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彭德怀怎样对待“公物”（论文文献综述）
赵娜娜[1]（2019）在《“大跃进”时期河南省武陟县农村公共食堂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农村公共食堂是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伴生物和重要构成内容,是一种曾经轰轰烈烈地改变中国农民传统生活方式的“新生事物”。它从1958年夏的迅速兴起到1961年初的悄然解散,走过了近四载的曲折历程。本文以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典型区域之一——河南省新乡专区武陟县作为特定的考察区域,梳理出河南省武陟县“大跃进”时期农村公共食堂的建立、巩固、发展和消亡的过程,考察19581961年间武陟县公共食堂兴起的背景、政策调整、强行恢复、艰难维持以及最终解散的过程,力求对三年困难时期武陟县公共食堂做出客观的历史评价。河南省是开展公共食堂最早的省份,武陟县又是河南省兴办公共食堂最早的县之一。本文根据武陟县档案馆保存的大量原始资料,包括当时保存下来的会议记录、调查报告、工作汇报、运动总结等资料,概述了该县县委主导的农村公共食堂兴衰的大致过程。通过这些档案中的大量细节,可以揭示县委、公社干部和大、小队干部、普通社员对公共食堂各自不同的立场以及彼此的互动,探讨各阶层的态度对农村公共食堂兴起、调整、解散所起的作用。这些档案资料,证明了中央、省委、地委宏观政策在地方贯彻的权威性和延续性,以及公共食堂在基层实践具有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农村公共食堂是一件新生事物,要改变全县群众几千年来以家庭为单位的生活饮食习惯,取消私有小灶,集中到大食堂集体就餐,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它触及社员生活的方方面面。1958年7月,中共武陟县委在新乡地委的要求下开始筹备公共食堂,县委要求各乡镇上报创办大食堂（农忙食堂）的经验。接着,中共武陟县委树立詹店公社、城关公社两个典型,推广经验。8月23日,随着人民公社的成立,公共食堂在全县普及。11月初,县委采取一些措施对全县公共食堂进行了巩固提高。随着公共食堂的成立,全县也普及了供给制和集体福利事业。1959年初,武陟县农村公共食堂的弊病不断暴露出来。武陟县委对公共食堂进行了初步整顿,如实行“计划用粮、以人定量”;“允许社员在家吃饭”、自愿参加食堂;缩小食堂规模等。因为家庭副业是公共食堂的逻辑延伸,在初步整顿食堂的同时,县委还要求开展多种经营和副食品生产等措施来增加社员口粮。这些措施,使食堂初期的混乱局面有所改善。但是,公共食堂的整顿工作,因为庐山会议上的反右倾斗争而被迫停止下来。庐山会议后,武陟县再次出现大办公共食堂的高潮。公共食堂的强行恢复,“五风”盛行,加上反瞒产运动,给农村造成了很大破坏。1960年初,武陟县委对公共食堂进行再整顿。但这些措施不足以改善公共食堂的困难局面,全县普遍出现了浮肿病、人口外流、中毒事件、非正常死亡等严重的困难。县委不得不推行粮食增量法、代食品运动等措施维持公共食堂的运行。1961年初,中共武陟县委根据上级精神,在农村进行了深入调查,发现了公共食堂中存在的诸多弊端,摸清了基层民众对公共食堂的真实态度,明白了停办食堂的好处,找到了食堂停伙的善后办法,在此基础上解散了全县的公共食堂。武陟县农村公共食堂是在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有领导、有步骤地分批分期散伙的,并且在食堂解散前和解散过程中甚至解散后仍然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有许多工作需要去做,并非“一哄而散”。武陟县大办农村公共食堂浪费了大量粮食,挫伤了社员劳动积极性,剥夺了社员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恶化了干群关系,而且把社员置于非常恶劣的饮食环境中。公共食堂是“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左”的产物,它给武陟县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认真总结这一经验教训,对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仍然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邢恩源[2]（2013）在《柯庆施与中国当代政治》文中研究表明柯庆施于“文革”之前主政上海及华东十余年,是建国以后毛泽东最为赏识的地方领导人之一。1949年后,柯庆施先后担任南京市副市长、市长、市委书记,1953年初任江苏省委第一书记,1954年10月调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从1956年起,柯庆施的政治生涯开始如日中天,在风起云涌的政坛上备受瞩目:他积极支持毛泽东对“反冒进”的批评,严厉指责所谓的“右倾保守主义”。1957年在上海贯彻毛泽东“引蛇出洞”反右方针,成为反右派运动主将。同年12月因发表《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的报告得到毛泽东的夸奖。1958年在成都会议上,柯庆施语出惊人地提出:“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大力树立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他全力支持毛泽东发动“大跃进”运动,在1958年夏天放出华东钢铁产量八百万吨的“大卫星”,对毛泽东要求当年全国钢铁产量达到“一 0七0”万吨起了决定性影响。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他首创了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口号。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他一方面对“大跃进”百般维护,另一方面严厉批判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1962年初七千人大会上,他对刘少奇有关大跃进运动的总结报告表示不满,并希望继续跃进;1963年,为响应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重新倡导的“阶级斗争”,提出“大写十三年”口号,在华东迅速掀起现代戏运动,为“文革”的爆发奠定了广泛的舆论氛围和群众基础。此后,他与江青合作在上海打造“文化革命的试验基地”,并提携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基本形成了日后上海“文革”的政治构架。在他的大力支持与运作下,上海成为“文革”爆发的重要策源地。柯庆施的举动深得毛泽东的赏识,地位也随之不断攀升。1956年中共“八大”上他当选中央委员。1958年中共八大二次会上他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从1960年开始担任重新成立的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解放军南京军区第一政委,同时继续兼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市长,成为响当当的华东“第一人”。1965年初升任国务院副总理。关于柯庆施的学术研究很具有典型意义。他是当时中共地方党政负责人中的一员,其表现出的政治姿态带有某种普遍性,只是更加突出和激烈而已。随着毛泽东“继续革命论”理论的变相发展,中共的执政主旨思想越来越急于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急于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中共中央及地方绝大多数领导干部都主动或被动地遵循毛泽东的指导思想亦步亦趋地紧跟。在党内大环境的制约下,柯庆施一方面揣摩毛泽东的心态,一再表达迎合性的极“左”言论,进而献言献策;另一方面彻底贯彻毛泽东所提出的各项“左”的政治方针,一直冲在历次政治运动的最前沿。但是,不可否认,在柯庆施的身上又充满了秉承“左”的路线思想和保持共产党员党性原则相互之间的矛盾。作为建国后在地方上最积极支持和拥护毛泽东极“左”路线的代表,柯庆施在1956—1965年间之所以能够飞黄腾达,说明了他的实际行动完全符合毛泽东的政治理念,是毛泽东政治思想在地方上的具体实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共党内,政治生态已经很不正常,整个社会在“左”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董亮[3]（2016）在《火箭军部队正规化管理规范体系构建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正规化管理是部队建设永恒的主题,我军的建设史就是一部正规化管理史,是一部在传统基础上的发展创新史。在新形势下,习主席审时度势,战略性地提出“要把我军建设成为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这一强军目标,并将依法治军从严治军这一战略思想摆上新的历史高度,这对加强我军正规化管理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火箭军作为党中央、中央军委直接掌握的战略打击力量,地位作用突出、使命任务艰巨,对正规化管理提出了更为迫切要求和更为严格的标准。正规化管理似乎是军队管理学的专用词汇,军外研究成果中鲜有涉及,但与正规化管理理论相近的规范化管理和精细化管理理论,早已各成一脉并结出了丰硕的理论应用成果。我军对正规化管理的研究也同样硕果累累,无论是学术论文和研究专着的理论成果,还是集训研讨取得的制度成果,在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上都达到了新的水平。正规化管理不是单纯的行政管理,而是关乎部队建设方方面面,涉及全领域、全要素、全时域的“大管理”,其主要特点是高效有序、正规统一。要提升部队正规化管理水平,在贯彻落实好以条令条例为核心的各项军队法规制度的同时,还应总结推行有益的经验做法、采用科学的管理方法和技术手段。为此,有必要构建一个符合火箭军部队实际的正规化管理规范体系,以在书面制度与行为执行之间搭建一座转化实现的桥梁。目前,大部分火箭军部队都各自量身定制了一套管理规范,但不同程度地存在内容不够全面、操作性不够强、合理性有所欠缺等问题,特别是相同类型部队之间没能形成统一标准,这也不符合正规化管理的“统一性”要求。本文通过比较分析规范化管理和精细化管理理论要点,结合课题研究实践,总结提出构建正规化管理规范体系必须遵循合法性、可行性、先进性和针对性的原则,采取立足管理实践、人员广泛参与、坚持科学合理、突出重点内容、着眼适度开发、配套保障机制的方法,提出了在决策筹划、人员选配和策略选择等环节上的具体意见,以及在规范体系的施行与修订的具体步骤和注意要点。依据管理组织三层设计理论,构建了以战备、训练、工作、生活“四个秩序”为主体框架,涵盖火箭军部队军事、政治、后勤、装备各方面建设的管理规范体系,并结合部队管理实际,提出了具体的规范内容。本文的研究成果已在部分火箭军部队得到推行应用,并取得了较好的管理成效,该研究成果对火箭军机关、科研院校以及其他军种部队构建正规化管理规范体系也具有借鉴价值。
