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际格局的变化与南斯拉夫内战（论文文献综述）
赵彩燕[1]（2016）在《政治转型中的国家分裂风险研究 ——苏东剧变再解读》文中提出本研究问题是国家在从威权政体向多党制政治转型中的分裂风险。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前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研究时段主要着眼于政治转型期,研究目的是评估国家的分裂风险。本研究问题的提出主要来自对三个方面的观察和思考。第一,20世纪80年代末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在向多党制转型过程中,在某些国家发生了国家解体、经济动荡甚至民族内战的后果。第二,我国是多民族国家,也存在类似的民族问题,藏独、疆独等极端分离势力不断滋生事端,威胁着国家的统一和人民的生命安全。第三,从更广的范围来看,很多国家长期饱受分离运动之苦,国家的统一和领土的完整受到威胁。近年来,英国的苏格兰、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等分离主义运动再次涌现,不断动员独立公投。加拿大的魁北克问题、法国的科西嘉也有长期的争取独立运动历史。除了发达国家,还有一些发展中国家如东亚的印尼、印度、缅甸,非洲的尼日利亚等面临民族分离运动。民族的分离主义运动激发了民族矛盾、威胁着国家统一。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有着极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研究在问题上可能存在创新意义。目前学界对相关问题的研究大部分集中在苏联、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国家解体的个案研究,没有出现一般性的解释理论,而且没有明确提出政治转型中国家是否分裂以及分裂风险问题,因此本研究问题还有广阔的探讨空间。在方法上,本研究以山东大学王建民教授提出的“聚居型多民族国家”为分析工具,并将其运用在苏东社会主义国家进行了具体使用和验证。从民族数量和民族分布的角度对国家进行分类可以分为聚居型多民族国家、杂居型多民族国家和单一民族国家。这种国家分类对分析国家的分裂风险具有方法论作用。本文研究对象包括苏联、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阿尔巴尼亚、波兰和东德九个苏东社会主义国家。这九个国家从民族结构上涵盖三个类型,不同类型在政治转型中的结果大不相同。第一类,匈牙利、阿尔巴尼亚、波兰和东德这样的单一民族国家。单一民族国家不存在国家分裂的问题,但在政治转型中也产生了两种结果的差异。匈牙利、阿尔巴尼亚和波兰在进行多党制选举中仅出现政党更替的结果,东德在多党选举中除了政党更替,还迅速实现与西德统一。第二类,罗马尼亚、保加利亚这样的非聚居型多民族国家。这两个国家在走向多党民主制度后,在转型初期出现了民族冲突,但最终走向了民族和解,建立了较为稳定的民主政治制度。第三类,苏联、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这样的聚居型多民族国家。它们在向多党民主制度转型中,不仅政党瓦解,而且国家解体。苏联一分为十五,南斯拉夫一分为六,捷克斯洛伐克一分为二。南斯拉夫还陷入长期内战。按照聚居型多民族国家模型分析,可以解释苏东社会主义各国在政治转型中出现的结果差异,并以此判断各国家分裂风险的大小。首先,民族结构对国家统一或分裂起到决定性作用,是前提条件和基础要素。在多民族国家中,判断国家是否会在政治转型中发生分裂,首先观察其是否是聚居型多民族国家。聚居型多民族国家的基本特点包括民族具有独特的语言或宗教文化特点,聚居程度高、有较大面积的传统聚居区域、地理上自成一体、人口规模占本地多数（本地区的主体民族）。但并不是说,聚居型多民族国家一定会走向国家解体,国家是否解体及解体的风险大小还要看多个因素的综合作用,例如历史上的民族仇恨、民族的合并方式、民族间的经济差距和经济联系、国家的控制力量等。在这些因素中有常量,有变量。聚居型多民族结构、国家和执政党的控制力是判断国家分裂风险的常量,其他因素具有变量性质,在不同国家发挥作用的程度和表现是不同的。这一模型的有效性在苏东社会主义国家中得到了验证。
乌小花[2]（2004）在《当代世界民族宗教问题与世界和平》文中提出民族宗教问题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一个长期存在的社会历史现象，也是目前全球性的重大政治问题。当今世界国际争端和地区性冲突，大多与民族矛盾和宗教纷争相关联。本论文的特色就在于把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放在国际关系的历史背景和现实政治发展的过程中，着力分析国际关系的发展和世界政治格局的演变对民族宗教问题的影响，以及冷战后新的民族宗教问题的发展及其对国际关系与世界和平的影响。 本论文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为指导，以历史分析、实证分析、比较分析以及跨学科研究分析的方法，从探讨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所面临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为切入点，阐述了民族、宗教及其相关理论，全面描述了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的产生和演变的历史过程，深入分析了当代世界民族问题热点和宗教问题热点对世界和平进程的影响，并提出解决世界民族宗教问题的见解和主张。论文还针对国际学术界诸如“文明冲突论”等一些有争议的民族宗教问题理论进行了辨证分析。本篇论文的创新之处就体现在这些论述中。 本论文内容共分四章： 第一章：着重研究影响世界和平与发展进程的主要因素，包括传统安全因素与非传统安全因素，民族宗教问题属于非传统安全因素。指出随着世界全球化的发展，非传统安全因素中的民族宗教因素对世界和平的影响越来越突出。民族宗教问题具有复杂性、突发性、持续性等特点，民族宗教纽带不仅能在短时间内聚集众多追随者，而且也会在瞬间摧毁为地区安全和国家稳定所作的长期努力。民族宗教问题中的极端化势力民族分裂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又往往与恐怖主义势力相互勾结，被并称为世界和平的“三大公害”。 第二章：首先阐述民族和民族问题理论，论述20世纪三次世界民族主义浪潮的兴起，21世纪全球化给世界民族问题带来的新的挑战，对世界民族问题的演变进行历史的考察。并在此基础上重点阐述国际性民族问题热点、地区性民族问题热点及某些多民族国家内部民族问题热点的成因、具体表现、问题的解决途径及后果，来研究和揭示不同类型的民族问题的深层因素及其对世界和平构成的不同的危害。 第三章：该章贯穿始终的是宗教矛盾及其引发的冲突和对抗给世界和平带来的巨大威胁这条主线。首先阐明宗教的概念，介绍世界宗教概况，进而论述宗教问题的历史发展。重点阐述当代世界政治中的宗教因素，就世界上突出的宗教矛盾和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和研究，其中主要论述当今世界最引人关注的伊斯兰极端主义势力、“文明冲突论”背景下的基督教与伊斯兰教、披着宗教外衣的邪教的危害等。通过对典型问题的研究，寻找总体问题的规律性，来阐释宗教问题对世界和平的威胁。 第四章:通过前面的研究，认识到当今世界的民族冲突和宗教纷争虽然还只是局部现象，但它的危害性极大。世界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都有其独特的和深厚的文化内涵，要化解和消除这些己经生成和正在生成的矛盾冲突，需要经过一个较长的过程，不是短期内就能快速处理好的问题。真正的世界和平就是建立在宽容和谅解的基础上，建立在世界人民共同发展进步的基础上，建立在民族宗教的和睦共处上。因此，在这里不仅探讨以联合国为主的国际组织的作用，还试图寻找合理解决世界民族宗教问题的国际合作框架。认为只有国际社会通力合作，建立全球范围内的公正、平等、合理、稳定的国际新秩序，才能遏制国际恐怖主义赖以生存的途径，也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世界民族宗教问题。论文的最后，得出对我国民族宗教工作具有警示性作用的启示。 总之，本文将世界民族宗教问题置于国际格局演进的大环境中，对国际上现存的民族宗教问题与世界和平的关系进行了全景式的研究，以期丰富学术界对世界民族宗教问题的研究层面和推动对世界民族宗教问题的综合研究能力。同时，也探索了如何消解世界民族宗教问题的途径，希望能为更好地解决我国民族宗教问题提供某些参考。
余建华[3]（2003）在《民族主义、国家结构与国际化——南斯拉夫民族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是对南斯拉夫民族问题进行的一项比较全面和系统的跨学科研究。文中提及的“南斯拉夫”（或“前南斯拉夫”），一般是指1945-1991年南斯拉夫联邦所涵盖的疆域范围。 本文从南斯拉夫所处的文明结合部这一地缘特征出发，围绕南斯拉夫民族问题的起伏消长，挖掘南斯拉夫民族危机的文化和制度根源，梳理和考察历史与现实、国内和国际因素的制约互动。本文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1、民族主义为何成为威胁与破坏南斯拉大多民族统一的顽症。2、南共联盟处理民族问题失策的根源何在。3、南斯拉夫民族问题与冷战后国际关系。作者主要观点如下： 其一，到16世纪，在南斯拉夫各民族同中有异的基础上，整个南斯拉夫已分裂为西欧天主教文明、斯拉夫东正教文明和土耳其伊斯兰文明三大块，形成南斯拉夫各民族分野与交融同时并存、交错重叠的状态。这种民族文化错综复杂的状态，铸就了南斯拉夫根深蒂固、盘根错节的民族宗教冲突。由此，文明断层带构成南斯拉夫民族问题长期存在的内在文化根源。 其二，在对南斯拉夫具体国情（尤其是民族问题）认识比较成熟的基础上，铁托为首的南共以联邦制再建南斯拉夫多民族的统一国家。南斯拉夫联邦时期民族问题从缓解到激化的消长历程，其缘由并非在于南共对联邦制这一国家结构的选择，而是南斯拉夫在自治社会主义制度探索和改革中，其联邦制发生了过度分权、强调民族绝对平等的“邦联化”畸变，这种制度变迁上的失误才是南斯拉夫民族问题重浮水面的主要原委。 其三，20世纪末南斯拉夫失去了冷战时期在东西方对抗中所享有的地缘政治利益，自身还在苏东剧变大潮的冲击中发生着深刻的体制变迁，与政治、经济危机相伴而来的民族危机最终导致国家分裂，并引起一系列愈益惨烈的武装冲突和战争，威胁着巴尔干半岛和欧洲的安全与稳定。同时，世界各大国和国际集团也从各自利益和战略意图出发，进行纵横捭阖的干预，甚至从调停者变成了参与者、主导者。由此90年代南斯拉夫民族问题明显呈现国际化的特征和趋势，成为错综复杂的冷战后国际关系和世界格局发展的多棱镜。 本文的基本结构和内容安排如下: 第一篇两章是关于20世纪中叶以前南斯拉夫民族问题的历时性研究。 第一章从文明结合部的视角阐述南斯拉夫民族问题形成的地缘、民族、宗教、文化、历史基础。指出:南斯拉夫民族问题不仅内涵复杂，而且由来己久，这与南斯拉夫地处巴尔干文明结合部关联密切。南斯拉夫地处欧洲文明断层带南段，西方天主教拉丁文明、斯拉夫东正教文明和土耳其伊斯兰文明在此三足鼎立，民族文化的交融碰撞造就了南斯拉夫民族问题长期存在的内在文化根源。 第二章在16世纪到二战结束400多年的历史大跨度中，宏观考察南斯拉夫各族的民族认同与冲突。内容为:在东西方列强角逐巴尔干的历史背景五近代南斯拉夫民族主义运动逐渐兴起。虽然一战促使南斯拉夫统一民族国家梦幻成真，但王国大塞尔维亚主义霸权统治无视克族等非塞族的民族权益及他们的联邦主义要求，致使南斯拉夫民族问题在原有基础上明显突出。二战期间法西斯唆使南斯拉夫各族间相互仇杀，严重地加剧南斯拉夫内部的民族隔阂和仇恨。 第二篇四章集中分析联邦制与南斯拉夫民族问题的关系。 第三章主要是研究冷战时期南斯拉夫联邦民族问题的消长起伏，内容为:在“兄弟团结和统一”的民族政策指导下，铁托为首的南共在取得民族解放战争胜利后，以联邦制重新建立了南斯拉夫多民族统一的国家，历史遗留下来的民族矛盾和冲突也一度得到缓解。但随着自治社会主义改革实践的发展，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初南斯拉夫民族关系再现危机;在80年代经济危机的背景下，科索沃地区阿族骚乱成为南斯拉夫民族问题重新激化的标志。 第四章主要从宪政改革的视角论述南斯拉夫联邦制的演变对民族问题的影响。指出:联邦制作为南斯拉夫国家结构形式，原本是南共蒸秘民族问题在国家的统一性与地方的多样性之间寻求一种平衡，然而在南斯拉夫联邦制的演变却最终陷入了“邦联化”的陷阱，从而在分权与集权的失衡中加速了南联邦的解体。 第五章侧重考察南斯拉夫联邦经济体制对民族问题的消极影响。内容为:在国家经济职能消亡论指导下，南斯拉夫经济体制的演变出现过度分权的弊端，既使联邦中央失去了必要的政府干预能力，又使联邦统一市场分割为各个相互封闭的地方经济体系，造就了各共和国经济民族主义和分离主义运动的经济基础。 第六章专就南联邦政府在民族理论和政策上的失误进行分析。指出:在民族政策貌似公正的外表下，南共政府实际却犯下把民族平等和差异推向绝对的极端化错误;在错误的“弱塞而强南”观念指导下，铁托等南共领导人推行钳制塞尔维亚的路线:另外联邦政府在民族理论和政策上的失误还表现为民族概念的混乱，包括人为地制造波黑穆斯林民族;这一切均埋下了南斯拉夫民族危机的祸根。 第三篇三章侧重对冷战后时代南斯拉夫民族问题国际化的研究。 第七章阐述世界格局演变中的南斯拉夫联邦解体。内容为:在?
