群体结构之要素 |
| (一) 群体凝聚力 |
| (二) 同龄群体对个体存在的意义 |
| 二、“杜那妞”同龄群体结构分析 |
| (一) “杜那妞”同龄群体组织概况 |
| (二) “杜那妞”同龄群体成员社网图 |
| (三) 核心人物 |
| 三、“杜那妞”群体活动过程 |
| 第四章 “杜那妞”同龄群体功能之一：促进个体社会化 |
| 一、成为社会人：个体社会化过程 |
| 二、“杜那妞”同龄群体促进个体社会化之作用机制分析 |
| (一) 群体内交往与互动 |
| (二) 观察学习过程 |
| 第五章 “杜那妞”同龄群体功能之二：促进民族认同 |
| 一、贵州壮族文化变迁与交融状况分析 |
| (一) 黔东南民族文化变迁与交融之大趋势 |
| (二) 贵州聚居壮族与散杂居壮族文化之比较 |
| 二、“杜那妞”同龄群体民族认同状况调查 |
| 三、“杜那妞”同龄群体中的民族认同分析 |
| 第六章 “杜那妞”同龄群体及其功能之教育学解读 |
| 一、教育之根本目的：安所遂生 |
| 二、教育形式：身心浸润式教育与学校分科教育互补 |
| 三、乡村教育应当如何发展 |
| 结语 |
| 一、“杜那妞”同龄群体关系乡村社会调控与和谐发展 |
| 二、进一步研究方向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四、略论历史上水族人民与邻近各族人民联合抗暴斗争（论文参考文献）
- [1]人文多样性内生活力与社会治理共生秩序研究 ——云贵高原盘江流域案例及其意义阐释[D]. 陈斌. 中央民族大学, 2021(12)
- [2]清代广顺州民族关系研究[D]. 李宗璘. 贵州民族大学, 2020(08)
- [3]雷跃龙诗文校注[D]. 李翠芬. 云南大学, 2019(03)
- [4]“和平共处”原则的历史演进和当代实践[D]. 罗睿. 武汉大学, 2018(01)
- [5]清代罗斛地区民族关系研究[D]. 岑超. 贵州民族大学, 2018(12)
- [6]歌与生活 ——人类学视阈下的侗族大歌研究[D]. 杨毅. 武汉大学, 2015(07)
- [7]1950年至1975年的中越关系研究[D]. 丁进孝. 湖南师范大学, 2014(09)
- [8]江南船拳文化研究[D]. 张宗豪. 苏州大学, 2014(04)
- [9]中国民族院校办学理念的变迁研究[D]. 陆继锋. 中央民族大学, 2013(11)
- [10]贵州壮族“杜那妞”同龄群体结构与功能研究[D]. 高燕. 西南大学, 201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