范伟[4]（2019）在《抗战动员中的《新中华报》研究》文中认为作为第一份延安时期的中共中央机关报,《新中华报》办刊近4年半,历经了土地革命后期和全面抗战初期。《新中华报》前身是长征后复刊的《红色中华》陕北版,后囿于条件维艰而停刊并入《解放日报》,在中共党报史上有着承上启下的地位和作用。《新中华报》充分发挥中共党报的宣传媒介和政治武器职能,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抗战动员工作。它不仅全面宣传了党的各项路线、方针和政策,而且组织、鼓舞、激励、推动广大人民群众和一切抗日资源,投入到中国抗日战争中,在陕甘宁边区乃至全国都留下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本论文从简要介绍《新中华报》基本情况破题,全面梳理《新中华报》在军事、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方面进行的抗战动员工作,客观分析《新中华报》在抗战动员中的主要作用和显着特点,科学总结其历史经验和时代局限。其具体内容框架如下:首先,简要介绍《新中华报》基本情况,以了解该报进行抗战动员的背景和条件。《新中华报》的创办,有着其复杂的时代场域、深厚的理论渊源和独特的现实基础。就其时代场域而言,该报有助于唤醒民众的抗战意识以粉碎日寇的文化侵略,有助于引领抗日的进步思想言论以冲破国民党文化专制。就其理论渊源而言,该报赓续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党报思想和经验。就其现实基础而言,该报得益于陕甘宁边区提供的宽松的政治、文化环境和边区革命知识分子的智力支持。《新中华报》的发展经历了初创和改革两个时期。《新中华报》的初创时期,是指该报从1937年1月29日创刊,一直到1938年12月25日准备改版而暂时休刊为止。初创时期的《新中华报》一般是4开4版的5日刊,每逢重大纪念还有增版。第1版主要发表党的政策主张和国内的重要时事,第2版则专以介绍和分析国际形势为主,第3版报道陕甘宁边区抗战动员和建设现状,第4版为边区民众团体主办的各种副刊和一些会议、人物和节日纪念的特辑、特刊、专刊。《新中华报》的主编是向仲华和徐冰,不少中央、边区和民众团体负责人都在该报上发表过文章或讲话。《新中华报》的改革时期,是指1939年2月7日起出版刷新第1号,至1941年5月15日停刊为止。《新中华报》刷新版改为3日刊,第1版专载党和政府的对于重大问题的立场观点和军队的抗日战绩,第2版报道国际新闻和评论,第3、4版宣传陕甘宁边区的新民主主义建设现况。1941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停办《新中华报》和《今日新闻》,改出《解放日报》。在管理机构上,《新中华报》曾归口中央党报委员会和中央出版发行部领导。1937年重建的党报委员会,主管材料研究和出版发行事务,兼理中央印刷厂。1939年新成立的出版发行部,下设出版、发行、印刷、总务等4个部门,接替负责《新中华报》的出版、印刷和发行工作。在印刷和发行上,中央印刷厂为主的延安四大印刷厂为《新中华报》提供了坚强的印制后援。《新中华报》依赖于新华书店为主,光华书店和西北抗敌书店为补充的发行网络,通过门市销售、邮局寄购和流动贩卖等方式,发行到根据地、沦陷区、大后方和南洋等地。其次,全面梳理《新中华报》在军事、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方面进行的抗战动员工作,以具体呈现出该报抗战动员的内容。就军事动员而言,抗日战争主要表现为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军事力量的角逐和博弈。日本的军事实力虽然远超于中国,但也存在着人力和物力的不足。有鉴于此,《新中华报》积极配合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在陕甘宁边区进行广泛的军事动员,组织和训练民众武装以加强边区自卫力量,肃清土匪和汉奸以创造巩固的抗战后方,加紧防空防毒教育和建设以保全国防后备力量。就经济动员而言,经济基础决定政治和文化等上层建筑,而经济动员亦是抗战动员中至关重要的一项内容。党中央和边区政府清醒地认识到,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就无法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经济动员为抗战动员之第一要务。《新中华报》亦热烈响应这一中心任务,配合党和政府,开展救国公粮运动以充实抗战的粮食供给,发展合作社经济以在经济上组织民众。就政治动员而言,战争实质上是政治的继续,是另一种暴力形式的政治。因此,政治动员是抗战动员的题中应有之义。《新中华报》积极配合边区的政治动员工作,通过民主普选以保证实现彻底的民主政治,加强肃贪反腐以厉行廉洁政治,发展民族统战以共同救亡图存,从而唤醒和调动广大民众的政治觉悟,动员他们投身到抗战工作之中。就文化动员而言,抗日战争不仅是中日两国间军事力、经济力等硬实力的比拼,而且也是文化软实力的博弈。因此,文化动员是抗战动员中必不可少的重要一环。作为中央机关报,《新中华报》积极配合党和政府,在陕甘宁边区进行广泛而深入的文化动员,开展学习运动以推高政治文化水准,发展抗战体育以武装手足,推行卫生运动以预防疾病,以期健全边区民众的精神和体魄,应对艰苦的持久抗战。就社会动员而言,为了最大限度调动和凝聚一切可资利用的抗战力量,《新中华报》在积极引导工人、农民、士兵、学生和商人等投入抗日救亡运动的同时,还紧密联系儿童、妇女、抗属和残废军人等特殊群体,发展儿童保育工作以培养抗日的后备军,开展妇女解放运动以提高妇女民族觉悟,抓紧优抚工作以巩固军民关系,从而进一步夯实了全民抗战的群众基石,保障持久抗战进行到底。再者,客观分析《新中华报》在抗战动员中的主要作用和显着特点。就主要作用而言,《新中华报》在进行抗战动员时,努力充当整合全国抗日力量的“万能胶”,阐发正确主张,纠正错误倾向,抨击反动行径,以期协调和整合全国一切抗日力量;努力充当凝聚民族抗战精神的“兴奋剂”,揭露日军残暴兽行,公布中国抗战业绩,以期激发全民抗战的勇气和展现抗战胜利的图景;努力充当塑造中共抗战形象的“扩音器”,介绍边区抗战动员成果,以期展示中共抗战的良好形象和提升中共的影响力:努力充当发展反法西斯同盟的“集结号”,谴责德意日罪恶,关注世界各国动向,以期促进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早日形成。就其显着特点而言,《新中华报》充分利用中央党报这一平台优势,积极进行了一系列的抗战动员工作,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并呈现出对象广泛性、领域多维性和方式灵活性的鲜明特点。《新中华报》在抗战动员中,呈现出对象广泛性,努力团结和整合一切热爱和平的反法西斯的团体和个人;呈现出领域多维性,直接涵盖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诸多方面;呈现出方式灵活性,注重正反对比,图文并茂。最后,科学总结《新中华报》在抗战动员中的历史经验和时代局限。就历史经验而言,《新中华报》的抗战动员工作,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代表党的意志,传播党的声音;一直遵循新闻真实性的原则,敢于直面问题,针贬时弊;深入贯彻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贴近群众的生活,反映群众的疾苦;一向服务于时代的现实需求,与时俱进,永立潮头。就时代局限而言,《新中华报》的抗战动员工作,思想上有一定偏差,残存着教条主义和机会主义的错误倾向,出现了“反革命托派”和“一切经过民族统一战线”的言词;实践中显现出一些问题,如照搬了苏联的办报经验,采用了不适当的题材和语言,从而造成了与边区实际脱节,影响了抗战动员效果。