赵健哲[4]（2020）在《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下的差异性一体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差异性一体化是一系列经欧盟条约规范所认可的,针对成员国合作权利与义务的差异化安排。随着欧盟成员的增加与共同政策的拓展,欧盟各主要政策领域内均出现了差异性一体化的表现。基于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特殊性,本文聚焦于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下的差异性一体化现象,试图通过分析该领域差异性一体化具体措施的提出与实践过程,以了解该领域差异性一体化的现状、形成过程及影响,并判断该领域的差异性一体化是否具有特殊性。本文认为,欧盟差异性一体化的形成逻辑在20世纪80年代末已基本成型。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领域的差异性一体化现象,是该逻辑被迁移至欧盟新兴政策领域的表现。由于,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合作性质与合作基础有别于该逻辑产生时的共同体合作性质与合作基础;因此,本文认为,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差异性一体化可能在三个方面显示出与既有差异性一体化的不同:第一,差异性一体化的根本原因主要为成员间合作意愿差异;第二,差异性一体化的决策较少受共同体因素的影响;第三,差异性一体化的影响具有两面性,且难以判断二者之间的强弱程度。通过分析例外选择权、建设性弃权以及永久结构性合作这三项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差异性一体化的具体表现,本文发现,例外选择权,作为欧盟在该领域内最早提出的差异性一体化措施,它的提出与应用过程与上述逻辑推论基本相符。在此后的建设性弃权实践中,虽然塞浦路斯启用该措施的动因与逻辑推论一致,但该国的决策过程受其欧盟成员身份的影响明显,并且此措施的启用对于欧盟共同政策的积极意义略高于负面影响。而在最新出现的永久结构性合作中,该措施与逻辑推论的三个特点之间均存在较大的区别:永久结构性合作的启用动因混合着宏观层面的合作能力差异与微观层面的合作意愿差异;它的决策过程与欧盟成员国对于共同防务政策的整体性合作意愿提升关系密切;该合作实施后对于欧盟防务合作的促进作用远高于此前两类差异性一体化措施。上述发展演变过程表现出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领域差异性一体化的两个发展趋势:第一,随着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发展,该领域差异性一体化决策过程受共同体与共同政策的影响越来越明显。第二,随着差异性一体化的发展,差异性一体化措施的促进一体化作用越来越强。受此影响,差异性一体化在未来有望成为欧盟在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领域的一种长期性建设方式。但是,由于差异性一体化应对成员间异质性矛盾的方式是适应矛盾而非解决矛盾,因此,欧盟及其成员国在未来仍需谨慎使用该措施,并注重防范差异性一体化本身所具有的分化合作的潜在风险。
陶海洋[5]（2013）在《《东方杂志》研究（1904-1948） ——现代文化的生长点》文中认为《东方杂志》是商务印书馆的一个重要出版物,也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发行最早、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而又完全民办的综合性杂志。《东方杂志》于1904年创办、1948年终刊,共发行44卷、819号,先后经历8位主编,发表作品20000余篇。在经历清季、北洋政府、民国过程中,《东方杂志》不仅记录了20世纪上半叶世界的发展历程,积极参与中西文化交流、大量述评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知识,而且努力为社会培养人才,因此成为中国现代文化的一个生长点。秉承商务印书馆“以扶助教育为己任”的企业宗旨,《东方杂志》致力于介绍现代文化最新成果,以述评时事政治作为办刊特色,并积极参与中西文化交流。在长达44年的发展过程中,《东方杂志》可以分为主要五个时期,即早期杂志（1904—1910年）、杜亚泉时期（1911—1919年）、钱智修时期（1920—1931年）、王云五时期（1932—1941年）、苏继颀时期（1943—1948年）。为便于研究,钱智修时期可以分为具体的三个阶段,即钱智修时期（上）（1920—1923年）、钱智修时期（中）（1924—1927年）和钱智修时期（下）（1928—1931年）,王云五时期可分为两个阶段,即王云五时期（上）（1932—1938年）、王云五时期（下）（1939-1941年）。杜亚泉、钱智修、胡愈之、王云五等四人,不仅是《东方杂志》的重要作者,而且是杂志发展中的关键人物。其中,杜亚泉以其独特的见解引发了中西文化论争,钱智修是主编时间最长者,胡愈之是作品最多的作者、又曾担任过杂志主编,而王云五则是挽救商务印书馆及《东方杂志》的核心人物。早期杂志《东方杂志》的重要作者,有蛤笑、蕴照、孟森等人。主要内容以清末新政为重点,在立宪主旨下,多数作者主张保存传统文化,同时述评清廷政治腐败、主张发展实业,作品主要涉及教育、立宪、外交、实业等内容,同时还有大量转载文章。杜亚泉时期《东方杂志》的作者约计453人次,而重要作者有杜亚泉、胡愈之等10人。这一时期《东方杂志》文章来源大为拓展,其中来源于英美等西方国家报刊的译述文章更多。杂志积极参与新文化运动,介绍大量西方社会思潮,其中包括各类社会主义思潮。以杜亚泉为代表的作者,认真反思包括“一战”在内的现代文明的“时代错误”,述评民国建立后愈益严重的政治腐败,努力寻找整合社会的新的精神动力。这批文化人,努力进行中西文化的鉴别、对比和“体合”,“随世运而俱进”,自觉承担起现代文化最为激烈的观念转变的时代使命。杜亚泉因引发东西文化论争,主编职务被无奈地撤换。事实上,文化分歧在《东方杂志》内部早就开始,主编的替换也经过一个微妙的过渡阶段,另一方面,由于文化争论中所涉及的问题,当时的文化人不可能达成共识,注定了这场文化论争只能是一波三折的过程。钱智修时期（上）的《东方杂志》的作者共约计510人次,重要作者有胡愈之、周建人等12人。这一时期,《东方杂志》积极顺应时势变化,“注重于切实可行之具体问题”。作者队伍更为庞大,出现大量介绍西方社会发展的翻译作品,包括文学作品的翻译与创作,理论视角更为开阔,同时出现更多的独立评论,又使这一杂志逐步摆脱了文化争论和思辨的色彩,进一步加大了现代文化的传播力度。钱智修时期（中）的作者共约计340人次,重要作者有黄惟志、胡愈之等11人次。这一时期的主要内容以1926年为界,有一个从述评中西文化,转向重点述评国际时事政治的变化过程。在国际时政报导上,主要以欧洲为重点,并介绍苏联以及他国的政治发展。这一变化与钱智修等人的民间政治思想有关。同时,这一时期出现更多的文学创作,注重描述某类社会层面、特别是知识分子和下层百姓的生活状态,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内容。钱智修时期（下）的作者约有786人次,重要作者则为俞颂华、张明养等9人次,作者队伍进一步分化。在内容上,这一时期进一步注重国际时事的报导与述评,并进一步关注了国外社会文化、社会生活,同时出现现代文学的创作高潮。文学作品更多关注基层民众生活及心理状态,反映了基层社会民众在政治剧变与社会动荡中面临的生活压力。王云五时期的《东方杂志》,是中国文化事业受日本侵华战争摧残、并努力抗争的一个见证,日本侵华战争造成《东方杂志》三次停刊、四次搬迁的曲折。王云五时期的《东方杂志》（上）,作者总人数约计1340人次,重要作者有张明养、郑永恭等12人次,而来源于社会上的作者大为增加,可以说明商务印书馆在经历“一·二八”事变的劫难后,及时得到社会的大力支持。这一时期正值中国新一代文化人成长并活跃于文化舞台,文化传播的主体、内容与方式都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变化,中国社会出现新一轮的文化生成现象。《东方杂志》更多关注了世界经济危机冲击下各国的经济应对之策,国际社会新的战争危险,特别增强了经济体制理论的述评。同时,主要由于中日矛盾的上升,关注民族生存和国家发展,成为文化人的深深的忧思,并由于环境的逼迫,出现新一轮的文化反思。这一时期,文学作品受战争影响最大,出现大批现实主义风格作品,但这种特殊政治动荡中出现的创作高潮,很快因抗日战争进入艰苦时期而中断。王云五时期（下）的《东方杂志》作者共计约317人次,重要作者有吴泽炎、郑允恭等18人次。这一时期述评欧洲相关事务的作品大为减少,而反映具体国家之间外交活动的作品比例大为上升,反映了国际政治力量在“二战”中重新组合的状态。其中,中日战争的相关报导大为增强,同时出现的经济类作品针对性更强,很多作品述评了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经济、贸易、金融等方面的具体应对之策,但这一时期的社会文化及文艺作品的质量却开始下降。苏继癫时期的《东方杂志》作者总人数约计613人次,重要作者有吴泽炎、岑仲勉等8人。这一时期《东方杂志》尽管走出了抗日战争的阴影,却又因内战等影响而出现发展顿挫,并最终休刊。这一时期的作者队伍日益星散,办刊特色也逐步丧失。《东方杂志》忠实地反映和记录着时代变迁,成为20世纪世界和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全备的资料库,全面述评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主要学术思想,成为探索中国发展模式必需的思想库,大量培养人才,成为中国现代社会发展的人才库,同时,在剧烈的社会动荡中保持长时段的持续发行,也成为世界杂志发行史上的典型的样本库。《东方杂志》的发展历程说明,现代文化的发展,不仅需要社会诸要素共同的现代化作为基础,更需要中国文化人努力实践现代学者品格。
张东亮[6]（2019）在《世界社会主义视域中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中研究说明本文选取“世界社会主义”的视角研究“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世界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整体与个体的关系,两者揭示的规律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以世界社会主义为镜,可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从何而来,现在的历史定位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持和发展,高举当代世界社会主义的大旗,其蕴含了世界社会主义的基因,又对世界社会主义进行了新的拓展。因此,“世界社会主义”的视角对于从全球和人类高度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更好地推进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一步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采用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的方法进行了研究,将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从历史维度和世界广度两个角度进行展开。全文分为三编:第一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世界走来”,从历史角度选取500年——从社会主义源头走来、170年——从科学社会主义走来、100年——从十月革命走来、70年——从社会主义一国到多国进程走来、40年——从社会主义改革浪潮走来等五个社会主义发展的关键节点,在历史中分析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影响,并研究中国实践在世界社会主义中的地位和意义。社会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逻辑起点,其产生和发展是社会历史发展的结果,因此深入体会其“必然性”才可以对社会主义逻辑的展开和未来的发展具有信心;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其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将理论置于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两大基石之上,从而使得这一理论具备“科学性”;十月革命的炮声为中国带来了社会主义,列宁的帝国主义论解答了在生产力不发达国家进行先争取政权在建设的“合理性”,同样作为东方落后国家,中国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以这种合理性为前提;新中国的建立不是偶然的孤立事件,伴随着二战后世界社会主义“一国到多国”的进展,世界社会主义阵营一度达到15个国家,中国建国后由于世界冷战格局,只能一边倒的采纳了“苏联模式”,这在当时有着深刻的“历史性”;中国的“改革开放”也不是独有的,世界范围社会主义国家为了摆脱僵化的苏联模式进行了广泛的改革尝试,但是只有中国走出了一条坚持社会主义却走向“改革开放”的新路,这显示了巨大“开创性”。第二编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世界社会主义的旗帜”,首先分析了当今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态势,苏东剧变之后世界社会主义从政党、党员数量以及在发展中国家影响力等方面遭遇了比较大的挫折;作为现存的社会主义政权,越南、朝鲜、古巴、老挝都经历了艰难的时期,目前开启了探索具备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之路,这种“低潮”的大环境使得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当代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耀眼的明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标志着中国高举起了世界社会主义的旗帜,体现在在实践方面是中国的经济实力迅速增长,社会发展阶段、社会主要矛盾、奋斗目标有了新的调整,体现在在思想方面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创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标志着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逐步进入到以中国为中心的时代,标志着中国对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新探索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第三编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向世界”,当前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全球化深入发展,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税收、福利政策和国家调控等方面做出了新的调整,这给世界社会主义带来了新的机遇,也提出了新的挑战,“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何把握时代走向未来,本编从新科技革命、全球化与世界社会主义的新发展三个维度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进行了分析。每一次的科技革命都对社会主义的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竞争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科技发展水平的竞争,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度重视科技创新的地位,中国在诸多领域开始进入科技的领跑区,新科技革命的深入发展呼唤世界社会主义的又一次飞跃。全球化是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的大势,是各民族历史融合为世界历史的过程,其形成的世界性的普遍交往是共产主义的物质前提。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了一系列全球化观点,并积极参与当前全球化的实践。面对当前发达国家的单边主义和闭关政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积极引导全球化发展方向。当代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都进行着深入的调整,较长一段时间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共存将成为时代背景,新时代高举社会主义的旗帜,积极推进大国协调合作,努力实现和平崛起,在与世界各国交往中保持“底线思维”,是对传统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超越,因此必将引领社会主义走向复兴。
孙兴杰[7]（2011）在《帝国·霸权·区域：权力边界与东方问题的演进》文中研究说明东方问题,自19世纪以来一直是欧洲国际关系中难解的热点问题,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可以看是东方问题的延伸。一个世纪之后,东方问题的遗产依然存留于当代国际关系之中,成为诸多热点问题的历史根源。东方问题绵延数百年,关于东方问题的论述夹杂着不同的偏见与谬误,审视与理解东方问题不仅有助于理解当代国际关系,也有助于编纂相对客观全面的国际关系史。本文以帝国、霸权与区域三个核心概念总揽东方问题几百年的演进,以国家能力贯通权力边界的变迁,力求实现理论与历史的融合。第1章帝国:概念与类型帝国,不仅是长期存在于世界历史上的组织形式,也构成了前现代国际秩序的主要图景,几十个帝国的兴衰构成了人类历史几千年的协奏曲,因此,还原帝国真实的面目对于构建国际关系历史与理论显得尤为重要。帝国情结既是人们认知世界历史演进的视角,也容易成为学术研究的盲区,拨开帝国情结的迷雾,本文将帝国界定为一种具有多重权力边界属性的人类组织形态。农业帝国、游牧帝国与殖民帝国构成了帝国在世界历史舞台上的图谱,三种帝国构成了帝国的主要形态,辨识与认知三种帝国形态才能真正把握帝国的内涵与本质。以多重边界作为帝国属性的标识,寻找到历史上各种帝国特征的最大公约数,根据边界分布状态而将帝国分为时间性帝国与空间性帝国。前者生存于变动不居的时间之流中;而后者则存在于固定的空间之中,鲜有变化。第2章国家与国家能力国家能力的框架是重新认知帝国、国家、主权等概念的新视角。韦伯与马克思代表了两种大异其趣的国家理论,也是国际关系史研究中两种不同的学术路径,前者强调国家的自主性,而后者着意于国家的内部结构与功能。两种国家理论的融合能够提供一种更加综合的视角,国家能力理论试图弥合两者的认识鸿沟。国家或者帝国是不同权力网络组合而形成的组织,而国家能力则意指不同权力的组合与分布。本文提出一种理想化的国家能力结构,即一种“图钉式”的组合。不同的国家能力结构则指明了不同的国家构造,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下,国家能力结构迥然有别。国家能力的概念在国际关系史研究中具有多重的优势,既揭开了主权理论的迷雾,又能够厘清国家形态的历史演变;在打通国内与国际的区隔的同时又能揭示国际关系史中大国兴衰之谜。当然,国家能力理论在应用于历史研究时,需要虑及时空的差别。国家能力的变迁往往意味着空间的划分与重塑,边界在此过程中发生剧烈的变化,因此,边界变迁是国家能力变动的核心指标。第3章从帝国到国家:多重边界到合一边界帝国是一种多重权力边界叠合的组织形态,随着国家能力的演变,帝国逐渐为主权国家所取代,主权国家最大的特征是权力边界合一,具有封闭性的边界。以罗马帝国为例,国家能力框架同样具有解释能力,罗马帝国依次经历了霸权、时间性帝国与空间性帝国三个阶段。主权国家是现代性的产物,但是国家构建的途径与历程却大异其趣。国家构建可以分为内源型与外源型两种类型。欧洲,尤其是西欧的内源型国家在一种相对封闭的环境中逐渐形成的,其构建的逻辑可以概括为从分到合的经历。内源型国家的发展动力既来源于内部,如财政压力、技术创新、官僚制度的创建等,也来源于外部,军事技术的革新、战争的压力。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内源型国家实现了各种权力的整个,在一个特定的空间（领土）范围内各种权力边界的合一,从而形成了稳固的国家制度,即使受到各种危机的挑战,或者应对自如,或者在危机之后迅速重建。外源型国家是在现代性冲击下多元变迁的产物,各个地区在国际体系扩张的裹挟之下而建立了形式的主权,但是国家能力却有霄壤之别,外源型国家依照国家能力形成了色彩各异的光谱。具有较为久远国家传统的地区能够比较迅速地建立有效均衡的国家能力结构,进而有可能成为国际舞台上的强国与大国。建立在部落、血缘基础上的国家还需要经历漫长而痛苦的国家构建过程。第4章东方问题的内涵与分期东方问题内涵复杂而丰富,需要新的概念框架进行历史解读,本文以帝国、霸权、区域三个关键词解释东方问题的历史发展与演变。帝国与霸权既是国际关系的组织形态,也是国际关系演进的两种逻辑。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两种形态与逻辑交互出现,并呈现出帝国向霸权转换的趋势。帝国既是一种组织单位,又是一种国际体系;霸权则是一种动态平衡的国际体系。二者之间的复杂关系也反映了国际关系演进的复杂性、多样性。战争的规模与烈度在帝国与霸权体系中具有不同的表现,依据规模与性质,本文将战争分为四种类型,即帝国生存战争、帝国维持战争、霸权轮替战争、霸权护持战争。区域作为帝国崩溃之后一种新的国际秩序的形式,而主权国家的建立则是帝国与区域的中介与纽带。学术界对东方问题的解读大抵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即马克思恩格斯的解读,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撰写的时事评论留下了关于东方问题的深刻洞见。文明冲突论的观点将东方问题置于伊斯兰文明与基督教文明长久的对峙背景之下,增加了东方问题的历史厚重感。地缘政治的视野则深刻地把握了大国围绕地缘战略要地展开的争夺。本文以帝国、霸权与区域对东方问题的历史进行分期,进而建立新的分析框架。第5章帝国、战争与边缘的形成奥斯曼帝国的军队进入欧洲标志着一个时代的开启,在此后的几百年间,奥斯曼帝国、俄国与哈布斯堡帝国之间的战争与角逐塑造了巴尔干地区。巴尔干地区从奥斯曼帝国的边缘地带进而演变为三大帝国的边缘地带,各种权力的边界交叠于一体,造就了巴尔干独特的政治地理生态。三大帝国都经历了从时间性帝国向空间性帝国的转型,国家能力不断提升。三个帝国的转型存在着时间差,这种反差造成了三个帝国扩展的不同步性,战争的局势随着帝国国家能力的兴衰而变化。奥斯曼帝国、哈布斯堡帝国与俄国在巴尔干地区次第登台,三大帝国之间的战争与博弈最终使巴尔干地区成为三个帝国边缘的叠合,使之成为权力的破碎地带。第6章霸权体系下的东方问题从帝国向霸权的转变既是帝国战争的结果,也是现代国际关系拓展与延伸的表现。17世纪以来,以西欧为中心的国际体系不断扩张,最终将欧洲囊括其中。法国大革命及其拿破仑战争改变了国家的组织原则,民族主义成为最强劲有力的意识形态,这种思潮与组织形式冲击着传统帝国的边界。随着欧洲经济的持续发展,私人产权制度及其市场经济快速扩张,市场越来越承担着剩余价值转移的功能。面对现代性的冲击,奥斯曼帝国做出了一系列的改革,但是帝国的边缘地带频频陷落。民族主义传入、市场经济渗透、大国势力介入,奥斯曼帝国本身朝着国际体系的方向滑落,围绕东方问题形成了一个多层次的国际体系,东方问题从东南欧三个帝国之间的战争与和平问题转化为欧洲国际体系的稳定与调试的问题,这是既是东方问题在空间上的扩展,也是在内涵方面的丰富。19世纪前半期的埃及阿里帕夏的崛起是奥斯曼帝国面临的严峻俄挑战,推动东方问题向霸权方向转化,而克里米亚战争战争则挫败了俄国在东方问题上的优势地位,并且将奥斯曼帝国带入欧洲国际社会之中。当东方问题日益欧洲化时,欧洲国际体系对于东方问题的影响不断增强,二者之间的互动强度不断提高。第7章区域崛起与东方问题的终结民族主义缘起于欧洲,流布于全世界,不仅重塑了现代国家的权力结构,也架设了帝国与区域之间的桥梁。民族主义在巴尔干半岛的传播,撬动了既有的地缘政治板块,重组了社会政治空间。奥斯曼帝国势力在巴尔干半岛退潮,巴尔干民族国家勃兴,帝国边缘开始向区域国际体系转化。泛斯拉夫主义、泛希腊主义等思潮助推巴尔干联盟的建立,两次巴尔干战争预示着东方问题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化。巴尔干作为一个自我说明的区域出现在国际政治舞台之上,整个20世纪巴尔干地区围绕构建稳定区域秩序而不断分合重组,这也是延续几百年的东方问题未决的遗产。