易图强[5]（2011）在《新中国畅销书历史嬗变及其与时代变迁关系研究（1949.10-1989.5）》文中指出“畅销书”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畅销书”,是指在图书市场中通过读者的购买行为而产生的畅销书；广义的“畅销书”,既可以是在图书市场中通过读者的购买行为而产生,也可以是通过行政手段发放或摊派而产生。畅销书的本质是,在一定的时间里迅速形成了对某类或某种图书的群体性追捧、阅读的社会行为。只要具备这一特点,任何图书都可以视为畅销书。图书的畅销,不仅是经济现象,而且是政治现象、文化现象,在素来重视政治、文化的中国更是如此。拙文以广义畅销书为视野,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40年间（有时酌情延伸至1989年以后）畅销书的出版传播活动进行纵向研究。新中国40年间畅销书的出版传播可以划分为五个历史时期：1949.10—1957.5,1957.6—1966.4,1966.5—1976.10,1976.11—1982.9,1982.10—1989.5。每个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历史特征与历史主题。受此制约,每个历史时期畅销书出版传播的特点及其形成的历史原因各不相同,每个历史时期出版的畅销书所产生的历史作用、影响也各不相同。1949.10—1957.5,是中国社会制度发生转变的时期——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时期。这一时期的畅销书出版传播具有以下特点：文学畅销书的出版传播丰富多彩,俄苏译着的大量出版与畅销成为时代标签,爱情与性知识图书的出版传播热成了奇特风景。废旧立新、蓬勃向上、“多元并举”、“百花齐放”的时代精神,使这一时期的畅销书出版传播整体上呈现生动活泼的气象。例如,20世纪50年代尤其50年代的早期、中期,文学畅销书的出版传播丰富多彩。革命文学图书成为文学畅销书出版传播的主干,中国古典文学图书、以新中国建立前进步作家的作品为代表的中国现代文学图书乃至西方资本主义文学图书的出版传播也都枝繁叶茂,这是20世纪60年代前期难得一见,更是“文革”时期根本见不到的现象。根本原因在于当时意识形态对文艺的控制比较宽松。革命文学图书的空前畅销产生了巨大影响：培植了广大民众的革命英雄崇拜情结,传播了爱国、爱共产党、爱人民,反侵略、反压迫、反剥削的主流价值观。1957.6—1966.4,是中国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时期。这一时期的畅销书出版传播发生了新的变化：中国革命文学图书继续大量出版发行但遭受挫折,苏联译着的出版传播暗淡下来；和平年代英模事迹畅销书骤然增多,影响巨大；阶级教育畅销书的出版传播热前所未有；科学技术尤其是中医药畅销书成为图书市场一道亮丽风景。“斗志昂扬”、“火药弥散”的时代特征,使这一时期的畅销书出版传播呈现曲折发展的态势。例如,从20世纪50年代末起,中国引进出版的俄苏译着急剧减少,1960年之后几乎绝迹。这是1956年后中苏关系日益恶化的必然产物,也是中国翻译界、出版界有意识地破除对苏联的迷信之反映；1963.4—1964.11,专门的阶级教育读物纷纷出版并广为流传,这是当时阶级斗争迅速扩大化的直接表现,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对图书出版业提出的必然要求。专门的阶级教育读物使青少年儿童增强了阶级观念,提高了革命警惕性,但历史尘埃落定之后,就会发现,这种畅销书为“左”倾错误的蔓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让仇恨的种子种植于稚嫩、纯洁的少年儿童的心灵。1966.5—1976.10（“文革”时期）,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罕见的疯狂年代,是新中国建立以来的噩梦岁月。这一时期畅销书出版传播的特点是：毛泽东着作泛滥成“灾”,“大批判”文集铺天盖地,“样板戏”图书独一无二,浩然作品的畅销成为奇迹,“赤脚医生”图书成为时代标志。迷信盛行、万马齐喑的时代特点,使这一时期的畅销书出版传播呈现畸形、扭曲的局面——品种极其单一,极不平衡。例如,这一时期,毛泽东着作的出版发行发展到疯狂的地步,这是因为：“文革”开始后出版发行毛泽东着作成为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林彪对毛泽东着作别有用心的鼓吹与奉承,人们盲目崇拜毛泽东。“文革”时期疯狂出版发行毛泽东着作,加剧了个人崇拜,强化了现代迷信,为林彪捞取了政治资本,客观上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传播知识的作用。科学技术图书是“文革”时期的一大畅销板块,最具个性的科学技术图书是“赤脚医生”图书。“赤脚医生”图书大量出版发行的基本原因是：贯彻毛泽东“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响应毛泽东“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号召。“赤脚医生”图书是“赤脚医生”获得医药知识的重要途径,甚至成了他们现学现用、现查现医的救急书。1976.11—1982.9,是拨乱反正时期,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时代的过渡时期。这一时期的畅销书出版传播具有以下特点：严重“书荒”之后国民“大补”文学名着,文化教育图书猛然增多并形成销售热潮,以拨乱反正为主题的一批畅销书应运而生,出现了工具书、通俗文学作品、日常生活图书、经济图书和少儿读物的出版传播热。拔乱反正、初步改革的历史主题,解放思想、渴望知识的时代精神,使这一时期的畅销书出版传播呈现丰富多彩、生动活泼的景象。例如,文化教育图书空前畅销,这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全社会重视教育、崇尚知识、尊重人才的体现。这一时期出版的中小学教辅、大中专教材和工具书等方面的畅销书,极大地促进了教育的恢复与发展,广泛地传播了文化科技知识。这一时期出版的最具轰动效应的文学畅销书是《第二次握手》,它突破了“文革”时期强加于文艺创作的清规戒律,解放了思想,解放了人性,推动了拨乱反正,促进了科技发展。1982.10—1989.5,是改革开放全面展开、向纵深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的畅销书出版传播具有以下特点：邓小平着作发行量巨大；经济学着作、教材继续热销；法律图书的出版传播开始掀起了高潮；金庸的武侠小说与琼瑶的言情小说如火山般爆发；严肃文学作品与通俗文学作品分庭抗礼；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着作大行其道。改革开放、思想启蒙的历史主题,使这一时期的畅销书出版传播呈现波澜壮阔、气象万千的景象。这是国民阅读的沸腾岁月,是图书出版传播的黄金时代。例如,1979—1989,经济学着作、教材纷纷出版并畅销起来,原因在于：高等院校的恢复与高等教育的发展,为经济学教材提供了稳定的读者群；经济的调整、发展与经济体制改革的日益推进,为经济学着作、教材的出版传播提供了直接的推动力；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时代主题,为经济学着作、教材的面世与流行创造了宽松的政治环境；行政力量的参与和媒体的宣传,让经济学着作、教材的流传如虎添翼。经济学畅销教材、着作推动了经济体制改革,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为经济学人才的培养做出了重要贡献,也增加了人民群众的经济收入。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金庸与琼瑶的小说为代表的港台通俗文学作品的出版传播如火山般爆发,这是由于：从1984年下半年开始,以城市为中心的改革全面铺开,形成了庞大的农民工群体和市民阶层；从1985年开始,以市场为取向的出版经营体制改革有了实质性突破,迫使出版社不得不重视经济效益;版权保护意识的缺乏,民营书业的兴起,客观上促进了琼瑶与金庸小说出版传播的繁荣；金庸与琼瑶的小说契合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人的审美需要和阅读心理。以金庸和琼瑶的小说为代表的港台通俗文学畅销书,解放了国人的人性,为大众提供了文化营养,促使编辑出版人员开始转变观念,推动了中国大陆本土通俗文学的发展。在20世纪80年代,晦涩难懂的西方人文社会科学译着也大行其道,这是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是启蒙的需要,是协作出版结下的硕果。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畅销书对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大学生）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而且泽惠于后世,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宝贵精神资源。“文革”结束以前和改革开放以后,畅销书在传播者、传播内容、传播渠道、受众、传播效果五个方面有着明显的区别。例如,就传播内容而言,“文革”结束前,主要流行政治理论读物和革命文学作品,而改革开放后,主要流传文化教育读物、经济读物和娱乐休闲读物。就文学畅销书而言,“文革”结束前,革命文学经典、俄苏文学作品洛阳纸贵,而改革开放后,港台文学作品、西方文学作品风行中国。在新中国40年间,最稳定的两类畅销书是政治理论类和科学技术类,起伏最大的两类畅销书是文学类和文化教育类。新中国畅销书的出版传播与时代变迁之间具有密切关系。一方面,时代制约着、决定着畅销书,另一方面,畅销书反映着时代、影响着时代。前者是指,畅销书是时代的产物。时代的迫切需要催生了体现这种时代要求的畅销书,时代创造了某种图书得以畅销的条件。时代的特点与需要,决定着畅销书的选题结构,决定着畅销书的主题与功能,决定着畅销书的文本。畅销书的出版传播依托于时代、依赖于时代；后者是指,一定时代的畅销书体现该时代的历史特征、历史主题,映射该时代的社会心理、大众心态,体现该时代的政治、意识形态的要求,体现该时代经济发展的特点,体现该时代国民的知识水平、思维水准与精神高度。图书的畅销又影响着时代的发展,或是推动社会发展,或是阻碍历史前进。总之,时代作用于畅销书,畅销书又反作用于时代,即畅销书离不开时代,时代又呼唤畅销书。畅销书是时代的符号、标志,是反映历史特征、历史主题的载体,是记录时代精神、大众心态的媒介。畅销书是社会变化的睛雨表,是时代变迁的映射,是观察历史发展的窗口。因而,畅销书嬗变的过程,折射出时代变迁、社会演变的轨迹；畅销书的文本,浓缩了所在时代的政治、经济、社会心理的面貌与国民的阅读水准。新中国畅销书的出版传播史,是新中国时代变迁、社会发展的缩影。勾勒新中国畅销书的历史嬗变,剖析其形成的历史原因,分析其产生的历史作用、影响,解读其文本（包括内容与形式）,是考察新中国时代变迁、社会发展的特点与规律的非常有效的途径。