鞠豪,苗婷婷[8]（2018）在《土耳其的中东欧战略》文中研究指明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中,土耳其与中东欧国家的关系历经了多次变化。变化的原因存在于两个维度,其一是双方政治发展轨迹和现代化进程的不同,其二是世界体系和地区格局的不断变化。以这两个维度为切入点,对土耳其的中东欧战略进行全面分析后得知,土耳其的中东欧战略反映了其一贯的外交思路:国家身份与定位的变化决定了其中东欧战略的演进,但在冲突性事件与地区安全问题上,土耳其的外交行动有着更多的现实主义考量。在未来,土耳其的中东欧战略取决于以下三个要素:一是土耳其与欧盟的博弈,二是土耳其的国家身份和主导意识形态,三是与俄罗斯的关系变化。
沈启敏[9]（2015）在《论宪法对民族问题的回应 ——基于四国宪法的比较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民族问题,是指将民族差异和政治活动做刚性结合的政治现象。这种结合至少是指:民族身份等同于政治身份,民族身份常被用作政治动员和政治区分的基础。民族差异的内容,被以政治对立的形式表达出来。民族议题与政治议题会有刚性联结。民族问题为对应的宪法设计提出了新的挑战。宪法的目的,旨在规范一个国家的公共政治秩序。为达成之,需要立宪主义完成两个步骤,第一步,要用宪法的形式,设计出具体公共政治的内容,要对国家本体如何界定,对国家权力如何配置,对公民权利如何保障,做出制度上的安排。第二步,是以宪法的本体来规范其所承载的具体公共政治秩序。一部宪法在有民族问题的社会之公共政治生活以民族身份作为基础动能和分歧主源的背景下,要完成形塑“日常”的“宪法政治”这个终极使命,就必须处理应该如何在内容上进行相关联之制度设计,以保障一个日常的族群政治的有效实现。政治学上的“整合主义”进路和“接纳主义”进路对于如何实现稳定的民族宪法政治阐述了各自有说服力的观点,结合案例实情,借鉴这两个理论框架用于对宪法设计和立宪政治进行分析与评价,对于宪法完成回应民族问题之挑战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际意义。比较法也是本法研究方法的组成部分。本文选取了中外四国宪法制度和宪法政治作为评价和分析的样本。除我国宪制外,域外国家包括波黑、尼日利亚和伊拉克。本文结合各国各自的政经实际,借鉴接纳主义和整合主义的理论框架来“具体”解释和“具体”评估相关宪法设计及其对该地域的立宪政治的影响。本文在具体行文分析时,选取“族群身份之宪法认知”、“政区划分之宪法规定”和“治理结构之宪法安排”三个至为关键之民族宪政子问题作为具体分析的单元。机械接纳主义的族群宪制很可能会为波黑的现行宪政带去颠覆的危险。波黑宪法对族群分野政治从基础到外观上的确认,很难脱离当年南斯拉夫宪法所犯之错误的“色彩”。波黑公共政治生活中的族群差异,是公有化和制度化的刚性差异,其对“非常政治”带来的积极动能是显而易见的。不过有两个力量可以抵冲宪法设计上的缺陷,一个是现实政治中的国际政治结构,另一个是司法权的能动运作。尼日利亚的混合主义族群宪制实质是偏向整合主义理念的。1999年至今,尼日利亚经历一段其历史上最长的、且正在持续的宪政稳定期。联邦政府对自然资源的控制和政党制度、选举制度的独特设计,为可长可久的政治秩序提供了积极的能量。但对于尼日利亚族群政治不能简单地加以乐观的标签,非洲政治的不稳定性和根深蒂固的族群分野依然为尼国的“日常政治”投下变量。民主接纳主义的伊拉克基本上拒绝了机械接纳主义的波黑模式。伊拉克宪法对于直接民主进入接纳主义制度设计的安排,对于增强自身宪法政治合法性的目标有正面意义。伊拉克联邦政府在宪法下克制的权力,尤其是在油气管理上的次位对于可能被族群主义控制的成员单位缺乏政治制衡,是日后族群主义炙热的一大隐忧。伊拉克治理结构的一些设计缺陷,也有可能会助长族群分野政治的加剧,前景并不容易乐观。我国的宪制部分,从规范文本上看,我国宪法在面对民族政治问题时,给出的基础答卷是接纳主义式的进路。第一,在意识形态属性的序言部分和一些政治宣示性的条文中,形塑出公民身份和民族身份的二元结构,并多次强调了民族作为一个政治群体单元的存在及其意识形态上的合法性;第二,在国家权力的设计之中,我国处理民族政治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崇尚自治的接纳主义进路的典型表现。在一定的区域内确立实行自治的民族,同时配置自治权力,设计自治机关,安排治理结构。第三,在整合主义性质的权利清单中,我国宪制为接纳主义对其的修正设计了条款,宪法第四条及基于其安排的“肯定性行动”是例证。我国宪制的接纳主义基调在面对复杂多变的民族客观情况时,出现了许多规范上和实证上的局限性。由于我国是单一制国家,因此,不同于域外三国,我国的国家结构形式对于接纳主义的民族宪政进行了实质的控制和约束作用,无论在意识形态、权力设计部分皆如此。故而综合言之,我国宪制在权力设计层面,是低权型的接纳主义宪制;而在权利设计层面,则是倾向能动型的接纳主义进路。
王海涛[10]（2021）在《德国北约政策研究（1990-2020年）》文中认为本文从建构主义理论出发,以建构力量理论为主线,以功能制度主义作为分析工具,结合分析德国安全政策最常见的文明力量理论,对德国的北约政策进行综合性分析。德国北约政策作为其安全政策的支柱,决策过程首先受到相关国内行政主体的影响,包括政策决策机构,例如国防部、外交部、总理府、议会和宪法法院,以及各党派不同安全理念的影响。德国北约政策的决策过程还受到国内舆论的影响。从双边关系角度,对德国北约政策产生影响的主要是德美和德俄关系,另外德国与法国、东南欧国家的关系也会产生重要影响力。在国际秩序格局层面上,德国北约政策以北约的战略变化为导向,而南斯拉夫危机、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乌克兰危机和新冠疫情都对北约的战略转型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北约从冷战后的集体防御战略转向全球化战略,又因乌克兰危机重新回归战略防御的发展过程中,德国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另外,作为德国安全政策的另一根支柱——欧盟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与德国的北约政策之间有着重要的互动,而且欧洲防务独立化的发展趋势会从根本上影响德国的北约政策。本文在内容上首先介绍了北约的建立和发展,随后将统一后德国的北约政策以乌克兰危机为分水岭划分成了三个阶段,首先是从重新统一/冷战结束到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后是乌克兰危机和克里米亚事件期间;最后是2017年到2020年。本文接下来介绍了欧盟独立外交与防务政策,重点是分析其与德国北约政策的关系,尤其是德国在“永久结构性合作”中所起的领导作用。文章最后对德国的北约政策进行了总结,并对其未来的发展趋势进行了展望。本文在结构上分析了德国的北约政策随着北约战略转型而产生的变化。其中德国在北约第一次东扩和乌克兰危机过程中扮演了领导角色,充分利用其政治影响力达到德国北约政策的目标,同时德国逐渐突破宪法对国防军海外派兵的限制,为德国的军事行动争取了更多的政治空间;其次分析了欧盟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对德国北约政策的影响。随着英国脱欧,德法成为欧盟独立防务力量建设的中坚,由于经济压力,法国更多地依赖德国,但德国受到国内“军事克制文化”的影响,民众对于提高军费支出始终持怀疑态度,极大限制了德国建构意愿的施展;再次是德国北约政策的前景。从德国国防军改革、德国外交策略从“建构力量”回归“务实主义”的转变以及欧盟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等角度对德国北约政策的发展趋势作出判断。论文主要分析线索是德国随着其经济和政治地位的提高,在北约框架下展现出越来越高的建构意愿,而其政策的制定、相关政治家的表述,尤其是德国北约政策的实施过程成建构力量理论分析的主要范围。建构主义理论,特别是功能制度主义提供的德国对北约资源、政策结果和联盟伙伴的影响力分析视角也是本文主要的分析角度。通过分析发现:1、德国随着统一后军事安全环境的变化和在北约地位的逐步提高,尤其是为适应北约战略的调整,也对自己的北约政策进行了不断的调整,其核心出发点是在北约框架下不断提高政治地位并维护安全利益,其中涉及到对国防军的使用问题上,德国北约政策的决策者还受到党派利益以及民意的影响（文明力量）。德国北约政策在发展过程中的一条比较明显的线索就是从“被动”到“主动”（建构力量）;2、德国从1990年代开始在北约对前华约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开放上扮演了领导角色。欧安组织扩大、北约联系国概念以及欧盟和西欧联盟的接近和扩大战略都是这一方针的有效成果。其中在北约两轮东扩过程中德国的建构意愿有明显的不同。尽管在第二轮东扩中没有扮演领导角色,德国还是积极支持扩大进程,同时避免出现安全政治的“灰色地带”或与俄关系产生无法修复的裂痕;3、德国的建构意愿随着军事参与度而逐步提升。随着宪法法院裁决允许域外派兵,德国在北约行动中的军事作用逐步提升,话语权随之提高,德国军官首次担任多国部队最高指挥官,施罗德也首次在北约军事行动中威胁使用否决权;4、德国在危机治理和危机后重建的政治维度上一如既往的表现出高度建构意愿,主动提出倡议,并对纯军事手段态度消极。同时,德国还根据不同的决策内容表现出差异化建构意愿,并主动对政治维度的贡献积极担当领导责任;5、在如何应对恐怖主义威胁的问题上,德国面临较大的内政压力,原因包括德国一直以来的防扩散政策和“军事保守文化”社会根基,这与美国的军事优先理论背道而驰。随着德国所承担的国际安全责任增加,其话语权也随之提高。德国尤其是在政治手段上积极建构,利用联盟资源提高德国影响力（功能制度主义）;6、德国在乌克兰危机治理过程中创造的“诺曼底格式”通过德法合作代表欧盟进行了正式和非正式双重机制下的斡旋,激活了欧安组织的危机管理机制,利用其合法性和规范上的权威性为德国施展建构意愿夯实了基础,也尽可能的争取了政治谈判的空间,有利的建构了谈判进程。与伊核谈判和利比亚危机期不同的是德国此次的建构意愿得到西方盟友,尤其是美国的认同。总之,以2014年的慕尼黑共识和2016年发布的《德国国防白皮书》为标志,德国形成了外交和安全政策上的新战略。其中体现出德国北约政策的核心特点是从德国的实力地位和地缘位置（来自中间的领导）出发,扮演国际事务“领导角色”（建构力量）,主动通过合作等和平方式发挥其建构力和影响力（功能制度主义）,以贯彻其“嵌入式崛起”理念所奉行的奉行规范、规则和价值基础上的多边主义（建构主义）外交原则。德国积极利用北约框架施展其影响力,限制以美国为首“鹰派”的“强权政治”,利用与俄罗斯的特殊关系维护欧洲安全稳定。在美国战略重心转移的背景下,德国积极推动欧盟独立防务建设,通过与盟友的联合行动平衡军事和民事手段。然而德国军事能力的提升和建构意愿的施展受到了“克制文化”（文明力量）的深刻影响,导致德国很难具备与自身政治地位相匹配的军事能力,而疫情影响更让德国在军费支出方面所作的努力举步维艰。拜登上台使欧洲盟友看到“西方回归”的希望,因此德国防长提出增加军费开支以显示团结美国和维系北约的决心。特朗普不仅分裂了跨大西洋关系赖以生存的价值体系,也将欧洲的国防一体化视为对美国的挑战。拜登初步的外交框架显示务实的外交政策有助于美国回归西方并修复跨大西洋裂痕,加强北约存在以应对全球威胁。欧盟在2020年11月30日提交的与美国促进全球化边变革议程中提出了从全面共同利益出发维护与美国的关系。德国总统在国防军成立65周年纪念日上也提到美国对于维护欧洲团结的重要性。因此,德国防长认为应该克服疫情困难,维持乃至提高德国军费开支水平。而德国务实政策引发了盟友,尤其是法国对于德国在拜登上台后搁置欧洲独立防务力量建设的担心。这也体现出德国利用自己的政治地位,尤其是欧盟理事会主席国这一身份,推行自己务实政策的意愿,与法国的“脱钩”的激进主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实际上德法之间的共识是欧洲团结的重要一环,而德国政治精英已经认识到拜登不会将战略重点从亚太转回欧洲,德国会继续推进务实的外交政策。同时,拜登还会继续向德国施加压力增加军费开支,这与美国的执政党无关。虽然德国防长的表态只能反应德国北约政策的部分变化,但默克尔奠定的更加务实和“网络化”的外交和安全政策基础还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影响德国的北约政策。
二、国际格局的变化与南斯拉夫内战（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国际格局的变化与南斯拉夫内战（论文提纲范文）
（1）政治转型中的国家分裂风险研究 ——苏东剧变再解读（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的缘起和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 |
| 第一章 聚居型多民族国家政治转型：苏联解体 |
| 第一节 苏联民族聚居的基本状况 |
| 一、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自然地理 |
| 二、命名民族的聚居状况与历史文化 |
| 第二节 聚居型多民族结构的形成：俄罗斯帝国 |
| 一、沙俄帝国的形成 |
| 二、历史仇恨：沙俄的殖民统治及大俄罗斯主义 |
| 第三节 苏联的建立与分裂因素的发展 |
| 一、苏联的形成：各民族的重新聚合 |
| 二、苏联的国家结构——民族联邦制的建立与发展 |
| 三、民族关系演变 |
| 四、加盟共和国的经济状况 |
| 第四节 各因素在苏联解体中的作用分析 |
| 一、苏联的政治转型 |
| 二、加盟共和国的分离运动及各因素的作用评估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聚居型多民族国家政治转型：南斯拉夫分裂 |
| 第一节 南斯拉夫的聚居型多民族结构 |
| 一、各共和国的自然地理及聚居状况 |
| 二、各共和国的民族文化与历史政权 |
| 第二节 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的建立与各分裂因素的形成 |
| 一、民族的合并：聚居型多民族结构的形成 |
| 二、民族历史恩怨 |
| 三、民族联邦制的建立与演变：南斯拉夫模式 |
| 四、民族关系的演变 |
| 五、各民族共和国的经济状况 |
| 第三节 南斯拉夫国家分裂因素中的常量与变量分析 |
| 一、南共盟瓦解和多党制的建立 |
| 二、各变量因素的作用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聚居型多民族国家政治转型：捷克斯洛伐克瓦解 |
| 第一节 两族聚居型的民族结构 |
| 第二节 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建立与各分裂因素的形成 |
| 一、民族合并：两族型民族结构的形成 |
| 二、民族历史积怨 |
| 三、民族联邦制的建立 |
| 四、民族经济状况 |
| 第三节 捷克斯洛伐克瓦解 |
| 一、第一阶段：权限方案谈判 |
| 二、第二阶段：主权条约谈判 |
| 三、第三阶段：国家体制谈判 |
| 第四节 各变量在国家瓦解中的作用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补充论证：其他东欧国家政治转型 |
| 第一节 单一民族国家的政治转型及其后果之一：波兰、匈牙利、阿尔巴尼亚 |
| 第二节 单一民族国家的政治转型及其后果之二：东德 |
| 第三节 非聚居型多民族国家的政治转型与民族和解：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要学术成果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2）当代世界民族宗教问题与世界和平（论文提纲范文）
| 前言 |
| 第一章 当代世界和平进程 |
| 1.1 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 |
| 1.1.1 “和平”、“发展”与时代主题 |
| 1.1.1.1 “时代主题”的提出 |
| 1.1.1.2 关于“和平” |
| 1.1.1.3 和平与发展的关系 |
| 1.1.2 维护和平促进发展是当今世界的根本问题 |
| 1.1.2.1 维护和平是当今世界各国的根本任务 |
| 1.1.2.2 促进发展是当今世界各国的核心问题 |
| 1.2 世界和平与发展面临的新挑战 |
| 1.2.1 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有利条件与不利因素 |
| 1.2.1.1 世界和平发展的历史机遇 |
| 1.2.1.2 世界和平发展面临的挑战 |
| 1.2.2 影响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安全因素 |
| 1.2.2.1 传统安全观与非传统安全观 |
| 1.2.2.2 非传统安全因素中的民族分裂主义问题 |
| 1.2.2.3 非传统安全因素中的宗教极端主义问题 |
| 1.2.2.4 非传统安全因素中的恐怖主义问题 |
| 第二章 当代世界民族问题及其对世界和平进程的影响 |
| 2.1 世界民族及民族问题概述 |
| 2.1.1 民族及民族问题理论 |
| 2.1.1.1 民族概念和民族实体 |
| 2.1.1.2 民族问题理论 |
| 2.1.1.3 有关民族主义 |
| 2.1.2 世界民族问题及其演变过程 |
| 2.1.2.1 世界民族问题的含义 |
| 2.1.2.2 世界民族问题的演变 |
| 2.2 当代世界民族问题热点透视 |
| 2.2.1 地区性民族问题热点及其对世界和平的危害 |
| 2.2.1.1 中东地区及阿以冲突中的民族问题 |
| 2.2.1.2 南亚地区印巴冲突中的民族问题 |
| 2.2.1.3 巴尔干地区的民族问题 |
| 2.2.1.4 非洲的部族冲突和种族矛盾 |
| 2.2.2 多民族国家内部民族问题热点及对地区稳定的破坏 |
| 2.2.2.1 前苏联解体中的民族问题因素 |
| 2.2.2.2 前南斯拉夫解体中的民族问题因素 |
| 2.2.2.3 土尔其的库尔德人问题 |
| 2.2.2.4 斯里兰卡的僧泰民族冲突 |
| 2.2.2.5 俄罗斯的车臣问题 |
| 2.2.2.6 英国的北爱尔兰问题 |
| 2.2.2.7 加拿大的魁北克问题 |
| 2.2.3 当代世界民族问题热点对世界和平的影响 |
| 2.2.3.1 当代世界民族问题产生的根源 |
| 2.2.3.2 当代世界民族问题存在的几种类型 |
| 2.2.3.3 当代世界民族问题的主要表现形式 |
| 2.2.3.4 当代世界民族问题的发展趋势 |
| 2.2.3.5 当代世界民族问题对世界和平的影响 |
| 第三章 当代世界宗教问题及其对世界和平进程的影响 |
| 3.1 世界宗教及宗教问题概况 |
| 3.1.1 宗教及宗教问题 |
| 3.1.1.1 什么是宗教 |
| 3.1.1.2 世界主要宗教概况 |
| 3.1.1.3 宗教问题与相关社会要素 |
| 3.1.2 当代世界政治中的宗教因素 |
| 3.1.2.1 全球化与世界宗教的世俗化、政治化趋向 |
| 3.1.2.2 当代世界民族问题热点中的宗教因素 |
| 3.1.2.3 “文明冲突论”背景下的西方文明与伊斯兰教文明 |
| 3.1.2.4 邪教对人类的危害 |
| 3.1.2.5 当代宗教问题对世界和平的影响 |
| 3.2 宗教极端主义势力严重威胁世界和平 |
| 3.2.1 宗教“原教旨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和宗教恐怖主义 |
| 3.2.1.1 宗教“原教旨主义” |
| 3.2.1.2 宗教极端主义 |
| 3.2.1.3 宗教恐怖主义 |
| 3.2.1.4 宗教极端主义与“原教旨主义”、恐怖主义的关系 |
| 3.2.2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与伊斯兰极端主义 |
| 3.2.2.1 伊斯兰教中的“原教旨主义” |
| 3.2.2.2 伊斯兰极端主义 |
| 3.2.3 伊斯兰极端主义势力对世界和平的危害 |
| 3.2.3.1 伊斯兰极端主义势力对中东和平进程的阻碍 |
| 3.2.3.2 伊斯兰极端主义势力对中亚地区安全的威胁 |
| 3.2.3.3 伊斯兰极端主义势力对东南亚地区安全的影响 |
| 第四章 研究世界民族宗教问题与世界和平的启示 |
| 4.1 对解决世界民族宗教问题的新观察 |
| 4.1.1 建立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
| 4.1.1.1 促进世界多极化发展是解决世界民族宗教问题的前提 |
| 4.1.1.2 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是解决世界民族宗教问题的根本 |
| 4.1.1.3 建立公正的世界经济新秩序是解决世界民族宗教问题的核心 |
| 4.1.2 重视国际组织在解决国际民族宗教问题领域中的重要作用 |
| 4.1.2.1 确保联合国在维护世界和平行动中的权威和主导作用 |
| 4.1.2.2 充分发挥区域性组织及国际专门组织的协调作用 |
| 4.1.3 继续推动世界各民族宗教的文化交流和平等对话 |
| 4.1.3.1 促进民族文化的平等交流和发展 |
| 4.1.3.2 增进宗教之间的平等对话和沟通 |
| 4.1.4 正视民族宗教冲突与移民、难民问题的互动关系 |
| 4.1.4.1 民族宗教冲突或战争可能引发非法移民和难民问题 |
| 4.1.4.2 非法移民和难民问题可能导致新的民族宗教矛盾 |
| 4.2 当代世界民族宗教问题演变对我国民族宗教工作的警示 |
| 4.2.1 警惕民族分裂主义行径 |
| 4.2.2 警惕宗教极端势力对我国民族宗教问题的影响 |
| 4.2.3 警惕西方敌对势力在我国民族宗教问题上的不良图谋 |
| 4.2.4 警惕“西藏问题”国际化的危害 |
| 4.2.5 防范恐怖主义的威胁 |
| 4.2.6 关注周边国家民族宗教问题，维护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稳定 |
| 4.2.7 着力解决国内民族问题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承担的课题目录 |
| 后记 |
| 中央民族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作者声明 |
（3）民族主义、国家结构与国际化——南斯拉夫民族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序言 |