何佳恒[6]（2019）在《政治认同视域下国共抗战纪念话语的比较研究（1931—1949）》文中提出政治认同作为一种心理上的归属感,表达的是共同体成员对政治活动的支持与肯定,是获得政治合法性、凝聚动员社会力量、促进政治稳定的重要基础。话语是建构政治认同的重要方式之一,而政治认同也会对话语的表达实现定位与规范。本文在梳理政治认同与话语理论的关系的基础上,分析了抗战时期国共双方以《解放日报》、《中央日报》、《新华日报》等媒介作为叙事的文本载体,如何通过纪念话语来建构政治认同实现政治动员的。“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国共两党每当“七七”、“八一三”、“九一八”等抗战纪念日来临时,皆举行纪念活动,其主要军政人物也会发表纪念文章,两报亦大量报道社会各界纪念“九一八”等抗战事件的相关活动并发表评论。在这些话语叙事中,既有相似性又有差异性。国共两党通过揭露日军暴行、分析抗战形势、总结抗战经验、展示团结形象等内容,表达了维护国家主权的政治诉求和动员民众抗战的政治共识。但同时,两党基于不同的政治建构目标,对民众的认知以及对待国际援助的态度不同,双方的纪念话语也出现了分歧。在这些分歧中,国民党的话语更侧重维护领袖权威以实现集权统治,同时寄抗战胜利的希望于国际的支持。共产党的话语叙事则更侧重以民主政治来动员普通民众的力量,积极呼吁外援的同时但又强调抗战的独立自主。最后,笔者总结了抗战时期国共双方的纪念话语在增强抗战信心,实现政治动员,获得国际援助方面的积极作用,同时基于国共双方的比较,提出抗战纪念话语叙事在建构政治认同的过程中应注重顺应时代诉求的变化,维护民众的利益。
易春秋[7]（2005）在《建国十七年中学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论文以大量资料为基础,将建国十七年中学思想政治教育置于中国社会变动的历史背景中,以时间为线索,分为五个阶段对建国十七年中学思想政治教育的情况进行了全方位的考察。在此基础上,对建国十七年中学思想政治教育进行了较为客观的历史评价,并提出了若干思考。 论文由绪论、正文（共五章）和结语组成。 绪论。阐述了本选题的缘起及研究意义、研究现状,说明了研究方法、写作框架以及本论文的创新点。 第一章,国民经济恢复背景下的中学思想政治教育（1949 年 10 月～1952 年底）。党和国家继承和发扬老解放区学校教育和长期形成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优良传统,在吸收旧教育某些有用的经验和借鉴苏联教育经验的基础上,全面开展了新民主主义思想教育,主要锋芒指向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思想,确立了思想政治教育在普通中学中的重要地位。此时,加强了对师生的政治思想教育,通过政治课和各科教学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并结合土地改革运动、抗美援朝运动、镇压反革命运动、“三反”、“五反”运动进行了思想政治教育。建立健全了学校内的共产党、青年团、学生会、少年儿童队组织,形成了以普遍开设政治课为主体,密切结合各项政治运动而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体系。 第二章,社会主义改造背景下的中学思想政治教育（1953 年初～1956 年底）。新中国在恢复国民经济基础上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制定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第一部《宪法》,着手实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与此相适应,中学按照过渡时期总路线精神,提出了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任务,学习苏联的教育经验,通过各科教学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这一举措,一方面加强了各科教学中的思想政治教育,但另一方面,也使政治课的地位日益弱化。此时,加强了时事政策教育,在实践中开辟了学生守则教育、劳动教育、榜样教育、校外教育等多种途径,逐步形成了在党支部领导下,由班主任、团、队、学生会等各方面配合的经常化的中学思想政治教育制度。 第三章,“左”倾政治运动冲击下的中学思想政治教育（1957 年初～1960 年底）。这一时期,曾一度强调加强中学的思想政治教育,恢复政治课,颁布了建国以来第一部《中等学校政治课教学大纲（试行草案）》。但 1957 年反右斗争开始后,紧接着进行的“大跃进”和“教育革命”、“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斗争,“左”的思想开始抬头,并逐渐占了上风。由于“左”倾政治运动的冲击,使中学思想政治教育受到了严重影响,一切围绕着运动转。在政治课教学上,以开设“社会主义教育课”代替了原来设置的政治课,忽视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本章还阐述了通过多种途径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情况。第四章,调整背景下的中学思想政治教育（1961 年初～1963 年底）。以贯彻“八字方针”和《全日制中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为标志,中学思想政治教育开始逐步扭转前一时期“左”的倾向,政治课也开始进行调整,并继续通过各科教学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此时期,在中学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对德育和智育的关系处理得比较好,既切实贯彻教学为主的原则,又不放松德育。在德育工作中既重视政治教育、榜样教育、劳动实践,又加强了以学生守则为中心的道德品质教育,既继续发展并逐步完善校内各教育阵地的作用,又开始重视校外教育,逐步形成了较完善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体系,开始构建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网。但是 1962 年召开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后,强调阶级斗争为纲,对中学思想政治教育产生了“左”的影响,开始加强贯彻阶级教育,使中学思想政治教育产生了波折。可以说,这一时期的中学思想政治教育,既伴随着正确的内容又交织着“左”的偏向。第五章,“反修防修”背景下的中学思想政治教育（1964 初～1966 年 5 月）。1964 年春节,以毛泽东就教育问题发表的“春节谈话”为始,发表了一系列对教育问题的指示,其中很多内容对中国教育的改革有积极意义,但同时,讲话内容也包含一些“左”的因素。随着中苏分裂,美国采取反共的“和平演变”战略,毛泽东日益重视“反修防修”,并展开了一系列“反修防修”的运动,一时间,“反修防修”席卷教育领域,开始批判资产阶级教育思想,改革教育制度。在此背景下,毛泽东提出 “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同时在城乡社会主义教育（“四清”）运动的影响下,使本已从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后日益加强的阶级和阶级斗争意识更加强化。1964 年 7、8 月间,全国高、中等学校政治理论课工作会议的召开,阶级斗争教育成为政治理论课的主要内容,中学思想政治教育陷入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迷误之中。本章还阐述了以政治课为主的中学思想政治教育情况,活学活用毛主席着作、学解放军、学大庆运动的情况,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网继续加强和校外教育、家庭教育的情况。
左华[8]（2014）在《刘少奇民生理论与实践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民生,即大多数人的生存与发展。自有人类历史以来,尤其是近代以来,民生发展成为社会发展的总基调。今天,在奋力实现中国梦的征程中,改善民生更是成为第一要务。中国共产党自创建以来,就把改善民生作为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在实践中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和经验。刘少奇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有着深切的民生关怀。作为毛泽东的助手,同时又是亲临第一线的指挥者,刘少奇深知理论与实际的连接点与矛盾,对我国的民生建设作出了比较全面而深刻的解读。他的民生理论与实践和毛泽东既相联系,又相区别,从一个侧面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改善民生的实际历史进程。本文按照“群众关切——刘少奇的思考和决策——群众实践效应”的解释模式,综合运用比较、制度主义等分析方法,分作四个阶段全面考察刘少奇民生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变化及其独特品性。这四个阶段为：民主革命阶段,刘少奇民生理论与实践的萌动和创生；国民经济恢复阶段,刘少奇民生理论与实践的成长和跨越；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刘少奇民生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和失误；国民经济调整阶段,刘少奇民生理论与实践的成功和挫折。民主革命阶段,刘少奇由受传统民本思想和近代民主思想的熏染到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走上了推翻旧统治的革命道路。他始终坚持,只有把争取和维护多数工农群众的利益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革命才能赢得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并取得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为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奠定政治前提。建国初国民经济恢复阶段,如何在政权未稳、百废待兴的基础上满足民众对改善生活的迫切要求,成为新中国领导者面临的巨大考验。刘少奇和其他国家领导人一起制定了新民主主义发展纲领。国民经济很快得到恢复,人民群众迫切希望生活水平有很大提高。刘少奇放弃了新民主主义发展纲领,并跨越到了社会主义道路上。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为民生发展提供了新的场景。刘少奇在积极探索社会主义条件下如何实现民生改善的实践中,提出了许多正确原则和方法。但是,由于对大规模工业化建设与民众生活之间的紧张缺乏充分认识,社会主义实践逐渐偏离了民生发展的轨道。刘少奇努力纠正其中的错误,并进行了大量富有创新性的思考。为克服严重的困难,中共中央决定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刘少奇主抓这项工作,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改善民生的改革举措。国民经济很快得以好转。随之,刘少奇和毛泽东对于民生改善的方法和路径分歧逐渐公开化,阶级斗争和意识形态之弦再次绷紧。刘少奇与毛泽东的民生理论与实践既有相同点,又有不同点,二者之间的纷争充分反映了我国民生建设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在新的时代条件下,邓小平汲取刘少奇的民生理论与实践的经验,并实现了创新与超越,使民众的生活水平很快有了较大提高。刘少奇不同时期的民生理论与实践,揭示了改革开放前我国民生问题的内在矛盾和演绎逻辑,为新时期我国民生建设提供了许多重要借鉴和启示。