| 第一篇 南斯拉夫民族问题的形成与演进 |
| 第一章 文明结合部:民族、宗教的交融、分野与碰撞 |
| 一、 十字路口的国度 |
| 二、 东西方文明交会中的南部斯拉夫各族及王国 |
| 三、 奥斯曼帝国的突入和南斯拉夫民族问题的萌发 |
| 第二章 统一之梦:民族认同和民族冲突 |
| 一、 东西方列强角逐巴尔干 |
| 二、 南斯拉夫民族主义的发端 |
| 三、 畸变的民族统一国家和民族问题的凸现 |
| 第一篇 小结 |
| 第二篇 联邦制与南斯拉夫民族问题 |
| 第三章 南联邦时期民族问题的消长 |
| 一、 南斯拉夫联邦:“兄弟团结与统一”的果实 |
| 二、 社会主义自治制度的探索与民族危机的再现 |
| 三、 80年代民族问题的发展 |
| 第四章 国家政治结构 |
| 一、 南斯拉夫对联邦制的选择 |
| 二、 宪政改革与联邦制的演变 |
| 三、 分权与集权的失衡 |
| 第五章 联邦经济体制 |
| 一、 自治经济体制的失误 |
| 二、 联邦过度放权改革的弊端 |
| 三、 解决联邦“南北问题”的挫折 |
| 第六章 联邦民族理论和政策 |
| 一、 民族平等与差异的绝对化 |
| 二、 “弱塞则南强” |
| 三、 民族概念的混乱 |
| 第二篇 小结 |
| 第三篇 冷战后南斯拉夫民族问题的国际化 |
| 第七章 国际格局转换中的南联邦解体 |
| 一、 苏东剧变冲击下的南斯拉夫 |
| 二、 多米诺骨牌:分裂与内战 |
| 三、 欧共体及其它方面的国际干预 |
| 第八章 外力干预下的波黑战争 |
| 一、 民族、宗教、领土“三合一”的准内战 |
| 二、 波黑战争中外部国家的因素 |
| 三、 波黑战争期间的国际干预 |
| 第九章 科索沃问题与冷战后国际关系 |
| 一、 科索沃危机的国际化 |
| 二、 科索沃战争:强权政治的登峰之作 |
| 三、 科索沃战争与冷战后世界格局 |
| 第三篇 小结 |
| 结语 关于当前国际政治中民族问题的若干认识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4）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下的差异性一体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 |
| 四、论文结构 |
| 五、可能的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差异性一体化与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概念界定与演进逻辑 |
| 第一节 欧盟差异性一体化的内涵与形式 |
| 第二节 欧盟差异性一体化的历史演进及形成逻辑 |
| 第三节 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下的差异性一体化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丹麦在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中的“例外权”及其实践 |
| 第一节 丹麦的欧盟政策 |
| 第二节 丹麦在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中的例外权 |
| 第三节 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下丹麦“例外权”的实践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建设性弃权与塞浦路斯的实践 |
| 第一节 “建设性弃权”出台的背景 |
| 第二节 《阿姆斯特丹条约》引入“建设性弃权” |
| 第三节 塞浦路斯的建设性弃权实践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里斯本条约》与欧盟“永久结构性合作” |
| 第一节 “永久结构性合作”的提出 |
| 第二节 《里斯本条约》与“永久结构性合作”的确立 |
| 第三节 “永久结构性合作”的启动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差异性一体化的发展趋势 |
| 第一节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对差异性一体化的影响及其前景 |
| 第二节 差异性一体化对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影响及其前景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5）《东方杂志》研究（1904-1948） ——现代文化的生长点（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 选题缘起 |
| 二、 学术研究回顾 |
| 三、 研究方法与目标 |
| 第一章 《东方杂志》与商务印书馆 |
| 第一节 商务印书馆简述 |
| 一、 商务印书馆的创办与创办者 |
| 二、 张元济对“商务”的主要贡献 |
| 三、 《东方杂志》是“商务”最重要的杂志 |
| 第二节 关于《东方杂志》研究的几个问题 |
| 一、 《东方杂志》的创办 |
| 二、 《东方杂志》的主编 |
| 三、 《东方杂志》的栏目与用稿 |
| 四、 《东方杂志》的历史分期 |
| 第二章 杜亚泉与《东方杂志》 |
| 第一节 杜亚泉的生平及社会评价 |
| 一、 杜亚泉生平简介 |
| 二、 杜亚泉晚年生活拮据原因 |
| 三、 杜亚泉去世后的社会评价 |
| 第二节 杜亚泉研究概述 |
| 一、 “科学普及家和教育家”(1993年以前) |
| 二、 “杜亚泉热”(1993年以来) |
| 第三节 杜亚泉的思想 |
| 一、 述评大战前后的国际政局 |
| 二、 介绍边疆危机与中外关系 |
| 三、 关注日本舆论及对华政策 |
| 四、 述评辛亥革命及社会变化 |
| 五、 介绍世界新学说与思想 |
| 六、 中西文化异同与调和论 |
| 七、 道德接续与精神救国论 |
| 八、 思想启蒙中的文化论争 |
| 九、 杜亚泉对《东方杂志》的影响 |
| 第三章 钱智修与《东方杂志》 |
| 第一节 钱智修对《东方杂志》的改革 |
| 一、 钱智修的生平简介 |
| 二、 钱智修的改革主张 |
| 第二节 钱智修对国外政治发展的介绍(1911—1919年) |
| 一、 主权在民的思想与寡头政治的压迫 |
| 二、 劳动问题与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 |
| 第三节 钱智修对平民政治思想的述评(1920—1924年) |
| 一、 平民政治需要现代公共政策 |
| 二、 平民政治需要进化社会道德 |
| 三、 实行自治是平民政治的关键 |
| 四、 平民政治要求改造知识阶层 |
| 第四章 胡愈之与《东方杂志》 |
| 第一节 胡愈之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
| 一、 胡愈之的生平及其在《东方杂志》的经历 |
| 二、 对胡愈之本人回忆有关内容的剖析 |
| 三、 胡愈之研究概况 |
| 第二节 胡愈之介绍国外新知识(1915—1919年) |
| 一、 关注中国等落后国家 |
| 二、 传播新科技与新知识 |
| 第三节 胡愈之的各类述评(1920—1927年) |
| 一、 1920年代的作品概述 |
| 二、 介绍欧美的政治发展 |
| 三、 述评中国政治及道路 |
| 四、 述评俄国革命及问题 |
| 五、 关注弱国与政治运动 |
| 六、 现代文学及文艺批评 |
| 第五章 王云五与《东方杂志》 |
| 第一节 王云五与商务印书馆的关系概述 |
| 一、 王云五生平简介 |
| 二、 王云五与商务印书馆的关系 |
| 第二节 “一·二八”事变与王云五的举措 |
| 一、 “一·二八”事变与商务印书馆的损失 |
| 二、 王云五为恢复商务印书馆所采取的措施 |
| 第三节 王云五对《东方杂志》的影响 |
| 一、 长期担任发行负责人 |
| 二、 努力调整栏目与内容 |
| 三、 成功渡过搬迁曲折 |
| 第四节 对王云五的不同评价 |
| 一、 当事人对王云五的评价 |
| 二、 台湾对王云五的评价 |
| 三、 大陆学界对王云五的不同评价 |
| 第六章 早期《东方杂志》(1904—1910年) |
| 第一节 清末新政与社会思潮的激荡 |
| 一、 清末新政简介 |
| 二、 现代社会思潮的广泛传播 |
| 第二节 主编和主要栏目 |
| 一、 主编及其思想倾向 |
| 二、 主要栏目等介绍 |
| 第三节 主要内容概述 |
| 一、 发展教育论 |
| 二、 振兴实业论 |
| 三、 改革政治论 |
| 四、 传统文化论 |
| 五、 外交形势论 |
| 第七章 杜亚泉时期的《东方杂志》(1911—1919年) |
| 第一节 时代动荡与思想纷争 |
| 一、 动荡时代与国内政局 |
| 二、 文化乱象与思潮涌动 |
| 第二节 杂志的稳定发展 |
| 一、 栏目和内容根本变化 |
| 二、 稳定的作者队伍形成 |
| 第三节 杂志的内容与特色 |
| 一、 记录各类社会动荡 |
| 二、 关注日本军国主义 |
| 三、 介绍现代社会思潮 |
| 四、 传播现代科技知识 |
| 五、 杂志的内容特色 |
| 第四节 文化分歧与主编调整 |
| 一、 问题的提出 |
| 二、 无奈的抉择 |
| 三、 冷静的纠偏 |
| 四、 未尽的结局 |
| 第八章 钱智修时期的《东方杂志》(上)(1920-1923年) |
| 第一节 政局变化与主义纷呈 |
| 一、 世界政局变化 |
| 二、 国内军阀混战 |
| 三、 各类主义纷呈 |
| 第二节 主要内容及其特色 |
| 一、 作者队伍概况 |
| 二、 记录世界时局的根本变化 |
| 三、 关注中国外交与国内乱政 |
| 四、 述评社会主义等现代思潮 |
| 五、 介绍现代学科与科学知识 |
| 六、 杂志内容特色 |
| 第九章 钱智修时期的《东方杂志》(中)(1924—1927年) |
| 第一节 国共合作与民族主义的高涨 |
| 一、 门户开放与中国民族主义的高涨 |
| 二、 国内矛盾与国民革命的顺利发展 |
| 第二节 主要作者及栏目概述 |
| 一、 主要作者及其特点 |
| 二、 栏目变化分析 |
| 第三节 主要作品及其内容概述 |
| 一、 述评欧美主要强国矛盾 |
| 二、 关注国际联盟相关会议 |
| 三、 介绍世界各国政治动荡 |
| 四、 批评列强强占特殊利益 |
| 五、 揭露日本对华侵略政策 |
| 六、 南北斗争中的政治变动 |
| 七、 现代文学作者及其作品 |
| 八、 中外文化关系与新成果 |
| 第十章 钱智修时期的《东方杂志》(下)(1928—1931年) |
| 第一节 国家统一与中日冲突 |
| 一、 国家统一与中外矛盾 |
| 二、 日本扩张与中日冲突 |
| 三、 作者队伍及内容变化 |
| 第二节 主要内容概述 |
| 一、 欧美冲突与国际政治失序 |
| 二、 经济危机与不同发展道路 |
| 三、 民族独立与中国国家建设 |
| 四、 改订新约与中国外交环境 |
| 五、 民族危机与日俄侵略满蒙 |
| 六、 时代变迁与各类社会文化 |
| 七、 国家统一与民族文化重构 |
| 八、 文学创作与民众艰辛生活 |
| 第十一章 王云五时期的《东方杂志》(1932—1941年) |
| 第一节 日本侵华与中国抗战 |
| 一、 世界经济危机与日本侵华战争 |
| 二、 中国应对危机之策与全面抗战 |
| 三、 《东方杂志》作者队伍概述 |
| 第二节 王云五时期(上)(1932—1938年) |
| 一、 世界经济危机与战争威胁 |
| 二、 美国新政与统制经济问题 |
| 三、 法西斯崛起与国联的软弱 |
| 四、 内忧外患与中国国家建设 |
| 五、 日本侵略与中国抗战兴起 |
| 六、 反思传统与新型文化构建 |
| 七、 民众苦难与现实主义文学 |
| 八、 时代变迁与杂志内容特色 |
| 第三节 王云五时期(下)(1939—1941年) |
| 一、 作者队伍和内容特色概述 |
| 二、 国际反法西斯战线的形成 |
| 三、 “东亚新秩序”与日本的窘境 |