张子影[9]（2020）在《秋筠节——庐山会议后洪学智在东北的18年》文中研究指明18年于人的一生,是多么宝贵。他在这漫长晦暗的时光里,完全地保持了一个共产党人纯粹高尚的品德。——作者题记一1959年春,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发动叛乱,时任总后勤部部长、党委书记的洪学智同志,代表中央军委进藏了解指导平叛作战的后勤物资供应情况。平叛工作暂告一段后,他又深入青藏沿线各兵站调研。1959年7月底,还在青藏线上的洪学智接到中央通知,要他参加在庐山召开的党的八届八中全会。洪学智返回北京,下了车就直接去了办公室。离开五个多月了,有很多事情需要处
秦尧[10]（2020）在《延安时期党的纪律建设及其对新时代的启示》文中研究指明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从多个方面推进纪律建设,力争统一全党意志与行动,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创造了有益条件。延安时期党的纪律建设吸收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有关纪律建设的思想,主要包括纪律建设的必要性与重要性,纪律建设具有强制性、自觉性的特点,纪律面前一律平等的观点,同时还扬弃了中国古代监察思想,包括监察机关、监察制度和监察人员三方面。延安时期党的纪律建设实践主要包括以下四个部分。一是注重强化纪律教育,通过开展思想政治学习、宣传先进模范以及发挥违纪案件警示作用等提高党员的思想认识;二是完善党内的系列规章制度,包括发布系列党规条例、修订党章以及出台有关法律条例,以此造就党内严明的纪律和良好的风气;三是构建三位一体的监督体系,包括纪检、监察机关的党内监督、三三制民主政权的党际监督和抗日根据地的人民监督,从多个方面限制党员的违纪行为,增强监督实效;四是注重惩与治的结合,一方面坚持纪律面前人人平等,对于违法乱纪党员一律严惩不贷,另一方面遵循“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做到宽严相济。延安时期党推进纪律建设的实践取得了显着的成效,党员纪律意识和规矩意识有了很大的提高,得到了人民群众的一致认可,为革命事业打下坚实的基础。同时,这些历史经验对于当前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进入新时代,党继续推进纪律建设需从以下方面进行:高度重视纪律教育以维护纪律威严;坚持用好规章制度以锻造党员队伍;不断强化监督制约以形成强大合力;加大执纪审查力度以保持高压态势。
二、彭德怀怎样对待“公物”（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彭德怀怎样对待“公物”（论文提纲范文）
（1）“大跃进”时期河南省武陟县农村公共食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的缘起和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公共食堂概念的界定 |
| 四、研究资料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武陟县的自然地理条件和社会历史状况 |
| 第一节 武陟县的地理环境和经济状况 |
| 第二节 公共食堂兴办前的社会状况 |
| 一、公共食堂兴办前的经济状况 |
| 二、公共食堂兴办前的政治形势 |
| 第二章 兴起的背景 |
| 第一节 公共食堂兴起的原因 |
| 一、“大跃进”运动 |
| 二、人民公社化运动 |
| 第二节 公共食堂兴起的条件 |
| 一、“合伙吃饭” |
| 二、部分农民的积极拥护 |
| 三、粮食大丰产 |
| 第三章 一哄而起 |
| 第一节 公共食堂的建立与普及 |
| 一、公共食堂的筹备 |
| 二、推广经验 |
| 三、人民公社的成立和公共食堂的普及 |
| 四、公共食堂的大致面貌 |
| 五、食堂化的实质 |
| 第二节 供给制与其他各项福利事业 |
| 一、供给制 |
| 二、各项福利事业的建立 |
| 第三节 公共食堂的巩固提高 |
| 一、出现问题 |
| 二、公共食堂的巩固提高 |
| 第四章 初次整顿 |
| 第一节 食堂出现了问题 |
| 第二节 有限的政策调整 |
| 一、整顿人民公社 |
| 二、整顿公共食堂 |
| 第三节 生产救灾 |
| 一、开展多种经营和副食品生产 |
| 二、救助灾荒队 |
| 三、安排穷队发展生产 |
| 第四节 东石寺样板食堂 |
| 一、基本概况 |
| 二、初步整顿 |
| 第五章 强行恢复 |
| 第一节 庐山会议后公共食堂的再恢复 |
| 一、庐山会议的召开与公共食堂的转向 |
| 二、反右倾,办食堂 |
| 三、继续“大跃进” |
| 四、“五风”的再度泛滥 |
| 五、反瞒产私分 |
| 第二节 、再次整顿 |
| 一、学习林县 |
| 二、整顿措施 |
| 第三节 公共食堂的被迫坚持 |
| 一、保粮运动 |
| 二、安排社员生活 |
| 第四节 生存危机 |
| 一、口粮标准一再压低 |
| 二、中毒事件 |
| 三、人口外逃、浮肿病和非正常死亡 |
| 第五节 “渡荒”难度 |
| 一、艰难的维持 |
| 二、保人保畜 |
| 第六章 决策解散 |
| 第一节 中共中央政策的转向 |
| 一、宣传贯彻“十二条” |
| 二、宣传贯彻“六十条(草案)” |
| 第二节 调查研究 |
| 一、群众疾病调查 |
| 二、供给制不得人心 |
| 三、公共食堂存在的问题 |
| 四、解散食堂的经验 |
| 五、调查研究与公共食堂的解散 |
| 第三节 决策解散 |
| 第七章 公共食堂的教训与启示 |
| 第一节 从口粮标准看武陟县公共食堂与“大饥荒”的关系 |
| 一、供给不足 |
| 二、分配不均 |
| 第二节 公共食堂的弊端 |
| 一、浪费了大量粮食 |
| 二、挫伤了社员劳动积极性 |
| 三、自留地和家庭副业的剥夺 |
| 四、恶化了干群关系 |
| 五、公共食堂饮食环境恶劣 |
| 第三节 公共食堂失败的原因 |
| 第四节 公共食堂失败的教训与启示 |
| 一、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 |
| 二、正确认识共产主义 |
| 三、应重视调查研究 |
| 四、必须健全党内民主 |
| 五、必须尊重个人自由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2）柯庆施与中国当代政治（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第一章 引言 |
| 第一节 去世后的哀荣 |
| 一、病逝成都 |
| 二、超乎常规的葬礼 |
| 三、死因重提 |
| 第二节 出身和早期经历 |
| 一、出身 |
| 二、新潮学生 |
| 第三节 家庭和工作作风 |
| 一、简朴的家庭生活 |
| 二、勤恳的工作作风 |
| 第二章 早期生涯 |
| 第一节 峥嵘岁月 |
| 一、见到列宁 |
| 二、年轻的共产党员 |
| 三、在“王明路线”时期 |
| 第二节 延安整风之中 |
| 一、与刘少奇“结怨” |
| 二、延安整风的开展 |
| 三、被“抢救” |
| 第三节 石家庄的“试验田” |
| 第三章 在南京的日子 |
| 第一节 主政南京 |
| 一、刘少奇的一封电报 |
| 二、接管南京 |
| 三、基层政权的建立 |
| 四、恢复生产 |
| 五、推动城市转型 |
| 第二节 江苏省委书记任上 |
| 一、中共高层“过渡”时间上的分歧 |
| 二、“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 |
| 第三节 推行农业合作化 |
| 一、“农业社会主义思想” |
| 二、为江苏互助合作运动打下基础 |
| 三、推行统购统销工作 |
| 第四章 在上海初显身手 |
| 第一节 初露锋芒 |
| 一、入主上海 |
| 二、跑步进入社会主义 |
| 三、上海的“对资改造” |
| 四、“论十大关系”对上海的影响 |
| 第二节 关于反右运动 |
| 一、整风运动 |
| 二、鼓励鸣放 |
| 三、反右主将 |
| 四、上海反右派风暴 |
| 第五章 从反冒进到大跃进 |
| 第一节 柯庆施与大跃进运动兴起 |
| 一、“主要矛盾”问题 |
| 二、乘风破浪 |
| 三、批评反冒进 |
| 四、无限崇拜 |
| 五、“急先锋” |
| 第二节 城市大跃进的楷模 |
| 一、上海进入“大跃进” |
| 二、“一0七0”指标的提出 |
| 三、大炼钢铁 |
| 四、“技术革命” |
| 五、“全国一盘棋” |
| 第三节 上海农村人民公社化 |
| 一、推波助澜 |
| 二、大办人民公社 |
| 三、短暂的纠“左” |
| 四、不服输 |
| 第六章 庐山会议后的继续跃进 |
| 第一节 庐山会议 |
| 一、再度转向 |
| 二、上海反右倾斗争 |
| 三、打击刘顺元 |
| 第二节 继续跃进 |
| 一、工业再跃进 |
| 二、“救命稻草” |
| 三、“穷过渡” |
| 第三节 跃进的代价 |
| 一、更上层楼 |
| 二、保钢 |
| 三、农村危局 |
| 四、不糊涂的糊涂账 |
| 第七章 七千人大会前后 |
| 第一节 坚守最后的阵地 |
| 一、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