| 四、 中国坚持抗日与战时经济 |
| 五、 社会知识传播与文化偏向 |
| 第十二章 苏继庼时期的《东方杂志》(1943—1948年) |
| 第一节 时局变化与杂志的衰败 |
| 一、 抗日战争前后的政治分裂 |
| 二、 作者队伍概况与杂志衰败 |
| 第二节 杂志的主要内容 |
| 一、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与“冷战”开始 |
| 二、 “永久和平”的期盼与新战争威胁 |
| 三、 中国抗战胜利与国共内战爆发 |
| 四、 文史类作品与传统文化的反思 |
| 五、 大学教育发展与现代学科知识 |
| 结语：《东方杂志》对现代文化的贡献 |
| 一、 记录了20世纪上半叶中外社会发展 |
| 二、 积极参与中西文化交流 |
| 三、 滋养了大批现代人才 |
| 四、 启示 |
| 附表十五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6）世界社会主义视域中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意义和研究对象 |
| 二、国内外研究状况述评 |
| 三、创新之处和写作难点 |
| 第一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世界走来 |
| 第一章 500年—从社会主义源头走来 |
| 第一节 社会主义是人类优秀政治文化的积淀 |
| 第二节 社会主义的源起和发展 |
| 一、社会主义思潮诞生的背景 |
| 二、空想社会主义的产生与发展 |
| 第三节 空想社会主义的价值 |
| 一、社会主义思潮的历史必然性 |
| 二、空想社会主义的影响 |
| 第二章 170年—从科学社会主义走来 |
| 第一节 科学社会主义创立与发展 |
| 一、创立的时代背景 |
| 二、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诞生 |
| 三、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 |
| 第二节 同期的其他社会主义流派 |
| 一、无政府主义的社会主义 |
| 二、英国的改良社会主义 |
| 三、德国的拉萨尔主义 |
| 四、俄国的民粹主义 |
| 第三节 科学社会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 |
| 一、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 |
| 二、科学社会主义的影响 |
| 第三章 100年—从十月革命走来 |
| 第一节 社会主义从理想到现实 |
| 一、列宁对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的探索 |
| 二、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
| 三、德匈保等多国无产阶级革命 |
| 四、十月革命的合理性 |
| 第二节 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关系 |
| 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
| 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
| 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
| 第三节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重要部分 |
| 一、标志着社会主义主要阵地向东方转移 |
| 二、巩固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
| 三、开启了无产阶级革命本国化的实践 |
| 第四章 70年—从社会主义一国到多国进程走来 |
| 第一节 世界社会主义从一国到多国的发展进程 |
| 一、社会主义在东欧的发展 |
| 二、社会主义在亚非拉地区的发展 |
| 第二节 新中国的建立与世界社会主义“从一国到多国”进程关系 |
| 一、中国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共性 |
| 二、美苏阵营势力影响 |
| 三、苏联对新中国的援助 |
| 第三节 新中国的建立是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重大事件 |
| 一、标志着世界社会主义与民族解放运动成功结合 |
| 二、丰富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内容和实践 |
| 三、改变世界政治格局 |
| 第五章 40年—从社会主义改革浪潮走来 |
| 第一节 世界社会主义的改革浪潮进程 |
| 一、苏联模式及其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影响 |
| 二、苏联及苏东社会主义各国突破斯大林模式的尝试 |
| 第二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与世界改革浪潮的关系 |
| 一、中国建设道路的探索和改革开放的历程 |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世界社会主义改革的关系 |
| 第三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世界社会主义改革的一次飞跃 |
| 一、世界社会主义视域中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的原因 |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立的重要意义 |
| 第二编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世界社会主义的现实形式 |
| 第一章 当代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国际发展态势 |
| 第一节 低潮—苏东剧变后世界社会主义遭遇重大挫折 |
| 一、社会主义政权的大量丧失 |
| 二、共产党组织大规模减少 |
| 三、发展中国家的社会主义潮流大规模衰退 |
| 第二节 反思—打破苏联模式的调整 |
| 一、亚非拉社会主义理论政策的调整 |
| 二、西欧共产党组织的调整 |
| 三、对“欧洲共产主义”的衰落的反思 |
| 四、共产党组织理论和实践的新探索 |
| 第三节 探索—寻找新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路 |
| 一、越南:“社会主义定向”的革新开放道路 |
| 二、老挝:“朝着社会主义方向迈进”的特色道路 |
| 三、古巴:走适合自己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之路 |
| 四、朝鲜:“主体思想”迈向改革开放之路 |
| 第二章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发展 |
| 第一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邓小平到习近平的探索 |
| 二、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新变化 |
| 三、国际环境的新变化 |
| 四、历史交汇期新的奋斗目标新调整 |
| 第二节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新发展 |
| 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要义和基本方略 |
| 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造性成果 |
| 第三章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世界社会主义的旗帜 |
| 第一节 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进入到以中国为中心的时代 |
| 一、社会主义从西向东的发展 |
| 二、中国成为当代世界社会主义的中流砥柱 |
| 第二节 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新探索 |
| 一、实现“现代化”的几条路径 |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对发展中国家的示范作用 |
|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带动了发展中国家的全面崛起 |
| 第三节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 |
| 一、对马克思主义全方位的继承与发展 |
| 二、几个突出成就 |
| 第三编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向世界 |
| 第一章 新科技革命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
| 第一节 新科技革命的发展趋势 |
| 第二节 新科技革命对世界社会主义的影响 |
| 一、第一次科技革命对世界社会主义的影响 |
| 二、第二次科技革命对世界社会主义的影响 |
| 三、第三次科技革命对世界社会主义的影响 |
| 第三节 新时代对科技革命认识的发展 |
| 一、科技创新地位论 |
| 二、科技创新道路论 |
| 三、科技创新体制论 |
| 第四节 新科技革命呼唤世界社会主义的新飞跃 |
| 一、新科技革命新发展给世界社会主义的机遇和挑战 |
| 二、新科技革命的新发展促使世界社会主义的新飞跃 |
| 第二章 全球化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
| 第一节 全球化的发展趋势 |
| 第二节 全球化的本质及其对世界社会主义的影响 |
| 一、从马克思和列宁的世界历史理论出发分析全球化本质 |
| 二、全球化的进程对世界社会主义的重大影响 |
| 第三节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球化观点 |
| 一、新时代中国对全球化的新认识 |
| 二、新时代中国积极参与当前全球化的实践 |
| 第四节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积极引导全球化发展方向 |
| 一、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 |
| 二、倡导全球化发展新机制 |
| 三、指明了人类共同繁荣方向 |
| 第三章 世界社会主义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
| 第一节 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对世界发展的深刻影响 |
| 一、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变化 |
| 二、劳资分配和国家职能转变 |
| 三、国际关系的新变化 |
| 第二节 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与世界社会主义的命运 |
| 一、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长期性 |
| 二、社会主义前途光明是历史的必然 |
| 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斗争的现实性 |