| 二、不同的反思 |
| 三、最后的“社会主义阵地” |
| 第二节 分裂的开始 |
| 一、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
| 二、中央高层重心的偏移 |
| 三、为毛泽东辩护 |
| 第三节 重提“阶级斗争” |
| 一、中共八届十中全会 |
| 二、上海的阶级斗争之弦 |
| 三、“四清”运动 |
| 第八章 文化大革命的试验基地 |
| 第一节 倡导现代戏 |
| 一、“大写十三年” |
| 二、华东各地贯彻 |
| 三、毛泽东的支持 |
| 第二节 “文革”前华东现代戏高潮 |
| 一、华东成为现代戏的海洋 |
| 二、全国现代戏高潮的出现 |
| 三、高潮的背后 |
| 四、柯庆施的文艺“四清”运动 |
| 第三节 柯庆施与“文革”的发动 |
| 一、与江青合作 |
| 二、提携张春桥、姚文元 |
| 三、关于“评海瑞罢官”的争议 |
| 结语 |
| 附1 1954 年—1965年上海市委主要领导 |
| 附2 1949 年以后柯庆施大事记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3）火箭军部队正规化管理规范体系构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缘起及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缘起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相关概念 |
| 1.2.1 火箭军部队 |
| 1.2.2 正规化管理 |
| 1.2.3 正规化管理规范体系 |
| 1.3 相关理论 |
| 1.3.1 我军主要领导人正规化管理思想 |
| 1.3.2 系统整合原理 |
| 1.3.3 规范行为理论 |
| 1.3.4 管理组织三层设计理论 |
| 1.4 国内外正规化管理有关研究综述 |
| 1.4.1 精细化管理 |
| 1.4.2 规范化管理 |
| 1.4.3 正规化管理 |
| 1.5 研究目标 |
| 1.5.1 揭示构建正规化管理规范体系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
| 1.5.2 揭示构建正规化管理规范体系的方法论 |
| 1.5.3 研究构建符合火箭军部队实际的正规化管理规范体系 |
| 1.6 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
| 1.6.1 研究方法 |
| 1.6.2 创新点 |
| 2 火箭军部队正规化管理规范体系构建状况与原因分析 |
| 2.1 火箭军部队正规化管理规范体系构建状况 |
| 2.1.1 取得的成绩 |
| 2.1.2 存在的问题 |
| 2.2 火箭军部队正规化管理规范体系构建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
| 2.2.1 对正规化管理理解不深 |
| 2.2.2 人治思想还未彻底扫清 |
| 2.2.3 存在军法化的认识误区 |
| 2.2.4 研究推动力度还不够大 |
| 2.2.5 配套保障机制还不完善 |
| 3 火箭军部队正规化管理规范体系构建的法规依据 |
| 3.1 我军管理法规体系 |
| 3.1.1 我军管理法规的纵向划分 |
| 3.1.2 我军管理法规的横向划分 |
| 3.2 我军条令条例 |
| 3.2.1 条令条例概念 |
| 3.2.2 我军条令条例发展历程 |
| 3.3 我军基层建设纲要 |
| 3.3.1 军队基层建设纲要的发展历史 |
| 3.3.2 新修订纲要的主要内容及特点 |
| 4 火箭军部队正规化管理规范体系的构建思路 |
| 4.1 规范体系构建的指导原则 |
| 4.1.1 合法性 |
| 4.1.2 可行性 |
| 4.1.3 先进性 |
| 4.1.4 针对性 |
| 4.2 规范体系构建的方法路径 |
| 4.2.1 立足管理实践 |
| 4.2.2 人员广泛参与 |
| 4.2.3 坚持科学合理 |
| 4.2.4 突出重点内容 |
| 4.2.5 着眼适度开发 |
| 4.2.6 配套保障机制 |
| 4.3 规范体系构建的组织实施 |
| 4.3.1 研究工作的决策筹划 |
| 4.3.2 研究小组的人员选配 |
| 4.3.3 体系构建的模式选择 |
| 4.3.4 规范施行的学习培训 |
| 4.3.5 规范体系的修订完善 |
| 5 火箭军部队正规化管理规范体系的框架及内容 |
| 5.1 战备秩序 |
| 5.1.1 战备职责 |
| 5.1.2 战备方案 |
| 5.1.3 战备教育 |
| 5.1.4 战备值班 |
| 5.1.5 战备演练 |
| 5.1.6 战备设施 |
| 5.1.7 战备检查 |
| 5.2 训练秩序 |
| 5.2.1 训练计划 |
| 5.2.2 训练准备 |
| 5.2.3 训练实施 |
| 5.2.4 训练考核 |
| 5.2.5 训练保障 |
| 5.2.6 登记、统计与报告 |
| 5.3 工作秩序 |
| 5.3.1 办公秩序 |
| 5.3.2 共性业务工作 |
| 5.3.3 专项业务工作 |
| 5.3.4 安全工作 |
| 5.3.5 保密工作 |
| 5.4 生活秩序 |
| 5.4.1 生活制度 |
| 5.4.2 生活场所 |
| 6 总结与展望 |
| 6.1 主要结论 |
| 6.2 研究展望 |
| 6.2.1 规范体系的充实完善 |
| 6.2.2 规范体系的拓展应用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博期间的主要学术成果 |
| 致谢 |
（4）抗战动员中的《新中华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选题缘由、研究意义和研究综述 |
| (一) 选题缘由 |
| (二) 研究意义 |
| (三) 文献综述 |
| 二. 研究方法、创新之处和概念界定 |
| (一) 研究方法 |
| (二) 创新之处 |
| (三) 概念界定 |
| 第一章 《新中华报》概述 |
| 一. 《新中华报》的创办背景 |
| (一) 《新中华报》创办的时代场域 |
| (二) 《新中华报》创办的理论渊源 |
| (三) 《新中华报》创办的现实基础 |
| 二. 《新中华报》的发展变迁 |
| (一) 《新中华报》的初创时期 |
| (二) 《新中华报》的改革时期 |
| 三. 《新中华报》的管理与运行 |
| (一) 《新中华报》的管理机构 |
| (二) 《新中华报》的印刷发行 |
| 第二章 抗战军事动员中的《新中华报》 |
| 一. “加强人民自卫力量”:陕甘宁边区的民众武装工作 |
| (一) 宣传边区民众武装的意义 |
| (二) 见证边区民众武装的建设 |
| (三) 介绍边区民众武装的活动 |
| 二. “巩固抗战后方”:陕甘宁边区的剿匪锄奸工作 |
| (一) 宜讲边区剿匪锄奸政策 |
| (二) 阐明边区剿匪锄奸意义 |
| (三) 介绍边区剿匪锄奸方法 |
| (四) 宣传边区剿匪锄奸成绩 |
| 三. “保全国防力量”:陕甘宁边区的防空防毒工作 |
| (一) 进行边区防空防毒的报道 |
| (二) 开展边区防空防毒的教育 |
| (三) 报道边区防空机构的工作 |
| 第三章 抗战经济动员中的《新中华报》 |
| 一. “充实抗战的粮食供给”:陕甘宁边区的救国公粮运动 |
| (一) 宣传边区公粮征收的方针政策 |
| (二) 介绍边区公粮征收的实际状况 |
| (三) 总结边区公粮征收的经验教训 |
| 二. “在经济上组织群众”:陕甘宁边区的合作社运动 |
| (一) 宣讲边区合作社之政策 |
| (二) 追踪边区合作社之进步 |
| (三) 树立边区合作社之典型 |
| 第四章 抗战政治动员中的《新中华报》 |
| 一. “保证实现彻底的民主”:陕甘宁边区的民主普选运动 |
| (一) 阐释边区民主普选方针政策 |
| (二) 介绍边区民主普选工作情况 |
| (三) 推广边区民主普选经验方法 |
| 二. “厉行廉洁政治”:陕甘宁边区的肃贪反腐工作 |
| (一) 宣传边区反腐法规和政策 |
| (二) 介绍边区腐化事例和案件 |
| (三) 总结边区肃贪反腐之经验 |
| 三. “共同抗日图存”:陕甘宁边区的民族宗教工作 |
| (一) 关注少数民族发展现状 |
| (二) 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 |
| (三) 维护少数民族团结统一 |
| 第五章 抗战文化动员中的《新中华报》 |
| 一. “提高政治文化水准”:陕甘宁边区的学习运动 |
| (一) 阐明边区学习运动的方针政策 |
| (二) 聚焦边区学习运动的实际状况 |
| (三) 反思边区学习运动的经验教训 |
| 二. “武装我们的手足”:陕甘宁边区的抗战体育运动 |
| (一) 介绍边区体育组织的工作 |
| (二) 展现边区军事体育的特色 |
| (三) 反映边区群众体育的热潮 |
| 三. “讲究卫生,健全身体”:陕甘宁边区的卫生运动 |
| (一) 协助边区禁毒戒烟的工作 |
| (二) 介绍边区药物生产的扩大 |
| (三) 展现边区医护教育的进步 |
| (四) 配合边区防疫工作的推进 |
| 第六章 抗战社会动员中的《新中华报》 |
| 一. “保育革命的后代”:陕甘宁边区的儿童保育工作 |
| (一) 关注边区儿童保育工作 |
| (二) 宣传边区儿童保育政策 |
| (三) 展现边区保育机构现状 |
| 二. “提高妇女民族觉悟”:陕甘宁边区的妇女解放运动 |
| (一) 树立边区妇女解放榜样 |
| (二) 维护边区妇女合法权益 |
| (三) 展现边区妇女解放英姿 |
| 三. “巩固和加强边区抗战力量”:陕甘宁边区的优抚工作 |
| (一) 阐释边区优抚工作意义 |
| (二) 介绍边区优待工作现状 |
| (三) 展现边区抚恤安置成绩 |
| 第七章 《新中华报》抗战动员评析 |
| 一. 《新中华报》抗战动员的作用 |
| (一) 整合全国抗日力量的“万能胶” |
| (二) 凝聚民族抗战精神的“兴奋剂” |
| (三) 塑造中共抗战形象的“扩音器” |
| (四) 发展反法西斯同盟的“集结号” |
| 二. 《新中华报》抗战动员的特点 |
| (一) 对象上的广泛性 |
| (二) 领域上的多维性 |
| (三) 方式上的灵活性 |
| 三. 《新中华报》抗战动员的经验 |
| (一)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
| (二) 遵循新闻真实性的原则 |