| 第三节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的新发展 |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举社会主义的旗帜 |
| 二、积极推进大国国关系框架 |
| 三、秉持正确的义利观并实现和平崛起 |
| 四、保持“底线思维” |
| 第四节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将引领社会主义走向复兴 |
| 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世界社会主义的新飞跃 |
| 二、新时代实现了对传统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超越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7）帝国·霸权·区域：权力边界与东方问题的演进（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1.1 选题的意义 |
| 1.2 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方法与思路 |
| 1.4 论文结构 |
| 1.5 创新之处 |
| 第1章 帝国：概念与类型 |
| 1.1 帝国与帝国情结 |
| 1.1.1 帝国情结 |
| 1.1.2 帝国的内涵 |
| 1.1.3 帝国的结构 |
| 1.2 帝国的类型学分析 |
| 1.2.1 农业帝国 |
| 1.2.2 游牧帝国 |
| 1.2.3 殖民帝国 |
| 1.3 时间性帝国与空间性帝国 |
| 1.3.1 帝国与多重边界 |
| 1.3.2 两种帝国? |
| 第2章 国家与国家能力 |
| 2.1 两种国家观：韦伯与马克思 |
| 2.1.1 从权力到国家能力 |
| 2.1.2 两种传统（一）：韦伯的视角 |
| 2.1.3 两种传统（二）：马克思的视角 |
| 2.2 国家能力：概念与结构 |
| 2.2.1 国家能力：学术史回顾 |
| 2.2.2 国家能力的“图钉式”结构 |
| 2.3 国家能力的解释力 |
| 2.3.1 国家能力的“缺陷” |
| 2.3.2 国家能力理论的优势 |
| 第3章 从帝国到国家：多重边界到合一边界 |
| 3.1 帝国的国家能力：以罗马帝国为例 |
| 3.1.1 霸主阶段：从罗马到意大利半岛 |
| 3.1.2 时间性帝国：迅速扩张 |
| 3.1.3 走向空间性帝国：制度构建 |
| 3.2 内源型国家：欧洲的经验 |
| 3.2.1 “失败国家”带来的反思 |
| 3.2.2 内源型国家的构建路径 |
| 3.2.3 从分到合的逻辑 |
| 3.3 外源型国家：现代性与国家形态转型 |
| 3.3.1 现代性的冲击 |
| 3.3.2 外源型国家构建的诸种路径 |
| 第4章 东方问题的内涵与分期 |
| 4.1 帝国、霸权与战争 |
| 4.1.1 霸权与帝国：两种形态与逻辑 |
| 4.1.2 帝国战争与霸权战争 |
| 4.1.3 帝国之后：区域的兴起 |
| 4.2 “东方问题”的几种解读范式 |
| 4.2.1 马克思恩格斯解读“东方问题” |
| 4.2.2 文明冲突的范式 |
| 4.2.3 地缘政治范式 |
| 4.3 “东方问题”的内涵与分期框架 |
| 4.3.1 东方问题：内涵与本质 |
| 4.3.2 东方问题的分期框架 |
| 第5章 帝国、战争与边缘的形成 |
| 5.1 三大帝国国家能力的变迁概述 |
| 5.1.1 奥斯曼帝国国家能力的演变 |
| 5.1.2 哈布斯堡帝国国家能力的演变 |
| 5.1.3 俄国国家能力的演变 |
| 5.2 三大帝国之间的战争 |
| 5.2.1 文明的接触与对抗：奥斯曼VS.哈布斯堡 |
| 5.2.2 自然边界的分割与土俄战争 |
| 5.2.3 若即若离的俄奥联盟 |
| 5.3 帝国边缘：形成与特征 |
| 5.3.1 帝国扩张与边缘的形成 |
| 5.3.2 边缘的内涵与特征 |
| 第6章 霸权体系下的东方问题 |
| 6.1 从帝国体系向霸权体系的转型 |
| 6.1.1 欧洲现代国际体系的形成与扩张 |
| 6.1.2 面向霸权：奥斯曼帝国的初次改革 |
| 6.2 帝国战争与霸权战争：奥斯曼帝国的内外挑战 |
| 6.2.1 来自边缘地区的冲击：希腊革命及阿里 |
| 6.2.2 克里米亚战争：东方问题回归均势 |
| 6.3 欧洲霸权体系与东方问题的互动 |
| 6.3.1 东方问题的“欧洲化” |
| 6.3.2 欧洲变局与近东危机 |
| 第7章 区域崛起与东方问题的终结 |
| 7.1 巴尔干民族国家的构建 |
| 7.1.1 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理论概观 |
| 7.1.2 巴尔干的民族主义与国家：类型与历程 |
| 7.2 巴尔干区域的构建 |
| 7.2.1 巴尔干区域的初步构建与尝试 |
| 7.2.2 战争与巴尔干区域的确立 |
| 7.3 东方问题的终结 |
| 7.3.1 南斯拉夫：次区域秩序的构建 |
| 7.3.2 希土战争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其他成果 |
| 后记 |
（9）论宪法对民族问题的回应 ——基于四国宪法的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问题之理论滥觞 |
| 第二节 研究问题之重要意义 |
| 第三节 研究问题之科学界定 |
| 第二章 理论框架与研究方法 |
| 第一节 同化主义 |
| 第二节 整合主义 |
| 第三节 接纳主义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与研究结构 |
| 第三章 中外四国族群宪制之比较研究 |
| 第一节 族群身份之宪法认知 |
| 第二节 政区划分之宪法规定 |
| 第三节 治理结构之宪法安排 |
| 研究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10）德国北约政策研究（1990-2020年）（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中文摘要 |
| 摘要 |
| 绪论 |
| 第一节 关于选题 |
| 一、选题动机 |
| 二、选题的理论意义 |
| 三、选题的现实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1、德国外交和安全政策框架研究 |
| 2、北约研究 |
| 3、欧盟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研究 |
| 4、德国北约政策及军事力量研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1 、理论研究 |
| 2 、案例分析 |
| 第三节 本文研究视角和方法 |
| 一、论文的结构 |
| 二、论文的研究方法 |
| 三、论文创新点 |
| 第一章 理论依据 |
| 第一节 建构主义理论 |
| 一、建构主义理论的特点 |
| 二、建构主义理论内容及其评价 |
| 第二节 文明力量理论 |
| 第三节 建构力量理论 |
| 第四节 功能制度主义 |
| 第二章 北约与德国 |
| 第一节 北约发展现状 |
| 第二节 北约框架下德国的外交和安全利益 |
| 第三节 北约与德国重新武装 |
| 第四节 德国与北约核政策 |
| 第五节 北约与德国重新统一 |
| 第三章 德国与北约冷战后第一次转型 |
| 第一节 北约第一轮东扩 |
| 一、吕厄的政治倡议 |
| 二、从“为什么”东扩到“如何”东扩 |
| 三、北约与俄罗斯的关系 |
| 四、北约内部关于名单和成本的争论 |
| 第二节 北约第二轮东扩 |
| 一、德国与北约的门户开放政策 |
| 二、华盛顿峰会与科索沃危机 |
| 三、北约及成员国内部讨论 |
| 四、“9.11”事件对东扩的影响 |
| 五、布拉格峰会与继续扩大 |
| 第三节 小结 |
| 第四章 德国与北约冷战后第二次转型 |
| 第一节 1991年北约新战略与南斯拉夫冲突 |
| 第二节 波黑战争期间德国的北约政策 |
| 一、宪法法院对域外军事行动的判决 |
| 二、北约的两次问询 |
| 三、关于联合国保护部队撤军的争议 |
| 四、德国在维和行动中的作用 |
| 第三节 科索沃危机期间德国的北约政策 |
| 一、第一次军事规划 |
| 二、红绿联合政府的科索沃政策 |
| 第四节 科索沃危机与北约新战略 |
| 一、关于联合国授权之争 |
| 二、北约危机治理的触角 |
| 三、是否派遣地面部队 |
| 四、德国在北约科索沃部队中的作用 |
| 五、协调北约与俄罗斯关系 |
| 第五节 小结 |
| 第五章 德国与北约冷战后第三次转型 |
| 第一节 “9.11”恐怖袭击与德国应对措施 |
| 一、德国在“永久自由行动”中的作用 |
| 二、德国在“阿富汗国际保护部队”中的作用 |
| 三、德国对反恐战争的认知 |
| 第二节 德国与北约“全球化” |
| 第三节 伊拉克战争与德国的北约政策 |
| 一、北约冷战后的防扩散政策 |
| 二、德国在伊拉克战争期间的决策 |
| 三、战争结束后德国的伊拉克政策 |
| 四、重启北约的伊拉克政策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六章 德国与北约冷战后第四次转型 |
| 第一节 利比亚危机期间德国的北约政策 |
| 第二节 叙利亚危机期间德国的北约政策 |
| 第三节 乌克兰危机期间德国的北约政策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七章 北约与欧盟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 |
| 第一节 欧盟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 |
| 一、思想起源、理论依据与历史溯源 |
| 二、发展过程与历史教训 |
| 三、德国的基本政策 |
| 第二节 北约与欧盟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的关系 |
| 第八章 总结与展望 |
| 第一节 总结 |
| 第二节 北约发展前景 |
| 第三节 欧盟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的发展前景 |
| 第四节 德国国防军改革 |
| 第五节 从“建构力量”回归“务实主义” |
| 参考文献 |
| 中文文献 |
| 外文文献 |
四、国际格局的变化与南斯拉夫内战（论文参考文献）
- [1]政治转型中的国家分裂风险研究 ——苏东剧变再解读[D]. 赵彩燕. 山东大学, 2016(09)
- [2]当代世界民族宗教问题与世界和平[D]. 乌小花. 中央民族大学, 2004(03)
- [3]民族主义、国家结构与国际化——南斯拉夫民族问题研究[D]. 余建华. 华东师范大学, 2003(03)
- [4]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下的差异性一体化研究[D]. 赵健哲. 外交学院, 2020(08)
- [5]《东方杂志》研究（1904-1948） ——现代文化的生长点[D]. 陶海洋. 南京大学, 2013(01)
- [6]世界社会主义视域中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D]. 张东亮.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7]帝国·霸权·区域：权力边界与东方问题的演进[D]. 孙兴杰. 吉林大学, 2011(08)
- [8]土耳其的中东欧战略[J]. 鞠豪,苗婷婷. 俄罗斯学刊, 2018(06)
- [9]论宪法对民族问题的回应 ——基于四国宪法的比较研究[D]. 沈启敏. 华东政法大学, 2015(04)
- [10]德国北约政策研究（1990-2020年）[D]. 王海涛.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21(09)