| (三) 践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
| (四) 服务于时代的现实需求 |
| 四. 《新中华报》抗战动员的局限 |
| (一) 思想上存在着一定偏差 |
| (二) 实践中显露出一些问题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 《新中华报》头条文章列表 |
| 附录二: 《新中华报》要人文章统计 |
| 在校期间发表的论文、科研成果 |
| 致谢 |
（5）新中国畅销书历史嬗变及其与时代变迁关系研究（1949.10-1989.5）（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畅销书"概说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主旨与内容 |
| 四、研究的意义、创新点与方法 |
| 五、研究的难点与步骤 |
| 第一章 "改天换地"、"多元并举"时代的畅销书(1949.10—1957.5) |
| 一、时代的历史特征与图书出版业概况(1949.10—1957.5) |
| 二、畅销书出版传播概述 |
| 三、文学畅销书的出版传播丰富多彩 |
| 四、俄苏译着的大量出版与畅销成为时代标签 |
| 五、爱情与性知识图书的出版传播热成了奇特风景 |
| 六、畅销书的历史作用 |
| 第二章 "斗志昂扬"、"火药弥散"时代的畅销书(1957.6—1966.4) |
| 一、时代的历史特征与图书出版业概况(1957.6—1966.4) |
| 二、畅销书出版传播概述 |
| 三、革命文学图书出版传播遭受曲折,苏联译着出版传播暗淡下来 |
| 四、和平年代英模事迹畅销书骤然增多 |
| 五、阶级教育畅销书的出版传播热前所未有 |
| 六、科学技术尤其是中医药畅销书成为亮丽风景 |
| 七、畅销书的历史作用 |
| 第三章 迷信盛行、万马齐喑时代的畅销书(1966.5—1976.10) |
| 一、时代的历史特征与图书出版业概况(1966.5—1976.10) |
| 二、畅销书出版传播概述 |
| 三、毛泽东着作泛滥成"灾" |
| 四、"样板戏"图书独一无二 |
| 五、浩然作品的畅销成为奇迹 |
| 六、"赤脚医生"图书成为时代标志 |
| 七、畅销书的历史作用 |
| 第四章 拨乱反正、初步改革时代的畅销书(1976.11—1982.9) |
| 一、时代的历史主题与图书出版业概况(1976.11—1982.9) |
| 二、畅销书出版传播概述 |
| 三、国民"大补"文学名着 |
| 四、文化教育图书猛然增多并形成销售热潮 |
| 五、以拨乱反正为主题的一批畅销书应运而生 |
| 六、《第二次握手》个案剖析 |
| 七、畅销书的历史作用 |
| 第五章 改革开放、思想启蒙时代的畅销书(1982.10—1989.5) |
| 一、时代的历史主题与图书出版业概况(1982.10—1989.5) |
| 二、畅销书出版传播概述 |
| 三、邓小平着作发行量巨大 |
| 四、经济学教材、着作继续畅销 |
| 五、法律图书的出版传播开始掀起了高潮 |
| 六、金庸与琼瑶小说的出版传播如火山般爆发 |
| 七、严肃文学作品与通俗文学作品分庭抗礼 |
| 八、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着作大行其道 |
| 九、畅销书的历史作用 |
| 第六章 "文革"结束前与改革开放后畅销书的比较 |
| 一、传播者比较 |
| 二、传播内容比较 |
| 三、传播渠道比较 |
| 四、受众比较 |
| 五、传播效果比较 |
| 第七章 新中国畅销书与时代变迁之关系的整体评析 |
| 一、时代制约着畅销书 |
| 二、畅销书反映着时代 |
| 三、畅销书影响着时代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6）政治认同视域下国共抗战纪念话语的比较研究（1931—1949）（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和意义 |
| 二、概念界定 |
| 三、研究综述 |
| 四、研究方法 |
| 五、研究重难点 |
| 第一章 话语与政治认同 |
| 第一节 话语的辨识 |
| 一、话语的内涵与特征 |
| 二、话语的本质 |
| 三、话语的功能 |
| 第二节 政治认同的理论解读 |
| 一、政治认同的内涵与特征 |
| 二、政治认同的功能 |
| 三、政治认同建构的途径 |
| 四、政治认同建构的过程 |
| 第三节 话语与政治认同的关系 |
| 一、话语是政治认同建构的重要方式 |
| 二、政治认同对话语的定位与规范 |
| 三、话语是维系政治共同体的深厚的凝聚力量 |
| 第二章 抗战纪念话语的文本分析 |
| 第一节 抗战纪念话语的形式 |
| 一、社论 |
| 二、评论类文章 |
| 三、领导人讲话与撰文 |
| 四、官方文件 |
| 五、标语口号 |
| 第二节 国共抗战纪念话语的特点 |
| 一、国民党纪念话语的特点 |
| 二、共产党纪念话语的特点 |
| 第三节 抗战纪念话语的阶段发展 |
| 一、1931—1937:对峙中初步合作 |
| 二、1938—1945:一致对外,联合抗日 |
| 三、1946—1949:彼此指责,内战中走向决裂 |
| 第三章 国共抗战纪念话语的相近叙事 |
| 第一节 维护国家主权的政治诉求 |
| 一、对民族独立的追求 |
| 二、以日军暴行强化敌我感知 |
| 第二节 动员民众抗战的政治共识 |
| 一、以经验教训指明抗战方向 |
| 二、以统一战线展示团结形象 |
| 三、以抗战形势鼓舞民众斗志 |
| 第三节 以国际战局描绘抗战前景 |
| 一、阐述中国战场在世界战场的地位 |
| 二、分析日寇日暮途穷的窘境 |
| 第四章 国共抗战纪念话语的分歧 |
| 第一节 国共两党不同的政治建构目标 |
| 一、国民党坚持党国政治体制 |
| 二、共产党呼吁建立民主政治制度 |
| 第二节 国共两党对民众的不同认知 |
| 一、国民党动员武装民众的两面性 |
| 二、共产党视民众为“战争伟力的根源” |
| 第三节 国共两党对国际援助的不同态度 |
| 一、国民党寄希望于国际力量的支持取胜 |
| 二、共产党呼吁援助但强调抗战的独立自主 |
| 第五章 抗战纪念话语在建构政治认同中的政治功效及当代价值 |
| 第一节 抗战纪念话语的政治功效 |
| 一、塑造抗战形象,增强抗战信心 |
| 二、唤起抗战记忆,实现政治动员 |
| 三、获得国际援助,积聚抗战实力 |
| 第二节 抗战纪念话语的当代价值 |
| 一、顺应时代诉求 |
| 二、以民众利益为旨归 |
|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7）建国十七年中学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及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论文研究方法、写作框架及学术创新 |
| 第一章 国民经济恢复背景下的中学思想政治教育（1949 年10月～1952 年底） |
| 一、新中国中学思想政治教育的确立 |
| 二、通过政治课和各科教学进行思想政治教育 |
| 三、政治运动中的思想政治教育 |
| 四、发挥党、团组织和少先队、学生联合会等的作用 |
| 小结 |
| 第二章 社会主义改造背景下的中学思想政治教育（1953 年初～1956 年底） |
| 一、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任务的提出 |
| 二、学习苏联，通过各科教学进行思想政治教育 |
| 三、时事政策教育 |
| 四、开辟思想政治教育的多种途径 |
| 小结 |
| 第三章 “左”倾政治运动冲击下的中学思想政治教育（1957 年初～1960 年底） |
| 一、中学思想政治教育的加强 |
| 二、“左”倾政治运动的强大冲击 |
| 三、政治课与各科教学中的思想政治教育 |
| 四、思想政治教育的多途径展开 |
| 小结 |
| 第四章 调整背景下的中学思想政治教育（1961 年初～1963 年底） |
| 一、中学思想政治教育的调整 |
| 二、调整中的波折 |
| 三、政治课的调整及各科教学中的思想政治教育 |
| 四、多样化的思想政治教育形式 |
| 小结 |
| 第五章 “反修防修”背景下的中学思想政治教育（1964 年初～1966 年5 月） |
| 一、“反修防修”席卷中学教育领域 |
| 二、“以阶级斗争为纲”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 |
| 三、以政治课为主的中学思想政治教育 |
| 四、其他思想政治教育途径 |
| 小结 |
| 结语 |
| 一、历史评价 |
| 二、几点思考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8）刘少奇民生理论与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由及意义 |
| 0.1.1 问题的提出 |
| 0.1.2 研究的学术价值 |
| 0.1.3 研究的现实意义 |
| 第二节 “民生”概念界定 |
| 0.2.1 民本——“民生主义”——“为人民服务” |
| 0.2.2 民生问题的实质探究 |
| 第三节 研究现状综述 |
| 0.3.1 中国共产党民生思想研究 |
| 0.3.2 刘少奇及其民生思想研究 |
| 第四节 研究对象的阶段划分、研究思路、创新与不足 |
| 0.4.1 研究对象的阶段划分 |
| 0.4.2 研究思路 |
| 0.4.3 创新与不足 |
| 第五节 研究方法和手段 |
| 0.5.1 文献研究法 |
| 0.5.2 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方法 |
| 0.5.3 理论研究与现实研究相结合的方法 |
| 第一章 民主革命阶段刘少奇民生理论与实践的萌动和创生 |
| 第一节 近世解决民生问题的三种方案 |
| 1.1.1 马克思主义方案 |
| 1.1.2 自由主义方案 |
| 1.1.3 渐进改良方案 |
| 第二节 由民主主义革命者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实践者 |
| 1.2.1 受传统和先进思想影响,追随民主革命 |
| 1.2.2 接受并实践马克思列宁主义 |
| 第三节 领导工人运动 |
| 1.3.1 掌握领导权 |
| 1.3.2 不能把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割裂开来 |
| 1.3.3 反对过激行为,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结合起来 |
| 第四节 反对“左”倾盲动 |
| 1.4.1 根据客观条件发动群众斗争 |
| 1.4.2 利用可利用的合法形式争取和维护工人的利益 |
| 第五节 指导土地改革 |
| 1.5.1 耕者有其田 |
| 1.5.2 开展群众运动 |
| 1.5.3 有右反右,有“左”反“左” |
| 第六节 做好群众工作 |
| 1.6.1 从实际出发组织群众 |
| 1.6.2 相信群众自己能够解放自己 |
| 1.6.3 教育和宣传群众 |
| 小结 |
| 第二章 国民经济恢复阶段刘少奇民生理论与实践的生长和跨越 |
| 第一节 恢复与发展生产,正确对待私人资本 |
| 2.1.1 恢复和发展生产是改善民生的基础 |
| 2.1.2 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 |
| 2.1.3 公私兼顾,劳资两利 |
| 2.1.4 发展社会化大生产,走向社会主义 |
| 第二节 以先富促共富 |
| 2.2.1 贫富分化不可怕 |
| 2.2.2 发展合作社,在经济上领导小农 |
| 第三节 民生发展的战略规划 |
| 2.3.1 工业化 |
| 2.3.2 民主化 |
| 2.3.3 工会要保护普通工人的利益 |
| 第四节 全面的社会建设 |
| 2.4.1 办教育,保就业,努力发展生产 |
| 2.4.2 解决群众的工资、物价、住房要求,实现分配公平 |
| 2.4.3 整风除恶,创造向善的社会环境 |
| 2.4.4 开展“三反”、“五反”,促进市场公正 |
| 第五节 民生发展的道路选择 |
| 2.5.1 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 |
| 2.5.2 同意采用统购统销政策 |
| 2.5.3 接受农业集体化的主张 |
| 小结 |
| 第三章 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刘少奇民生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和失误 |
| 第一节 全面的民生发展纲领 |
| 3.1.1 刘少奇在“八大”前的调研 |
| 3.1.2 阐述社会主义建设的主要任务 |
| 第二节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
| 3.2.1 矛盾是否存在 |
| 3.2.2 人民内部矛盾的主要表现及产生的根源 |
| 3.2.3 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
| 第三节 “大跃进”与民生悖论 |
| 3.3.1 从“反冒进”到跟进“大跃进” |
| 3.3.2 “大跃进”模式与效果 |
| 3.3.3 质疑与反思 |
| 第四节 生产关系的超越与民生幻象 |
| 3.4.1 通向共产主义天堂的桥梁 |
| 3.4.2 一次不理想的试验 |
| 3.4.3 《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学习 |
| 第五节 探索制度建设 |
| 3.5.1 收权与放权 |
| 3.5.2 纠“左”与反右倾 |
| 3.5.3 调整公社管理体制 |
| 小结 |
| 第四章 国民经济调整阶段刘少奇民生理论与实践的成功和挫折 |
| 第一节 湖南调查与“七千人大会”上的总结 |
| 4.1.1 “调查研究是做好工作的根本方法” |
| 4.1.2 贴近群众,关心群众生活 |
| 4.1.3 群众满意不满意,生活是否改善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
| 4.1.4 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总结 |
| 第二节 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 |
| 4.2.1 进一步统一思想,请陈云出山 |
| 4.2.2 批评公安、政法战线的“左”倾错误 |
| 4.2.3 甄反,让实事求是的人抬起头来 |
| 第三节 尊重个体和企业的自主经营权 |
| 4.3.1 默许包产到户 |
| 4.3.2 重塑党、政、企的关系,发挥市场作用 |
| 4.3.3 努力减少阶级斗争的干扰 |
| 第四节 民生发展的围城之困 |
| 4.4.1 反官僚主义,反腐防修 |
| 4.4.2 团结95%的干部,团结上中农和富农 |
| 4.4.3 团结95%的群众是团结95%干部的前提 |
| 4.4.4 主要矛盾以及矛盾的性质是什么 |
| 4.4.5 “四清”钩沉 |
| 第五节 倡导“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 |
| 4.5.1 经济恢复时期两种制度的并行 |
| 4.5.2 1956年前后两种制度的发展 |
| 4.5.3 “大跃进”时期两种制度的变奏 |
| 4.5.4 六十年代两种制度内涵的新阐释 |
| 小结 |
| 第五章 刘少奇民生理论与实践的特征和历史地位 |
| 第一节 刘少奇民生理论与实践的特征分析 |
| 5.1.1 刘少奇民生理论与实践的特征表现 |
| 5.1.2 刘少奇民生理论与实践的哲理探析 |
| 第二节 民生问题与所有制、阶级斗争、群众运动的实证考察 |
| 5.2.1 贫富差距与所有制、阶级斗争、群众运动 |
| 5.2.2 反官僚主义与所有制、阶级斗争、群众运动 |
| 5.2.3 民主与所有制、阶级斗争、群众运动 |
| 第三节 刘少奇与毛泽东民生问题上的分歧 |
| 5.3.1 分歧的寻踪觅迹 |
| 5.3.2 路径分歧还是路线分歧 |
| 5.3.3 正确对待不同意见 |
| 第四节 刘少奇民生理论与实践的继承和超越 |
| 5.4.1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 |
| 5.4.2 从初级阶段实际出发,制定科学的发展战略 |
| 5.4.3 兼顾效率与公平,走共同富裕道路 |
| 5.4.4 改革开放,积极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 |
| 5.4.5 增强发展活力,有效促进社会建设 |
| 小结 |
| 结束语 坚定自信,奋力开辟民生发展新前景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介、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9）秋筠节——庐山会议后洪学智在东北的18年（论文提纲范文）
| 一 |
| 二 |
| 三 |
| 四 |
| 五 |
| 六 |
| 七 |
| 八 |
| 九 |
| 十 |
（10）延安时期党的纪律建设及其对新时代的启示（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三、核心概念 |
| 四、研究的思路与方法 |
| 第一章 延安时期党的纪律建设的理论渊源和现实依据 |
| 第一节 理论渊源 |
| 一、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党的纪律建设的思想 |
| 二、列宁、斯大林关于党的纪律建设的思想 |
| 三、中国古代的监察思想 |
| 第二节 现实依据 |
| 一、复杂的斗争形势要求强化党的纪律建设 |
| 二、大量的发展党员导致党员质量良莠不齐 |
| 三、相对稳定的局部执政环境滋生违纪现象 |
| 第二章 延安时期党的纪律建设的实践 |
| 第一节 强化纪律教育 |
| 一、开展行之有效的思想政治学习 |
| 二、注重先进典型的模范带头作用 |
| 三、发挥违法乱纪案件的警示作用 |
| 第二节 完善规章制度 |
| 一、发布系列党规条例规范党员行为 |
| 二、修订党章突出党的纪律的重要性 |
| 三、出台法律条例应对违法乱纪现象 |
| 第三节 构建监督体系 |
| 一、重视纪检、监察机关的党内监督功能 |
| 二、突出三三制民主政权的党际监督效用 |
| 三、发挥抗日革命根据地的人民监督作用 |
| 第四节 惩治违纪党员 |
| 一、对于违法乱纪党员一律严惩不贷 |
| 二、坚持纪律面前人人平等没有特权 |
| 三、遵循“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原则 |
| 第三章 延安时期党的纪律建设对新时代的启示 |
| 第一节 高度重视纪律教育以维护纪律威严 |
| 一、以思想教育提高党员纪律意识 |
| 二、以典型教育引导党员学习先进 |
| 三、以警示教育劝诫党员严守底线 |
| 第二节 坚持用好规章制度以锻造党员队伍 |
| 一、树立党章权威 |
| 二、完善规章条例 |
| 三、扎紧制度笼子 |
| 第三节 不断强化监督制约以形成强大合力 |
| 一、加强党内监督的机构建设 |
| 二、发挥政协监督的职能作用 |
| 三、拓宽群众监督的深度广度 |
| 第四节 加大执纪审查力度以保持高压态势 |
| 一、惩治违纪违法党员以正风气 |
| 二、严抓领导干部“关键少数” |
| 三、推动“红脸出汗”成为常态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四、彭德怀怎样对待“公物”（论文参考文献）
- [1]“大跃进”时期河南省武陟县农村公共食堂研究[D]. 赵娜娜. 上海师范大学, 2019(02)
- [2]柯庆施与中国当代政治[D]. 邢恩源. 南京大学, 2013(01)
- [3]火箭军部队正规化管理规范体系构建研究[D]. 董亮. 武汉大学, 2016(05)
- [4]抗战动员中的《新中华报》研究[D]. 范伟. 华中师范大学, 2019(06)
- [5]新中国畅销书历史嬗变及其与时代变迁关系研究（1949.10-1989.5）[D]. 易图强. 湖南师范大学, 2011(07)
- [6]政治认同视域下国共抗战纪念话语的比较研究（1931—1949）[D]. 何佳恒. 东南大学, 2019(03)
- [7]建国十七年中学思想政治教育研究[D]. 易春秋. 中共中央党校, 2005(05)
- [8]刘少奇民生理论与实践研究[D]. 左华. 南开大学, 2014(04)
- [9]秋筠节——庐山会议后洪学智在东北的18年[J]. 张子影. 安徽文学, 2020(01)
- [10]延安时期党的纪律建设及其对新时代的启示[D]. 秦尧.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